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间的联系、依赖日益增强，互相认识、了解的愿望不由自主地产生。历史及其发展的比较、文化及其传统的比较、经济及其生活的比较、政治及其制度的比较、社会及其结构的比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进行着，互相交流、互相借鉴，互相制定相应的对策、政策，共同发展。 史学比较研究是中国史学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史学研究的成果要走向世界、被世界认可，需要消除某些偏见，这需要进行比较研究。 比利时史学家皮雷纳说：“惟有比较方法可以减少史学家间种族的、政治的与国家的偏见。史学家局限于国家民族史狭小范围内，其种族的、政治的与国家的偏见，不可避免地使其陷于泥淖之中，无法真正了解其所研究的历史，因他无法与其他国家民族的历史相会通。许多史学家缺乏公平，不是由于先入之见，而是由于知识的不足。沉淫于欣赏自己的民族，必然夸张其创造性，而将本为模仿来的，认为系其独创。对其他民族不公正，由于不了解其他民族，知识的闭塞，使其易于为由情绪所建立的偶像所欺骗。”①“比较历史的研究，能缩短民族间的距离，能使历史的全貌呈现。”②消除某些偏见，克服文明误解、文化误读自然就易于走向世界、被世界认可。 史学研究的成果要走向世界、被世界认可，需要提高各方面的价值，提高公信力，增加时效性，而比较研究可以使这些目标的实现成为可能。 布洛克认为，比较就是假设一验证一再假设一再验证的过程，不断的假设、验证，直到得出令人满意的、可信赖的精确解释。比较方法是一种间接的实验方法。③即通过比较研究可以得出比较科学的结论、结果。穆尔认为比较史学研究方法有三方面的优点：(1)可以导致提出非常有用的问题，有时还能提出新问题。(2)可以从反面大致地检验已被接受的历史解释。(3)也许可以推导出新的历史结论。④即比较研究可以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使史学研究不断向前发展。梁启超认为比较可以辨史实(事实判断)、析缘由(因果判断)、明得失(价值判断)。⑤这些大家的概括，基本反映出了比较研究在提高史学研究各方面价值中的功用。通过比较研究加深研究的深度、广度，提高研究的科学性、公信力，无疑就增加了研究成果各方面的价值，增加了被认可、被传播的系数，自然也就易于走向世界、被世界认可。 回眸世界史学界，被世界认可的著作往往是在比较研究中完成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也是这样，韦伯的著作是这样。再如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汤因比《历史研究》是比较了多种文明后写成的；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弗兰克《白银资本》是比较史学方法的成功之作；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研究分析了世界100多个国家的情况，概括出政治现代化的四个阶段和七种类型，被誉为比较史学的“光辉范例”。⑥这些著作，在中国也已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并被认可。而当代中国大陆似乎还没有能在世界产生广泛影响、被广泛认可的史学著作，没有扎实比较研究的基础应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史学研究的成果要走向世界、被世界认可，必须重视史学的比较研究。 史学比较研究是中国史学取世界史学之长补己之短、去己之短的必由之路 中国史学走向世界，是一个认识世界史学的过程，也是一个与世界史学接轨的过程，只有完成接轨才能实现走向世界。而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接轨的一个核心课题就是互相取长补短、取长去短。这就需要对自己的长和短、别人的长和短有清楚、准确、全面、足够的认识，这是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去己之短的前提和基础。这种取长补短、取长去短的认识过程、实践过程，无疑是可以通过史学比较研究实现的。 中国的传统史学有数千年的历史，有一些优良的史学传统，但与西方史学相比较也存在不少的缺点。 有的学者比较了中西古代史学对“历史”的认识，指出：中国古代对“史”所作的规定，是记载君主的言与行，即“史”必须为君主和权力服务，是政治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规定了历史记载必须满足君主的各种历史要求，并为现行权力的合法性和正统性提供权威的历史证明。人的历史地位和价值均需依据权力而定性。史家不需要具有“主体”的批判性和独立性，它只需要史官的效忠性和服从性。“主体性”作为与之格格不入的东西受到专制制度的全面排斥和严厉压制。中国传统史学精神对历史学家个性和思想的摧残是极为严重的。它使得历史学家一进入历史研究领域，就失去了自我，变得不再是自己，不再有人格、尊严和良知。在古希腊，“历史”一词的含义是“调查得来的知识”，它还包含有“研究、探索”的意思。这规定了“历史”是积极、主动地去调查、询问、探求，而不是消极、被动地去记载、叙述、保存；是史家个体自觉地追求真理的表现，而不是为政治或党派服务的工具。史学精神包含有法的精神，即客观、真实、公正，并产生“历史审判”的观念，是批判的、理性的。西方传统史学精神包含双重平等性规定：一、所有人是平等的，二、所有国家和民族是平等的。正因为如此，西方历史著作很早就杜绝了对君主的崇拜和对权力的迷信，并彻底根除了对国家(特别是对自己祖国)和民族(特别是自己民族)的神化和狂热。