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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统治时期（1912-1927年），中国币制最为混乱。在全国各地商品市场上，不仅银元与铜元同时流通，银锭与制钱继续使用，而且还发行多种多样的纸币。银元以开国纪念币、“袁头”币、鹰洋、龙洋为主，此外又有各种各样的银角；铜元有当二百、当一百、当五十、当二十、当十、当五、当二之别，即使同一种铜元因各地造币厂的不同，成色重量各异；银锭以银两为单位，各地所有之银两、平色、名目、纷综杂错，羼然并处，即以北京上海而言：北京有京公砝平、三六库平、二七京平、二六京平、三四库平、六厘京市平、七厘京市平等七种，上海则有九八规元、库平、漕平、关平、申公砝平、公估平等六种。由于成色重量不一，支付换算十分不便，很不利于商品流通；制钱虽在商业较为发达的市场上退出流通，但在偏僻落后的集市上依然扮演媒介角色。与这些金属货币流通的同时，还有形形色色的价值符号，仅就东三省来说，发行的纸币就有铜元票、汇兑券、哈大洋券、吉林官帖、吉大洋券、吉小洋券、江帖、四厘债券、江大洋票等十余种。在大城市的流通渠道中，还混杂着不同的外币和兑换券。货币如此混杂，加之政治动乱不已，北洋政府时期的货币价格波动十分剧烈，时常激起社会风潮。研究这一时期货币比价的变化，对于把握当时的政治演变和测验经济发展状况是很有意义的。搞清北洋政府时期，两种主要货币（即银元与铜元）市场比价的变化情况和原因，其它货币价格的变化原因便可以迎刃而解。 一、1912-1927年银元与铜元比价波动情况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在货币流通渠道中银元和铜元两种货币居于主导地位。银锭虽未完全退出流通领域，而在商品市场上充当价值尺度的作用已大不如前，基本为银元所取代；制钱在较大的商品市场上已经完全退出，只在偏僻落后的集市上残留，它的流通职能基本上被铜元代替；各种各样的钞票又以银元和铜元为发行基础。所以，只要弄清了银元与铜元的比价变化原因，其它各种货币价格问题便不难弄清。 中国银元铸发于1890年，十年之后，也就是1900年正式铸发铜元。最初，清政府试图实行银本位制，以铜元作为辅币，规定每枚铜元当制钱十文，每百枚铜元可兑换银元一枚。这种规定在流通领域里实际不起任何作用，银元与铜元一投入市场，政府便失去控制，它们的价格基本上取决于各自币材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变化和国内供求关系的弛张。其中任何一种因素的变化都会影响二者比价的波动。1902年铜元投放市场，受到社会的欢迎，形成求大于供的局面，80—90枚就可以在市场上兑换到一枚银元。此后，随着国际市场上铜价的相对下跌和国内铜元供应量的增加，铜元相对银元的比价很快下落到每130枚才能兑换到银元一枚。这是清末银元比价变化的基本情况和主要原因。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银元与铜元的市场比价变化幅度很大，震动各地市场，严重影响下层群众的生活。现将北京、上海、武汉的铜元市价列表如下，与读者共同观察一下波动情况。 附表一、1912——1927年每枚银元兑换铜元市价表
从表中的情况来看，大致以1919年为界，前后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自1912年到1919为第一阶段，银元与铜元的市场比价相对稳定，1917年为铜元市价最高年度，北京、上海、每120余枚便可兑换到一枚银元，武汉的铜元市价虽稍高一些，但就本地区来说，1917年也为铜元市价最高年度。1920年以后是第二阶段，北京、上海、武汉的银元与铜元的比价开始急剧变化，8年之间铜元市价跌了两倍多，引起全国性的金融恐慌。其它各大中小城市的铜元市价跌落情况大体如是。 二 1912—1919年银元与铜元市场比价相对稳定的原因 1912年到1919年间，银元与铜元的市场比价表面上相对稳定，没有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自然也没有人探索其原因。事实上，这一时期银元与铜元比价的相对稳定只是一种表象，在这种表象之后隐藏着相当复杂的原因。完全可以说，相对稳定的表象是由世界市场上贵金属价格的激烈波动造成的。 