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清准贸易对康遣盛世下清准关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方面,它引发了准噶尔对边部的一系列战争；另一方面,它又为清廷最终征服准噶尔部落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康乾盛世时期清廷灵活地利用清准贸易政策以及对准噶尔部贸易角色的转变最终瓦解了准噶尔势力，成功地收复了天山南北。同时清廷对藩部贸易的以夷制夷政策具有极大缺陷，导致在国家贸易中内外政策使用上的混淆。 关键词：清准贸易,清准关系,康乾盛世 The Study About The Trade And Relationships Between Qing Dynasty and Zoungar Kingdom In Prosperous Reign Of Qing Dynasty Liu Yue wu (The Institute of Qing Histor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China Beijing,100872) Abstract: The trade between Qing Dynasty and Zoungar kingdom had a important influence to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Qing Dynasty and Zoungar kingdom. in one side it caused the war between Zoungar and Kark,Qing Dynasty and Zoungar; in other side it help Qing Dynasty to break up the government of Kingdom. Qing Dynasty Vividly use the change of trade policy and objects between Qing Dynasty and Zoungar to defeat the government. the policy also had it’s shortcoming, it lead to a confusion when using the policy to resolve the feudal vassal of inside and outside Keywords:the trade between Qing Dynasty and Zoungar Kingdom;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Qing Dynasty and Zoungar kingdom; Prosperous Reign Of Qing Dynasty 准部是漠西蒙古的一支，在清初特殊的历史环境中逐渐壮大。随着它自身经济的积累，它的草原游牧经济有了进一步飞跃，开始跨越单一游牧式的经济形态向游牧和农耕混合型经济发展。且准部不失时机地利用清初有利环境，征集天山南部的回民力量，进一步发展本部农耕经济。正是在经济实力增长的前提下，才进一步刺激了准部草原领主的扩张野心，而这一扩张情绪又因西藏黄教第巴集团和沙俄的煽动，进一步高涨。 顺治以前，清廷对西北的厄鲁特蒙古因其实力有限而采取放之任之的政策，对于各蒙古间的战争与争夺,以及蒙古与西藏黄教势力的相互关系也是听之任之。清廷之所以如此,并非满族的统治阶层真正地出于“得其民而不足以臣，得其地不足以守” [1]卷291的考虑,而是客观条件使然。一方面清国遭受着内部的压力，它正忙于征服东北的朝鲜、东南的沿海的反清势力和后来的三藩之乱以及统治阶层内部的权利斗争而无暇顾及。另一方面，它又面临着沙俄以哥萨克为代表的疯狂扩张。早在1518年，沙俄扩张主义者越过乌拉而山后，用学和火的侵略方式侵占了西北利亚南部的原属准噶尔部的大片领土。[2]P6然后于17世纪30—40年代，开始向喀尔喀蒙古伸出了侵略的魔爪，它竭力想通过和平支持方式把卫拉特王公和执政者变成俄国的臣民，把从属于这些王公和执政者的臣民变成替俄国国库提供实物税的属民。[3]P1711667年，沙俄的库尔文斯基出使喀尔木克时就“携带礼物由托木斯克前往蒙古台吉僧格和楚琥尔的乌尔格，建议他们归顺俄国”。