⑦ 近代，尤其是20世纪以来，西方历史哲学家、史学理论家及历史哲学、史学理论著作不断涌现，汤因比《历史研究》，霍布斯鲍姆《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卡尔《历史是什么》，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勒鲁瓦·拉迪里《历史学家的思想和方法》，勒维《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奥克肖特《经验及其模式》，加登纳《历史解释的性质》，安克施密特《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海登·怀特《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雷克斯·马丁《历史解释：重演和实践推断》，雅斯贝斯《历史起源与目标》，格鲁内尔《历史哲学：批判的论文》，威廉·德雷《历史哲学》，保罗·利科《历史与真理》，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勒戈夫等《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古奇《十九世纪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伊格尔斯《20世纪的历史学》，波克《20世纪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家》……而中国只有《史学概论》、《史学方法论》之类的书，或对西方历史哲学翻译的书，以及编辑的《西方历史哲学读本》、《西方历史哲学导论》类的书，而没有“中国历史哲学读本”、“中国历史哲学导论”，没有什么可介绍到世界去的并在世界产生影响的历史哲学、史学理论著作。究其原因，或许与中国传统史学消极影响还没有被彻底清除、“短”还未完全被补、被去有关。 学习西方史学的长处，清除中国传统史学消极影响，完成史学传统的现代转换，建设中国史学新传统，是当代中国史学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接轨的需要。 取长补短、去短，与世界史学接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了解、跟上世界史学的潮流。当今世界史学潮流是什么?从2005年在悉尼举行的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内容可以看到：“以反映全球化而进行的文明之间和区域之间的比较研究，已成为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潮流。概括起来，这一趋向有以下几个新的特征：首先，文明的研究更为注重人类与自然之间互动的状况，环境史的兴起便是标志之一。其次，文明的单位已经与以前呈现明显的不同，以往东、西方的概念已经为人所大大突破……最后，对文明的观察，也从原来注重民族、国家的兴亡，转而注意社会与国家、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互动、交涉和牵制。”⑧注重人类与自然之间互动，环境史的兴起，正是当代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理论产生发展的必然产物，是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甚至政治问题的必然反映。中国正在普及的科学发展观、制定的一系列可持续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的方针政策正是这一世界潮流的反映。注重社会与国家、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互动、交涉和牵制研究，是当代世界社会现代化、民主现代化潮流的必然产物，中国正在建设政治文明，推动民主政治发展，推动社会发育、成熟完全与此合拍。无论从跟上世界史学发展潮流出发，还是从史学为中国现实服务出发，中国史学研究增加人与自然关系史、环境史、社会与国家、民众与政府之间互动史的内容，都是取长补短、取长去短的重要任务、重要内容。尽快补缺、补短，可以推动中国史学加快发展，加快与世界史学接轨，也可以推动中国史学为中国社会发展作出更多的贡献。中国史学界只有主动迎接世界史学新潮流，积极与世界史学新潮流对话，真正与世界史学新潮流互动、交流，中国史学才能融入世界史学，实现与世界史学接轨。 迎接世界史学新潮流，积极与世界史学新潮流对话，需要有学术大师引领，需要有一批学者参与，学贯中西，擅长中西史学比较研究，是学术大师、这批学者必备的基本素质。 中国的史学比较研究应加快拓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外史学比较研究有了发展，论文发表了一些，但专题著作还很少，像杜维运《中国史学史》、《史学方法论》等作了中西史学比较研究的著作，在中国内地还不多见。何平在2004年发表文章说：“我国至今仍未形成一个比较史学流派，比较史学也未被建立成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专门的比较史学刊物也并未出现。”⑨几年后这样的状况仍未改变。而美国1958年创刊了《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Comparative in Society and History)(季刊)，1970年创刊《历史交叉学科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杜维运在2006年版的《史学方法论》中仍说：“‘比较史学’一词，在中国并不流行。”⑩意即在台湾不流行，在大陆也不流行。这应该是事实。总的来说，中国史学比较研究与世界比较史学的发展还是有较大的差距的。 中国史学要走向世界，必须加快比较史学研究的发展。加快比较史学研究的发展，其中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拓展比较史学研究。拓展比较史学研究是中国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比较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比较研究有非全面性、相对性的局限，往往只重视某一个特点、某一个侧面的比较，比较也容易附会，只有拓展比较研究的广度、深度，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比较研究，才能克服比较研究中的相对性、局限性。 拓展史学比较研究要做很多功课，至少要先做好以下功课： 一是历史比较研究向史学比较研究发展。历史比较研究对于中国史学发展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要认识历史发展的特点，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要探讨历史发展规律，就需要进行比较研究。如前所说，没有比较研究，其成果的价值、认可度是有限的。巴勒克拉夫也说“不考虑西方的影响便无法理解亚洲的近现代史”，“不考虑亚洲对西方的影响便无法理解西方的历史”。