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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多世纪以前，法国年鉴派的先驱布洛赫在他的《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的导言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告诉我，爸爸，历史有什么用？”无论社会如何前进，时代如何发展，科技如何发达，这一孩童般的问题仍然是当今史学界以历史研究为终身事业者或以历史教育为职业者都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历史有什么用”这一问题表述成学术性的话语就是“历史学的出路究竟在哪里？”笔者认为：历史学作为一门人文科学，它的突出的地位就是要积极参与“社会主流意识的创造”。一个时代的主流意识将导向人们的价值观、生活观以及理想与精神风貌，对整个社会发展进步将产生深远的影响。社会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综合系统，其社会的主流意识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社会各界精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综合体现，这个“综合体现”就象在水池中投进巨石，产生浪花、水波的同时，会搅动池底的渣滓，搅浑池水的。主流意识一旦形成，就会反作用于社会发展，对整个社会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亿万民众将产生导向作用。而精英们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既是历史的产物，也是历史的扬弃，因此作为研究历史者，有一个广阔的舞台——通过阐释历史，来影响、左右“精英们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综合体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历史学家的最高使命，就是要充当社会主流意识的创造者。 布洛赫曾经得出过这样的结论：“历史学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的对象，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因此它比其它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法国的另一位历史学家曾经深情的宣称：“我赋予历史的一项基本功能是：使往昔的文化价值历久常新，从而丰富我的内心世界。”所谓的“历久常新”就是要在继承中有所创造，在弘扬正统观念的同时，要积极参与适应时代发展的主流意识，展望未来的人类社会。“优秀的史学家犹如神话中的巨人，他善于捕捉人类的踪迹，人，才是他追寻的目标”（布洛赫语）。借鉴历史，引导未来，提倡新知，创造积极向上，适应潮流而又跨越潮流的主流意识，是每一位优秀历史学家的使命，也就是说历史学家要与其他社会人文科学家一道创造时代的主流意识。 历史学家凭什么来建构时代的主流意识？ 一是历史学家“批判的可靠性”，历史学家是在研究事实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臧否人物是站在时代高峰，评判是非，议论事务是有根有据。“《剑桥近代史》的撰写人说他们的任务不是描述自己那个国家和宗教的历史，也不是自己党派的历史，他们的唯一目标是‘积累准确的知识’。这些话表达了阿克顿历史哲学的主旨。在他看来，历史是‘经验所揭示的记录或事实’。历史学的目的是‘非常实际的’。他把历史学看作‘创造未来的行动和力量的工具’。” 阿克顿同时认为历史研究就是“为来到的世纪指明方向，制定规划”（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阿克顿的观点实质上表达的就是历史学家要创造适应社会发展的主流意识。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历史学长青树般的生命力，才能使历史学在社会人文科学中体现出“不可缺失性”与“不可替代性”。才能使历史学参与社会文明进程的建设，并转化为社会的强有力的推动力。回顾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体制的每一次大的变革都与经济学理论在我国的不断突破有密切关系。因此，历史学作为参与建设社会文明发展进步的学科，自有其广阔的用武之地。 二是历史学与时俱进、“历久常新”的价值观。在汗牛充栋的故纸堆中寻捡适应时代的“新语”，这就要求历史学家克服“历史研究象狗追逐自己的尾巴一样，尽在原地打圈圈”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的弱点，要树立大无畏的创新精神，对原有资料的重新应用和注释要体现与时俱进的精神，从而积极参与创建主流意识。历史学家应从相对于关心原始的历史事实或纯粹的过去的事实，转向更加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所依据的思想，尤其是政治家们活动所依据的思想背景。更进一步说，历史学家应该由“关心”转向“参与”与“建设”社会主流意识，来引导推动普通人的生活向合理、规范、先进的方向发展，来推动政治家的决策向更加科学、规范、合乎规律，合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努力，来塑造一种文明、开放、民主、科学、进步的民族精神。 正如西方的一位历史学家所说：历史学应该以“人类一切思想的更崇高的目标”为追求的终极价值。历史学要勇敢地承担起创造人类一切思想的更崇高的目标。为此就要求历史学家永远以创新思维研究历史，去创造新的思想，来影响社会，影响人类的发展进程。乍一看，这种口号似乎喊过了头，马上会有人说历史学科不是“万能药”，不能“医治百病”。但历史学家的灵魂深处却不能没有这种信念，每一位历史学家要树立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大气象。实质上，学术界很早就认识到：历史学能够开拓人们的思路，引导人们去看待其他时代和其他民族的成就，能够扩大人们的视角，有助于人们认识到自己世界观的局限性，从而丰富、改进和建设社会意识形态，来影响社会主流意识的发展。同时，历史学还为个人提供了观察力和更高的智慧，帮助个人去发现自己在这个飞速发展、日新月异变化的世界中的价值。正如“美国的一位历史学家经长期考察历史的多样性后总结道：‘如果历史真有训导价值的话，那就是它将人类的能力教给了人类’。”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历史学的作用正是如此，历史学家只有积极参与主流意识的创造，才能“脱俗”，才能不为“流俗”所惑，才能担当起发展人类的能力的重任。 纵观我国历史学发展的历程，凡是重视历史学在政治上的“鉴戒”和道德观念上的“垂训”功能，对治乱兴衰作出价值判断，并为当世社会寻求历史借鉴作出积极研究成果的，都会成为人类文明史上不朽的杰作。从司马迁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撰写的《史记》，到司马光为“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而编写的《资治通鉴》，都是历史学家积极参与创造社会主流意识的有力证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