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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是一个内向，孤独，多少有点自闭的人，感兴趣的事就是爱看杂书。高考后，我冲破重重阻挠，志愿表全填上了历史系，也算如愿已偿，如今在历史系乐哉美哉地过着第三年时光。经历了大一历史观的大地震，大二的博而不专，大三的反思。“离经叛道”、独立的思考，我对历史产生了一些看法。毕竟是学浅，只能对历史发表那么三言二语的议论，遂借梁启超的文风，把我的历史观公之与众，共同交流。 （一）治史者应具有的基本功 唐代学人刘知已同礼部尚书郑惟忠谈论道：“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史才须有三长，即才、学、识。”史学、史才、史识，三种才干，后人称之“史家三长”即是公认的史学工作者应具有的基本功。其一、“史学”者即熟记大量史料史事的能力。其二、“史才”者即搜集、述史、剪裁史料的能力。其三、“史识”者即能发前人所未有的议论，拥有高超的见解。历代治史者皆遵奉上述“三才”为准，修其身心。清章学诚则在“三才”基本上提出“史德”一说，即秉笔直书、忠于事实的能力。也遂为后人所接受。 史学之才最易获得，脑力平常之学史者，偌能虚心苦学、稍忍寂寞，日久，谈吐便异于常人，即有所获。史才者，坚持学史时更长者，则具有史学之才，而不在话下，尚能记述一二般史事者。具有史德之史家，半个世纪一国能获一人幸矣！历代多史家，但皆为三斗之米折其身躯，歪曲史事，心为形狱，为后人之所耻。至于史识，往往是史家求其三生，而不能得者，百分之九九的见识皆出自一源，议论虽多但都千篇一律，不见得半点新意。原由有二：一为超常议论本身就难创造；二为普通之人脑不开窍，多受习惯思维影响。史识者，一国百年若能求得此一人则足矣。 世界之事岂有经年不变者乎？今之“史家四长”则增添置了更多内容。欲以史成事则愈发难矣。其一、史学之才者，不再是能记住大量的史料，而且需学得大量的文科知识，文史多学科交叉才能求得边沿学科难题之正解，能通理科知识则更佳，可作科技之史耳。其二、史才之才者，旧时只需半通文言即可，今则需精通外文，通外文愈多，获史料也愈多，思考之领域则更为扩大，再则还需粗通得电脑之技巧，此则可沟通学界，也可节省查书时间、提高抄写速度。其三、史德则需启迪新智慧，掷弃传统旧思维，冲突政治之压力，不为书、不为上、不为成败论英雄，只为真理而述史。其四、史识，倘能做到上述三者，则已有矣。 古人有云：“五十不述史”可见治史的难度可见一般。学史者切要耐得寂，做得冷板凳，功道自然会成。 （二）外语之于史学 外语之于史学，犹如数学之于理学工学，逻辑学之于文科学，几基础科学也.中华史学可谓源渊流长了，历代潜心钻研者颇多，著述可谓不可盛数。论其资历可居世界前列矣，可世界间之事有万年不变者乎？自新史学自西方盛起后,吾国史学地位则每况益下,表面上虽繁荣盛起,实则千篇一律,毫无半点创新.究其原因是史家不重视外语所致. 僻如史学之理论，吾民先前不曾闻，系统科学、历史哲学、唯物史学、浪漫史学、口述史学。皆西人之所创，国民所学则借西人之形，类借皮画虎者，众人皆知西人之史学理论已领先吾民之理论十馀年矣。史学理论可谓史学之魂耳，不可或缺。不通西文者，则读不得西人之原著，国文译著则多出自旁门左道译徒之手，译徒往往妄自屈解原义，正确性常被史家所疑，再经其败手裁剪，文字章节已有缺失，史家常为此不得体会立书人之本义，全仗译著而治史之人，料不成事矣。 再则如世界史，更少不得西文，懂不得古拉丁文，则做不了西人之上古史、中世纪史，此如读不通《史记》者能做先秦史者乎？倘若能，则诒笑大方，徒增笑料耳。君不见：习古西文者，往往半路出家改学史学，皆出此理也。更见上古、中古世界史所有得者，无不是出过洋，潜心钻研过西文者。 说到中国史，也少不得外文，虽中国之史书皆记作中文，但往往是本朝人只作得前朝史，史事史实，多有遗漏，记来记去多是国人自画自满，俗语也道：“偏听则暗，兼听则明。”如欲还原吾国历史，则应多借鉴外人之所述（如倭人、高丽人、蒙古人、越人者）。借用他山之石，相互对照盘查，求其共同，去其虚伪，方才求得圆满。 