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對那場大瘟疫的記述中﹐修西底德這樣回憶了有些劫後余生的雅典人﹕他們活了下來﹐但卻完全喪失了記憶﹐他們不知道他們自己是誰。瘟疫之後的波羅奔尼撒戰爭持續了二十五年。戰爭最終以雅典城牆的倒塌而草草結束﹐雅典帝國國父特米斯托克利的偉業終于成了煙雲過眼﹐被徹底遺忘。雅典人不再知道自己是雅典人﹐不再知道自己是特米斯托克利的子孫。他們喪失了記憶﹐喪失了對自我的認識。我想﹐修西底德或許是以“瘟疫”類比于“戰爭”﹐在自然秩序裡給無常的人事立下一個永恆的照壁﹐以此向后人暗示了一個未曾言明的觀察﹕“第一公民”伯利克裡的死剝奪了全體雅典人的記憶。換言之﹐偉大的民主本來該是一個偉人做主的政體。梭倫的立法 ﹑特米斯托克利的海洋戰略﹑伯利克裡的葬禮演說﹑亞裡士多德的“比較政治學”考古﹑以及修西底德的史家記憶﹐這所有的一切都重複了這個不是秘密的民主秘密。 亞裡士多德說﹐他在雅典搞的那項“民主考古”的報告是普世性的﹐它適用于所有文明裡的政治體﹐因為所有政治體在本性上或隱或顯都是“雅典性的”﹑“民主性的” 。這個報告傳達了一個令人不安的訊息﹕既然“民主”是一切政治體的本性(eidos)﹐既然“民主”以“政治家德性”為天敵並因此成為一種深嵌在政治肌體裡的悲劇性的“過失”(hamartia)﹐那麼﹐“政治的動物們”不是注定要生活在一場悲劇中了嗎﹖這確是一個令人不安的訊息﹐但並不值得奇怪。柏拉圖不是早就說過﹐城邦裡的生活本就是悲劇性的嗎﹖立法者的任務注定不是為城邦編製喜劇﹐而是比悲劇作家們的悲劇更象悲劇的悲劇 。 修西底德的回憶始于寧靜的帝國“考古”﹐終于不寧靜的愛慾“悲劇”。不慰的歷史難道竟也為幾度殘陽中的人世立法麼﹖ （5）附录 附錄之一﹕盧梭(1712-1778)論“安逸” 對于我們所見到的那些文藝繁榮的時代﹐我們讚美得太多了﹐但並未深究這些文明隱藏著的目的﹐並未考慮它們的不幸效果﹕Itaque apud imperitos humanitas vocabatur﹐quum pars servitutis esset”(愚人們稱之為文化<人道>的﹐其實已經是奴役的開始) ......一個詩人的年金有十萬鎊﹐這並不足以證明他所處的時代就是一切時代中最美好的時代。應該少去注意那些表面的安逸(repos)和首領們的安寧﹐而是更多地注意整個民族的幸福﹐尤其是在那些人口最多的國家裡。冰雹可以毀壞若干州縣﹐但卻極少能造成飢饉。騷動和內戰固然大大嚇壞了首領﹐但並不會給人民造成真正的不幸。當人們在爭論應該由誰來虐待人民的時候﹐人民甚至于還能松一口氣。唯有人民的恆常[的靜止]狀態﹐才會產生它們的“繁榮”或者說真正的災難﹔唯有當全體都在羈軛之下被壓碎了的時候﹐這時全體才會毀滅﹔唯有在這個時候﹐首領們才能任意地摧殘人民﹐“ubi solitudinem faciunt pacem appellant”(當他們把[國土]淪為廢墟的時候﹐他們便說那就是和平)。當權貴們的紛爭激蕩著法蘭西王國的時候﹐當巴黎副主教袖懷匕首去出席議會的時候﹐這並沒有妨礙法國人民在一種真正而自由的安逸之中享受幸福並且繁殖人口。往昔的希臘是在最殘酷的戰爭中繁盛起來的﹐公民們的德行﹑風尚與獨立之加強國家的作用要超過一切爭端之削弱國家的作用。有一點震蕩倒會使人們的靈魂富于活力﹔而真正能使一個種族繁盛的﹐與其說是和平﹐倒不如說是自由。(<社會契約論>﹐譯文採用何兆武中文本﹐北京﹕商務﹐1980﹐第三卷﹐第九章。個別詞據法文原文略有改動) 附錄之二﹕馬基雅維裡(1469-1527)論“治亂” 可以看得出來﹐在興衰變化的規律支配下﹐各個地方常常由治到亂﹐然後又由亂到治。因為人世間的事物的本性不允許各個地方在一條平坦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當它們到達極盡完美的境況時﹐很快就會衰落﹔同樣﹐當它們已變的混亂不堪﹑限于極度的沮喪中﹑不能在往下跌落時﹐就又必然開始回昇。就是這樣﹐有好逐漸變壞﹐然後又由壞變好。究其原因﹐不外是勇敢的行為創造了和平﹐和平使人得到安逸﹐安逸又產生混亂﹐混亂導致覆亡。所以﹐亂必生治﹐治則生德﹐有德則有榮譽和幸運。