金属货币流通有这样一个规律，在和平时期以金银货币变成奢侈品为主，在动荡的局面下又以奢侈品倒过来变成条块或铸币为主。也就是说，在和平年代，由于社会政治生活相对安定和商品经济的相对繁荣，金属货币购买力较强，人们总是努力积累贵金属，以便购买高昂的奢侈品，如豪华的房屋和设备，金银器皿和首饰。为了防止意外的事故给人们带来的突然打击，人们还要贮藏大量的贵金属。在动荡不安的时代，特别是战争时期，社会对贵金属的需求就会发生很大变化，战争迫使人们将大量金银器皿变成货币使用，并将贮藏的金银取出来换取救命的粮食和招募兵员。这样一来，加入货币流通之渠的贵金属就会突然增多，形成供大于求的局面。[1]一言以蔽之，战争能急剧改变社会对贵金属及其辅币的不同需求，从而影响金属货币之间的比价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金属货币价格的变化就充分证明了这一规律。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空前的人类大灾难，战争历时4年3个月，参战国家有33个，卷入战争漩涡的人口有15亿以上，死伤3000万余人。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空前的社会大动荡，导致金属价格急剧变化，金价暴跌，银价上涨，铜价比银价上涨幅度更大。战前，世界大多数发达国家实行的是金本位制，以银为辅币，当时世界市场上的金银比价是1：37，或1：39。随着战争时间的推移，战争范围扩大，战争烈度加重，战争破坏严重，金价暴跌，银价腾贵，到1920年时金银比价变为1：15，各国金融市场一片恐慌。下表是世界市场金银比价波动情况和中国海关银两与各国货币兑换情况[2]。 附表二 1912-1927年金银与货币比价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银价自1915年开始大幅度上涨，在短短五六年时间里暴涨了一倍多。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结束，金银比价又迅速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同样，中国海关银两对英镑、美元的汇价与当时世界金银的比价变化完全相符，在1920年上升为最高值，此后也逐年下跌，到1926年已恢复到战前的水平。 战争时期，铜、锌、铅、锡等贵金属作为重要战略物资，价格同样飞涨，其上涨幅度又超过白银。附表三是每担紫铜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 附表三 1912-1925年每担紫铜海关银两
从表中可以看到，每担紫铜价格在世界大战最激烈的1917年达到最高水平，价值银41两，1918年为35两。1919年世界大战一结束便暴跌到23两左右。这一价格与战时铜价最高时期相差18两，与战前相差6两左右。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推算1919年前铜价的上涨是以白银为计算标准的，而当时的白银价格处于不断上涨过程中，还不能充分显示铜价上涨的水平。如果我们以黄金为计算标准，那么铜价上涨的幅度就会更大。以美元为例，1912年21.2美元可以购买一担紫铜，1917年则需要42美元才能购得。这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铜价的增昂幅度超过了银价的上涨水平。 正是由于铜价的大幅度上涨，进口紫铜铸铜元无利可图，国内各铸币厂的机器纷纷停止转动或大幅度减产；正是由于作为主要币材的紫铜价格上涨超出了白银上涨的水平，铜元的市场价格不仅停止了下跌的趋势，而且在1917年还相对有所增值；也正是由于国际市场上紫铜价格的大幅度上涨，中国进口铜的数量不得不减低到最低水平，1917年只有27658担。而当年数以千计日本投机商不顾中国政府的禁令和一次次严重警告，在中国各通商口岸疯狂地大量收购制钱，熔成铜块出口，1917年达到高峰，出口989223担，相当于当年中国进口的25倍[3]。因此，我们可以肯定，银元与铜元市场比价在1919年前相对稳定，是由于其币材价格的激烈波动保持的，紫铜价格的上涨幅度超过了白银增昂水平，形成了银贵而铜更贵的局面，国内银元与铜元的市场比价才得以相对稳定。