|
“我最终明白了，这段漂泊本身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它使我知道，我是个凡人，当不卑不亢。” ——荷马《奥德赛》 尼采曾经谈论说，雅典曾诞生过两朵最高贵的天才之花，但都被苏格拉底败坏了。其中之一就是阿尔西比亚德斯，正如在战场上，在柏拉图的对话中，阿尔西比亚德斯也是不可缺少的人物，不管苏格拉底是多么地惧怕他、警惕他。我们暂且抛开知识分子之间的这种琐碎琢磨和扬抑不管，而把目光投向战场上的这位雅典将军。 阿尔西比亚德斯首先是个典型的政治理想主义者，他禀赋中生来具备为雅典人所特有的对政治高贵的敏锐意识，这种自我意识有时会发展到极端的程度，驱使他凭一人之力而构想出只有罗马人才能付诸实践的帝国霸业，尽管从现实政治和军事的角度考虑，这个计划并非没有可行的地方。由此来看，他在西西里所遭受的挫败，不管是对他本人还是对雅典来说，都是件长远来看幸运的事情；这可能也构成了他叛逃斯巴达并出谋划策，反对自己计划的隐秘动机之一；但不管怎么说，阿尔西比亚德斯是个热爱雅典的人，战争后期，在波斯卷土重来，斯巴达及其盟国重重围困，也就是在雅典陷入严重危机、几乎要万劫不复的情况下，他迅速回归祖国，用他惯常的狡猾和奸计欺骗敌人，服务雅典，对希腊文明可谓矢志忠诚。这是他强过先辈德米斯托克利的地方，尽管是环境使然。但结果是一样的，阿尔西比亚德斯也没能变革雅典政局，未能阻止雅典贵族的复辟阴谋，他一生功业所必不可少的国内民主基业始终是作为一个表象而存在，未能给他的国外行动提供必要的支持，反而身受其害。 这样一位天才、满怀报国之志，却为何不得报国之门，而终取脚下之路呢？有人责怪他过于天才，以至于不能为同时代的人所理解，这可能是原因之一；我们也应该同时注意到，阿尔西比亚德斯并未在寻求雅典民众的理解这方面作过同在战场上同样出色的构思和努力，这确实是阿尔西比亚德斯匮乏的地方。但是，假如我们回头想一想，雅典人在历史上又何曾真正理解过梭伦、德米斯托克利、乃至伯里克利这样的人呢？由此来看，我们就不能在这方面过分地责怪阿尔西比亚德斯。 阿尔西比亚德斯在现实政治舞台上是个令人厌恶的人物，原因在很大程度上要归于他的狡猾。一个被众人知道善使诡计的人，自然不会博取到尊重和支持。以哲学家们的视野观之，阿尔西比亚德斯实有值得谅解的地方，因为即使是柏拉图也持“高贵的谎言”一说。但是，在公众面前，阿尔西比亚德斯总显得不让人感到踏实，他反而更象是一个天生的、巧于机变的生意人。阿尔西比亚德斯最值得人佩服的地方在于：同这种实际生活中的头脑发达相联系的，并不是常人惯有的那种狭隘眼界；相反，阿尔西比亚德斯总是让这种头脑的实际发达服务于他高贵的政治理想和宏阔的政治视野。真正有资格呼吁雅典人“前进”的人，恰如其分地应当是阿尔西比亚德斯，而不是伯里克利。甚至在流亡时期，他仍丝毫没有放弃自己的“阿尔西比亚德斯观念”，尽管这是为他自己量身定做的。 我们不妨试想一下，假如阿尔西比亚德斯具备一种常人狭隘眼光的话，他反而能取得一些有限的成功。如果这个假设成立的话，那么政治上的狭隘反而应该是他的幸运。这样的话，他就可以从虽然特殊但却算是实用的雅典常人观点出发，去设想并干出有可能影响全部世界历史的事情来。然而，他按自己的方式执行了他自己强加给自己的使命，他也就因此走进了死胡同。