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朝银钱市价之比由“银贱钱贵”变为“银贵钱贱”的大致时间是乾嘉之际。造成银价增昂的原因，主要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扩大。银钱市价之比的不断上涨反映出社会对贵金属的需求不断增长。如果继续正常发展下去，白银势必将制钱逐出流通领域而独占货币宝座，中国的货币制度将由银钱并用时期过渡到银本位时期。就在这时，以英国为主要代表的西方殖民者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19世纪20年代末，走私鸦片大量偷漏白银，使中国白银由长期以来的入超变为出超，大大地加剧了中国社会对白银需求的矛盾，银钱比价飞速上涨，中断了中国货币正常发展道路。同时也对中国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促使民族矛盾、阶级矛盾迅速激化，导致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关于道光帝统治三十年间的银价波动情况和原因，史学界已有比较精当的论述。然而，与前期密切相关的太平天国时期的银价波动情形，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尤其是太平天国中后期银价突然大幅度跌落问题，至今尚无令人比较满意的解释，对此本文试图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以期引起史学界的关注与讨论。 太平天国时期银价下落情势 鸦片战后十年间，中国货币流通领域中发生的“银贵钱贱”问题更加严重，1854年，全国大部分省区的银价上涨到2500-2600文，或2700-2800文，有的省甚至高达3000文[1]。这完全符合人们关于“咸丰三四年而极”的说法。然而这种情况从1855年突然发生变化，银价大幅度跌落，江浙地区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银价下跌到1100文[2]，与该地区最高年度（1853年）的2600文相比，下降了1400-1500文；1854年湖南的银价是2600文，1856年湖南的银价下跌到1600文[3]，短短两年时间就相差1000文；其它省区大抵如此。所以，全国银价在1858年以后10年间，大致都保持在1400文上下[4]，与1854年相差1000-1100文，银价下跌率约为38-42%。在短短几年时间内，银价在全国范围内大幅度下跌，实在令人感到吃惊。现将1854-1865年银钱比价波动情况列表如下：
上表所统计的银钱比价资料[5]，就个地区而言，尽管还不够系统，不够充分；但就全国而言，已可概见银钱比价变化趋势。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银价如此大幅度跌落呢？到目前为止，人们对这一时期银价下落原因大致有三种看法：第一，“铜贵钱少说”，认为银价下落是由于外国人在通商口岸收买制钱和民间毁钱铸器造成的；第二，“白银入超说”，即认为中国对外贸易出超，白银大量入口，银多而价落；其三，“世界银价下落说”，认为中国银价下落是由世界银价下跌造成的。笔者认为上述三种看法均不能正确解释太平天国时期银价突然大幅度跌落问题。 “铜贵钱少说”质疑 银价在短时期内大幅度下落，很快便引起朝野人士的关注和猜测。1857年9月10日，浙江大儒李慈铭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了当地“番钱”与制钱市价之比下跌的情况后[6]，认为下跌原因是由于“大军（即清军——笔者注）驻江南，以浙省为外府，税银尽以给军，而即变价易钱于浙中，及内发帑银者，亦然。又铜钱极少，估舶多有私载铜出海及潜销为器物者。……铜贵而金银俱贱矣”[7]。同年十月，多年潜心研究货币问题的兵部左侍郎王茂荫上奏指出：“江浙银价向来每两换制钱二千有零，自英夷在上海收买制钱，钱即涌贵。以银易钱之数渐减至半，现在每两仅易制钱一千一百余文，兵民交困。而夷人竟据为利薮”[8]，请求清廷下令广铸制钱。李、王二人所提出的银价下跌原因可归结为一条，即外国人收买制钱和民间潜销制钱，使钱的总流通量减少而“涌贵”。 诚然，一些不法的西方殖民者曾经利用“银贵钱贱”的形势，在上海等地私下收买中国制钱偷运出境。例如，1853年2月，广隆洋行向上海海关投文申请，运载60桶煤斤出口。但经海关检查，发现其中40桶内的碎煤底下全部装的是中国铜钱，价值约计12000两白银。