很明显，这种相对稳定是由于国际市场贵金属价格激烈波动造成的，稳定是在不稳定中得到的。 三、1920—1927年铜元市价大幅度下跌的原因 铜元相对于银元价格的大幅度跌落开始于1920年的下半年，并立即引起社会的密切关注。1921年2月，有人便以《新铜币增加问题》发表评论，认为铜元价格的下跌是由于数量过多，而数量过多是由于当局无限制的添铸造成的，激烈批评当局的滥铸滥发措施，“实剥夺中国国民及凡使用该铜币之财产之一种最巧辣手段”，[4]要求当局尽快采取措施，限制铜的进口，停止铸各种各类铜元。同年5月，又有人发表《铜币问题平议》一文，在认真分析了当时流通的铜元成色重量变化不大之后指出，铜元市价的跌落，根本的原因是“供给过多”。他说：“余以为铜币市价跌落，非纯系成色、重量问题，实由于铸造无度，供给过多之关系”[5]。此后，又有许多人在各种报刊杂志上谈论铜元市价跌落问题，几乎一致认为，发行数量过多是铜元跌价的主要原因。由此可见，当时的论者尚未脱出货币数量说的窠臼。 诚然，清末民初以来投放市场的铜元数量巨大，据北洋政府民政部可靠统计，到1918年8月，全国11家铸币厂铸的当十文铜元总额已达35939034896枚，当二十文铜元有445239012枚，此外尚有数目不等的当二百文、当一百文、当五十文、当五文、当二文等不同规格的铜元投放市场。仅当十、当二十两种铜元合计总额就超过400亿枚[6]。更何况自1918年到1924年又进口紫铜2725365担，这些紫铜在当时主要用于铸币是没有疑问的，若以其中七成铸为当十铜元，又可铸162亿枚。所以，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投放市场的铜元数量巨大是毫无疑问的，但不能以此来说明铜元价格暴跌的原因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反复阐述的观点，以货币数量的多少解释货币价值的变化是一种错误的古典学说。金属货币的价值与其流通领域里吸收的多少金属没有多大关系。马克思曾经针对休谟等人的错误观点，明确指出：“它们（贵金属）的生产费用的每一增减，在世界市场上以同样的程度影响着它们的相对价值。这种相对价值，与不同各国流通领域吸收多少金银完全无关”[7]。在另外地方，马克思又说，“任何商品的市场价格都暂时地取决于供求关系，只有在几年以内平均起来，才取决于生产费用”。这是说，金、银、铜这类特殊的商品与一般商品一样，除了短时期内受供求关系影响之外，它的价值必须归之于生产这些金属所花费的劳动时间和强度的变动。也就是说，贵金属的价格取决于社会必要劳动量，供求关系对它的价格也有重要影响。在生产金、银、铜金属的国家，一定量的劳动时间直接体现在一定量的金银价值中，在不生产贵金属的国家，是通过迂回的办法达到同样结果的，就是用本国的商品，即本国平均劳动的一定部分去同那些生产贵金属的国家，直接地或间接地交换物化在金银中的劳动时间的一定量，来决定贵金属的相互比价。 如前所说，铜元作为金属货币，在中国并不是任何一种本位货币的辅币，它的价值的确定主要取决于金属含量的价值和供求关系。也就是说，铜元的价值应当取决于国际国内市场上铜锌铅价格的变化和社会的供求关系的弛张。铜元数量的大小增减只能影响其供求关系，而不能直接决定其价格变化。一般说来，社会需求大于供给时，铜元的价格可能略高于其实际价值；当社会需求小于供给时，铜元的市价可能会跌到实际金属含量附近，多余的部分会被货币贮水池栏蓄起来，不可能大大低于其实际金属含量的价值水平。根据这些道理，我们不应当以铜元数量的多少来解释1920年以后铜元价格的大幅度下跌，而应当从国际市场上金属价格的变化中求解，应当研究铜元在国内的供求关系。 从附表三中可以明显看出，世界市场上铜价的大幅度下跌开始于1919年，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就暴跌了十余两，即使与战前相比，紫铜每担价格也跌落了六七两。国际市场上贵金属的大幅度变化显然不是由于某种金属出产太多造成的，而是由于战后人们对贵金属的需求变化所致，金相对于银贵，银相对于铜贵。国际市场上银价铜价大幅度跌落，铜价下跌幅度又大于银 价的变化，这势必影响国内市场上银元与铜元的比价变化，这才是北洋政府时期铜元市价大幅度下跌的根本原因。 那么，铜元的数量与其价格关系如何呢？当时的人们以货币数量观点解释问题，以为铜元价格的下跌就意味着铜元数量过多。铜元的数量与其价格是一种简单的反比例关系，铜元价格高就意味着铜元数量少，铜元价格低就意味着铜元数量多，很明显这是一种错误的推论。