[4]P1217这些现实决定了康熙前期对西北地区只能尽量采取怀柔政策以此来换得西北地区的平稳与平衡，以便清廷腾出手来巩固刚成立的国家和抵制外部的侵略。基于此种环境,清初政权与准部在朝贡贸易的基础上保持着名义上的“表贡”关系和贸易关系。 一、康熙时期的清准关系与清准贸易 （一）、前期贸易关系与对准部政策。 康熙前期的清准双方主要体现为相对缓和的交往关系。正是基于现实实力的有限,清廷对西北各蒙古的谴使来朝,从事朝贡贸易加以默许。而且这一默许的经济贸易在康熙执政以前是没有时间与货物数量限制的,在地点上也没有什么限制,其唯一的前提是承认清国的中华共主身份，即“缴送明敕印”。[5]P3703而与此相反，其他的属国早在顺治年间就有严格的贸易限额,要求每次“人数不得过百人,入京员役只许二十人….其进贡船只,不得过三只.每船不得过百人”[2]P3703。康熙五年又明令各属国和西洋国：“嗣后不是贡期概不准其贸易。”[6] P89而西北各部蒙古却没有类似的规定,直到康熙二十三年清准贸易关系恶化后，清廷才对西部蒙古的贸易额作出了明文限制。[7]P17,卷111 清准之间在康熙初年的和好得益于清准朝贡贸易和清国对准噶尔的自由贸易政策。康熙初年与准部所保持着的朝贡往来，以及默许准部厄鲁特人在清国西北地区的自由贸易活动都促进了双方的“和好”。准部厄鲁特人从清准贸易中得到了大量的物质利益。每次贸易，无论是台吉还是一般的部众“无一人不攒凑带些牲畜，想着要易换些东西。”并且称他们的贸易为“准噶尔众人的买卖”。[2]P130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康熙十一年噶尔丹执政之后至康熙二十二年以前，清准之间的交往是非常频繁的，而且清准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为 “友善”。这一真实的历史事实却与传统的认识不同。传统的认识是：准部噶尔丹政权一开始上台执政，就开始了康熙与准部直接冲突，清准关系也随之恶化，日益严重[8]P89-105。事实并非如此，从噶尔丹康熙十一年执政开始到康熙二十二年近十二年时间内，清准关系处得相当“融洽”，它是清准关系中 “友善”的黄金期。以下事实证据了这一点。当噶尔丹与青海鄂齐尔汗发生战争时，清廷康熙却要求噶尔丹及早收服鄂齐尔图从子和罗理。[9]P135—136 而不是对噶尔丹进行压制、瓦解。即在康熙二十二年之前，康熙的噶尔丹政策是：如果噶尔丹能够有效地控制部分蒙古地区，则可以默许他的统治。但前提是：他的这一统治不威胁到清廷实际利益和控制范围；而且噶尔丹必须“真心”诚服天朝，承认天朝的天下一统秩序。康熙初年的这一政策是有连续性的，并非康熙因忙于平叛“三藩”，而简单采取息事宁人的权宜之计[2]P94。 在这一政策影响下，清康熙二十年之前的清准贸易进行得很平稳。自噶尔丹十一年十二月开始进贡，随后在十三年、十五年、十六年、十八年、十九年、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多次进贡，几乎是年年进贡；而且在这些朝贡活动中，都伴有朝贡贸易，其人数肯定不少。因为圣祖康熙在二十二年敕谕噶尔丹中提到以前贸易人数情况，称“比年尔处使来，或数千人，连绵不绝”。 到了康熙十六年清准贸易有了些许变化，康熙十六年清方要求准部来人贸易必须有噶尔丹所给的符验。实录称“先是，回子诺颜和卓、巴颜白克等以进贡来至边，自相屠害作乱，上数遣官王察，命檄行噶尔丹台吉，此后入贡遣使，务令有才识厄鲁特为首，不得仍遣回子，如系厄鲁特方许放入边口……嗣后进贡遣使,务给符验，方准放入。”[7]P20下-P21下，卷69 康熙二十二年之前，清廷对准噶尔的贸易政策还是以“怀柔”为主的。康熙二十一年进贡厄鲁特丹津鄂木布等，因无噶尔丹博硕克图汗票文，理藩院要求按照十六年的规定，让他们“回归化城贸易。”而康熙以“如不许进关，恐非柔远人之道”，而破格让他们进关贸易了。[10]P40页，卷103而要求给予验符也只是针对进关贸易而言的，至于在归化城贸易，则是放之任之的。康熙继承了中国历代统治者的统治方法，对边陲藩部实行怀柔政策，以达到“四夷八荒，翕然向化”的目的。[11]卷195 （二）、康熙二十二年后的清准贸易和清准关系的变化。 康熙二十一年以前，清廷对准部噶尔丹的贸易政策是相当优厚的，基本上没有人数限制，也没有时间的限制，只要是从噶尔丹那儿派来的使行贸易人员，不仅可以在关外归化城等地无需符验从事贸易，就是在关内地区也是无人数限定的。但是这一优厚的贸易政策到了康熙二十二年开始发生变化。