另外还有50箱制钱，当即被全部没收[9]。如此大量违法收购制钱，肯定会暂时少量影响上海及其附近地区的制钱流通量，从而影响银钱比价。但是，如果考虑到贵金属（金、银、铜）一直是中国严禁出口的物品，中外条约也明文规定制钱不准出口，西方的不法商人不可能公开频繁地以制钱海运出境；中国的银价下落也不仅是上海及其附近地区，而是全国性的急剧下落；特别是考虑到，这一时期每年仍有数量可观的“滇铜”、“洋铜”被送进铸币局，投入铸币炉，新的制钱源源不绝进入流通之渠；再加上清朝政府实行了货币膨胀政策，我们可以断言，偷运制钱出境不是太平天国时期银价突然大幅度跌落的主要原因。同样道理，由于潜销制钱为器是历代就有的老问题，只要有大批的铜器和铜斤存在，“化钱为器”，就不可能导致银价大幅度跌落。 当时制钱的总流通量并未降低。1853年，太平军占领武汉、安庆，定都天京，切断了清政府的长江水运，滇铜的开采和运输更加困难。为了筹集充足的军费，除了征收赋税外，清廷还千方百计地搜罗币材，扩大铸钱数量。其主要措施有三：一是命令滇铜改由陆路，经河南运抵京师；二是命五口通商大臣在海关税收中划拨巨额款项，招商采买“洋铜” [10]；三是制订严厉的法令，禁止民间打造和使用五斤或一斤以上铜器[11]，勒令在限期内把铜器交给官府，“以裕铜斤，而济鼓铸[12]。咸丰年间，每年有“洋铜”和“滇铜”百余万斤运往京师，投入宝泉、宝源局的铸币炉，再加上四川、云南继续大力鼓铸制钱，可以肯定这一时期仍有数量可观的制钱进入货币流通之渠。与此同时，清政府不顾一切后果地实行了通货膨胀政策。从1853年开始广铸当十、当五十、当百、当五百、当千等大钱，依靠国家法令强力推行，藉此以救燃眉之急，终因这些大钱的面额与其实际含铜量过于悬殊而无法在市场上流通。同一时期清政府还极力降低制钱的成色和重量，制钱遂“日益恶劣”。据梁启超统计：乾隆钱百文重1219盎斯（原文是安士），嘉庆钱百文重1073盎斯，道光朝百文钱重1080盎斯，咸丰朝制钱最为低劣，百文仅重900盎斯[13]。按照通常情况下，清政府在采取了上述措施后，进入流通领域的总制钱量不但不会减少，而且有可能进一步导致银价上涨。事实也正是这样，1854年所出现的银钱市价之比暴涨，正是通货膨胀政策促成的。可以设想，如果没有通货膨胀的干扰和影响，从1855年开始的银价大跌落将会更加严重。 总之，无论是从外国商人私易制钱出境情况看，还是从制钱的总流通量方面考察，都无法证明这一时期制钱的流通量有大幅度减少。因此，说太平天国时期的银价大幅度下落是由“铜贵钱少”引起的，缺乏足够的说明力。 对“白银入超说”的商榷 第二种意见认为，太平天国时期的银价下落由于中国对外贸易出超，白银大量入超。冯桂芬说：“咸丰五年，泰西诸国大水，桑尽仆，中华丝市骤盛，一年中卖丝到六七千万两，各货及鸦片不足抵，则运银偿之，银遂骤贱，以迄于今”[14]。这一观点至今仍被肯定[15]，因此必须详加分析。 鸦片战后，中国白银继续大量外流，每年平均出口白银1000万元左右，有时高达1700万元[16]。和战前相比，并没有减少，反而继续维持上升的趋势。 1853年太平军攻占丝织业重要城市——南京，数万架织机停歇，大量生丝不能进入织造厂，只好投向国外市场，中国生丝出口迅速增加，特别是1860年，太平军占领苏州、常州地区，中国丝绸织造业几乎完全陷于停顿状态，生丝生口在这几年达到高峰。与此同时，茶的出口量也有所增加。毫无疑问，太平天国时期中国货的出口确实有很大发展。但须注意，同一时期，鸦片走私贸易更加猖獗，西方的工业产品也在极力寻求市场，外国输华货值（包括鸦片在内）增长也十分迅速。五口通商时期，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究有若干，并无确切统计可资参考。中国这时对外贸易的大宗商品仍然主要是丝茶，直到1875年，约占中国出口货值的90%左右[17]，同一时期，外国输华的货物，除英美的工业品外，主要是印度的鸦片和棉花，其中鸦片货值大约占输华货值的40%左右[18]。太平天国时期中国出口茶丝货值究竟有多大？是不是“各货及鸦片不足抵，则运银以偿之”？我们应当回答这些问题。 五口通商时期，由于海关管理混乱，没有留下中国出口茶丝的精确统计。现摘取马士和班思德的统计数字，按照当年茶丝出口的平均价格，推算出茶丝出口总值，再与输华鸦片值相比较，概略说明中国对外贸易的实际情况。
