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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读过近代驻外使领人员的出使日记，你会发现当时的伦敦、巴黎在他们的笔下是何等的繁华，彼得堡又是何等的肮脏和落后；如果你读过一些沙俄侵华史，并且对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有一点点的了解，你就会发现，在吃人肉的哥萨克和同处一个阵营的“老大哥”之间，很难画上等号。这固然不免有想象的成份。但即便如此，有这两个印象横亘脑际，你就不得不去思考：近代中国人对俄国的看法何以变化如此之大？要解释这个问题，“近代中国人的俄国观”这个课题，你就是想躲也躲不开。 其实近代中国人对俄国的认识史并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我们知道，近代中国融入世界的历程，是一个“我看他”和“他看我”的双向认识过程。所谓“我看他”，是指近代中国人的对世界的认识过程；所谓“他看我”，是指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对中国的认识过程。在近代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过程中，至少有两个显性的认识结果：俯观仰察则成天地观，环视周遭则成所谓“夷夏”观。伴随这两个认识成果的获得过程，几乎是一种条件反射性地掉头回顾，国情观于焉形成。毫无疑问，差距是第一感觉，学习是第一冲动。学习失败，转过身来，打碎家中阻碍进步的“劳什子”，然后再去找寻师法的对象。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此展开。 在近代国人环顾周遭时，对东西方几个国家，如英国、法国、美国、埃及、印度、土耳其、俄国、日本、德国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其中，英、法、美等国基本上是作为中国师法的对象而出现的；埃及、印度、土耳其诸国悠久的历史，让自以为中国为独一文明古国的大多国人知道了什么叫“山外有山”，诸国在近代以来的尴尬地位则如一盆冷水兜头浇下，让国人惊醒；而日本、德国在19世纪70 年以后崛起，则给国人以希望。只有俄国，因着地缘的关系，眼睁睁看着他东征西讨，国土一天天拓大。从过往的历史陈迹来看，辩证思维极其发达的中国人，在处理中俄关系时颇感棘手，处处失着。战也战了（如雅克萨战役），和也和了（如尼布楚谈判等），联也联了（如《中俄密约》），结果不仅西北、东北的土地大片大片地被割占，连东三省也差点给呑了去。好端端的一片海棠叶，硬生生地给“剪”成了一个大公鸡。十月革命的成功，让学英不成，学美又不成、学德学日还不成的国人似乎看到了某种希望。于是上自政府、精英，下至寻常百姓，来了个举国一致，“以俄为师”。“老大哥”就是“老大哥”，理论指导，物质支援，技术转让，确实给了中国兄弟不老少，至少在翻脸之前如此。谁知道，学来学去，学了几十年后又回到了原点，打破苏式体制又成了改革的主要目标。自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魏源喊出“师夷”的口号以来，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国人的“师夷”实践，好似夜行人遇到了“鬼打墙”，虽然也取得了很大进步，但绕来绕去，总也没有绕出去。中国人在近代认识西方时是否存在误区？这需要反省。 可惜的是，长期以来，我们的学术研究总是随着政治指挥棒转，关系好了就写友好关系史，关系坏了就写侵华史，以至到今天我们尚无一部中国人对俄国的认识史。这是学术研究，特别是思想史、外交史研究的悲哀。 文深的博士论文就是以近代中国人的俄国观为研究对象。原来想让他写到20世纪50年代，发现内容太多后，又希望写至1917年。后来发现内容还是太多，一缩再缩，最后确定只写清代部分。论文在逻辑展开方面，除概述外，先从名称入手，经历史地理，社会文化、政治外交，到贸易经济，力图做到步步为营，环环相扣，希望借此对清代国人对俄国的认识历程做一系统疏理。文深来中国人民大学读博士研究生之前，曾先后就读于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在撰写博士论文过程中，下了很大的功夫。本书就是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对其价值，作为导师，我不便多说，而应该由读者来判定。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该选题涉及内容太多，时间有限，因此，可能会在某些方面留下遗憾。依我之意，如果能放一放，沉淀一下，然后再补充完善，交付出版，可能会更好一些。但学术著作出版难，人所共知。现在有这样的机会，当然不应错过。先行修改出版，然后在此基础上再做进一步研究，亦未尝不可。我知道，我一向责人欠恕，对学生尤甚。有时仰望西天一勾弯月，会若有所悟，纵不求阙，但谅阙、安阙，或亦不失为学之道。 文深是我招的第一届博士研究生，本书也许是我的学生出版的第一本学术专著。前两天他来信索序，作为导师，义不容辞。因要得急，不容多想，拉杂写来，爰作书序。 郭双林 2010年3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