其贸易政策变得日益严格，开始限制贸易人数。清廷之所以在康熙二十二年后开始对准噶尔噶尔丹实行严格的贸易限制政策主要与以下因素有关。 首先清廷平定三藩的成功，清廷的注意力开始由南转北。其原因是清国在西北部所受到的压力日益增重。一者是沙俄的渗透与侵犯，一者是准噶尔噶尔丹政权的势力日益膨胀，一者是各蒙古间的内乱。而此时噶尔丹势力已东至吐鲁番、哈密，南至青海、西藏，北至南西伯利亚，西吞“叶尔钦、萨马尔汗、哈萨克等十余部”[12]卷59,三十六年四月甲寅。或西至今中央亚细亚[13]P174。因此康熙在防俄与沙俄斗争的同时，将大部分注意力放在防准上。这一政策的转变肯定会影响到清廷对准的贸易政策。 其次，噶尔丹政权的强大，以及实力的膨胀，特别是对清国周边的喀尔喀、青海的骚扰，使清国与噶尔丹的矛盾越来越激化。他于1688年东犯喀尔喀蒙古，1690年南下漠南，直接威胁清朝[14]P68。它的种种作为使康熙意识到是对他的天下共主中华一统秩序的直接挑战。 再者，准部贸易使行人员的为非作乱，也推动了清廷改变对准部政策。清廷称：准噶尔 “比年尔处使来，或千人，或数千人，连绵不断，沿途抢夺塞外蒙古马匹牲畜，进边之后，任意牧放牲畜，践食田禾，捆缥平民，抢掠财物，妄行者甚多”[7] P12上—13下，卷112。 康熙二十一年，清廷专门派人出使噶尔丹处，要求此后贸易人员要有噶尔丹的符验。噶尔丹答应“自今以后，我若遣使，当用印文，开注年月日期”。并于二十二年正月，派额尔克格隆等一行使人员带领马四百匹，骆驼六十头，貂皮三百，银鼠皮五百，猞猁狲皮三张，沙狐皮一百、黄狐皮二十，活貂一只，贴金牛皮五张，额鲁特鸟枪四杆，作为贡品向清廷表贡。[7]P13上-16上，卷 111噶尔丹想借此来缓和清准贸易的恶劣趋势，但是清廷于二十二年九月敕谕噶尔丹的谕旨中还是紧宿了准部的贸易量。要求“嗣后，尔处所遣贡使，有所验者，限二百名以内，准入边关，其余俱在张家口，归化城等处贸易。”[7]P12上—13下，卷112 清廷对准贸易政策的严格化，一方面是受清准原有关系发展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又影响着清准此后的关系。正是因为清方对准部贸易的严格限额，使得噶尔丹对清廷态度大为转变，并对与清廷靠得“较近”的喀尔喀蒙古更为痛恨，从而直接引发了噶尔丹对西北喀尔喀和青海蒙古的进军。 康熙二十五年前后，准部与漠北喀尔喀蒙古之间发生了一序列战争，康熙二十七年，喀尔喀四部在这场战争中败北，最后不得不投诚于清廷。但准部噶尔丹却对之却难以弃舍，因此噶尔丹决定对清国采取冒险政策。他于康熙二十九年，亲率大军深入清方乌兰布通，虽然给京师带来了巨大的恐慌，使得“城内外典廨尽闭，米价至三亮余”“几乎倾国”[15]卷一，等不良影响，但结果被早有准备的康熙打得大败而归，从此噶尔丹势力日益削弱。到了康熙二十九年，噶尔丹已经相当穷困了，该年十二月，噶尔丹上疏，请求清廷“恩赐白金，以育众庶。”理藩院及议政大臣以无先例，而加以拒绝。而康熙出于怀柔噶尔丹投诚的目的，却“赐白金千两。”[7]P23，卷145从康熙二十七年至康熙三十六年噶尔丹死亡，清康熙对准部噶尔丹的政策是：尽量以贸易等经济利益上的实惠来诱使噶尔丹的归降。但直到噶尔丹病死[16]P69，清方也没有成功作到这一点。 清方虽然没有达到用贸易等经济利益诱使噶尔丹归降的目的，但是清方却在对准部贸易政策上找到了新的目标，即将从前与噶尔丹的贸易转向准部新的实权人物策妄阿喇布坦身上。早在康熙二十九年夏四月，康熙就专门赐敕策妄阿喇布坦和阿努等，称“今闻尔等与噶尔丹等不和，致启争端，尔厄鲁特向修职贡，恭顺惟谨，今乃内自交恶，必有其因，朕甚怜之…….赍御用各色缎二十疋，赐策妄阿喇布坦阿奴，其以尔等交恶之由，明告使臣，毋隐。”[7]P10下-11上，卷145而策妄阿喇布坦也不失时机的抓住这一“恩赐”，向康熙遣使进贡。很快，他就拿到了刚从噶尔丹手中夺取的贸易特权。随后，策妄阿喇布坦于康熙三十三遣使沙克海口利图来告“员外郎马迪等中途为噶尔丹人所害”一事，清廷特赐策妄阿喇布坦的使者。至此，策妄阿喇布坦已经取得了在京与张家口、归化城等处的贸易权了。[7]P6，卷158 康熙三十五年二月，策妄又一次遣使囊素等，“请安进贡，又奏噶尔丹奸恶，乞遣还回子归已。”清廷应策妄阿喇布坦的要求，将噶尔丹重要的部属吴尔占扎卜、阿巴色等人以及准噶尔的旧有游牧地赐给了策妄阿喇布坦。[17]卷八，“驻扎大臣始末”康熙三十六年噶尔丹死后，策妄阿喇布坦享受清国的贸易权更没有威胁了。清廷之所以将对噶尔丹的贸易权转归策妄阿喇布坦，完全是以经济上的“怀柔”达到政治上的“驯服”的目的，即康熙朝的对准贸易政策就是以“贸易求政治”的政策。