因此﹐聖明之士已覺察到﹕軍事上取得輝煌成就之後接著才是產生優秀作品的年代﹔各城邦﹑各地方的偉大的軍人必然是在偉大的哲人之前出現。武力既已奪得勝利﹐勝利又已贏得和平﹐只有耽迷于文字著作最能軟化昂揚的尚武精神﹔在一個井井有條的社會裡﹐也只有懶散安逸具有最大的危險和欺騙。(<佛羅倫薩史>﹐譯文採用李活中譯本﹐北京﹕商務﹐1982﹐第五卷﹐第一章) 附錄之三﹕塔西陀(circa A. D. 55 -﹖)論羅馬在不列顛的“文化”統治 由于前任羅馬總督們的疏忽或粗暴(intolerantia)﹐[不列顛]在和平的日子和戰時的日子同樣可怕。在第二年的冬季裡﹐[阿古利可拉]實施了一些善後的措施。為了使一群分散的﹑野蠻而好戰的居民能夠由于舒適而安于平靜的閒暇﹐阿古利可拉對于修蓋廟宇﹑公共場所以及住宅都予以私人的鼓勵和公家的協助。他獎勵那些勤勤懇懇的﹐痛斥那些游手好閑的。因此﹐居民不在是被迫服役﹐而是以自動的競爭來響應他的鼓勵了。他以羅馬人的自由學術(liberalibusartibus)來教化當地酋長的兒子們。他不喜歡高盧人[身體上的]操勞(studiis)﹐而對不列顛人[腦力上的]的聰慧(ingenia)表示特別的嘉許。因此﹐這些從來不接受拉丁語的居民現在居然也學起羅馬人滔滔不絕的辭令來了。並且﹐它們也以穿著羅馬人的衣裳為榮﹔穿托袈(toga)之風大為流行﹔他們逐漸被一些使人墮落的器物如花廳﹑浴池﹑風雅的宴會等所迷惑。所有這一切正是他們被奴役的方式﹐而他們卻愚蠢地把它們稱做“文化”(humanitas)。(<阿古利可拉傳>﹐譯文採用馬雍﹑傅正元中譯本﹐北京﹕商務﹐1959﹐第二十一節。個別字句據拉丁原文略有改正) 附錄之四﹕柏拉圖(circa 428 - 347 B. C) 論“悲劇”與“立法” 至于那些所謂“肅穆的詩人”﹐也就是說﹐那些悲劇詩人﹐假定某個時候他們中間的某些人來到我們的城邦裡問我們一些這樣的問題﹕“陌生人﹐我們可以經常拜訪你們的城邦和你們的土地嗎﹖我們可以帶上我們的詩歌一起來嗎﹖對這類事情﹐你們是怎麼決定的呢﹖”我們應該用什麼樣的回答給這些神人(divinemen)才算正確呢﹖在我看來﹐應該是這樣的﹕“最高貴的外鄉人﹐”我們這樣說﹐“我們自己也是詩人﹐我們已經盡我們最大的能力創作了最好的和最高貴的悲劇﹔從任何方面看﹐我們[城邦的]整個政治體的創立就是對最高貴和最好的生活方式的模仿﹐我們認為﹐它真的是最真實的悲劇。看﹐你們是[悲劇]詩人﹐我們同樣也是[悲劇]詩人﹔作為最高貴的戲劇的製作者和演出者﹐我們是你們的對手﹔我們希望﹐這種最高貴的戲劇只有真正的法律才能使它臻于完美。所以﹐千萬別以為我們會輕易放你們進來﹐讓你們在我們的市場裡搭起戲臺﹐讓你們的演員的漂亮的嗓門高過我們的。也別以為我們會輕易允許你們朝我們的女人﹑兒童和全體民眾發表公開演說﹐宣講一些我們也要宣講的﹐但卻和我們的意見多半相反的理想。在我們的君主頒佈法令規定你們製作和排練的戲劇是否可以在我們的城邦裡上演之前﹐如果我們允許你們進來演出﹐那我們一定是瘋了。所有別的城邦也都是一樣的情形。(<法律篇>﹐第七卷﹐817a-817d。譯文據Pangle英譯本轉譯) 附錄之五﹕ 波利比阿(circa 200-118 B.C.)論雅典人和雅典政體 底比斯人的繁榮和衰落與他們的領袖愛巴米農達和佩羅比達斯的生與死息息相關﹔因此﹐我認為﹐底比斯城邦之短暫輝煌不是由于它的政治制度﹐而是由于它的人。對于雅典﹐我不得不持相同意見。雅典在一連串的幸運和成功之後終于在海軍大將特米斯托克利的時代達到了頂峰。然而﹐在他之後﹐雅典反復無常的本性顛覆了它自身的命運。因為雅典人多多少少象一艘失去了船長的船。在這樣一艘船上﹐當水手們出于對風浪的恐懼而理性地服從SKIPPER的命令時﹐他們的作為將是令人羨慕的。可是﹐當他們由于過份自信﹐以至于陶醉于對上司的蔑視和彼此間的爭吵時﹐他們就不再萬眾一心了﹔有些人決定繼續航行﹐而又些人則催促SKIPPER馬上拋錨﹐有些人要張帆﹐另一些人卻主張收帆。如此之喧嚷紛爭不但讓船上的其他人感到可恥﹐而且其本身更成了致所有人于危難境地的源泉。所以﹐通常的情形是﹐在他們逃離了凶猛的海浪之後竟往往在近岸的港灣裡翻船擱淺。這是一種經常發生在雅典的的情形。憑借其公民及其領袖們的超凡能力﹐雅典得以安渡最可怕的危險﹐然而由于其疏忽大意﹑缺乏理性﹐它又往往在安寧中突然毀滅。