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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古代社会盛期（前6世纪～前4世纪），大致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前770～前221年）、印度的“列国时代”（前600～前322年）和希腊的“古典时期”（前480～前330年）。这一时期，中国、印度和希腊皆出现“百花争鸣”似的文化盛世。各国的城市发展也很凸显，其集中表现为城市数量的增加和分布区域的扩展；城市工商业经济的发达；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实践。本文旨在阐释城市发展与古典时期中国、印度和希腊文化繁荣之间的关系，揭示古代社会盛期东、西方古典文化繁荣的城市因素：城市是新思想和新教派传播、布道的重要场所；发达的城市工商业经济，是文化繁荣的物质基础；作为政治或军事机构的所在地，城市为文化的发展与交流营造了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 [关键词] 古代社会，古典文化，城市因素 古代社会盛期（前6世纪～前4世纪），大致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前770～前221年）、印度的“列国时代”（前600～前322年）和希腊的“古典时期”（前480～前330年）。这一时期，中国、印度和希腊皆出现“百花争鸣”似的文化盛世。各国的城市发展也很凸显，其集中表现为城市数量的增加和分布区域的扩展；城市工商业经济的发达；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实践。本文旨在阐释城市发展与古典时期中国、印度和希腊文化繁荣之间的关系，揭示古代社会盛期东、西方古典文化繁荣的城市因素。 一 城市数量的增加和分布区域的扩展。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公元前221年），是中国古代城市由萌芽、起源走向成熟、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此时，分布于黄河流域及江汉区域的周、郑、卫、齐、鲁、宋、秦、晋等国，大多筑城为都，如楚国都城郢、燕国都城蓟、韩国都城阳翟、赵国都城邯郸、魏国都城大梁等，皆是当时著名的城市。早在春秋时期，城镇分布已向南扩展，及达汉水谷地，乃至山东半岛。据统计，《春秋左传》记载的筑城活动达68次，共筑城63座。春秋时期35个国家共有城邑600个，其中晋91个，楚88个，鲁69个，郑61个，周50个，齐46个，卫30个，宋35个，营16个，秦14个，吴10个。加之其他未统计国家，当时的城邑约千余以上。[1](p.121)战国时期，不仅城市数量进一步增加，城市规模也较大。例如，齐临淄由大城和小城组合而成，小城为内城，大城为外廓，城廓总面积达16平方公里。城垣总长约21433米，其中大城城垣周长14158米，小城城垣周长7275米。[2](p.116)位于今天河北易县东南的燕下都，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公里，为现存战国城址中最大者，由东城（内城）和西城（外城）两城连接而成。东城完整，东西两侧有城壕和古运粮河。西城建城较晚，似是附郭。内城东墙约长3200米，城墙东南角为圆角。外城东墙长730米，城角也为圆角。赵邯郸城内总面积512万平方米，东城东西最宽处935米，南北最宽处1434米。西城比较规整，东西宽约1326米，南北长约1396米。北城东西宽约1326米，南北长约1557米。[3](pp.10-11,p.13)许多城市规模都超过了商周城市。同时，城市的分布更广。至战国末期，陕西关中的泾渭谷地、潼关以东的黄河中下游地带、淮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巴（重庆）、蜀（成都）、吴（苏州）、越（绍兴）、楚郢（江陵）等地皆有城市分布。从总体来看，这一时期，中国城市的分布较西周广大。其大致范围是：南至番禺（今广州），北至辽东，西至陇东、巴蜀，东至吴越，初步形成了以北方地区为主的多中心的城市体系，以及以王城为中心，由郑、宋、卫等组成的城市群、以曲阜和临淄卫中心的齐鲁城市群、以邯郸为中心的邯郸城市群、以楚国郢都和吴王阖闾姑苏（今苏州）为中心的长江流域城市群等城市组群。[4](pp.34-35;pp.89-110)相对来说，黄河中下游和淮河流域的城市发展尤为突出，长江流域和汉水流域及四川盆地的城市正趋兴盛。 印度的列国时代，又称“十六国时代”或“佛教时代”（公元前600～公元前322年），是一个以产生大量的城市而著称的时代。这一时期是印度继哈拉帕文明消失1000余年后城市的再兴。[5](p.5)十六国都以一个较大的城市作为政治、经济中心，版图包括周围农村地区，有的甚至比较大。新的城市首先出现于恒河中游地区，后在北印度其它地区陆续出现。王舍城、华氏城、吠舍厘、舍卫、波罗尼斯、阿瑜陀、撒拉瓦斯提、占婆、俱赏弥、萨哈贾提、马土腊、乌贾因等许多城市，在佛经中都有记载。考古发现的属于前600～前300年时期的城市遗址约60座，其中大城市20座。印度史学家把这一时期城市的出现称为自哈拉巴城市文明之后的“第二次城市化”（the second urbanization）。[5](p.9)围绕着那些曾经是村落和商业中心而兴起的城镇，“已经成为工业和商业的中心。