这点就策妄阿喇布坦政权而言很好地体现在康熙三十七年的敕谕策妄阿喇布坦解送“噶尔丹之尸与其女钟齐海”一事上。康熙称“倘若隐匿不行擒解，不但尔历年之恭顺皆虚，即尔贸易之人，亦永不许通行矣。”[7] P9上—10下，卷189 不过、可以肯定的讲，策妄阿喇布坦政权下的准部实力在三十七年到康熙五十四年间，已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这可能是“准噶尔汗国”黄金期的主要发展期。至于这一黄金期的到来有多少因素取决于同清方的贸易，则很难估算。但到康熙五十四年后，策妄阿喇布坦之所在内部有实力前攻哈密，后攻西藏，扰乱清国各藩部，在外部于1689年和1699年相继出兵哈萨克，夺取了额尔齐斯河两岸以及哈萨克草原的大片土地，并将势力伸张至锡尔河下游地区。[18] P123却从反面有力地证明了准部在这一时期实力的又一次膨胀，这一膨胀不能说与康熙的支持策妄阿喇布坦政权贸易特权无关。 二、雍正时期的贸易政策 噶尔丹死后，策妄阿喇布坦掌管了卫拉特国家。在策妄阿喇布坦，特别是他的继承人噶尔丹策凌执政时期，是准噶尔汗国的全盛时期。[3]P303而请准关系在雍正朝却处于一种相互均衡的状况。准噶尔汗国在策妄阿喇布坦和噶尔丹策凌的统治下“且耕且牧，号强富，”[19] P124准噶尔汗国的中心伊犁已成为“人民殷庶，物产饶裕，西陲一大都会也”[20]卷12，疆域五。清国没有能力对远在伊犁的准噶尔作出大规模的征伐，因此即使策妄阿喇布坦和罗卜藏丹津相勾结对西藏、回疆进行侵扰时，清廷雍正除了照年羹尧的建议于布隆吉尔筑城驻兵外[21]P29，对准噶尔也只能看之忍之。并且在雍正前期，清廷对准噶尔照样实行自由贸易政策，雍正想利用贸易政策来怀柔日益强大的准噶尔汗国，从而一方面防范准噶尔对西藏、青海的染指，另一方面为自己解决青海和西藏问题寻找时间。前期与准部议和虽因边界、熬茶贸易等诸多问题而虽不了了之，但准部同清方的边部贸易却一直进行着，并且偶尔也进行着使节性的北京贸易。 这一情况直到雍正六年后才发生变化。其原因是策妄阿喇布坦死后，噶尔丹策零立，雍正试探着对准部用兵。战争发生后，清准间的贸易再次中断，但清准战争的结果是清方既损失财力又损失人众，国库大大受削。自康熙五十六年用兵以来，先后损失军饷七千余万两。[22]P147而雍正间，西北两路用兵也共用银五千四百三十九万四千两。[23]因此到了雍正末年，雍正又不得不忍受这一现实，答应与准噶尔议和，恢复了清准贸易。这一清准双方实力均衡的状况决定了清国暂时无力触及“犁廷”，因此雍正对准噶尔又不得不使用经济贸易的怀柔政策。正是因为雍正朝清准间保持着相互均衡的态势，因此清廷这一时期对准部的贸易又不得不恢复。雍正正是通过对准部恢复贸易政策来打破双方的均衡局面，并且借此来感化那些历来“疑神疑鬼”、“诡计多端”的卡尔梅克人。[24]P102 而到了雍正末朝乾隆初期，准部在策妄阿喇布坦，特别是他的继承人噶尔丹策凌的领导下，已使准噶尔达到了汗国的全盛阶段。在这一鼎盛时期，雍正除了派颇罗鼐在西藏练骑兵万人，步兵一万五千人[25]P46-47对准噶尔加以防范外，不得不放弃对准部的征伐政策。他最终于雍正十三年八月，下诏罢征准噶尔[26]P300。 三、 乾隆时期准部贸易与对准政策 （一）、前期清准贸易与清廷的准部政策。 乾隆继承了雍正晚期与准噶尔议和政策，他虽在表面上称“请和不请和在彼，我惟固我疆域”[1]276，卷7，但内心还是倾向于议和的，以求换取一个相对安稳的西北环境。乾隆四年十二月，准部派来的使节哈柳向清廷正式提出了西藏熬茶、熬茶贸易以及其他正式贸易问题。准部台吉噶尔丹策零要求将熬茶人数增加到300人（原100人），而对于熬茶贸易以及正式的贸易问题却没有写入表文中，而是让准部使节当面恳求“允行”。[1]P593，卷106乾隆对于准部的这一傲慢行为加以回击，他告诉准部使行人员，贸易的事情“命大臣与尔定议。”双方“贱视”贸易地位的行为都深受中国传统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思想的影响。[27]里仁第四 而对于清廷而言，对准部的贸易只是中国传统政治策略中“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28] 卷117的再次利用。 乾隆五年正月，清方的尚书海望与准部哈柳正式达成了双方的贸易事宜。该贸易事宜要求如下：第一，贸易按俄罗斯例，自备资斧，定期四年。第二，贸易分两地进行，一者为北京，一者为肃州。