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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曾读过《圣经·出埃及记》这段故事。对我这个没有宗教情结的人来说，当时它既没有感动我，也没有引起我深入的思考，尤其那些荒诞不经的巫术传说更叫人感到宗教的无稽。 最近，我偶然翻开《圣经》，重读这段文字，忽然发现《出埃及记》并不是一篇简单的宗教说辞，只要我们能够耐心地用理性思维拨散缭绕其中的宗教迷雾，那么，一个庄严而伟大的主题就会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即：一个被奴役的民族怎样才能获得自由和解放。对人类来说，这肯定是个具有永恒意义的主题，值得每个民族世世代代去思考它。 遗憾的是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却从未接触过这个庄严而伟大的主狻?/SPAN> 我在想，原因何在？如果从历史学的角度去考察，这很可能是因为我们的人文初祖黄炎二帝为我们创造了一部迥异于以色列人的历史，一部辉煌的历史，一部征服者的历史，一部奴役他族的历史。这种文化优势以至于使我们有了敢于喊出“戎狄是膺，荆舒是惩”的资本；有了挥舞着火与剑，疯狂地杀向周边地区不断开疆拓土的冲动；从而作起了那“用夏变夷”、“万邦来仪”的大一统之梦，并且养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自恋和文化沙文主义的愚妄心态。久而久之，我们已经不自觉地形成了这样的集体潜意识：难道像我们这样一个“优秀的民族”还需要思考如何“获得解放”的问题吗？所以，在我们的文化中，始终没有给“人的解放”这一根本性问题留下丝毫的位置，而这恰恰是一个妄自尊大的民族所面临的最为严重的精神危险！ 所以，像我们这类民族，很难领悟一个奴役他人的民族自己也决不是一个自由民族的道理，也很难领悟“自由”与“解放”的含义和可贵之处。古希腊的斯巴达人为什么过着那种近于自虐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就因为他们时时刻刻都须要警惕“黑劳士”起而反抗他们的奴役，甚至反过来把他们也变为奴隶！于是他们丧失了自由。我们的先民何尝不是这样，他们不是也过着一种“三时务农一时讲武”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用以防备“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对手吗？于是，我们也丧失了自由。因为我们要想保住那种征服者的优势，就不仅要学会奴役其他民族，也要尽快地学会奴役自己人，为此，我们毫不犹豫地将罪恶的“专制机制”引进我们的社会生活，从此，我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也象被征服者那样被剥夺了人身自由。一部数千年的中华史，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历史？数千年之中，中国人有谁曾思考过“人的解放”这一根本问题，有谁曾为神圣的“自由”而战？为什么？问题的答案应该很简单，那就是，一个被冥顽不化的文化自恋心态麻痹了精神世界而沉浸在虚幻的满足感中的民族是不会去思考“人的解放”这种重大问题的，而一个习惯于专制重压的民族更不会为自由而战。 只是到了近代，当新崛起的西方文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我们迎头击来，并且双方在经过一番殊死较量之后，发现古老的黄河文明的颓势已成定数时，这才使我们做了数千年之久的“用夏变夷”、“万邦来仪”的文化迷梦宣告破灭。面对社稷丘墟，神州陆沉的危局，我们民族的智慧本该在苦难的锤炼下，再创认识上的新高。但可惜的是深创巨痛、血泪尸骨仅仅使我们的认识达到“国破方知人种贱”这一肤浅的水平，而没有将民族精神升华到“人的解放”这一更高层面。 这似乎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数千年中，当我们以文化征服者自居时，我们不屑于去想这个问题；近百年来，当我们陷入被征服者的境地时，我们又无暇顾及这一问题，于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境界便长期停滞在孔子时代的原始水平上。历史证明，一个精神层面十分粗糙的民族，决不会在苦难中找到出路，决不会摆脱奴役而获得彻底解放。它只能慌不择路，跟着感觉走，从一个苦难走向另一个苦难而无力自拔。远的不说，30多年前那场旷时10年、极其原始野蛮的“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在一个有5000年文明的国度？人们不禁要问，难道类似的悲剧的发生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吗？如果不是，那是为什么？ 二 以色列人与我们不同，它们没有什么征服者的辉煌历史，当它们走进历史时，就已经沦为埃及法老的奴隶达数百年之久了，所以他们从历史起步之日始就不得不面对“自由”和“解放”的问题。