有些城镇例如舍卫城（Shravasti）、占婆（Champa）、王舍城（Rajagri）、阿瑜陀（Ayodhya）、俱赏弥（Kausambi）和迦尸（Kashi）等，对于恒河平原的经济极其重要。其它一些城镇，例如吠舍厘（Vaishali）、乌贾因（Ujjain）、呾叉舍罗（Taxila）或布罗奇（Broach）港，有着更广阔的经济活动范围。” [6](pp.43-44) 希腊古风时代（前8～前6世纪），空前规模的“殖民运动”（Colonization）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之一，则是推动了希腊城市的成长。据统计，前800～前500年间，由希腊母邦城市（mother city or cities）所建的殖民地达139个。小亚细亚的米利都城（Miletus）所建的殖民地最多，大约为30个，其次是优卑亚岛的卡尔息斯城（Chalcis），希腊本部的麦加拉城（Megara）和科林斯城（Corinth）。[7](pp.160-162)这些殖民地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与母邦城市保持联系，模仿母邦的政体，与母邦结盟、开展贸易、发展工商业等。因此，不管“殖民运动”的动机如何，其最终的结果无疑是推动了古典时期希腊城市的迅速发展。这种发展最直接的表现是城市地域空间的扩展和城市数量的增加。正是在城市广为发展的宏阔背景下，希腊人迎来了古典时代（前5～前4世纪）的文化盛世。此间，发展突出的雅典城市集聚了古典文化繁荣所必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基础，自然成为“全希腊人的学校”和时代的翘楚。[8] 因此，城市数量的增加和分布区域的扩展，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列国时代的印度和古典时期的希腊独特的社会景观。城市日益成为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的新空间。 城市工商业经济的发达。古代社会盛期，中国、印度和希腊的城市发展，不仅仅表现为城市数量的增加和地域空间的扩展，更有城市工商业经济的活跃。这个时期的城市兴起与繁荣，主要不是依靠战争或政治，而是有赖于经济活动，尤其是工商业经济。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城市的经济功能大大强化。一则，手工业门类增多。据《周礼·冬官·考工记》载：“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设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博填之工二。”冶铁业、铸铜业、木器业、漆器业、制陶业、皮革业、纺织业、煮盐业、制鞋业、酿酒业、琉璃烧制业、武器制造业等主要的手工行业，聚集城市。特别是官府手工业的发展较快，工匠称为工，作坊称肆，形成所谓“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论语·子张》）的局面。齐都临淄大城、小城内均有手工业作坊，手工业区分布广泛，其中冶铁作坊最多，规模最大。在工商业发展的基础上，临淄成为当时最繁华的都会之一。齐宣王时，“临淄之途，车毂击，人手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如雨”（《战国策·齐策》），一派繁华景象。一些颇具实力的个体手工业者脱颖而出。如民间冶铁家邯郸之郭纵、梁之孔氏、赵之卓氏等。二则，商业贸易发达。酒、酱、醋、粮食、牛、羊、猪、薪材、木材、竹竿、船、车、漆器、铜器、木器、铁器、皮革、水产、干果等众多物产，以城市为支点，经由各类市场，实现城乡和城市之间的交换活动，并由此培育出许多著名的商业城市。例如，赵都邯郸是春秋战国时期黄河北岸最大的商业都市。魏都大梁是中原地区商贾云集的商业中心。据《盐铁论·通有》记载，战国时期，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丘等，皆是富冠海内的天下名城。随着商业的发展，金属货币成为主要的流通手段，并出现了黄金等贵金属的流通，进一步促进了商品流通和商业的兴盛。基于工商业的繁荣，一方面，一批工商业城市，如临淄、邯郸、下都、濮阳、郑、荥阳、彭城、陈、寿春、蓟、温、轵、洛阳、阳翟、宛、郢、雍、姑苏等，逐步发展为全国或地区性的经济中心。另一方面，商业的丰厚利润，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以商为业。以行商、坐商、官商、私商为特色的商人阶层逐渐形成，甚至出现一些拥资显赫的大商人，如范蠡、白圭、子贡、郭纵、吕不韦等。 列国时代的印度，城市工商业同样发达。《佛本生经》提到很多服务性的行业，诸如洗衣匠、理发匠、裁缝、织工、陶工、皮革匠、编花匠、象牙匠、木匠、制砖工等。手工业的专门化和手工业作坊、营造场等手工业组织在城市里开始形成与发展。佛教典籍称王舍城大约有18个行会，“每个行会都占居城市中特定的位置。这种格局推动了工业的分工和专业化。行会的头目居住城里，从事城市贸易。” [5](p.6)在行会员吏之上，设有司库官，兼任财政大臣并负责总管所有行会。行会在这个时期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专业化的匠人们分别集中居住于专门的街区之中。