资料来源：1850-1858年出口丝的数字摘自马士著，张汇文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1859-1865年的数字和价值均按班思德《最近百年中国对外贸易史》第125页；1850-1856年的丝价是按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所提供的上海平均价格推算得出。1850-1860年出口茶的数量系根据《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1861-1865年的数字摘自《最近百年中国对外贸易史》。茶价系根据额尔金于1857年在上海英商总会上关于税则与一般贸易关系报告书所列举的茶的平均价格进行推算。鸦片按每箱平均750元加以推算。 上表清晰地显示出，中国出口茶丝值确实有很大增长，但大量增加的茶丝出口货值尚不足以抵消鸦片走私的货值，在16年的统计数据中，只有三年茶丝出口值略大于鸦片入口值，即使如此，也不能表明中国在这三年中会有大量白银流入。因为我们使用的是占中国出口额的百分之八九十的茶丝值与大约占输华货值百分之四五十的鸦片相比的。除鸦片外，还应当注意英美国家数量可观的工业品和印度棉花输入值。以1860年的输华货值为例，英国为435万镑，美国为890万美元。1850—1856年，每年输入印度棉花约244679包，价值500—600万银元。 考虑到上述输华货值的三种因素，加上鸦片的价值，外国输华货物总值不可能低于中国出口茶丝总值，因此可以肯定这一时期不可能有大量白银流入中国。 或许有人对于推算数据表示怀疑，那么，我们还是列举几项统计资料吧！第一，有人认为，直到1854年，中国对英帝国的贸易（包括英国本土、印度和海峡殖民地）仍处于逆差地位。1854年从英国和印度等地进口的鸦片、棉花和工业品价值为33600000元，而中国输往英国、印度和澳大利亚的茶丝总值只有25700000元，贸易逆差为7900000元[19]。 第二，1859年，密切注意世界经济形势的马克思，根据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提供的资料评论说，1858年英国对华出口额为2876000英镑，而最近三年来（1856-1858）英国从中国的进口额平均每年在900万镑以上，中英直接贸易的总额约为1200万英镑。除了这种直接交易外，中国对澳大利亚每年有一定数量的茶叶出口，却没有可以在中国找到销路的货物作为交换。美国也得到大量的茶丝，其价值远超过它对中国的出口额。由于英国与这两地的特殊关系，这两个地方的差额也须有英国来弥补。“目前，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对中国的这个贸易差额，大部分已由中国转移到印度，与中国输入印度鸦片和棉花而产生的贸易差额相抵消了。顺便指出，中国输入印度的总额从未达到过100万英镑，而印度输入中国的总额折算起来竟达1000万英镑”[20]。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中国对英美贸易的顺超，由于输入印度鸦片和棉花“相抵消了”，应当说这反映了1856-1858年中外贸易的实际情况吧！正是这几年中国发生了银价大幅度跌落。 第三，从1864年通商口岸开始公布进出口数字后，便无可怀疑地证明了中国对外贸易在六十年代中后期仍然处于入超地位，绝无大量白银流入中国。下面是1864—1870年中国进出口贸易货值表。
资料来源：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第1592页。 上面通过对茶丝出口货值和鸦片输入值的比较分析,概略地显示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基本状况，大量出口的茶丝总值尚不足以抵消印度鸦片与棉花的输入值，从而否定了“各货及鸦片不足抵，则运银偿之”的论断。 退一步说，即使按照有的人估计，1856年有白银1300万盎司（约合730万两）流入中国[21]，到1857年为止，二年时间内不过有1400万两白银流入，这个数字远远不能改变鸦片战后每年平均出口白银1000万元左右，最高的年度达1700万元的情势，不可能导致中国银价在短短的二年时间内大幅度跌落。何况即使在白银流入的情况下，假定中国社会本身对白银的需求不发生变化，像乾嘉时期那样，白银的价格也不一定会随着白银的输入而下跌。“白银入超说”不能正确地解释银价急剧跌落问题。 “世界银价下落说”析疑 认为太平天国时期的银价下跌是由世界银价下落造成的，这是第三种意见。石毓符先生在指出江浙地区的银钱比价下跌到1100文之后，根据1904年《美国国际汇兑委员会报告》，分析说，1882—1902年的二十年间，银对于金跌价49.7%，而铜对于金只跌价26.6%，“以金为标准，银与铜虽然都有跌落，但银比铜下落得更多，因此这一时期的银钱比价变动，与其说是由于钱贵，莫如说是银贱更为恰当”。