他理解自己所要创造的整个历史形势，但对个中细节却无法做到天衣无缝，所以他不得不进行跳跃，这样的跳跃首先是雅典贵族们生来就反对的，因为这不仅侵犯了他们的利益，也违背了他们的天性。 他在德米斯托克利及其继承者和追随者那里、或者说，从雅典政策的历史当中，学会了更少顾虑地去行事；这种方式得到了特殊的雅典哲学力量的加强，从而使他得以一直保持自我高贵的理念，而无需他助。他作为不可妥协的权力追求者而具备的务实的敏感教导他，必要时候应当收一收自己的权力欲望，但一看到没必要这样做时，他的这种经过哲学洗礼的欲望就又凸显出来；这当然是一种没落的标记。他从没有丧失过意志的力量，在很久以前，这种力量就有变成公开的野蛮举动的倾向。他成功的秘诀和失败的秘诀都在于此。 无疑，在他身上，就象在所有人身上一样，命运作用于他的本性，本性又作用于他的命运；就象林肯那样，出于个体命运的摆布，他登上权位，并非完全偶然地成为民众的领袖，这种近似于个体行为的政治斗争历程，并不是没有赋予他相应的谨慎；他在政治生涯后期所遭受的放逐的命运，又使他内心深处的各种种子消磨得更为锋利，使他学会以无以伦比的锐利眼光去观察，并以无以伦比的勤奋去做事；当然，他也象神话中的百眼巨人那样，偶尔也不得不变得迷茫；他也象神话中的百足巨人那样，偶尔也不得不变得疏懒；但是，每时每刻，总是有一部分眼在睁着；也总是有一部分脚在行走；况且，他的偶尔为之的迷茫和疏懒更多地是出于他的本性，而非他的意志。他的时代分不清平静与繁荣；分不清战争与和平；在没有尽头的政治沉浮中，成功总是帮助他树立信心，相应地，失败又总是伤害他宁重的本性。他的智慧总使他能够在必要时候逃避危险，但并不足以使他根除这些危险。在事务进程中，他变得越来越睿智，几乎到了难以为雅典的受教育阶层所理解的程度，但是这样的睿智总是应事而生，尤其是在事情本身遭受到威胁的时候。这样一个人物，如果他有所成就，那也是因为他自己的缘故，因为他总是实施他所计划的东西。 在他那个时代，尤其是在战争后期，雅典所有的统治阶级，不论是土地贵族，还是商业财阀，都已经失掉了最后一点点的毅力。在有“教养”和有财富的上层，缺乏意志已经成为习以为常的东西了，以至于他们当中唯一真正还有意志的人正因为如此就成了众人眼中的最伟大人物和将要君临他们的暴君了。在他面前，众人说，“我们情愿跳过棍子。” 他面相和善，身材中等，稍微偏高；四肢匀称，稍微偏瘦。他总是显得宁重，借用一个时代错误的形容词来说，他象是一个基督徒僧侣；他五官端庄，但决不引人。他最可爱的时候是在说话的时候，——对那些才能平庸的画家们来说，这可能是个大麻烦。 对于那些试图阻止他行使那点可怜的王权的旺代小贵族们，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坦率而又不失英雄品质地答复说：“总有一些事情是必须和应该做的，在这方面我为所欲为，敢作敢当。”亨利世说到但未能做到；阿尔西比亚德斯做到却未能说到。 这里所说的那个“他”，就是我们眼前的这位雅典将军阿尔西比亚德斯。 阿尔西比亚德斯死后，再无一人可以团结希腊世界一致对敌；希腊的敌对世界，亦再无一人可以发动一致的战争以征服希腊，整个希腊世界陷入一片混沌当中。在亚历山大大帝不合时宜的军队如洪水般退去之后，老年人在派系中相互嫉恨，年轻人在偏见中接受教育；历史只等罗马人来收拾残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