《佛本生经》经常提到500或1000辆车组成的商队，满载商品，异地贸易。交易的主要是奢侈品。交易的场所后来成为城市的中心区。[5](p.6)商队将许多城市的特产，如迦尸的纺织品和檀香木、犍陀罗地区的毛毯、喜马拉雅山脚和恒河河谷的象牙等运销远处。当时的商路主要二：一条由南比哈尔的王舍城经奥德的舍卫城至戈达瓦里河两岸；一条通过呾叉始罗把恒河流域的主要工商业中心同中亚和西亚联结起来。恒河流域与印度河流域以及南印度间，保持经常的陆路或水上的贸易往来。普里古卡奇查（今布罗奇）、苏尔帕拉卡（今孟买以北的索帕拉）、塔姆拉里普提（西孟加拉的塔姆卢克）等几大港口，成为海外贸易的商品集散地。贵金属、宝石或棉织品、香料、药材、象牙、珠宝、刺绣、黄金等，由此输入或输出。[9](pp.87-88) 恒河流域的摩揭陀国是十六国中最强大的国家。盛产木材，大象，铜铁资源丰富，又享有沿河近海的贸易之便。其都城华氏城是当时的交通要津和重要的工商业城市。据《大藏经》记载，印度列国时代的商人可能已经有了一定的商业组织，管理和协调商业贸易活动。斯为证：“……我念往昔，此阎浮提内，五百商人。是商人中，有一商主，名曰慈者，最为守首。时诸商人，皆共集会，各相议言：‘我等今可办具资粮入海之具，诣彼大海，为求财故，必应当获种种珍宝来还其家。所谓摩尼真珠珂玉珊瑚金银，如是等宝，使我等辈，七世已来，家内大富，住持资物，养育眷属，多作基业。’……”[10](pp.107-108)工商业的繁荣还促动了古代印度货币与金融业的发达。随着印度最早的货币——压印货币的出现（列国时代主要有银币和铜币两种），一些大商人开始使用银票在不同城市间兑换，兼营存放钱业务，贷款获利，利率高达15％。[11](p.59) 前6世纪～前4世纪，希腊世界的工业发展显著，尤其是在阿提卡地区，雅典城市及其外港庇里尤斯（Piraeus）的工业特别活跃。手工业行业更多，更有组织和更加专门化。出现了冶金业、金属加工业、造船业、制陶业、建筑业、纺织业、制鞋业、农副产品加工业等多种类型的手工业作坊。前5世纪，阿提卡区成为希腊世界最繁盛的工业区域。“冶金业、造船业、武器制造业和陶器业，使劳里昂区、拜里厄斯港和雅典各区的生活紧张热烈起来，而许多伟大建筑物的构造也表明了雅典文明的光辉灿烂”。[12] (pp.46-54) 随着手工业的专门化，作坊和营造场等手工业组织应运而生。这时的作坊和营造场一般规模不大，并可以为私人所有。例如，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父亲就有一个铁匠铺；希腊的军政家克利翁（Cleon）父亲有一个硝皮厂；雅典的演说家伊索克拉底（Isocrates）的父亲有一个乐器制造厂。[12] (p.56) 工业的发达，促动了商业贸易的活跃，由此导致以城市为中心的市集贸易和城际贸易的繁荣，“每一个城邦对于周围地区来说都是一个市集，农夫们在那里卖掉他们的产品，换取钱来支付他们的赋税和租金（在某些地方），和购买从外地输入的商品及乡间作坊不能生产的制品（当这些可以用钱支付的时候）。”[13] (p.52) 在市集贸易方面，定期市集是古希腊最为普遍的国内贸易形式。小生产者和零售商人定期聚集于市，调剂余缺，互通有无，交易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不同的市场，按规定的时间开市。交易的商品有蔬菜、水果、干酪、鱼、肉、腊肠、家禽和野鸟、酒、木柴、陶器、铁器、旧货，还有卖书的角落。[14] (p.290)雅典城邦的中心市场是此类市集的典型代表。此外，还有一些依托于城市的节日或竞技会等非经常性的市集。例如，在奥林匹亚、德尔斐、尼密阿和科林斯地峡举行的全希腊竞技会，为雅典守护神雅典娜举行的祝贺节等，都是商贸活动的良好时机。城际贸易则指希腊各城市之间的贸易，或希腊人与野蛮人之间的贸易。这种贸易较市集贸易规模更大，辐射更广。在贸易中形成几个重要的商贸中心城市：希腊本土的雅典和科林斯既加工制造常用的金属与贵金属、木材、羊毛、皮革、琥珀、象牙等产品，又向域外输出各种织物、武器和金属器具、毡毯、花瓶、珠宝、美术品、金银雕刻品等。雅典用葡萄酒、橄榄油、纺织品、精美的工艺品、陶器、军器输出，换回谷物、鱼、牲畜、蜜蜂蜡、食盐以及奴隶。前5世纪，雅典的皮里优斯港是爱琴海上著名的国际商港，运到这里的商品有埃及、西西里、黑海沿岸的谷物、牲畜和皮草，米利都的羊毛，波斯和迦太基的毛毯，阿拉伯的香水，马其顿和色雷斯的亚麻衣料、大麻和造船木材，此外还从各地输入奴隶。小亚细亚的米利都则是联结东西方贸易的重要枢纽。当时，希腊商人的足迹已遍及北欧、西欧、英吉利海峡、北海和波罗的海，甚至到达欧亚交界处的未知地区和非洲的西海岸。[12] (pp.62-68) 城市规划和建设实践。古代社会盛期，从总体上看，东西方古代市政建设的水平较差。这个时期的城市多是逐渐发展起来的，而非一开始就有规划地施工建设。随着城市的产生和发展，需要市政当局和社会组织解决一些事关城市生存的问题，如污水排放、垃圾清理，以及其它一些更加复杂的社会问题。于是，就有了有意或无意的城市规划和建设。在长期的城市建设和管理实践中，初步的城市规划理论和思想逐渐形成。管子所提出的较为系统的城市规划和建设理论，无疑是源于实践的产物。[15]（pp.30-33）另外，古代社会盛期，城市是各国政府权力机构的所在地，便于各国政府对城市实行有序的规划和建设。加之，城市经济的发达，国家也有财力投入城市规划和建设。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城市布局上的棋盘式格局初步形成。多数城市以突出政治中心为主，强调中轴线以及前朝后市规划布局。