“这一时期银贱钱贵的主要原因是银价下落”[22]。这里石先生显然是想利用1882年以后世界金银铜的比价变化，来说明太平天国时期银价下落问题。毫无疑问，世界金银比价的变化会影响卷入资本主义市场的中国贵金属的价格，因此我们应当考察当时世界金银比价的情况。 一方面由于19世纪7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由对白银的贪婪追求转向更贵重的的金属——黄金；一方面由于澳大利亚发现了新的富有的金矿，为实行金本位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资本主义各国开始向金本位过渡。1871年德国开始铸造金币并废止银本位，1873年美国也开始实行金本位，引起世界性的币制改革，挪威、瑞典、丹麦相继发行金币，接着意大利、芬兰、法国、瑞士、西班牙也陆续停止银铸币。于是，大批白银抛向国际市场，世界金银比价从此开始逐年下跌，伦敦标准大条银每盎司平均价格由1870年的60便士，到1894年下跌到28便士。但这是从七十年代才开始发生的，19世纪50-60年代世界金银比价并无明显变化[23]。1859年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到目前为止，澳大利亚等地金矿的发现还没有影响金银价值的比例”，并且对银与金的比价相对升值进行了深刻分析：“诚然，伦敦市场上银的牌价表明，1850年到1858年用金表示的银的平均价格比1830年至1850年期间几乎提高3%，可是这种提高只能用亚洲对于银的需要来说明。1852年到1858年间个别年度和月份银的价格发生变动，完全是由于这种需要造成的，决不是由于新发现的金矿和金的供给造成的”[24]。50年代末期，马克思所注意的是银价相对升值问题，表明这一时期银与金的比价不是相对下落，而是升值。世界银价既然尚未下落，怎么会影响中国银价的下跌呢？ 再就中国的具体情况进行考察，整个50-60年代，中国的银两与黄金的比价也是相对稳定的。由于外国银元（主要是西班牙银币）在中国流通领域里使用简便，对英镑的汇率，在五十年代不但没有下跌，反而有上涨的趋势。下表是1851—1857年每银元与英镑的兑换率（单位：便士）[25]：
根据以上的考察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19世纪50-60年代世界银价没有下跌，中国的金银比价没有下跌；中国银钱比价的下落不是“世界银价下落”造成的；“世界银价下落说”也没有揭示太平天国时期银钱比价急剧下落的奥秘。 战争是银钱比价下落的主要原因 从以上三方面的考察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无论是“铜贵钱少说”、“白银入超说”，还是“世界银价下落说”，都未能正确地揭示太平天国时期银钱比价下落的奥秘。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银钱比价在短期内急速下落呢？笔者认为回答这一问题，仍然需要从运动着的中国社会经济内部和货币的流通规律中寻找。 首先，我们就货币流通的一般规律方面进行考察。马克思说：“作为一般的规律，可以这样说，在和平时期，以金银货币变成奢侈品为主，只有在动荡的局面下，才以奢侈品倒过来变成条块或铸币”[26]。在和平年代，由于社会政治生活相对安定和商品经济的繁荣，人们总是努力积累贵金属，以便购买高昂的奢侈品，如豪华的房屋和设备、金属器皿和首饰。为了防备意外的事故给人们的突然打击，还要大量贮藏贵金属（金银首饰也是贮藏的美学形式），这种作法特别在东方民族（中国和印度等地）中盛行；在动荡不安的时代，特别是在内乱外患时期，在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地方，社会对贵金属的需求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战争和灾荒会迫使人们将金银器皿变成货币，将深深埋藏的金银取出来以便换取救命的粮食和招募兵员，这样一来加入货币流通之渠的贵金属就会突然增多，形成供大于求的局面。然而社会对作为贵金属辅币的价值符号（例如制钱）的需求不但不会因战争与自然灾害减少，反而由于战争破坏了商品流通，原来铜符号在极小的买卖中的流通速度相对减缓（制钱的流通次数减少），便会突然显得不足。社会对它的需求便随着战争的广度和深度，以及自然灾害的程度而增长。一言以蔽之，就是战争和自然灾害能急剧改变社会对贵金属及其辅币的不同需求，从而影响二者的比率，下面是几个鲜明的例证。 