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学术研究概况 关于中法战争史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以前，是准备阶段，主要是收集整理史料，人物和战史研究也已开始。50年代初始，进入开创阶段，资料整理出版工作取得突出成就，研究工作也步入了轨道，并围绕人物评价展开了学术论争。70年代未以后中法战争史的研究迅速升温，80年代逐步进入高潮，先后召开了九次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继续整理出版新史料，研究成果也很多，还围绕一些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台湾学者也出版了一些关于中法战争的资料和论著。[1] 关于中日甲午战争史的研究，经历了四个阶段。甲午战后的25年，是起步阶段，主要是非专门治史者编印的历史资料和记述亲身经历的书籍，尚无甲午战争全史的著作问世。从30年代开始，是奠基阶段，甲午战史已成为热门课题，出版了一批著作，发表了大量论文，研究内容也很广泛。50年代以后，是发展阶段，有组织的纂辑史料，广泛关注甲午战史，论文的选题开阔，并展开了争鸣。70年代后期起，是深化阶段，先后举行了甲午战争90周年、95周年和100周年学术讨论会，推动了研究工作的深入发展，资料整理规模空前，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已出版著作50本以上，发表论文1000篇左右，在军事、经济、文化、国际关系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并进行了热烈的争辩。台湾学者在甲午战争的历史背景，海军、海防，马关条约及其影响，人物评价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相当的成绩。日本和欧美国家也发表了不少有关甲午战争的论著，论述海战、陆战、外交、远东国际关系、日军暴行、人物等等。[2] 2．学术研究成果 1）资料方面。 包括回忆录、个人文集和资料集。前二种日益增多，连一般的有关人物都有全集、选集、日记、书信集、年谱等；后一种的成绩更加显著，主要有资料丛刊《中法战争》（共7册）和《中日战争》（共7册），资料丛刊续编《中法战争》（共8册）和《中日战争》（共12册），《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和《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中法战争文学集》和《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中法战争调查资料实录》等等。 2）论著方面。 学术论文不计其数，就论文集来说，就有纪念中法战争马江战役100周年和镇海之役110周年论文集等8本，纪念甲午战争90周年、95周年和100周年论文集等6本；特别是学术专著日益增多，主要有邵循正的《中法越南关系始末》（1935年），牟安世的《中法战争》（1955年），陈书麟的《中法战争》（1988年）、刘子明的《中法战争始末》（1988年）、刘伯奎的《中法越南交涉史》（1990年），黄振南的《中法战争诸役考》（1998年）；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1932－1934年），张阴麟的《甲午中国海军战迹考》（1935年），王信忠的《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1937年），贾逸君的《甲午中日战争》（1955年），郑昌淦的《中日甲午战争》（1957年），孙克复、关捷的《甲午中日海战史》（1981年）、《甲午中日陆战史》（1984年）、《甲午中日战争外交史》（1989年），戚其章的《甲午战争史》（1990年、2005年）、《甲午战争与近代社会》（1990年）、《甲午战争与国际关系史》（1994年），戴逸等的《甲午战争与东亚政治》（1994年），林濂藩的《中日甲午海战百年祭》等等。 3．关于重大学术问题争议 这一时期的对外关系史、战争史及其相关事件和人物，争论的问题较多，大到中法战争失败的原因，小到丰岛海战爆发的时间，都有不同的说法，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海防与塞防之争的性质。范文澜等人认为是派系之争，杨东梁等人则认为是卖国与爱国之争。 第二，关于清政府在中法战争中的态度。熊志勇等人认为是妥协求和，庾裕良等人认为是积极抵抗，马洪林等人认为是前期主战、后期妥协求和。 第三，关于中法战争的结局。传统的看法是“法国不胜而胜，吾国不败而败”论，新的看法则是中国没有太大的失败或没有失败论。 第四，关于帝后党争的性质。范文澜等人主张权力之争说，孔祥吉等人主张爱国与卖国、抵抗与投降之争说，吴廷桢等人主张爱国与卖国之争为主，也含权力之争说，夏冬等人认为帝、后两党不存在和、战之争。 第五，关于台湾民主国的性质。连横等人认为是分裂行为或独立国家，江瑔等人认为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戚其章等人认为是自立、自主或应急措施。[3] 第六，关于刘永福的评价。一是关于刘永福在中法战争中的评价。有人认为刘永福是阶级斗争中的变节分子，民族斗争中的勇士；卢特等人认为，他是爱国者，不是民族英雄；肖世荣等人认为，他是反帝斗争中的民族英雄。二是关于刘永福在甲午战争后期反割台斗争中向日军提出议和的问题。范文澜等人认为是投降的表现；施宣圆等人认为不是投降，是议和。