城市中的功能分区较为明显。例如，燕下都的西城为城防区，东城以宫城为中心，城内由北至南贯穿一条中轴线，左右对称分布着宗庙、社稷、官署等建筑。城南为居住区。宫殿区西北和以南地区为手工业作坊区。秦栎阳城的中央为宫殿，南北大道贯穿中轴线；城内东北、东南部为手工业作坊和居住区。此外，洛阳王都、齐临淄、郑韩故城、赵邯郸、楚郢都（纪南城）等的建设和管理，都有基本的规划，大多按方形筑城建都。《周礼·考工记》记载，洛阳王城“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城内、环城和郊外道路宽窄有别。其内部布局，“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全城以宫城为中心，左有宗庙，右设祭坛，前为议政治事之所（即朝），后乃市场。 与此同时，建筑城墙也成为中国古代城市建设的基本模式，并形成城廓之制。据考古测量，春秋时期的城墙厚度已达5米，战国时期增至10～15米。有的城墙还附加护城坡。城外修筑壕沟。临淄城壕沟宽约25～30米，深3米。城墙辟有城门。纪南城有城门7座，曲阜、临淄各有城门11座。城门一般设有阙楼。[16](pp.10-20) 印度的城市规划历史久远。有研究者根据外形特征，将古代印度的城市分为八种类型，即Nandak,Sarvatobhadra,Nadyavartha,Padmaka,Svastika,Prastara,Karmuka和Chaturmukha。Nandak为长方形，围以沟渠和城墙；Sarvatobhadra为正方形，东、西、南、北向各有一个门；Nadyavartha外形与Sarvatobhadra基本相似；Padmaka为莲花状，有4个、8个、12个或16个不等的角隅或墙面；Svastika大致为方形，有两条主街道，一条为东西向，另一为南北向。城中心区为寺庙神殿。Prastara为正方形或长方形，通常由两条主干道将城区分为四个部分。Karmuka为半圆形或扇形。Chaturmukha为长方形，四面有门，围以城墙。若根据城市的大小，古代印度城市又可分为五种类型，即Grama,Kheta,Kharavata,Durga和Nagara。[17]( pp.34-40)从佛经文献看，恒河中下游的城市没有雄伟的卫城和城堡。但城市已具有基本的功能区划特征。例如，有设防的城市“普罗”（Pura）；有大城、主城和支城之分。占婆、舍卫城、王舍城、沙祗城、俱赏弥和贝拿勒斯等，皆入大城之列，迦尸城则为支城。市区通常分为居民区、公共空间、手工业作坊区、市场或商业区四大区域。公共空间包括政府权力机构、广场、圣庙等。市场或商业区往往占居主城门附近。如王舍城和舍卫城的商业区即是如此布局。 古典时期，受希波战争重创的雅典城市根据地形特点，仍按原有的不规则式样重新修建。城市公共建筑数量更多，功能更完善，并按一定的功能区域相对集中分布，如商业区（commercial districts）、居住区（residential districts）、公共和宗教活动区（public and religious zones）等。尤其是伯里克利当政期间（公元前443——公元前429），曾大规模地兴建雅典卫城、帕特浓神庙、赫维斯托斯神庙、苏尼昂海神庙、大剧场、音乐厅、街道和大型雕塑像等一大批规模宏大的公共文化工程，竭力使雅典成为全希腊最美丽的城市、“全希腊的学校”。普鲁塔克曾对伯里克利时代的大兴土木如此描述：“他（伯里克利）向人民提出一项规模宏大的建筑计划；这项工作需要很长时间，要投入多种工艺，……因为，要用到的材料有石头、黄金、象牙、黄铜、紫檀、柏木，而制造和加工这些材料的行业又要有木工、铸工、铜工、石匠、染匠、金匠、象牙匠、画匠、刺绣匠、浮雕工、以及监督押运人员，商人，在海上有水手、舵工；在陆上又要有造大车的、喂牲口的、赶车的。还有编绳子的、织布的、制革的、筑路的、开矿的。” [18] 正是在城市规划和建设的不断实践中，古代中国、印度与希腊的城市功能日渐完善。广场、市廛、剧院、议政治事机构、神坛、体育场馆等市政设施、宗教建筑、政治及经济生活中心等公共场所逐步纳入以城市为核心的地域空间。 二 城市是新思想和新教派传播、布道的重要场所。城市的兴起与发展，手艺工匠和商人阶层的扩大，工商业经济的兴旺发达等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新变化，决定了城市必然成为新兴团体和新兴力量的据点。[19](pp.36-37)城市数量的增加和分布地域的扩展，为新思想、新教派的传播、布道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由于列国争霸，竞争激烈。诸侯们为了富国强民，往往重视招贤纳士。尊贤礼士之风日盛。于是，“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夫说客谈天雕龙，坚白同异之流，下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宾礼，靡衣王室，以馆于上者，何可胜数”（苏轼：《东坡志林》，卷五，“游士失职之祸”）。这些贤人雅士既有优裕的物质生活，也可言论自由，“不任职而论国事”，从而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繁荣创造了一个宽松的社会舆论环境。同时，士人也纷纷著书立说，竭尽阐释和宣扬自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思想，诸多学派由此形成，[16](p.28)“蜂起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譬尤水火，相灭生也。”