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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又组建了二支队。军分区派来两个队长,一个叫谢贵山,一个叫孟庆彪。他们赤手空拳没有兵,没有干部,也没有枪支弹药。谢贵山、孟庆彪二人都是老红军,他们熟悉如何组建部队,在县委的帮助配合下,突破重重困难,组建了既有步枪又有机关枪的定襄二支队。 定襄的这些武装部队,和老百姓的关系密切,不像封建时代的官兵,也不像旧社会的旧军,那些军人几乎就是土匪,老百姓都害怕他们。抗战时我党领导的革命队伍,都是保卫家乡的人民子弟兵,与老百姓建立了鱼水之情。 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时期的反封建现象 解放战争时期反封建统治的成功,关键是土地问题的解决。中国在反封建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把地主的土地没收后分配给农民,即孙中山提倡的“耕者有其田”,我们称之为“土地改革”。这个土地改革和武装斗争也是密切相关的,有了武装斗争的胜利,就能够保卫农民,也就能够发动农民起来和地主斗争,使农民有勇气进行土地革命。也可以说,战争保证了土地革命的成功,而且保证了土地革命的果实。 这个时期我是在热河工作的。热河的土地关系比内地复杂些,主要特点是土地比较集中,大地主多,广大贫苦农民在过去伪满洲国的统治下,处于水深火热的痛苦当中。热河围场县过去是满清皇帝打猎的地方,后来卖给汉人地主。卖地时他们不是丈量,而主要是跑马占圈,由此产生了很多大地主。围场县有个地主姓张,人称张四皇上。他有九沟、十八岭,平地200顷。平川县也有个姓张的大地主,主要经营鸦片。正因为热河这个地方的农民深受痛苦。我们抓住这个特殊之处,发动农民积极参加土地革命,群众运动势如破竹,土地改革得也很彻底。 但是,在民国35年(1946年)最初开始土改时,我们也根据中央的《五四指示》进行过减租、减息等初步的改革,成效不大。真正彻底解决土地问题,进行大规模的反封建土地改革运动,是在中央土地会议以后。民国36年(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晋察冀解放区,刘少奇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主持了中央委托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会上通过了《土地法大纲》,后报中央批准后执行。会议的指示主要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平分土地给贫下中农。但也给地主留了点土地,让他们成为有生产能力的劳动者,给他一条生活的出路。 热河的土地改革经过地委干部大会后,地委负责人组织工作团下基层亲自领导土地改革,紧张地进行了一年多的工作,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土地问题,彻底进行了反封建运动。反封建运动带来的积极成果,一个是农民为了保卫自己的土地,积极参加解放军,仅围场县登记在册的就有12000人,在很短的时间里即组建了6个团的兵力,交给东北野战军。另一个是解决了土匪问题。土匪问题是热河的历史问题,解放军把围场、隆化这些县都占领了,地主被打倒了,土匪存在的社会基础不存在了。紧接着热河地委对土匪们进行了一次政治攻势,即缴枪不杀,只要回家参加农业生产,过去的一般不加过问,不予追究。那些在山上的土匪们,都回到当地当农民搞生产去了。彻底解决了土匪问题,也是土地改革反封建的一次伟大胜利。 北京的土地改革是解放以后进行的,而且土地改革是和平解决的,对地主没有进行斗争。如四季青大泡子地主的十顷地都分给了佃户,主要是山东人。山东人不但能进城久居,而且能够得到土地,他们高兴不已。可以说,解放战争这3年里,很大的收获就是解决了土地问题,这是反封建的胜利。 进城以后太原的反封建情况 解放以后,太原市进行过一场大规模的反封建运动,当时叫民主改革。中共中央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制定了一个城市工作方针,主要内容是城市工作中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太原市委组成以后,市委要求全心全意地贯彻这个方针,一定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市委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实事。进城以后,目睹工人在阎政权的统治下那种饥寒交迫的状态,我们马上进行了救济行动,紧急拨出救济粮150万斤,调整出住房2391间,解决了工人的燃眉之急。之后,废除了很多腐朽制度,进行了民主改革。 “五一”游行时,市委把一些知名的、有影响的劳动模范请到主席台上,还把他们请到当时最有名的正大饭店,和市委领导干部一起开会,商讨全市的发展大计,共同选举市人民政府的组成人员。市委还为工人组织起工会来改善他们的福利事业。总之,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让工人阶级主人翁的地位和觉悟、当家作主的思想不断得到提高。 有一次市委听取工作汇报,企业工作委员会的党委书记孟健夫说:“共产党进了城以后,在各个方面对工人都好,很体贴,很爱护。党把我们称为工厂的主人翁,可我们的厂长张某人还是阎锡山统治时期的厂长,他也是主人翁,我们可就想不通了。”他的这句话,对我们是个很大的启示。他告诉我们:官僚资产阶级的那些厂长,都是曾经欺压群众,盘剥工人的罪魁。这实质上反映了工人阶级同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还未解决;反动派在工矿企业中的残余势力还未清除。如果我们对这些问题不及时清理,不进行整顿,那就是我们工作上的严重失误,而且是脱离群众的具体表现。因此,我们对一些官僚资本时代延续下来的工厂领导,必须进行一次审查清理。基于这样的认识,市委于1951年5月,及时做出了在全市国营企业中立即进行群众性的民主改革补课运动的决定,并于5月14日召开会议,做了具体部署。对官僚资本时代的工人队伍,也通过劳动保障部门,按照1951年2月26日政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进行清理整顿。劳动保障部门通过审查,确定了哪些人可享受劳动保险,一些反动的旧统治层的厂长、把头被清理出来,并对其做了进一步的审查处理。