这个自称是“上帝的选民”的民族真也奇怪，也许它们天生就是被苦难折磨和煎熬的命。从埃及法老的奴隶到“巴比仑之囚”，从“ 巴比仑之囚”到罗马时代的“世界公民”，从罗马时代的“世界公民”，到希特勒的“奥斯维辛集中营”，这条充满荆棘的血泪之路硬是被这个弱小的民族走过来了，这不能不使人佩服，也不能不引人深思。这就是我为什么对《圣经·出埃及记》突然感兴趣的原因。 《圣经》上说：“埃及人严严地使以色列人作工，使他们因作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和泥，是作砖，是作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地待他们。”不仅如此。埃及法老还制定了种族灭绝政策，他下令：“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接生，看她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她存活。”一个民族陷入这种被人任意蹂躏、任意绞杀的绝境，他应该怎么办？ 人们会说：反抗！但反抗又谈何容易，反抗首先需要的不是勇气和智慧，而是灵魂的觉醒。希伯来人在苦难的绝境中觉醒了吗？ 读读《出埃及记》吧，那里面说：“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看来，有一个人觉醒了，此人就是摩西。 摩西为什么先于他的同族人而觉醒？这确实是个值得玩味的问题。首先我们必须回答什么是“觉醒”？。对于一个奴隶来说，所谓觉醒，就是他意识到他和奴役他的主人同样是人，他与主人有着同样的尊严、人格、感情、欲望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当他认识到这点时，他必然会产生出沦为他人奴隶的强烈的耻辱感，必然会不再安于被人任意蹂躏和驱使的非人地位，必然在他内心深处响起“我也要成为主人”的呼声！也就是说，当一个奴隶有了主人意识，并且试图以主人意识去改变自己被奴役的地位时，他就觉醒了。 奴隶的觉醒是有条件的。摩西所以能够最先觉醒，还得感谢奴役他的主人。为什么？请读《出埃及记》：当埃及法老对希伯来人进行种族灭绝时，家人将刚刚降生的摩西偷偷藏在“河边的芦荻中”，被法老的女儿偶然发现，她出于恻隐之心，将其收为养子。这种传奇似的人生经历对摩西的觉醒有什么重要意义呢？黑格尔有段话说得好：“它（自由）只有在存在着普遍的恐惧和奴役的时代才能够出现，而且也要在一个有普遍教养——而且这教养已经提高到思想的水平——的时代才能够出现。”（《精神现象学》134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摩西在法老的宫廷中的这段生活经历，使他受益非浅，他在那里接受的是主人的教育，从而也启蒙了他的主人意识，这点是最最重要的。与此同时，他也品尝到了做主人的滋味，这些都是他的同族人所无法想象，也无法办到的事情。然而摩西传奇般的经历并不能改变他那希伯来人的卑贱出身，改变不了他的奴隶地位。一句话，他必须回到希伯来人那里，成为他们之中的一员，可想而知，这是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事实。于是，当他被赶回属于他的群体时，他“就把埃及人打死了”，成了一个造反的奴隶。 三 那么其他希伯来人又怎样对待自己被奴役的地位呢？《出埃及记》接着说：“第二天他（摩西）出去，见希伯来人争斗，就对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那人说：‘谁立你作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象杀那埃及人吗？’”这个人竟跑到法老那里去告密，害得摩西流亡他乡。也就是说他的同族人并没有觉醒的意识，没有认识到奴役他们的埃及人是他们不共戴天的仇敌，没有意识到这种奴役是对人的尊严的肆意践踏和权利的蛮横剥夺，更没有意识到这种对人的尊严的肆意践踏和权利的蛮横剥夺是难以容忍的。因此他们不仅仅安于猪狗不如的生活，而且自相残杀，更有甚者，他们竟然帮助奴役自己的主人迫害自己的拯救者！读到这里，我突然从中发现一个真理：主人之所以是主人，那是因为存在着一群“可爱”的奴隶！ 这很自然地使我想起鲁迅先生《聪明人傻子和奴才》这篇杂文中的奴才，同时也想到用夏瑜的鲜血沾人血馒头给儿子治病的华老栓，想到麻木不仁的润土，想到自欺欺人的阿Q……看来各个民族的情况真是大同小异。 但使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一个有血有肉的正常人居然能够如此安于奴役状态，任凭主人践踏自己的尊严，剥夺自己自由，无偿占有自己的劳动果实呢？动物尚且在樊笼中向往着蓝天、大海、草原、森林、高山、甚至荒无人烟的大漠，何以人却对“自由”和“解放”无动于衷、麻木不仁到如此地步？为什么他们要逃避解放、逃避自由？ 就奴隶而言，要想获得解放，获得自由，要想成为一个自由人，期盼主人的恩赐是绝对不可能的，摩西也曾代表以色列人多次乞求法老，说：“耶和华希伯来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容许我们往旷野里去，走三天的里程，为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但他的乞求一次也没有成功。