1841年8月2日（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六日），黄河在开封附近决口，大水围了开封城。二天后开封“银价骤减，每两易钱一千文，复减至八九百文，较平时（开封银价在水灾之前通常是1600-1700文）几减至大半，粮价腾贵，米面俱价增一倍，蔬菜全无，城市几于罢市”。5天后，银价“愈降愈下，甚至每两只肯换钱六七百文，是银贱钱贵，较平时相去倍而又倍。以极难得之钱，买倍贵之物”。一个月后，开封府为解决制钱流通的困难问题，不得不专门设局征收制钱，试图缓解“银贱钱贵”的金融恐慌[27]。 1846年8月，林则徐被调到陕西当巡抚。这位在鸦片战争时期曾经认为“银贵钱贱”由于鸦片偷漏白银，并力主严禁鸦片，积极领导抗英斗争的伟大爱国者，在到达西安三个月后，发现了一个令他不可思议的问题。他说：“本年七月内，臣甫到西安省城，每纹银一两可换制钱一千八百余文，迨至九十月间，每两仅换一千二三百文不等。较前两月顿减五百余文之多。众人皆以为诧异，访询其故，则佥称：岁歉粮贵之时，银价必然跌落。……且当陕省银贱之际，邻省银价仍昂，而未闻有市侩贩钱来陕买银，以图获利者”[28]。仅仅由于粮食歉收，就能导致银价在几个月内“顿减五百余文之多”，并且还是一种必然的规律——“岁歉粮贵之时，银价必然跌落”。 1853年3月，太平军占领安庆的消息传到北京，立即引起一场金融恐慌，导致银价大幅度跌落。3月25日御史陈庆镛上奏指出：“窃贼匪自武昌窜入安庆，京中民心纷纷，日甚一日。……自二月初间，内外城银铺关罢者，每日有五六号或十余号不等，及今日有罢至四五十号。查银价数日前，每两换制钱二千一二百文，继则每两换制钱一千六七百文，日内止换一千余文。甚至有银无处可换。……至于油米杂铺，价值也一时昂贵，旦夕顿异，万姓骇然”[29]。同日，礼部尚书奕湘、左副都御史文瑞等人也纷纷上奏，说十余日来，钱铺不断关闭，在3月24日这一天关闭的钱铺有二百余家，主要原因是银票和银子的持有者“昼夜填街塞巷”，兑换制钱，支取银钱，钱铺措办不及遂致关闭。因而出现了“银价顿贱，军民无钱可换，市井日用突然不便”慌乱局面。政治不安定引起金融恐慌，在十几天内银价顿落一千一二百文，这就是战争的威力。上面所描述的情况，正是马克思所说的“一般规律”的最生动写照。 现在，我们回头来再思考太平天国时期全国性银价大幅度跌落问题，这个谜一下子就解开了。大致说来，在咸丰三年以前，太平军起义的规模不大，尚未造成全国性的影响，银价大体保持道光末年的水平。1853年，太平军连续攻克长江中游的重要城市武汉、安庆、南京，这一连串的军事胜利是威力强大的震源，极大地震撼着清王朝的统治。政治最敏感的北京城的金融恐慌随之发生，银价大幅度跌落。但由于这一年，清廷为筹集镇压太平军的军费，不顾一切后果地实行了通货膨胀政策，使暂时中落的银价又迅速回升。咸丰四年，全国“银贵钱贱”达到极点。随着太平军，捻军以及全国性的各族人民大起义所产生的政治震荡波及全国各地，清王朝统治大厦忽喇喇作响，这必然导致全国性的金融危机出现。江浙地区银钱市价之比，历来在2000文以上，在1857-1858年突然大幅度跌落至1100文，正是由于这一地区所感受到的政治震波最为强烈所致。50年代末60年代初，全国性的银价大跌落，只能用农民与地主阶级在全国范围内殊死搏斗引起的政治大动荡来理解。由于政治的动荡，究竟有多少贵金属（这里主要指的是白银），突然加入流通之渠，很难估计，但是这一点是可以推想的。为了筹集军费，清政府卖官鬻爵，强制在各地推行“捐输”，遍及各个角落，这个数额不能低估；各地官绅为举办团练，保护他们的产业，召募乡勇肯定会从深埋的银窖中拿出数额巨大的银两来；还有为维持生计，不得不将平时珍藏的金银首饰和器皿变成货币来使用。大量的银器和银两突然加入流通，供求关系发生了急剧变化，势必引起银钱比价的相应变化。这是太平天国时期银价下落的直接原因。 太平天国时期的银价下落，除了上述政治动荡直接引起的银钱兑换风潮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比率变化外，还有一个比较间接的，但是非常重要的深刻的原因，就是商品经济遭到巨大破坏后，社会对贵金属的需求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货币运动是商品经济的反映，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社会财富的增加和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会导致社会对贵金属需求的增强，在货币流通领域中会产生贵金属排挤不太贵重金属的现象。