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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空间是城市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与之相对应的是城市社会。城市社会指的是在城市中活动着的人，而城市空间指的是人的活动场所。[1](P. 158) 城市空间是由人工环境和自然环境相互叠加而成，其中人工环境主要是由建筑群和交通网两个要素构成。过去史学界研究城市，主要针对的是城市社会即活动在城市中的人及其相互关系，而很少涉及城市空间这一人的活动场所。本文则试图从城市空间这一新视角出发对作为古代西方城市典范的雅典展开分析，以求教于专家。 一. 分析城市空间，首先必须从建筑群开始。因为自城市起源以来，建筑就构成了城市环境的主体，它为人们的居住和活动提供了使用的空间。 就功能而言，雅典的建筑群主要是由宗教区、公共活动区和私人区构成。但事实上，三个区是混合在一起的，不存在明显的封闭和独立区界，它们是向全体公民开放的，这使得每个公民都能感觉到：自己确实是属于集体中平等的一员。 宗教区的建筑主要是神庙。神庙是城市景观的突出部分，是全体雅典人集体智慧的“有形”体现。在众神庙中，处于卫城中最显眼部位的帕提农神庙是最有名的，帕提农神庙始建于公元前447年至公元前438年基本上建成。整个帕提农神庙采用团柱式结构，完全符合古代黄金分割的审美规律，也体现了古代雅典人讲究“和谐”的美学观念。帕提农神庙的建成“标志着希腊建筑艺术黄金时代的到来，正是在这个时代中的建筑师确立了西方建筑艺术的基本原则，形成了一套到达完美建筑形式的标准，而这个标准对后来的建筑师来说却是难于超越的。”[2](P. 416)人口区区不过几万的雅典会建造如此宏伟的神庙，无疑说明了修建神庙是雅典城邦建设的首要任务。但从较深层次上看，这是由雅典人特有的观念和行为所决定的：一方面雅典人虽然是普遍信神敬神的，但同时他们也对自己人之力量保持着充分信心；另一方面雅典人的宗教观念是公共性和开放性的，宗教崇拜活动是全体公民共同的生活，他们一起参加宗教节日，一起举行祭餐，神庙对他们来说是城邦全体公民集体威信和荣耀的象征，因此它的修建与使用是与每个公民都息息相关的。 公共活动区主要进行政治集会、商业活动、演出和运动会等公共活动的。相应的建筑主要有集会广场、运动场、剧场等。 古典时期的雅典，在人们的政治生活中“话语具有压倒其他一切权力手段的特殊优势”，所有的重大事宜“都应提交给辩论的艺术，通过论战来解决。”[3](P. 37-38) 而雅典城中也专门有集会广场——“阿果拉”（Agora）供人们集会和辩论之用。“阿果拉最初的意思就是集会而不是举行集会的场所。”[4](P. 65) 后来阿果拉才有集会场所的意思，作为集会场所，它主要处理的是各种世俗事务，因此它与宗教圣地——卫城是相对应的。在雅典的集会广场上，建有一个称作“纪名英雄墙”(Eponymous Heroes)的建筑，其顶端树立着10个雅典英雄的青铜雕像，分别代表雅典的10个部落，墙身用做公告栏。有关城邦的事务诸如公民大会等皆公告于此，各项法令的预案也公告于此，供人们讨论，而后在公民大会上投票表决。[5] 从公元前7世纪开始，随着金银铸币的广泛使用，商业成为城市生活中更重要的因素，“阿果拉”作为商品交换市场的功能越来越明显的发挥出来。到了公元前6世纪，一个新的更大的“阿果拉”在普尼克斯高地上形成了。到了梭伦执政时期，雅典又形成了专门作为工商业区的塞拉米克斯(Ceramics)“阿果拉”。经过几百年的发展，“阿果拉”已经集司法、行政、商业和社交功能于一身，几乎取代了雅典卫城的地位，成为了城市中最重要、最具活力、最有特色的一部分。