（《汉书·艺文志》）值得注意的是，儒、墨、道、法、名、阴阳等诸子百家，大多以城市为活动舞台。齐宣王时在临淄设稷下学宫，招揽天下名士。临淄成为中原地区思想文化交流的中心。“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环渊之徒士十六人，皆赐列弟，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传世的《管子》、《晏子春秋》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要之作，即是出自稷下学者之手。有学者认为，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城市文化。[2](p.110) 印度列国时代反对正统婆罗门教的主要教派如佛教、耆那教、阿耆多教和顺世派等，由于创始时间不久，既没有正统婆罗门教那样的稳定收入和丰厚的地产，也难以在正统婆罗门教掌控的乡村传教布道。因此，佛教和耆那教等新兴教派，不仅要在正统的婆罗门教所竭力维护的种姓关系松弛的城市里争取信徒，而且还要依靠城市谋财生存。他们的生活和传教活动都离不开城市。佛和弟子们经常沿着重要的商路，与商队为侣、结伴云游，至王舍城、舍卫城和吠舍厘等多个城市布道。佛教徒认为，拥有财富的人只要向僧团施舍，他们积累财富就是一大功德。经商和放债是正当的生财之道。[20]（p.146）佛教戒律甚至允许僧人在得到僧团同意的情况下经商。耆那教更是典型的商人宗教，随着商业和城市的发展而传播。而正统的婆罗门教徒则诋毁城市，总是担心城市生活不洁净，明文规定居士们驻守乡村，避免进城，洁身信道。[21](p.86;p.90) 伯里克利时期，雅典城更是以海纳百川之势，吸引着周遍国家或地区的人们来此学习和交流文化科学知识。“哲学家、作家、学者、艺术家等等，都跑到雅典来，在雅典，他们便有广大的施展才能的余地。” [22] (p.242)来自于外邦的阿那克萨哥那、德谟克里特、普罗泰哥拉、哥尔基斯、希罗多德、品达、迈伦等文化名家，汇聚雅典。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曾分别在雅典创办阿卡德米亚（Academia）学园和吕克姆（Lyceum）学园，从事教学和著述。阿卡德米亚学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希腊乃至地中海世界的一个学术中心。从学园学成出去的许多学生，在地中海世界的众多地方，传播着柏拉图的哲学思想。正如伯里克利所言：“我们的城市，对全世界的人都是开放的。”“它使全世界各地一切好的东西都充分地带给我们，使我们享受外国的东西，正好象是我们本地的出产品一样。” [23] 凡是在西西里、意大利、塞浦路斯、埃及、吕底亚、本都、伯罗奔尼撒或其他地方能找着的合意的东西，都被带到了雅典。而这里所说的“产品”，不仅仅是自然产品，而且是精神产品。这些“产品”都是因为雅典的伟大而被吸引来的。诗歌、音乐和艺术都和商品一样，在雅典城找着了舒适的家乡。[23] (p.131)正是这样一批外邦人和雅典本土出生的文化人或知识分子，以自己天才的创造，将希腊古典文化推向繁荣的顶峰。 发达的城市工商业经济，是文化繁荣的物质基础。文化发展需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文化场馆建设、节庆演艺活动等无不需要相当的财力作保障。文化人或知识分子等一大批脑力劳动者的生存与发展，更是依赖于社会经济的昌盛和物质财富的充裕。即便是在农本社会，城市工商业经济的繁荣，依然是增加国家税收的重要财源之一，是民富国强不可或缺的经济要素。 战国时期，在每个较大的城市里，都在划定的地点设置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市”，如临淄城有“中市”和“右市”。秦雍城东北部设有很大的露天市场。市区四周有“市门”出入，市有“市吏”管理，并征收市税。商业税是国家的重要财政来源。孟子曰：“关市讥而不征。”(《孟子·梁惠王下》)《周礼》也言：“关市之赋以待王之膳服。”(《周礼·天官·大府》)这些皆是说在城市附近征收商税之事。小的县和邑也大都设置了供商品交换的“市”，韩上党地区，其中17邑有“市”，魏国小县有“市”的30余。[24](p.248)齐国曾规定，在“市”上交易的商人如达到30人，每年12月向他们征收黄金一镒，占用场地每六方步收租金（钱）一斗。[24](p.319) 列国时代的印度，“维持一所华丽的宫廷、一支庞大的军队和大批的文官需要金钱。……因此，征收赋税就成为国家一切行政工作中最重要的任务。”国家的主要收入同样是税收。其中最重要的是税率一般为总产量1/6的土地税。此外，还有各种工商业税，《乔达摩法经》提到，牧畜和黄金的税率为1/5，商品税率为1/20，花、果、蜜、肉的税率为1/16等。商人还需交纳多种杂捐与入市税。[11](p.59)以粮食进口为主的商业贸易，每年为雅典城邦政府带来巨大的税金。据研究，前401年税收是30塔兰特，第二年是36塔兰特，估计一时期通过庇里尤斯港的贸易税达到2000塔兰特。[25] (p.31) 国富民强才有可能进行大规模的智力投资和文化建设。春秋战国时期的列国都城，大多以宫廷为中心，内外城、辅城、园林等组群建筑所需的费用，当不是较小的数额。印度古代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群众大会”，大会在大会会场举行，老少都出席。