它既没有考虑金属价格的变化，也没有考虑铜元的供求关系如何，究竟是供大于求，还是求大于供？笔者以为，回答供求关系必须有一个科学的标准。铜元的市场价格相当于它的工本费可以作为这样的标准，这实际上也是一般商品的供求尺度。假如说，铜元的市场价格高于铜元的生产工本费，这说明社会的需求大于供给；铜元的市场价格相当于或低于其生产工本费，这说明铜元的供应量相对饱和或超过了社会的需求。按照这个标准，我们来研究一下铸造铜元的工本费与其市价的关系。依据《国币条例》所规定的当十文铜元的成色和重量，每担料铜可压制8600枚。由于铅锡成份合计仅占5%。价格又略代于铜，并且缺乏系统的价格资料，我们暂时不考虑其可能造成的少量误差，均以每担紫铜当年的平均进口价格，再加每铸一担铜元所需铸费银5两，粗略计算出每年每投资一枚银元可铸铜元数额。略如附表四： 附表四：铜元工本费与市场价格比较表
资料来源：本表以附表三所列紫铜价格为基础进行推算。每担铸造费为5两银。每银元约合0.7两。银元与铜元的市场比价均以上海为准。 附表四清晰地说明，在1922年以前，铜元的市场价格一直高于铸造工本费数十枚，铸币厂每投资一枚银元，便可获取数十枚铜元余利，这正地铸币厂竟相压铸铜元的秘密，也是每年有大量铜元投放市场的根本原因。从1923年开始市场价格逐渐接近甚至低于铸造工本费，这说明铸造标准铜元已无余利可图，各地铸币厂因而相继减产或停产。必须说明，在铜元市场价格低于铸造工本费用情况下，我们仔细加以研究，铜元仍高于它的材料价值。例如1925年，每投资一枚银元可以铸224枚铜元，而市场上每枚银元能兑246枚，亏损22枚铜元；但若除去每担计入的5两铸造费，则每枚银元实值273枚，铜元的市价为246枚，二者仍相差27枚，铜元的市场价格仍高于其币材价值。另外，我们的这些推算是假设各地铸币厂所铸成的铜元完全符合《国币条例》所规定的成色重量。事实上，在各地流通的铜元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成色重量的不足。考虑到铜元的重量的减轻和成份中增加了杂质，我们可以肯定，在北洋政府垮台以前的几年里，铜元的市价仍然略高于币材价值。换而言之，铜元的市价尽管大幅度跌落，但仍未跌到实际金属含量的价值水平上。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1920年到1927年国内金融市场上铜元相对于银元市价的跌落主要原因有三：首先是由国际市场上紫铜价格的下跌引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金融市场上对于金、银、铜的需求发生急剧变化，金价大幅度增昂，银价与铜价大幅度跌落，金银比价恢复到战前的水平，铜价的跌落幅度大于银价，不仅低于战时的价格，而且也低于战前的水平。国际市场上贵金属价格的变化严重影响了国内银元与铜元市场比价，铜元市价因而大幅度下跌；其次是铸发数量太多，形成供大于求的局面，影响了铜元的价格。因铸币余利较大，各地军阀视为利薮，竞相进口紫铜和机器，追逐铸币余利，结果因铜元投放市场过多过猛，导致供求相对饱和，从而加重了铜元市场价格下跌的幅度；其三，铜元的减轻变劣也影响了自身的价格。大体说来，自1919年以后，因铸币利益减小，一些铸币厂开始采取减轻铜元重量和掺入其它金属成分的办法，牟取利益。例如1921年上海发生的拒用铜元风潮，就是因为发现大量新的铸币掺了杂质引起的。所以说，铜元的减重掺假也多多少少影响了自身价格的下跌。 四 铜元市价下跌的影响与北洋政府的措施 1919年以前，银元与铜元的市场比价表面上相对稳定，社会购买力有所增强，加之政治事变频繁，人们很少关注银元与铜元的比价问题。1920年以后，随着铜元相对银元价格的大幅度下跌，人们感受到铜元贬值所带来的生活费用的上涨威胁，纷纷关注铜元问题，抨击当局的货币政策。“现银日益缺乏，货物愈行昂贵，则小民生计与市面金融均受莫大影响”；“铜元充斥，影响生计，扰乱市面，流弊无穷”；“铜元价值低下，物价腾翔”。这些描写如实反映了社会的看法和忧虑。但实事求是地说，铜元市价的跌落对于市场震动不很大，因为当时各地物价大多以银元为计算标准。铜元的市价跌落主要冲击了以收入铜元为主的企业和下层市民的生活。“例如货物以银元计取者，中人之收入为银元，贫民之收入为铜元，贫民受害；又如货物以铜元计数者，入货之价值低，出货之价值高，小商折本”。[8]对于下层群众来说，日常生活媒介于其间者，皆以铜元为单位。