到北京贸易的应该走内地而不可走喀尔喀地方，贸易人数不得过二百人；到肃州贸易的，也为四年一次，人数不得过一百人。两者限期为八十天。第三，要求每当贸易之年准部先将起程日期、到达日期报告驻边大臣，然后由驻边大臣报告部院，“奏请派遣章京、笔帖式等照看。”第四、要求除禁物外都可以买卖。第五，贸易具体的年限与俄罗斯相分开。俄罗斯为子辰甲年，因此准部于寅、午、戌来北京贸易，子、辰、甲年到肃州贸易。第六、为了防范准噶尔贸易人员扰乱喀尔喀，决定他们由内地来北京，但由于路程遥远，清方答应无偿地提供马匹济运。[1]P621—622，卷109 随后清廷又议准了准部的另一种正规的贸易即熬茶贸易。熬茶贸易规定如下：第一、应准部要求，定人数为三百人。第二、路线由扁都口边界到东科尔贸易，事毕即由此处护送进藏。第三、清方从理藩院拨章京二人，到哈密军营，由提督李绳武拔兵五百名，派军官率领，同章京一道协同办理。[1]P625，乾隆五年正月下 此后双方贸易得到了正式恢复，准部从事着北京贸易、肃州贸易和哈密贸易等正式贸易，和使节贸易、私人贸易和熬茶贸易等非常规性贸易。这一贸易至乾隆十三年之前都进行得相当顺利。 乾隆十年十二月哈柳再次来京，目的是告诉清廷，准噶尔老台吉噶尔丹策零已死，新台吉策妄多尔济那木札勒立，并秉承新台吉之命，向清廷请求赴藏熬茶；另外对准部在北京贸易一事进行修改，要求以后北京的贸易改为就近在肃州贸易。而此前，准部已于乾隆八年十一月到藏进行了熬茶[29]P478。清廷答应了准部熬茶请求，并将北京贸易改到肃州。自此原来到京的四年一次贸易改到了肃州，肃州从此为两年一贸易，直到准部灭亡。 （二）、乾隆十三年及其后的对准政策和清准贸易变化。 乾隆十三年，准部进京使节唵集又来北京，这次又多带货物，并要求将“瘦乏牲畜，在哈密变价”。乾隆拿他们没办法，只得命令李绳武照上次加恩之例，准其将所带牲畜变价，但再次要求李绳武“晓以与例不符，姑因玛木特未经告知，致尔误带”。[1]P49，卷309 清廷一直想限制准部的贸易额。其原因在于：第一、贡使来的频率要比正规贸易的频率高得多，使节的频繁往来，在肃州的频繁活动，使清廷认为它不仅浪费钱财，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不安分因素。第二、准部“频繁更换使节，以此来寻找借口”做法也使清廷非常反感，而且出于政治军事的考虑，清廷不希望准部在与清国的长期贸易中再次壮大，威胁到清国的安全。再者、准部到西藏的熬茶以及熬茶贸易让清廷感觉到准部在西藏和其他靠近蒙古的活动时刻像一颗定时炸弹，都会给清国带来危险。因此乾隆在准部完成第二次熬茶后，传谕驻藏大臣和************等“嗣后非有特殊事故，不准准噶尔人入藏熬茶。”[30]P300 清准贸易这一时期规模如何？可以从乾隆十三年的贸易中看出。乾隆十三年是准部第三次到肃州贸易的年份，准部带到肃州的货物要比十一年多一倍。安西提督李绳武以“向来求售，提臣等代奏，屡经降旨允准，此次所带牲畜既倍上年，其疲乏牛羊，应令酌量于哈密设措售卖，仍申明成例，令其不得视为故。”[1]P170，卷315乾隆虽对提督等的因循守旧很恼怒，但对准部所造成贸易的既成现实。这次贸易的结果是准部卖出了部分牲畜，其作价为十八万六千二百余两，兑给内地绸缎、茶、线等项，作价为十六万七千三百余两。清方给准部的现银为一万八千八百余两，可见规模不小。 但是准部日益增大的贸易量引起了清方的注意，清方加紧制订措施来限制准部的这种行为。乾隆十五年六月陕甘总督尹继善在上奏夷使交易事情时称“但准夷自交易以来，货物渐增，宜示节制。”要求自此次开始，“夷人到肃，责其违例，不准全数交易。如果情词恭顺，再行酌量办理。”并要求制订嗣后章程。[1]P1051，卷367而乾隆十五年的准部使节贸易的数量也确是惊人，诺洛素伯等带来牲畜就有十六万零，比十三年增加了近五倍。乾隆称准部的这一贸易行为“实系无耻之徒”，要求尹继善等相商妥办，以绝其后无厌之欲也。[1]P1058，卷368 乾隆十五年九月，陕甘总督尹继善制订了针对准噶尔人贸易的“日后章程”，该章程要求：“嗣后，羊不得过三万只，各项皮张不得过三万张，牛马共不得过一千，总共的贸易成交量不得过银七万两。[1]P1123，卷373这是清准贸易以来清方定出的唯一一个贸易额限度。 但是随着准部内部的分裂和冲突的加剧，准部在内乱中极大地削弱了自己。清廷开始改变对不再强大的准部政策，同时也在改变对准部的贸易政策。乾隆十六年，准部的喇嘛达尔扎在准部内战中战胜，原台吉失败。十七年新任台吉喇嘛达尔扎遣使图卜济尔哈郎进贡，要求使臣往来时不受人数的限制，到肃州贸易时牲畜内疲乏的准许买卖。