在国王所居住的城镇里，“有供游乐的公园，有用火炬照亮了的和洒了水的街道，有会议厅、跳舞厅、赌场、法院、杂货摊和手工作坊。”[9](pp.80-82)这些场所的建设、管理等，同样需要相当的财政投入。据载，建造雅典娜神庙的花费竟耗资7000塔连特，相当于雅典城邦整整7个全年的预算。[26] (p.358)伯里克利执政期间，国家收入的大部分用于发展文化事业。再如，古代希腊的演剧、庆节、献祭等，都是一笔很大款额的开销，一部分由城邦的公款支付，而大部分是以“社会义务”（Liturgy，公益捐）的形式分摊给富裕的公民。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400个雅典人负担前401年至409年间的泛雅典娜祭庆的巨额款项，支出了5个塔兰特和1000个德拉克马”。[22] (p.310) 因此，没有城市工商业经济的支撑，“百家争鸣”似的文化盛世当是不可想象的。 在早期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中，各国政府政治或军事的权力机构都基本上设置在城市。这既有助于保障社会局面的稳定，又有利于营造文化发展和交流所必须的良好环境。 春秋战国时期，大国皆以都邑为政治或军事中心，掌控一方疆域。晋、齐、吴、楚等分别控制汾河流域诸国、山东北部诸国、苏北诸国，以及豫南、皖北等地的诸国。随着郡县制的建立，中心城市成为郡、县治所。战国时期的行政建制一般由中央、郡、县三级组成，形成王都——郡城——县城三级城市体系。在印度，有些城市即是作为国家的政治中心而发展起来的。如嗒叉始罗为犍陀罗的中心，般查拉部落以阿希查特拉为中心，马兹雅的中心城为维拉塔，摩揭陀最早的都城在王舍城。王舍城、华氏城、迦皮罗卫、哥利亚城、迦尸城等，皆是著名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雅典国家的主要权力机构公民大会（Ecclesia）、议事会（Boule）和陪审法庭（Heliaea）等大多设置于城市，并以城市为中心运作。考古资料表明，在城邦基本的政治机构如公民大会和议事会出现的同时，市政公共建筑如市政广场(agora)、公民大会会场（prytaneum）和市政大厅(town hall, pretension)随之出现。[27] (p.101)市政广场是交流信息、参与市政议会和公民大会的“民众集会之所”。在雅典，由全体成年男性公民参加的公民大会通常是在位于雅典城中心广场（Agora）西南面的匹尼克斯山（Pnyx）举行。[28] 城邦的法律、法令、公民大会和议事会的决议等，皆公告于此。有关城邦政治和国民事务的文献保存于市政大厅。“议事院（Council House，bouleuterion）则是一个服务于公民大众的相当大的地方，通常位于Agora其间或其附近。” [29] (p.182)雅典城墙圈内即是政府所在地和贵族上层人物的居住区。政治和宗教首脑的居住地分布于城市中心广场附近的林荫道两侧。下层人物远离城市中心区。各分散的居民区用矮墙或壕沟分开，形成分散隔离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区。随着民主制的确立，特别是希波战争后，曾作为军事、政治、宗教中心的雅典卫城中心广场，主要供人民集会和商业之用。广场的东、西、南三面有柱廊，后面是商店与庙宇。北面是建于平台之上的神庙，供人们休息与交易。紧邻神庙的就是市政厅——市民政治集会的地方。 此外，城市中的露天剧场和柱廊（stoa）也是城邦政治生活的重要空间。雅典的公民大会有时就在剧场举行。[30]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政治中心的众多城市，例如中国的临淄、邯郸、大梁，印度的舍卫城、沙拒城、俱赏弥、王舍城、迦尸，以及希腊的雅典等，基本位于交通要道上。政治中心往往也是商业中心。国家从工商业以及城市其它经济活动中得到税收。王族及各类官吏等对商品的需求又促进了工商业活动。为满足这种需求，作为中心城市的工商业者，通过商业通道，将农产品运销城市，拉动城乡各地区间的贸易联结，从而促进了城乡或城市间的物资交流和文化往来。由此，因政治或军事需要而构筑的联结城市的顺达交通，在满足政治或军事权力机构运作的同时，也成为促进商贸发展和内外文化交流的通道。 城乡分离以来，城市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推动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通过上述的尝试性分析，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古代社会盛期，中国、印度和希腊几乎同时形成的文化繁荣局面是历史发展的一个共性特征，个中缘由与城市发展不无关系。当然，本人对于中国和印度古代史不甚了解，更谈不上研究。城市因素与文化繁荣间的深刻历史背景，也绝非本文的肤浅认识所能解释和明了的，在此，期待学界同仁的批评指正和对古代城市史更为精深的研究。 （本文写作得到笔者的恩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敦书先生的悉心指导，在此谨致谢意） City Factors on the Brilliance of the Culture of China and Greece and India in the Millennium of Ancient Society XIE Guang-yun (history department of 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 ) Biography:XIE Guang-yun (1964-),male,Associate professor,Anhui Normal University, graduate tutor,postdoctor of Fudan University,majoring in the ancient society and culture of the west. Abstract:The millennium of ancient society (6cent.B.C.～4cent.B.C.) is approximately equal to the Spring-Autum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 in China (770B.C.～221B.C.),republics and kingdoms period in India(600B.C.～322B.C.),and classical period in Greece (480B.C.～330B.C.).During the periods, the prosperous scenes of culture as a hundreds schools of thought contend appeared simultaneously in China,India and Greece. The development of city in each country is also very obvious,such as the increase of the amount of city and the enlargement of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city; the prosperous of th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economy of the city;the practice of city planning and building and management.This thesis aims at expounding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city and the boom of culture in China ,India and Greece in the classical age,explaining the city factor of the brilliance of classical culture in the East and the West in the of millennium ancient society:The city is the important space for the diffusion of new idea and religion;It is in the city that businesses gather,which offer material basis for the prosperity of classical culture;It is in the city that the political or martial institutions are located,which provided social ensurance for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Key words: Ancient society;Classical culture;City factor 参考文献： [1]张鸿雁. 春秋战国城市经济发展史论[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2]宁越敏等. 中国城市发展史[M].“八五”国家重点图书.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 [3]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组.燕下都城址调查报告[J].考古.1962，（1）.另参见董鉴泓. 中国城市建设史[M].第二版.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版. [4]顾朝林等. 中国城市地理[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另参见宁越敏等. 中国城市发展史[M].“八五”国家重点图书. 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 [5]参见Kameshwar Prasad：Cities,Crafts and Commerce under the Kusanas,Agam Kala Prakashan,Delhi,1984, [6] [印]R·塔帕尔著. 印度古代文明[M].