所以，经验证明，要想获得自由，就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包括生命。反抗是打开通往自由、解放之路的第一步，反抗也必然会遭到主人的血腥镇压。在反抗的过程中，也许还没有等到自由降临，很多人就会倒在血泊中，享受不到自由的果实了，而忍受奴役则至少还可以苟活下去。所以其他的希伯来人选择了“逃避自由”的道路，宁可当奴隶，也不奋起反抗，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争取解放和自由，彻底地改变自己被奴役的命运。这种“逃避自由”情结在奴隶的心中竟然是那么根深蒂固，当后来摩西率领希伯来人逃出埃及法老的魔掌而陷入困境时，他们竟群起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扰搅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人就是这样，一旦获得自由，大多数人却又不能自主了，而当人不能自主时，他将发觉忍受奴役更安全。二战时期，大多数犹太人重犯了他们祖先曾经犯过的错误，他们成百万地走进集中营，驯顺得就象一只只任人宰割的绵羊，很可能他们以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没想到他们碰到的希特勒比埃及法老更凶残，希特勒不仅要杀光这个民族的所有的男子，而且女子也一个不留！其实，“逃避自由”是被奴役者的一种普遍心态。 四 怎样获得自由，获得解放？摩西选择了逃亡之路？逃亡绝不是逃避，逃避是一种不敢面对现实的消极选择。而逃亡则不然，俄国伟大的作家索尔仁尼琴说：“这是自由心灵的命令。”（《古拉格群岛》中册379页，群众出版社1996年版）是对命运安排的反抗，“并且要超过命运的安排去寻找一种新的生命状态。”（摩罗《自由的歌谣》）256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版。）对摩西来说就是，“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之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即挣脱奴隶的枷锁，建立属于自己的幸福家园。 摩西所以选择了逃亡之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曾是个逃亡者，他有逃亡的体验，实践告诉他，逃亡不失为一条获取自由和解放的道路，逃亡的生活也开阔了他的眼界，让他的胸怀更为开放，至少他比那些死徙不出乡的同族人认识到这样一个真理：世界很大，离开主人完全可以活得更好。 当然，他也认识到逃亡之路并非坦途，面对凶残狡诈的法老，他感到恐惧和无能，为此，他曾向耶和华神求告：“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看来，凭一个人的力量，是根本找不到通向自由和解放的道路的，必须唤醒全体族人，跟他走。 问题也正出在这里。你怎样唤醒沉溺于“逃避自由”情结中的民众？这些惯于“逃避自由”的奴隶，由于愚昧无知，他们不相信除了被奴役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命运，再说逃出法老的魔掌很可能要付出血的代价，所以无人响应摩西的号召。 不过，摩西一心要获得自由和解放，他也清楚，仅凭他个人的力量是无法达到这一目的的，所以，他必须利用这些愚昧无知的奴隶。为此，摩西玩弄了两种着数：其一就是神道设教。对于愚昧无知的人来说，宗教的力量往往大于理性的力量。这样，摩西就抬出希伯来人的祖先神耶和华，并且以耶和华神的代言人自居，玩点原始巫术，“百姓信了”；其二就是“但我要使他（法老）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也就是让法老变本加厉地奴役以色列人。果然，以色列人从此倍受折磨。法老吩咐督工的和长官说：“你们要把更重的工夫加到这些人身上，叫他们劳碌……” 前一种手段很好理解，在中国的历史上，用神道设教的方法动员愚昧无知的群众起事的事例多得不胜枚举。问题是第二种手段实在叫人费解，摩西说这是耶和华神的意愿，难道一个民族的保护神会反过来唆使埃及法老变着法地折磨自己的子民？ 但回想到“逼上梁山”这句老话，也就容易理解了。其实中国的造反者何尝不是这样。一个“逼”字，十分说明问题，这里有来自官府的“逼”，也有来自自己人的“逼”，如卢俊义、徐宁，不就是被梁山好汉们弄得家破人亡之后，走投无路而上山入伙的吗？让他们跟着自己“闹革命”的吗？只是摩西比后来者早了好几千年。 五 在摩西的鼓动下，再加上日甚一日的天灾人祸，以色列人终于忍受不了啦！于是，他们在摩西的率领下，乘着夜色的掩护，开始了一次史诗般的胜利大逃亡。他们甩开法老军队的追击，经历了千难万阻，来到了巴勒斯坦的迦南地，建立了自己的国家。 我们要问，有了自己的国家就意味着自由和解放吗？从此就没有了奴役吗？《圣经·出埃及记》没有为我们提供这方面的证据。 