[6](P.175-177) 除了集会广场之外，环绕雅典城郊而建的健身房（体育馆）也是雅典人重要的公共活动中心。我们知道，古希腊哲学十分发达，尼采曾说古希腊人创造了“典型的哲学头脑”，因此精神世界的发展是古希腊人所追求的。但是古希腊人也同样重视身体，他们有一种观念：只有通过非常艰苦的身体锻炼，才不至于使人变得懒散而堕落。[6](P. 163) 健身房实际上就为进行体育锻炼的雅典公民提供了必要的场所。健身房是建在相对空旷更适合于户外活动的地方的，往往位于等高的树木构成的小树林之中。它通常配有浴室、更衣室和教室。在这里，年轻人和老年人友好的同场竞技，比赛摔跤拳击，也一起赛跑，一起掷标枪掷铁饼。即使是不直接参与体育训练的人，也往往在这里消磨时光，但他们不仅仅是旁观者，更重要的是，他们是一个城邦公共生活的参与者，在这里他们的集体观念得到了很好的培养。而健身房的柱廊之下则是雅典人经常进行辩论训练思维的场所，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经常在这里与年轻人进行各种辩论，启迪他们的心智，培养他们善思好辩的能力。可见，精神和肉体在这里完美地统一起来了。 在雅典，“看戏就是受教育，它是雅典公民的一种宗教的和政治的任务。”[7](P. 31) 因此剧场在雅典人日常公共生活中就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雅典的剧场以位于卫城南坡的狄奥尼索斯剧场最为出名，剧院28排坐位可以容纳1.4万到1.8万观众。[8](P. 276) 整个剧场是半圆形的，观众席是一个依一个同心弧升高的阶梯结构，舞台是处于弧形中央的一块圆形的平坦区域，演员们就在这样的舞台上进行着各种表演，整个剧场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山谷。因此观众在观看戏剧时不是置身事外的，他们能完全忽视日常的文明世界，在聚精会神的观看中将舞台上的演员看成是一群灵动的精灵，自己与他们已经融合为了一体。“他们的公民经历和社会地位均被忘却，他们变成了自己的神灵的超越时间，超载一切社会领域的仆人。”[9](P. 32) 在剧场之中，对雅典人来说，世界似乎实现了大同，每个人都感到自己和邻人团结、和解、融洽，甚至容为了一体。因此，在剧场中观看戏剧实际上就成了雅典人增强公民团结，增进相互了解，在精神文化上实现统一的重要手段。 与宗教区、公共活动区相比，私人区显然要次要的多，从考古发掘绝大多数是公共建筑物遗址就可以明显得出这一点。私人区的主要建筑就是住宅。雅典人的住宅是成组的围绕着卫城、公共建筑物和广场而建的。从总体上看，这些住宅的分布事先并没有规划过。富人区和穷人区均衡地散布于城市之中，每幢住宅都按同样的建筑原则来建造，只是规模不同。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些住房都是相当狭小的，而且都是没有经过粉刷的平房，底基是碎石铺成的，有些房子是用没有烘制的砖头所建，屋顶用瓦片铺设；有些房子甚至是用一些茅草铺顶，用淤泥和编条所建的，给人一种乡村居屋的粗陋感。富人和穷人住着几乎相同的房子，这反映了当时雅典人的社会观念：高贵的贫穷比起无耻的富裕来更受尊重，社会荣誉和家庭名望比起私人财富来更被青睐。而从雅典人住房的普遍狭小和简朴这一点，我们又可以看出雅典人不管穷人还是富人都不怎么看重私生活，而总是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户外的公共生活中。[6](P. 191-192) 二. 