⑾历史比较研究要发展，如从历史细节比较研究向历史主干比较研究发展，从同类比较研究向不同类比较研究发展，从中国历史前后比较研究(古代、近代、当代比较研究)向中外历史比较研究发展。历史研究的发展有赖于史学研究的发展，对于当代中国史学界而言，史学的比较研究更需要发展。从历史比较研究向史学比较研究发展，对中国史学发展有更重要的意义。 二是中国史学比较研究向中外史学比较研究发展。史学研究向比较史学研究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世界史学潮流。比较史学研究如何发展?中国的史学比较研究对于中国史学发展来说也是不能忽视的。如中国古代史学、中国近代史学、中国当代史学的比较研究，如中国封建史学、中国资产阶级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比较研究，如大陆史学、台湾史学、香港史学的比较研究，这些史学比较研究对于中国史学的发展是有意义的。但是，中外史学比较研究对于中国史学的取长补短、取长去短更有价值，对中国史学的发展有更重要的意义。史学比较研究，更需要进行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比较研究，与日本史学比较研究，更需要进行中国传统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西方传统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后现代主义史学的比较研究，更需要进行中国史学思想、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史学制度与西方史学思想、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史学制度的比较研究，以便使中国史学取长补短、去短，以便中国旧史学传统的改造，新史学传统的建设，让中国史学走向世界。 三是史学比较研究向跨学科比较研究发展。跨学科研究已成为学科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自上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已有了长足的发展，新兴的历史学分支学科不断异军突起。如新政治史学、新经济史学、新文化史学、环境史学、城市史学、家庭史学、心理史学等等。这些新兴的历史学分支学科，是不同学科之间相互渗透、影响的产物，是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心理学等与历史学相互渗透、结合的产物。这些新兴学科的产生和日益增多，反映了当代“知识整化”的趋势，同时也为史学比较研究指明了新的拓展方向——跨学科比较研究。 要发展跨学科研究，就必须先发展跨学科比较研究。要认识其他学科的长处，找准与其他学科的结合点，就需要将本学科与其他学科进行比较研究。跨学科比较研究显然成为跨学科研究的基础。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要发展，就必须先发展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比较研究。由此，历史学与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心理学等的比较研究要进一步发展，历史学与文学、美学、哲学、法学、新闻学、教育学、(当代)地理学、民族学、宗教学、和平学、人学、死亡学、行为科学、未来学、预测学、创造学、统计学、科学学、思维科学……比较研究都可以发展，以取各学科之长，进行新的“科际整合”，以建设新的历史学分支学科。 如文化学注重实地调查、整体研究、结构研究等；如统计学强调数量性、社会性、总体性、具体性、广泛性，在研究方法上注重大量观察法、分组法、综合指标法等；如新闻学强调重要性、接近性、新鲜性、真实性等；如思维科学、创造学提倡灵感(顿悟)，创造性思维强调求异性、多向性、有丰富想像力，常以不合逻辑的和违反常规的形式出现。突破了一般逻辑思维和一般经验、知识、模式的局限，强调辐射思考(亦称分殊思考)、辐集思考、相似思考、反向思考、分合思考等。历史学可以吸取这些学科的长处，推动历史学新分支学科的产生，推动史学的新发展。新历史统计学、新闻历史学、创造历史学、灵感历史学，完全有可能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建设。再如和平历史学(历史和平学)、唯美历史学(历史美学)、唯人历史学(历史人学)等等，也完全有可能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建设。 积极开展史学与其他学科的比较研究，将创造出新的史学分支学科，创造新的史学潮流。与其做一个史学潮流的追赶者，毋宁做一个史学潮流的创造者，做一个世界史学潮流的引领者，占据史学发展的制高点，这正是中国史学家发展中国史学、发展世界史学应负、应担、应尽的责任。 注释： ①②⑩详见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5、82、257页。 ③详见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304～305页。 ④⑾参见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80、249页。 ⑤详见王秀青《梁启超：史学比较方法的倡导与实践》，《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1期。 ⑥⑨详见何平《比较史学的理论方法和实践》，《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4期。 ⑦雷戈：《“历史”的文化阐释——中西方史学精神之比较》，《学术月刊》2000年5期。 ⑧王晴佳：《文明比较、区域研究和全球化——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所见之史学研究新潮》，《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作者简介：周一平，扬州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嘉川，扬州大学副教授。 原载《江海学刊》(南京)，2007．1．147～16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