当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后，社会对贵金属的需求也会相对减低。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考察太平天国时期的商品经济情况。 战时，商品经济遭受的破坏是十分严重的，就时间上讲，双方激战与厘金制的推行，造成的商业萧条直到1871年左右一些省区尚未复苏；从商品经济遭受破坏的区域看，遍及全国各地，不仅向来商业繁荣的江浙地区遭受了严重破坏，一些边远省区（例如贵州、甘肃、福建等地）也未能幸免；就程度而论，全国大的商业活动区域大都陷于停滞状态，满目萧条，百货雍滞，商路梗阻，货乏行销之地，持银入市无物可买，“四民失其恒业”。历来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江苏，“军兴以来，江路梗阻，川、楚、江、皖等省商贾率皆裹足。……是以大宗货载到（浒墅）关，甚属寥寥”[30]。浙江也是这样，“大宗商贩裹足不前，即土产湖丝，亦因各路绸缎滞销，机多歇业，运到杭关者，甚属寥寥”[31]。战乱之后的甘肃，所在糜烂，“以致行商绝迹，……野无夫宿之所，货乏行销之地，商视甘肃已为畏途。……至于甘肃口外物产，如皮货水烟等项，均属大宗。今其地既残破，富者挈资远去，贫者无力经营，内鲜聚积之人，外少往来之贩”[32]。四川也因“大江南北道路阻隔，货船几至绝迹”[33]。其它省区的商业破坏同样是十分严重的，限于篇幅，在此不再胪举。 货币是商品流通的车轮，商品也是货币流通的车轮，由于商品经济在战时遭受严重破坏，货币运动也会相应发生变化。在和平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繁荣，便于大商业活动的贵金属（这里主要指白银），倍受富商大贾的青睐；在商品经济萧条时期，大的商业活动几乎陷于停滞，社会（尤其是大商人）对贵金属的需求便会相对减弱。相反，制钱由于价值小，使用方便，在日常的零星的交易中须臾不能离开。商业繁荣时，制钱的流通速度十分快，不会感到缺乏；一旦商品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买与卖的商品活动发生严重分离，制钱的流通次数急剧减少，较之繁荣时期，就会相对感到缺乏（制钱的流通量不一定降低），社会对制钱的需求便会有所增加。总之，战争所引起的商品经济停滞和破坏，能够改变社会对银钱的不同需求，从而导致银钱市价之比的下落。所以，太平天国时期银价大幅度跌落与商品经济遭受的破坏程度是密切相关的。 简短的结语 经过以上各个方面的考察分析，对于太平天国时期突然发生的银钱比价大跌落问题，不再会感到困惑莫解了。关于银价大幅度跌落的前二种解释，都是从银与钱的数量来思考问题的，没有考虑货币运动在政治动乱时期的“一般规律”，也未能把银钱市价之比的变化与商品经济的盛衰相联系，而陷入了庸俗的货币数量说的圈套，简单地认为货币的价值取决于货币的数量，货币的价值与货币的数量成反比例。显然这只是根据货币运动的表象解释问题的，没有深入研究货币运动的规律，没有考虑货币的价值首先取决于它所体现的劳动量，没有考虑货币的价值还取决于它的供求关系，因此得出的结论必然与事实有很大距离，“铜贵钱少说”和“白银入超说”不可能正确揭示银价突然大幅度跌落的奥秘。以世界金银比价的变化来解释中国银钱市价之比的下落，虽然把我们带向了更加广大的空间，但由于忽视了历史的时间限制，也未能接近这个复杂的金融问题的迷宫之门。笔者认为，回答太平天国时期的银价下落问题，只能从战争时期货币运动的“一般规律”中求解，只能从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的货币与商品流通的情势中得到比较正确的条案。 （原载《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 [1] 咸丰四年陕西银钱比价为每两白银可以兑换3000文制钱，河南为2700-3000文，见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183页。 [2] 1857年江浙一带比价为1100-1200文，见席裕福、沈师徐编《皇朝政典类纂》上海图书集成局1902年版，钱市4，第11页。 [3]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8。 [4] 1868年京师的银钱比价是“每银一两合制钱一千二百文”。（《清会典》卷220。）大致恢复到乾嘉时期的水平。尔后开始上涨，“以钱易银，连年银价日昂。”《道咸同光秦议》卷34，第1691页。）