交通是城市的命脉，没有畅通的交通，城市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城市正是通过交通网形成了时空连续的动态空间，才使其本身获得源源不断的生命力的。 在雅典城内，虽然有一条主干道——泛雅典大道穿过整个城市，但总的街道体系却是缺乏规划的，外地人第一次进入雅典城很容易迷路。亚里士多德十分欣赏这种无序的街道体系，因为它能迷惑突破外城墙的敌人，使他们找不到出路，从而间接起到了防御工事的作用。这些街道是相当狭窄的，实际上就是一些破旧的小巷。但它的宽度对雅典人来说是足够的了，因为它足以使牵着驴带着筐的路人通过了。[6] (P. 192) 街道的狭窄使雅典人的住房与住房之间变的十分紧凑，虽然这使得居民之间更易于相互了解和熟悉，从而有利于古代雅典直接民主体制的发展，但这也易于导致空气流通不畅，一旦开战大量难民涌入城内就必然导致疾病的滋生和瘟疫的蔓延。另一方面，街道的无序和狭窄也反映了古代雅典的城市居民不注重出行排场和个人享受但又带有某种功利性的观念，街道对他们来说只要便于通行仅此而已。 对外，雅典虽然有许多道路与其他地区相联系，但是最好的路——自雅典通往其东北的埃勒乌西斯（Eleusis）城之“圣道”也只不过是一条狭窄难行的土路，而一路上的桥梁更是险象丛生，因为它是用土堆砌成的堤道，被洪水冲塌的情形屡见不鲜。[10](P. 200) 相比之下海上交通则要便利的多，这是由雅典所处的特殊地理条件所决定的：雅典背山面海，发展陆路交通是极为不便的，但是，雅典以南，阿提卡半岛的海岸线却十分曲折，天然良港颇多，其西岸有法勒隆港，拜里厄司港等，同时附近还有萨拉米斯岛，爱伊那岛等岛屿，因此发展海上交通得天独厚；另一方面雅典的土地是非常贫瘠的，63万英亩土地中，有三分之一不宜种植，遂诱使雅典人纷纷从事海上贸易，尤其重要的是粮食贸易，“雅典的粮食贸易是受公共管理的，它是城市生活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城市粮食需求量的三分之二不得不依靠从海外输入来满足。”[11](P. 112) 因此，在这样的条件下，雅典的海上交通逐渐繁荣起来，其网络覆盖了几乎整个地中海地区，甚至还包括黑海沿岸。海上交通的发达虽然客观上是由地理条件和生存必需所决定的，但它无疑也深刻的影响了古代雅典人所具有的典型海洋民族的社会观念：崇尚力量，勇于冒险，追求现世。 值得注意的是，雅典本身并不是一个港口，它有如此发达的海上交通主要依靠的是皮雷埃乌斯港(Pireaus)。该港曾毁于希波战争，在伯里克利时代，得到重建，负责重建工作的是伊帕达姆斯（Hippodamus），一位来自小亚米利都的年轻建筑师。他建造了一条符合几何规则的“长墙”（两墙之间是通道），由卫城的德罗莫斯（Dromos，是一条从山门通向学院的直线型街道）开始，直通皮雷埃乌斯港，这样就使港口与雅典城统一起来成了一个整体。伊帕达姆斯改进后的方格式规划后来成了一套全新的标准化了的城镇规划体系（后人称“伊帕达姆斯体系”），不仅在希腊的殖民城市规划中得到广泛运用，而且还成为了古希腊的一种美学成就。在希腊人的美学观念中，对称是美的主要品种（亚里士多德语），“结构上的整体性是构成美的表现力的第一条件”[12](P69)，而伊帕达姆斯城镇规划体系恰恰从整体上赋予了城市某种对称美。 三. 城市是一个人工生态系统，它是由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相互叠加而成的，因此自然环境和景观在城市中的保留是不可缺少的。 古希腊人有一种观念：美的东西是模拟自然得来的，所以体现城市面貌的合适尺度就是使原有自然优势不受破坏。反映到他们的城市规划中，就是不去触动原有的自然景观标志，在建筑物之间总是保留着一些光洁的岩石和陡峭的斜坡。