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与汉译名著 黄 洋（北京大学历史系） 说到汉译名著，恐怕很少有人否认，它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所起作用无可替代。和许多同时代的大学生一样，我基本上也是通过汉译名著了解西方思想和学术，并逐渐进入学术研究殿堂的。80年代初我们跨入大学校门时，能够接触到的有独立思想的学术著作并不多，有关西方学术与思想的译介就更少。专业学习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为数不多且观点与说法大致相同的几种教材。是汉译名著，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吹进了我们这些充满好奇心与求知欲的青年学生的心田。 记得当时最受欢迎的是哲学著作。罗素上下卷的《西方哲学史》刚一出，立即成为抢手的书，大凡能节省出一些伙食费的同学，几乎人手购买一套。即便是黑格尔的多卷本《哲学史讲演录》甚至《美学》也大受欢迎，尽管可能少有人真正读懂。虽然现在看来，这样盲目的热情似乎有些幼稚可笑，刚刚告别少年时代迈入青年时代的我们居然不知天高地厚，爱读如今读来仍觉相当枯燥乏味、难明就里的哲学。但在当时，读哲学书、谈论哲学家与哲学思想是最时髦最高雅的，似乎不读点儿哲学就如同文盲，为众人所鄙视。当然，在这种看似肤浅的冲动背后，还有一个更为深刻的原因，即在经历了多年思想桎梏之后，青年学子们渴望接触新思想、新观念。 但就是在这种懵懵懂懂、甚至有些盲动的读书热潮中，我们中的一些人从不求甚解到一知半解，渐渐对学术研究产生了真正的兴趣，纷纷立志以之为业。对于我们历史专业的学生来说，除了哲学与思想的著作以外，当然还阅读西方史学名著，这其中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几乎是必读的。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本人为希罗多德所记载的那个神人交汇、风俗奇异的万象世界所吸引，选择了希腊史作为自己学习的方向。 当然，并非仅仅是在那个启蒙的时代，汉译名著才起到了开阔视界、推动学术进步的作用。实际上，在笔者研习希腊历史并从事相关教学研究的二十余年里，都离不开汉译名著的陪伴。尤其就希腊罗马史而言，作为第一手资料的史学原著泰半为汉译名著所收录，因而成为必不可少的史料来源。大凡有志学习与研究希腊罗马文明者，无不是从阅读这些汉译名著入手的。除了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著作以外，赫西阿德的《工作与时日》以及《神谱》、柏拉图的《理想国》及其它对话录、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伦理学》和《雅典政制》也都是进入希腊人思想和生活世界的重要途径。 时至今日，随着中国学术大跃进式的突飞猛进，这些古代希腊的经典著作在汉译名著版之外，大多也已有了其它的译本，但在笔者看来，并未有能与之相媲美者。因此，这些汉译著作的价值依然不减。当然，随着研读的深入，笔者渐渐意识到，一些汉译名著的译本不是没有缺陷的，同时尚有一些经典著作（如李维《罗马史》）仍待收入。因此笔者认为，如能进一步发展汉译名著系列，对于必要者以更为上乘之译本（乃至注释本）更替旧有译本，对于尚未收录的经典著作加以补遗，同时适当收录一些新的经典著作，必将为中国的学术和中国的教育做出更大的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