但到了光绪中期，银价又开始逐年缓缓下落。 [5] 原来文章发表时，限于篇幅，这个统计表被刊落，现在补上。 [6] “番钱”，即外国银元，这里主要指西班牙银元，每元在中国市场上可以兑换0.72两纹银。这时该地每元可以换制钱997-973文，据此可以推知，每两纹银可以换钱1385-1351文。又因为银元与制钱的比价通常略高于纹银与制钱的比价，可以断定浙江这时的银价当在1300文左右。 [7] 李慈铭《越缦堂国事日记》第1册，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66页。 [8] 贾桢纂《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期），卷17，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94页。 [9]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49页。 [10] 《清会典》卷215，钱币，第5页。 [11] 1854年命令禁用5斤以上的铜器，后来又令收毁1斤以上的铜器，参见《皇朝政典类纂》卷65，钱币8，禁铜例，上海图书集成局1902年版。 [12] 《清实录经济资料选辑》第199页。 [13] 梁启超《各省滥铸铜元小史》，参见《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九册，第16页。 [14] 冯桂芬《显志堂稿》卷11，光绪二年（1876）校邠庐刻本，第30页。 [15] 王方中说：“五十年代初，英国工业品的输入，虽然有所回升，但是，连同输入中国的大量鸦片，也还是抵偿不了中国货（主要是丝茶）的输出，因此从1850年起，白银外流变成了白银流向中国的趋势”。《中国近代经济史稿》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113页。 [16] Peport of Selest Committee 1847，P.24-25.原数字为英镑，现据当时兑换率换算为银元。 [17]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09页。 [18] 同上书，第1608页。 [19]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第654页。 [20] 马克思《新的对华战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2页。 [21] 余捷琼《1700—1937年中国银货输出入的一个估计》1940年版，第26页. [22] 石毓符《中国货币金融史略》第129—130页. [23] 1850—1865年每盎斯英国标准银在伦敦与英镑的比价表，《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卷，第1252页。 [24]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47页。 [25] 此表系根据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第576—577页，和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第1卷，第530页上银元与英镑比价编制。 [26]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25—126页。 [27] 《汴梁水灾纪略》河南大学图书馆藏稿本，署名痛定居士。 [28] 中山大学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编《林则徐集》奏稿下，第492页。 [29]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342页。 [30] 咸丰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德毓奏，“清代钞档”。 [31] 咸丰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庆连奏，“清代钞档”。 [32] 同治十年十一月十二日蒋志章奏，“清代钞档”。 [33] 同治五年二月四日崇实奏，“清代钞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