另一方面，虽然城市中原有的大自然优势是不能被破坏的，建筑物本身包括选址和外观也都必须是符合自然的，但是，雅典人自信有能力来完善他们所创作的作品，甚至能尝试着模拟自然的完美，他们还能在局部和整体间创造出调整自然的均衡条件。在雅典，从城内的每个位置都能看到卫城的神庙，从远处可看到神庙那简洁而经过认真考虑的结构，走到近处才能看到每个细部和不断重复的建筑构件（柱、勒脚、额枋等）和许多雕塑大师的作品。概括地说，从其整个立面及细部可看到各种形式，它们尽管各不相同，却非常统一，彼此间也很协调。 要保证城市中一定自然环境的存在和城市生态系统的协调，人口的控制至关重要，古代雅典人就有这样的观念。关于城市的人口问题，大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有所论述，亚里士多德说，“凡是以政治修明著称于世的城邦无不对人口有所限制。”[13](P. 353) 柏拉图甚至还确定了一个理想城邦所应该包含的成年男性的人数是5040人。[14](P. 3) 人口不能太少，否则在战争期间就不能建立一支足够人数的军队抵御外敌入侵，同时也会导致没有足够的劳动力从事生产；人口也不能太多，否则公民之间就无法相互了解，进而也就无法发挥人民代表会议的职能。因此在古代希腊，保持城市人口相对的低密度就成了促进城市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发展的必要条件了。在雅典的最鼎盛时期，即伯里克利执政时期，城中人口也不过2万，其余的雅典居民都居住在新的居民点上（锡拉库萨、阿格里真托和阿尔伐斯）。就控制人口密度而言，这种将多余人口迁居到新建居民点的方法对生活在当时还地广人稀的地中海地区的雅典人来说可能是非常有效的。 对雅典人来说，雅典的城市空间不仅仅在围墙之内，而是一直延伸到郊区和乡村的。这恰恰反映了古代雅典人注重自然环境与空间的观念。而这种观念也直接影响了雅典人极富自然主义色彩并带有很浓厚的乡村习气的“亦城亦村”式的生活方式。因此有学者认为“古典时期的雅典代表了城乡辨证统一的理想类型。”[15](P. 134)每当炎热的夏天来临，很多雅典人就会离开城市去郊外避暑享受自然。苏格拉底就经常在炎热的夏天去郊外散步寻找乡村的那一分恬静和舒适，对他而言，乡村很可能是他奇思妙想源泉之一。有些雅典人在郊外还有土地，不仅建有寓所，而且还种植农作物和饲养牲畜，他们的日常生活品包括油、酒、蜂蜜和毛皮都能自给自足。而在郊区居住的雅典人与城市也有着紧密和直接的联系，他们和居住在城市的居民一样可以，在集会上投票，在集市上做买卖，参加宗教节庆，向法庭提出诉讼，有相同的政治权利和义务，包括服兵役。 古典时期的那个灿烂宏伟的雅典决非现代希腊的首都雅典可比了，经过两千多年的风风雨雨它早已变成了一片断壁残垣，但学者们却依然络绎不绝地针对它展开研究。过去学者们把雅典当作“精神家园”，而笔者首先把它当作普通人的“生活家园”，以城市空间为视角来考察城市本身，从而使我们能够相对客观地了解古代雅典城市空间及其与雅典人行为和观念的互动效应，进而加深我们对古希腊思想文化传统的认识。另一方面，我们是以历史视野来研究城市，目的是寻找现代城市的前身，通过对前身的考察来了解古代城市对现代城市的影响，从而为现代城市规划提供有益的借鉴，而就古代雅典而言，其内部的开放性、与大自然呈平衡状态、自觉地控制城市人口等至今仍然是现代城市规划的典范。 参考文献： [1]江美球, 刘荣芳, 蔡渝平. 城市学[M].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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