乾隆对新台吉喇嘛达尔扎本无好感，对准部频频内乱，日益削弱的形势早已了如指掌。因此对准部的贸易要求可谓不屑一顾。乾隆要求贡使人数以五十人为限，肃州贸易照乾隆十三年最多之数。并称“贸易一节，原系小人谋利之事。尔等携来不堪之物，虑我中国之人不用。若我中国之人将不堪之物给尔等，尔等肯受乎。此事琐屑，朕所不问，即我封疆大臣，亦不屑办理，尔等何必以此渎奏。”[1]P330，卷406 到了乾隆十八年，准部内乱进一步扩大，达瓦齐在同阿睦尔撒纳、喇嘛达尔扎的战争中获胜，成为准部台吉；而阿睦尔撒纳等人又联手对付达瓦齐，准部实力就在连绵不断的内战中日益削弱。清方对准部贸易政策密切地配合对准部的总体政策而变化。清廷自此决定中断同准部的贸易往来，而采取武力收复伊犁。因此当乾隆十八年十二月，永常奏报“准夷贸易”之期将界，请求为此而准备时，乾隆的指示是：如果达瓦齐果真遣使到哈密，要求将他们“即行却回。”[1]P903，卷453其后准部于乾隆十九年七月，派阿济伯克等到边卡请求贸易，乾隆以“此度贸易，出自达瓦齐，乃欲自比噶尔丹策零，是以大皇帝不允”而拒绝了他们；并要求，等达瓦齐派往北京的使者敦多克回到伊犁后传谕达瓦齐，如果达瓦齐能够“一一遵旨，恭顺恳恩，亦不妨仍准贸易。”[1]P1062，卷468但这只是清廷安抚达瓦齐的假象，清廷早已作好了明年收复伊犁的准备，自此清准贸易完全结束。 四、康乾盛世下清准关系和清廷藩部贸易政策评价 （一） 积极意义 清准关系既体现了清初清国藩部贸易政策的继续，又体现了对藩贸易政策的更张。清初对西北蒙古诸部的贸易政策基本上是放之任之，而到了康熙中后期，特别是乾隆朝，清国实力开始上升，康乾盛世局势也日渐打开，其对西北蒙古地区的控制也日益加强，从而将西北蒙古各部的贸易政策开始纳入了国家总体政策之内，通过贸易政策的变化来左右西北边陲的各藩部，达到对各藩部进行有效控制的目的。 清准贸易对双方都具重大意义。对准部而言，清准贸易具有以下功能：首先，清准贸易促进了准部与内地物资交流，活跃了准部经济。准部虽在阿睦尔撒纳和噶尔丹策零领导时期进入了所谓的“准噶尔汗国”的黄金时期，但准部地处西北高原，相对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使得他们资源仍然十分有限，许多生活物资得不到满足，这些都迫使他们不得不同其他部落或国家进行贸易。正是出于这种原因，准部不得不不断地派人到哈萨克、南疆和北面的沙俄从事贸易[3]P183。而清准贸易的展开，部分程度上缓和了准部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而且通过雍正末期乾隆前期准部清国的经济交往，准部的内部经济却有所提高。其内部水利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西域水道图》称：“涉水之区，资其灌溉，种艺滋丰，今者广辟耕屯沃野万里，详求水利，沾被益多。”[20]P93可见这一开发是在准部原有开发的基础上的进一步扩大。并且清准贸易也进一步促进了准部内地冶炼等手工业的发展。帕拉斯在《蒙古历史资料汇编》中也说准噶尔人能用自然结晶硝制作火药，他称“他们把硝品放在用白杨或桦木灰制成的浓烈碱液中烧煮，使之结晶，……直到液体开始成为颗粒为止。”[24]P14准部在雍正末乾隆初期的二十几年时间内与清方的经济往来恰恰为这些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经济上的基础。 清准贸易对于清方而言也同样不可忽视。首先、清准贸易也促进了西北地区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内地客商的纷纷带货赶往肃州又形成了一股物资流动的潮流。有学者称“清政府对准噶尔作战促进了人、金、物的流动……..另一方面投入大量的银币，不仅使这些地区经济活跃，而且对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31] P17而实际的情况不仅是战争推动了西北经济的发展，清准间的贸易、社会生活、习俗的交流同样地推动了西北地区的发展，而且后者的功能比前者可能更为重要。 其次、清准贸易还促进了准噶尔和其他蒙古以及内地的交流。它主要表现为两地间的民间贸易交往行为。清准贸易原则上不允许有私人贸易行为存在，但是清准间一轮轮的“官方”贸易不可能不诱使私下贸易的发生，而乾隆十六年喀尔喀坐卡侍卫前锋和准部的私相贸易的发觉却引出了一个长达十几年的整个喀尔喀人与准部私下贸易的内幕。