况今之史学成就，非一国人所执有，人类共同财产耳。细观局面，不难发现，倭人地理虽自闭于大海，孤其所学则是异彩纷呈。倭人所著中华之史学，眼光独到，据理力争，往往令国人为之惊叹。盖其孰知中文矣。 （三）日人之于中国史学 日人之于中国史学，可谓用尽心机矣，日本“三大学”并列者：汉学（Sinology，即研究中国文史之学问），洋学（早称兰学，由荷兰传入，专研欧美之学问），和学（指研究日本本土之学问）可见其对中国史学研究之重视。日人早于应神天皇神代业已收受中国学问，其时，《论语》等儒学典藉输入，日人勤于好学，用汉文写诗者不在少数，稍后中华学问已成日本学问之代名。 日人治中华史，家学犹重，父子、兄弟、叔侄、祖孙三代同研汉学且成就斐然者不在少数。如盐谷温者，其人是东京大学汉学教授，伯祖、祖父及父亲均任儒官，皆著有汉学名篇，其子新任大学汉学讲师，俨然汉学世家者，此情状在吾国也不常见。 日人之于中华史，特别关注一些冷辟问题，常涉入国人耻于关注之领域，例如才子文人一项，常究国人少闻其名者，且著有洋洋大观之作。往往为求得细微之情节，遍访中华内地。此重细密考证之严谨学风，令国人望其项背，自叹不及，日人还善于索引、目录、辞典、年表之编撰，其成果中国学者也常借用之，方便学术。 日人汉学研究人数之多，普及范围之广，钻研开掘力度之深，问世的成果之丰， 是中国本土以外在全世界最强者。 中国史之于日人，外国之史也，日人尚能重视之，无不令人起敬。而日本史之于国人，盖其知者十者不及一，在史学科，学生也多愿习本国之史，而不愿沾指外人之史。倘若有人不得已学习外国史，少有人纯粹研究别国之史，而常作中国与外国关系之史，唯恐抛弃中国，偌有人得习日文，也被国人辱之，视为异类。今之世界，国际一体之世界也，学术也当为世界之学术，而国人常耻于习外国，为此没曾少吃苦头，现犹不见改变之势，为何？国人骄横偏执之心固也！ （四）普通人毋要学历史 普通之人毋要去念什么史学科， 毋要去搞什么历史之研究。即便去念、去搞，也念出不个所以然，搞不出个什么明堂。普通人只需熟读历史之普及书，能知基本之史料足矣。 历史学科，众所周知，务虚之学科、精神之学科、非实用利厚之学科，于国计民生无关、于经济发展无什么大干系。就业无非教学、科研，别无他处。今谋生皆不易，学史之人生存益发困矣，往往为求温保而不得。况史科是需花大功夫、大时间来较量之学科，成果见效慢，“五十不述史”普通之人恐怕耐不得这般寂寞。以及半途而废，不如趁早有个了断。况且普通人脑力有限，多缺乏历史体验感。历史体验感即读史至某处，便心知其时之局势，其时之前源后续，对历史有种感觉耳，此乃学史之最低要求，普通人读史往往年月混淆、朝廷不知、张官李戴、不知所云，入门已难矣，更不提成事。 君若不幸就读于历史科系，吾劝汝转系另谋他就，原因有三：一者是浪费青春，二者学不成，众人之前，窘迫难堪，信心倍受打击，影响甚大，三者就业多难，除去空谈，别无他技，活命为要。 而今，吾国治史学史之人众多，人人著作等身，好不风光，此乃虚景象也。若论其著作之质量，则不免让人失望。中华典藉史料，价值有者不过几十本，翻来覆去，古人已遍翻，今又反复翻覆，难得翻出半点新意，加之自身能力有限，不通外国之史，要靠治史吃饭，着实困难，于是乎东拼西凑、南抄北裁，胡乱垒文字于一堆，又四处托人送情，如此文章始能发表。最不幸，其人所有文章，皆出自此法，屡试不爽，经年后，著作等身，人人谓之“大师”。其人也泰然处之，自以为然，此乃当今史界平庸之典型。以及被后人所耻，不如撒尿自照，退身学界，去务实际之学。 大学当停止史学本科招生，本科生知识储备少矣，又早早受训于一科，视界未免狭小，事不了大器；四五年后，能道个一二。二十年后，能道出个所以然。三四十年后，著述一二本。五十年后，学术生涯尽矣。可二三流史学家又甚用处？不如选拔厚基础，精通外语者，文理兼备之才，推行精英之研究教育。精英虽史科知识暂时缺乏，但论其天资，查缺补漏，不再话下。硕博联读，每年考核淘去不适学史者，形成竞学之风，如此才有机会求得一流史学家。 （五）鄙人为何要念历史科 若论及鄙人之资质、文史、外语、意志诸项，鄙人不但念不好历史诸科，实在是不能从事历史之研究。过去之选择，只因不了解其学耳。 早年，鄙人为求精彩之故事，常翻史学普及本，兴趣日浓。