《太原日报》9月1日试刊后,对这次运动以《揭掉大石板,生产更有劲》为总题目进行了后续报道,并连续报道了工矿企业经过民主改革后取得的显著成果。 太原钢铁厂和东北主管工业的领导有联系,常常交换企业改革以及管理方面的经验,因为辽宁也是重工业地区。有一次,我们把工矿企业民主改革的总结送给东北局领导同志,那里对民主改革还有质疑。里念叨着:“现在还提反封建问题啊!”好像封建问题早就没有了。这些现象说明党内对反封建问题的认识,还不够明确、统一。《人民日报》社长范长江参观太原钢铁厂时,看到工人自觉拣废钢废铁后交到厂里,感到职工的主人翁觉悟很高,便询问这样的积极性是从哪儿来的?后来搞清楚了,原来是民主改革的结果。为此,1951年1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以我的名义写的介绍太原民主改革经验的文章。中共中央华北局也在党刊《建设》杂志上刊载了太原市委关于民主改革工作的专题报告,并加了编者按语:“太原市委在镇压反革命后,将劳保登记、审干、民主改革三个工作结合成一个运动,这种做法是很有成绩的,也是正确的。但各地工作进度不同,要根据具体情况出发,而确定补课的办法。” 工矿企业民主改革收到很大的效果以后,市委还在建筑业、搬运业、戏剧界等行业和单位,全面推行反封建的民主改革,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例如:太原市搬运业过去对工人实行的完全是野蛮的把头制度,剥削欺压工人的现象十分严重。解放后,那些把头、恶霸们虽然不敢再像过去那样嚣张了,但旧账未清,余毒还在,仍然严重影响着搬运工人的主人翁地位的确立。民主改革运动中,3000多名搬运工人举行了游行示威,召开了15次规模较大的诉苦会。除有10名工人当场揭发控诉外,我们还收到1300多名搬运工人揭发控诉的600多份材料,对全市200多名有严重劣迹的把头、包工头进行了揭发控诉。最后有10名罪行特别严重的把头受到了法律惩处。经过民主改革,广大搬运工人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参加搬运工会的工人,由运动前的8人猛增到1134人。搬运行业的4个搬运生产合作社,合并组成了太原市搬运公司,生产业务迅速扩展,排车和马车都成倍乃至十几倍、数十倍增长,搬运业的民主改革,其实也是其他行业民主改革的一个缩影。 在戏剧曲艺界,由于残余的封建势力没有清除,严重阻碍戏曲事业的发展。有些流氓恶霸、封建把持者操纵着剧团,独揽经济大权,常常依仗权势敲诈欺压员工,凌辱女演员。新民戏院有个邱德才,他在日伪统治时期,霸占“十三红”的女儿,逼死“十三红”,解放以后,继续为非作歹。一个叫李平的曲艺团长,任意奸污女演员,不少女演员都被他奸污,有的还被他长期霸占。还有以家族、师徒、行科等因素结成的小集团任意加减戏份,大大伤害了艺人的积极性;也有些师父,把买来的学徒当作家庭奴仆,无端打骂是家常便饭;还有的当学徒五六年,但师傅并不认真教授其艺术,甚至以恶劣手段对其进行经济剥削,过着非人的生活;有的男名角,名气不少,买了女徒弟,虽然教会了戏,也要不定期地强行奸污;有的女名角,逼自己买来的女徒弟卖淫,为她赚钱。这些做法对徒弟造成了很深的心灵伤害。有些艺人的生活作风相当落后,吸食毒品和赌博的大有人在。为此,戏剧曲艺界必须彻底地进行一次民主改革运动,提高艺人觉悟,充分发展艺人的艺术才华,肃清戏剧界的渣滓,为戏剧曲艺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市委对群众进行了反复的政策教育,教育演员群众“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改革什么”;鼓励艺人以自身的社会遭遇,揭发罪恶分子;启发艺人中的代表人物、名演员和老艺人带动群众,打倒罪恶分子,解放自己。紧接着又对内展开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剧团中各种角色达到民主团结。过去,名角拿高“戏份子”,看不起出力多、吃苦大、收入微薄、无以生计的“武打行,跳把子”和“跑龙套,站四角”的下层演员,称他们是“底包”。经过民主改革,“角儿”和“底包”由“上等”和“下等”的等级关系,变成了相互依存的同事关系,提高了“武行”和“龙套”的社会地位。艺人们在打倒了罪恶分子,消除了内部矛盾后,随即组建了自己的新剧团。上级部门对全团人员进行了民主教育,经过共同讨论,选出剧团的领导干部;同时,订立了民主管理制度。在评定戏份待遇的问题上,采取了“按劳取酬,照顾现实,争取做到合理化,反对平均主义的原则”。对“底包”的待遇进行了相应的提高,改善艺人的福利事业,重新制定新型的师徒合同等,为戏剧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太原日报》全程报道了戏剧曲艺界的民主改革进程,推动了这个行业民主改革的顺利发展。 民主改革运动,有力地推动了建国初期城市建设中的各种矛盾的解决,为太原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03年第3期《炎黄春秋》刊登了一篇李维汉反对封建问题的文章,读后启发很深。中国经过了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100多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五四”运动提出了反帝反封建,提倡民主和科学的口号。李维汉说:“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反帝比较彻底。而反封建却只做了一半,而且是比较容易的一半。”这句话指出了反封建问题的长期性。 今天,尽管新中国已经成立半个多世纪,又经历了20多年的改革开放,但封建思想的传统观念及习惯势力,仍然或多或少地残留于社会的各个方面。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中,都能或隐或现地看到封建思想的影子。因此,反封建任务,任重道远,始终是我们值得重视的问题。 在短暂的几十年生活中,我接触过一些反封建进程,特别是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反对蒋介石法西斯专政的解放战争和进太原后进行反封建性质的民主改革的胜利,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完全可以建立一个民主法制的国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