什么是国家？我们且看看摩西在建构一个怎样的国家，事情就一目了然了。 首先，“摩西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有才能的人，立他们为百姓的首领，作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他们随时审判百姓，有难断的案子就呈到那里，但各样小事他们自己审判。”就这样，以色列人被纳入一个严密的组织中，而这个组织的原则是什么呢？摩西宣布说：“不可毁谤神，也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这意味着什么呢？实际意味着一个独裁者对刚刚逃亡出来的以色列人的自由的再次剥夺！ 其次，摩西为了确立自己不容置疑的统治权威，大搞造神运动。本来耶和华神是全体以色列人的神，但由于摩西利用以色列人对耶和华神的信仰，成功地组织了这次摆脱埃及法老奴役的逃亡行动，这使他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民族的救星。现在他则要利用人们对他的感激之情，把自己变成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绝对圣王。为此，他制造了这样的神话：“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答、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都要上我这里来，远远地下拜。惟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却不可亲近；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从而他垄断了人神之间的交往权，成为神在人间的唯一代言人。这点极为重要，这实际上使他变成了神，因此他的话也就成了不可违背的神喻。 最后，建立意识形态霸权，控制人们的思想。摩西借耶和华的口宣布：“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句话一旦以神的口气说出，人的自由意志便被彻底地扼杀了。 但扼杀人的自由意志决非易事，很简单，人之所以为人，就因为他有自由的精神活动，而这种自由的精神活动异于动物的地方就在于它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使人对外界的命令和信息不是作被动的接受和重复，而是思考、怀疑、分析、判断、批判、探索、发现、创造，如果不是这样，我们今天恐怕仍是生活在树上的猿类。而摩西所要建立的意识形态霸权，就是要扼杀人的这种主体性，把他摩西认为正确的思想、信仰、理论钦定为绝对真理，不许质疑，不许批判，只许膜拜顶礼。如此一来，人的正常的精神活动必然陷于停滞，失常了，而摩西要的就是这种状态，因为只有在这种状态下人们才能够按照他的意志说假话，说空话，说大话，说梦话，说疯话，但就是不说人话。习惯既久，正常变成了失常，失常变成了正常，倘若这时仍然有人敢于说出几句真话，即使当权者不制止你，周围的人也会怵惕骇怪地说：“难道你疯了吗？怎么这样说？”疯人说别人疯了，傻瓜说别人傻了，坏蛋说别人坏了，这种状态，对人类来说是个惨不忍睹的悲剧，可对于摩西这类一心想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绝对圣王的人来说，却是必要的。更是正常的。 不过，以色列人也没有那么轻易就摩西之范，当他离开人们片刻之时，以色列人立刻就出现了多神崇拜——崇拜金牛犊。这显然是对摩西刚刚确立的政治权威的最严重的挑战。怎么来对付这些“硬着颈项的百姓”？很简单，对待异端，对待意识形态的敌人，从来用不着温良恭俭让的说理斗争，最有效的是剑与火！在这个世界上，摩西也许是最早使用剑与火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人。出埃及记说：“摩西见百姓放肆，就站在营门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各人把刀跨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各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三千。”就这样，摩西在血泊中重新建立起他那独一无二的统治权威。 这就是那个率领以色列人逃出埃及去寻求自由和解放的摩西，在这场“解放运动”中，究竟谁获得了解放，到此不是不言自明了吗！ 过去，我感到困惑的是，既然摩西是开创以色列人历史的英雄，为什么以色列人没有把他奉为民族解放之神，为什么人们后来又找到个出身卑贱的耶稣，跪倒在他的面前？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人类在自由和解放之路上，与其说需要一个英雄，不如说更需要一个用自己血肉之躯为民赎罪的殉道者。再说，人类的自由解放之路仍相当漫长，他们还将跨过摩西、耶稣继续去寻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