曾妄自以为，历史只需背诵精彩之故事，就能得其要义，成为大师。如今方知，史科乃思辩之学科，对于其历史之理各家自有说法，史学贵在史识（即对历史的认识）。 鄙人资质差劣，不具过目不忘之功，况且脑子又乏智。文史积累虽略多于常人，只多读几本书耳。最大弊在于翻不懂外语书，视线又只得限于一国，着实狭小。坚持之心固有，只怕坐一辈子冷凳也不成了器。 鄙人习史科三年有馀，迄今惟有一事值得骄傲：日日去馆室阅读，虽多有收获，可皆是信息之堆积，可用“博而不专”四字形容，其形犹如北京之的哥，凡事都听说过，凡事都晓得，若要其道个一二，则不能言矣。偶有思想之火花，皆不能自圆其说。前些日子，静省吾身方知，“自古多文士，而少史才”，史学并非普通人能学耳。 又观吾所历二十馀年，并无一事出了人头；儿时玩游戏超不过同伴、念书念不过同窗、爱好并无一样精通者、即便是做坏事也坏不过别人，所作所为皆平庸之举。曾寄希望于学术，今又觉不能胜任，每思拊至此心中苦矣。罢罢罢，“上善若水”，岂让吾辈仿效水之性情，随遇而安，静观待变欤。 （六）威权体制下不会有史家 吾国无史学大家,半个世纪矣。威权体制下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乃是十足之梦呓。史学贵在史识（即对历史的认识、看法），重在思辩。倘若思维被锢于一隅，其人必跳不出圈圈，万不会发出前人末所发之议论。故近人陈寅恪者，冒险上书毛氏请求：历史之研究，不以马列毛思为指导。若不允则自卸第二历史研究所所长一职。此事一者可彰显陈氏之独立精神，二者也可见威权体制流弊之害。 威权体制容不得半点不中听的言论，哪怕这是事实。这已使得吾国二三流史家都难得诞生。学史之人皆知：现代之中国，史学乃政治之附庸。例如文革研究一事，吾国之民毫无半点话语之资格，现国内一切文革之观点、文章、专著、教材、任何一切问题之提法，俱须与中央保持一致，只能对其诠解、补充，凡有史识之士，多不愿论及建国之后若干史事，文弱书生中又有几人敢为真理献身呢。中国社科院陈铁键者，前些年，发表三二篇议论“西路军”问题之文章，杨尚昆阅后，怒火十分，追问道：陈铁键哪路神仙，如此放肆，非要陈坐牢不可。幸亏史界前辈胡绳，苦苦哀劝道：此乃学术研究之问题，怎能牵上政治。陈幸免一难。如今，陈不再研究中共之历史，转而研究民国之史。 吾曾苦心经营校园社团一小报，只求把中国抗战之史普及于众，竟遭到基层党组的阻挠，领导道：此报为何描写国民党抗战的多，而中共抗战的少？答：事实如此而已。领导道：倘若十年前，汝等皆被捕已。威权湛透之深，可与明之阉人特务统治相比矣。何况小报只在校内送与师生传阅，尚末社会公开发行。 威权体制不破，学术则无自由可言，更不会产生史识，故威权体制下不会有史家。 （七）应试之于史学 应试之于史学，无益也。应试之功效只能发挥于理学、工学等重系统逻辑诸科。其学环环相扣，学习须按得篇章之结构，任何重要知识都不得缺失。此理犹如小儿习算术:先学得加法，才习得乘法,万万不可造次跳越。治学过程如登山，实步趋行，始及顶峰。应试作用于此学,则可检验其学问，督其补漏。应试之成绩，则可表现其人之学问。应试不优，则证明知识有所欠缺，功夫尚不得到家。 史科则不然，史科重视心理之顺序。学史不必按步篇章，亦步亦趋。僻如中国史，先学哪朝其实皆可，不知夏商，就学不得明清朝乎？习哪个部分皆无害，只取决于汝之乐趣。表面只能习得一二零星知识，但倘能一个方面有所钻研，也有学问问世。细小之事,有几人能发挥到极致呢?若不满于零星学习，只能博而不专，成庸人矣。习史不必,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故史科无“必学知识”之说。如此，应试“查缺补漏”之功效，无济于事矣。 鄙人接受史科专门训练，三年有馀矣。每年都少不得应试三二次，可谓受此毒害久矣。每每对付应试，不得不放下手头之大小事，停止任何读书之计划，专背五六本教材。虽精读得几本书，知识却未有半点增长。死背耳！根本不及思考，丢弃思考，已失学史之目的，纯粹是为考而学。每次准备少则花去二三周，多则耗去一月馀。应试完毕，吾常叹道：应试又害人性命，废去鄙人时日多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