清方发现与准部私下贸易各喀尔喀旗都有，而且已经存在了十几年了。清廷无法对所有的喀尔喀进行清查，也无法对各喀尔喀施加处罚，只得宣布以前的既往不咎，同时禁止此后的一切私市，包括脱境与回人私市[32]P14437。可见清准贸易起着推动内地与西北地区民间经济交流的作用。 （二）、局限 康乾盛世下清准贸易具有巨大的局限。首先、清廷的这一贸易政策导致国家贸易中内外政策使用上的混淆。清廷对藩部贸易政策的更张主要体现为将“贸易”等经济活动纳入为政治服务的范畴之中，让经济贸易行为政治需要服务。自康熙朝开始，清廷开始将贸易等活动作为对西北周边各蒙古地区实行政治、军事控制的“松紧带”。视西北边部各蒙古特别是准部的“驯服”与否来调节“经济贸易”松紧带的松紧度。这种将传统儒家思想上的“怀柔”远人的理想同国家的实际需要相结合，运用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的互动来达到“和戎”和“化外”的做法是康熙时期“边部贸易政策”的特色。不过这一政策也有其消极性。一方面，这种通过经济贸易带动政治，军事需要的“松紧带 ” 的内藩做法很容易被挪用到外部问题的处理上。在对待属国以及非藩属的西洋大国时，也常常加以滥用。这样一来，就完全弄混了政策的使用前提，其结果只能是使清国越来越陷入一种无知的自大中。另一方面，这一经济贸易“松紧带 ”政策也容易同传统的“怀柔 ”相等同，即在缺乏国家强大实力的前提下，错误地将它用到不同的对象上，其结果又陷入到传统的“议款求和”的旧圈之中。 其次、封建性贸易活动同样因封建帝王封建思想的制约而使其社会功能大打折扣。封建统治阶级传统的“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的重义轻利思想使得他们向来轻视贸易行为。清方在贸易过程中始终是以一种消极的心理来看待清准贸易，这与清国对待其他属国或西洋国家的做法同出一辙。封建帝王只将同藩部、属国的贸易看作怀柔远人的一种手段，而不曾将它看成是发展自身同时也是发展藩部经济的一种途径。清代无论是康熙、还是雍正或者乾隆天下一统观中的理想社会仍然是自给的“农耕”社会。因此自康熙二十二年[7]P12上—13下，卷112开始对准部、蒙古等藩部贸易作出限额后，清廷一改初期藩部的自由贸易政策，开始对边部的贸易加以严格的限制。而此时清国正是康乾盛世的鼎盛时期，边部却不能分享鼎盛时期的经济发展成果，结果使得西部与中国的东、中部的距离进一步拉大，对西部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康乾盛世时期的清廷对边部的贸易总是“限制”多于“鼓励”，贱视多于认同，其结果不仅没有发展全国经济，反而使西部与中东部差距拉得越来越大。 注释： [1]《清高宗实录》[Z]，中华书局， 1986版。 [2]《准噶尔史略》编写组编：《准噶尔史略》[M]，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 [3] [苏]伊.亚.兹拉特金著， 马曼丽译：《准噶尔汗国史》[M]，商务印书馆， 1980年版。 [4] 巴德利(J.F.Baddeley)著 吴持哲，吴有刚译：《俄国·蒙古·中国巴德利 》[M]，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年。 [5] 托津纂：《钦定大清会典》 [Z]，嘉庆朝，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民国79年（1990）版。 [6]《清会典事例》，中华书局，1991版；林铁钧 主编：《清史编年》[M]，第二卷，康熙上，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7月版。 [7] 齐木德道尔吉等编：《清朝圣祖朝实录蒙古史史料抄》[Z]，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8] 马汝珩,马大正著：《厄鲁特蒙古史论集》[C]，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 [9] 包文汉整理：《清朝藩部要略稿本》[Z]，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7版。 [10]《清圣祖仁皇帝实录》[Z]，中华书局， 1986年版。 [11] [后晋]刘桒等撰：《旧唐书》[Z]，中华书局， 1975年版。 [12] [清]蒋良骐撰 林树惠,傅贵九校点：《东华录》[Z]，中华书局 ，1980年版。 [13] 金启孮：《清代蒙古史札记》[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11月第一版。 [14]宝音德力根主编：《明清档案与蒙古史研究》[M]，第一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0年.9月版。 [15] [清]]刘献廷撰：《广阳杂记》[Z]，台北 广文书局， 民国75年（1986） 版。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一 [16] 乌云毕力格：“康熙皇帝第二次亲征噶尔丹的满文文书及流传”考证的结果是“康熙帝尚未到达宁夏，噶尔丹在4月4日已病故”，非实录所说的服毒而死。宝音德力根主编：《明清档案与蒙古史研究》[M]，第一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0年.9月版。 [17] [清]俞正燮撰， 涂小马, 蔡建康等校点：《癸巳奏稿》[Z]卷八，“驻扎大臣始末”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18] [日]佐口透：《俄罗斯与亚细亚草原》[M]，P119-122。转引自准噶尔史略编写组编：《准噶尔史略》，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P123。》 [19] 松筠 撰:《西陲总统事略》[Z]，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65版, 转引自《准噶尔史略》编写组编：《准噶尔史略》[M]，人民出版社 1985版。 [20] 傅恒著，钟兴麒,王豪,韩慧校注:《西域图志校注》[Z]，疆域五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2年9月版。 [21] 国立故宫博物院故宫文献编辑委员会编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Z]，第一辑，国立故宫博物院出版， 民国67-69版。史松编：《清史编年》[Z]，第四卷（雍正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年11月，第一版。 [22] 魏源：《圣武记》[Z]，中华书局， 1984版。 [23] 《军营档》[Z]，乾隆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抄录奏片。 [24] [德]P.S.帕拉斯著 邵建东,刘迎胜译：《内陆亚洲厄鲁特历史资料》[M]，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2版。 [25] 牙含章编著：《************传》[M]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第一版。 [26][清]印鸾章：《清鉴纲目》[Z]，长沙岳麓书社出版，1987年版。。 [27] 张馨主编：《四书》[Z]，里仁第四，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5月第一版。 [28]司马迁著：《史记》[Z]，“司马相如传”，商务印书馆， 民国24年[1935]印。 [29] 丹珠昂奔主编：《历辈************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Z]，中国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2月第一版。 [30] 郭成康：《清史编年》[Z]，乾隆朝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11月第一版。 [31] [日]香坂昌纪：《清朝前期对准噶尔作战的经济效果》[A]，《史学集刊》2000年11月，第四期。 [32] 赵尔巽：《清史稿》[Z]，中华书局，1977年8月第一版。 （文章原载：《人文杂志》2005年第0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