和底比斯一樣﹐雅典就是這樣的一個政治體﹕所有的政務都受制于民眾漫無節制的慾望和衝動﹐他們的剛愎固執和心懷叵測往往導致暴力和激情。關於這一點﹐我不必再多說什麼了。(<歷史>第六卷殘篇﹐第四十四節。譯文據Loeb古典叢書Paton英譯轉譯。大史家波利比阿是希臘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和外交家﹐生前曾擔任希臘聯軍總司令﹐兵敗之後﹐被作為人質押送羅馬﹐成為羅馬大將軍小西比奧的軍師﹐隨小比奧爭戰南北﹐親眼目睹了小西比奧如何在前146年連續平定非洲的迦太基和希臘最後的堡壘科林斯﹐從而完成羅馬帝國大業。國破家亡之下﹐波利比阿發憤以希臘文著40卷羅馬通史﹐探究羅馬何以強盛的秘密﹐以為後來者之警戒。這部通史所涉羅馬部分成為後世羅馬國史編修權威利維(Livius)的主要依據﹔而其所涉希臘部分則是對故國興亡成敗的最佳總結﹔其對雅典政體個性的觀察更是歷代治史者的第一參考﹐故附錄之。) （6）注释部分 本文所涉修西底德文本的引述採用北京商務館謝德風先生中譯。部分句段根據霍布斯的英譯作了調整﹐個別單字據希臘原文改譯。 “他們就是這樣為馴馬的赫克托爾舉行葬禮。” 荷馬﹐ <伊利亞特>﹐XXIV﹐804。 維科(Giambattista Vico)﹐<新科學> (Scienza Nuova)﹐第337節﹑536節﹔比較西塞羅﹐<法律篇>(De legibus)﹐第二卷﹐第16節。 柏拉圖﹐<法律篇>﹐650b﹔對照<高爾吉亞篇>。 C.N.Cochrane﹐Thucydides and Science of History﹐London﹐1929 柏拉圖﹕<高爾吉亞篇>﹐518c-519b. 伯利克裡的三篇演說分別涉及戰略籌劃﹑雅典的讚美﹑自我申辯﹔它們恰好暗合亞裡士多德在<修辭學>裡對修辭的三種分類﹕政治修辭﹑禮贊修辭﹑法庭修辭。三種修辭分有不同性質﹑體式﹑意圖﹑聽眾﹔因此﹐伯利克裡的三篇演說需分別對待。參亞裡士多德﹐<修辭學>﹐1358a35-1369b33. 亞裡士多德﹐<詩學>﹐1450b20-1452a20. 柏拉圖﹕<宴飲篇>﹐198a-212c. 荷馬﹕<伊利亞特>﹐V 907-909﹐VI 1-4 . 比較科林斯使節在第一屆斯巴達會議上的發言中隊雅典人性格的描述和聖經<創世記>11﹕15“巴 別塔”一節中關於“言語”﹑“匠人”﹑和“城”的暗示. 參照本文附錄之一﹑二﹑三. 參維吉爾﹕<埃涅阿斯記>﹐VI 840以下﹔比較聖奧古斯丁﹐<上帝城>﹐第一卷﹐序言. 荷馬﹕<伊利亞特>﹔參James Redfield﹐Nature and Culture in the Iliad﹕Tragedy of Hector﹐Chicago﹐1975。Seth Benardete﹐Homeric heroes﹕A Commentary on Iliad﹐PhD dissertation of Committee on Social Thought﹐University of Chicago﹐1955. 柏拉圖﹐<理想國>﹐588b-608b. 關於“青年”和“老年”的不同德性﹑二者的衝突以及其政治意義﹐亞裡士多德在<修辭學>第二卷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有詳細討論。西塞羅的<論老年>值得參考。 <尼西阿斯傳>. 荷馬﹕<伊利亞特>﹐VI 12-19. 色諾紛﹐<蘇個拉底回憶錄>. 參亞裡士多德﹐<雅典政制>﹔P.J.Rohodes﹐A Commentary on the Aristotelian Athenaion Politeia﹐Oxford﹐1993. 參普魯塔克﹐<梭倫傳>﹔M.L.West﹐Iambi et elegi Graeci ante Alexandrum cantati﹐(<希臘哀歌與長短格殘篇集>)﹐“梭倫”部. 亞裡士多德﹐<政治學>﹐1295b20以下和1284a3以下。 參本文附錄之四“柏拉圖論悲劇與立法”. 關於雅典民主政體的個性﹐參考本文附錄之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