故铜元价格下跌，小民首当其冲。因贫民小贩做工所得薪水多为铜元，“铜元价贱，百物腾贵，贫民故不堪其苦，劳动更啧有烦言”[9]。铜元价格跌落影响了工人的生活水平，为了维持最低的生活，他们不能不提出增加薪水的要求，增薪的风潮屡屡激起。根据报载，1922年初天津兴起的工人运动便与当时铜元价格的下跌有着密切的关系。4月16日天津《华北新闻》报导说，铜元价格跌落，物价增高，劳动者所得不敷所用，生活艰难，社会现象日形危殆，“推原祸始，靡不因货币不良，使百物之价格紊乱。则此项铜元之流行，实有累于市场，影响于商业，其害昭然显著”。又说，“查津埠自铜币日贱，物价日增，人民生计异常艰窘，凡百工人屡起增薪风潮，而市民顿呈恐慌景象”。铜元价格下跌，不仅下层群众生活受到较大影响，而且使一些以收入铜元为主的大型企业也受到相当大的损失。上海英法租界电车公司和华商电车公司都是当时上海屈指可数的大型企业。由于客票收入多为铜元，铜元市价的大幅跌落不能不严重各家公司的利益。根据上海英法租界公司的推算，1920年以后，每年因铜元币价跌落所受的损失均在百分之二三十以上[10]。1921年5月，因铜元市价下跌幅度太大，为保护该公司利益而发布通告，拒绝使用新制减重变劣的铜元，而激起风潮，迫使上海市政当局下令禁止外地商民将铜元继续运往上海。然而纷扰一年，全无效果。 铜元市价的大幅度跌落，严重影响了下层劳动群众的生活，“以劳力所得之薪工，几不能赡其身家”，加上其它各种政治风潮相互激荡，社会秩序 异常混乱。社会各界强烈要求当局采取措施，制止铜元价格的下跌。归纳起来，基本要求有两种：一是禁止和限制紫铜的进口，禁止添铸各种铜元；二是认真实行银本位制，以铜元为辅币，并严格控制其数量。针对第一种建议，1922年5月，北洋政府财政部曾会同内务部、农商部向国务会议提议停铸铜元并获得通过。但北洋政府根本缺乏制止铜元市价下跌的诚意，各地军政当局又不愿意放弃铸币利益，继续设法添铸铜元，省自为政，采取措施禁止外省铜元输入。这不仅对铜元市价的下跌毫无调节作用，反而会加重币制的混乱。对于社会的第二种建议，北洋政府毫无兴趣，事实上也没有能力使铜元成为银元的辅币。从上述情况来看，北洋政府统治时期，铜元的铸造和发行始终处于无限制状态，铜元的市场价格也只能由市场自发地调节。币制的混乱反映了政治的混乱。 五 结 论 综上所述可知，在中国北洋政府统治的前八年，金融市场上银元与铜元比价的相对稳定是由于世界大战时期国际市场上贵金属价格激烈波动造成的。因为紫铜价格上涨的幅度超过了白银，影响了中国银元与铜元比价的变化。在北洋政府统治的后八年，银元与铜元市价的激烈波动，也主要是国际市场上贵金属价格变化的结果。由于铜价下跌幅度大于白银，故铜元相对于银元价格下跌幅度增大；当然，铜元数量过大，使供求关系相对饱和，也是影响铜元市价下跌的重要因素；至于铜元减轻变劣也是自身价格贬低的因素之一。铜元市价的大幅度跌落，主要冲击了以收入铜元为主的下层群众的生活，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苦难，同时也使以收入铜元为主的企业遭受了一定损失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25—126，141页。 [2] 本表摘自杨端六《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第151页。第一项金银比率摘自Treasury Annual Report of the Mint.1928.U.S.A.P.122；各国货币均以首都价格为准，是指中国每海关银两兑换外币数量。 [3] 金国宝《中国币制问题》第93页。 [4] 陈度《中国近代币制问题汇编》（辅币）第46—47页。 [5] 徐沧水《铜币问题平议》，参见《上海银行周报》1921年5月，第198号。 [6] 黄玉珂《中国今日之铜辅币问题》，参见《经济学季刊》第一卷第二号，民国十九年七月。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41页。 [8] 《各地总商会联合呈国务院币制局文》参见北京《银行月刊》第一卷第五期。 [9] 《芜湖商会呈安徽省省长文》参见北京《银行月刊》第2卷第5号第18页。 [10] 陈度《中国近代币制问题汇编》（辅币）第5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