林太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 [7]John Boardman and N.G.L.Hammond,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second edition).Volume Ⅲ. Part 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8]参见拙文：论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城市因素[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3，（3）. [9]参见[印]R.C.马宗达、H.C.赖乔杜里、卡利金卡尔·达塔. 高级印度史[M].上.张澍霖、夏炎德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10]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编. 世界古代及中世纪史资料选集[A].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11]参见林承节. 印度古代史纲[M].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 [12][法]杜丹. 古代世界经济生活[M].志扬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63年. [13][法]保罗·贝罗克. 城市与经济发展[M].肖勤福等译，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14]G.Glotz:Ancient Greece at Work: an Economic History of Greece,London,1926. [15]参见戴吾三. 论《管子》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思想[J].载《管子学刊》，1994,(3). [16]参见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M].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课题研究成果.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 [17]详见K.Krishna Murthy,Social and Cultural Life in Ancient India,Sundeep Prakashan,Delhi,1982. [18] Loeb Classical Library ,Plutarch Lives III,Pericl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 [19]参见Max Weber:The City,New York,1958. [20][印]纳伦德拉·瓦格尔. 佛陀时期的社会[M]. 孟买:孟买大众出版社.1966年版.转引自刘欣如. 商人阶级在印度恒河流域早期国家的历史作用[J]，见《南亚研究》，1984，(4). [21]刘欣如. 印度古代社会史[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22][苏]塞尔格叶夫. 古希腊史[M].缪灵珠译，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年。 [23]Loeb Classical Library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 [24]吴慧. 中国古代商业史[M].第一册.中国商业出版社，1983年版. [25]Greece and Rome ,VOL .XXXⅢ No.1, April 1991. [26][苏]B.H.迪雅可夫、H.M.尼可尔斯基 合编. 古代世界史[M].日知译，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教材编审处，1954年. [27]A.Snodgrass,Archaeology and the Rise of the Greek State (inaugural lectur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 [28]参见Simon Hornblower and Antony Spawforth,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Ecclesia（Ekklesia）辞条 [29]Lewis Munford,the City in History. Penguin Books. 1961. [30]Loeb Classical Library,Aristotle ⅩⅩ.Athenian Constitu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 [作者简介]解光云，男，1964年生，安徽合肥人，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博士后，主要从事西方古代社会与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