三是关于刘永福在反割台斗争后期离台内渡的问题。贾逸君等人认为是临阵脱逃；吴树扬等人认为是迫不得已而内渡；戚其章等人认为内渡是一次重大失误。[4] 第七，关于李鸿章的评价。一是否定论、卖国贼论。长期以来，对李鸿章在中法、中日战争中的表现持全盘否定态度，称其避战求和、妥协投降，是彻头彻尾的卖国贼。二是臧否参半论。80年代以来，对李鸿章的评价发生了变化，从经济方面看，对他有肯定有否定，但基本上是倾向于肯定，认为他创办的近代工业，具有积极或进步的历史作用，但又认为他放的中国近代化的第一炮，没有放响；从军事方面看，对他的评价是臧否参半，他创建北洋海军，构筑海防工事，应该肯定，但他避战求和、指挥失当，又是最严重的误国大过；从外交方面看，对他也是有肯定有否定，但基本上是倾向于否定，或说主和误国，或说是卖国贼，也有的说他并非一贯主和，主和本身并非一无是处。[5] 三、相关理论的概述 1．关于帝国主义的问题 19世纪60至90年代中国民族危机的加深是和西方资本主义由自由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紧密相联的，二者之间是一种因果关系。因此，研究其果，必须了解其因，即垄断资本主义，亦即帝国主义。这个理论问题主要参考列宁在1916年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该书阐明了帝国主义的定义、特点、作用等问题，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帝国主义有五个基本特征：1、垄断组织，2、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3、资本输出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领土分割完毕”；并具体分析了帝国主义资本输出和分割世界的关系与作用，一方面指出“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输出国外，利润通常都是很高的”；另一方面指出“资本输出总要影响到输入资本的国家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大加速那里的资本主义发展”。[6] 这些论述至今仍然适用，是我们认识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世界形势和中国民族危机的指导思想。 2．关于海战理论的问题 中法、中日战争中，有陆战和海战，而中日甲午战争更主要的是海战，因此，研究这些战争史必须了解海战理论。甲午战前，中国已经引进了一些西方近代海战理论，如普、奥、法、英等国的《海防新论》、《海战新义》、《各国水师操战法》、《海军调度要言》等，主要内容有海防之策，海军作战任务、海战样式、海战阵形、海战战法等；在防御与进攻的战略问题上，强调战略进攻，认为封锁敌国海口是上策，要与敌国海军决战；要便于机动，在机动中适时集中各队击敌之一部；要发挥我舰队的整体攻击力，保护舰队各舰；破坏敌国海上交通线，配合陆军进攻敌国本土；各种武器的使用技术以及各种战术手段的使用等。这些尚不成熟的海战理论以及美国马汉的《海权论》，特别是其中关于制海权决定一个国家国运兴衰的思想，最能反映近代海军战略理论的特色，[7] 对于今天研究中法、中日战争中的海战问题，仍具有指导意义。如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本军队制订了海军优先、以海军争夺制海权为关键的“作战大方针”，使整个战略带有明显的海军制胜特色；中国军队的战略意图则可概括为“海守陆攻”，没有确立积极主动进行海上决战的指导思想，使北洋海军成为入朝陆军的附属品。研究甲午海战失败的原因，必须以近代海战理论为根据，分析北洋舰队的战略战术，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和教训。[8] 参考书目 1、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四、五、六、七)，《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共7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3、张振鵾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法战争》（共8册），北京：中华书局1995－1999年已出版1－3册。 4、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共7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 5、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共1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1996年。 6、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和日本》（共8卷，前3卷），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版。 7、戚其章：《甲午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8、孙克复、关捷：《甲午中日海战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9、戴逸、杨东梁、华立著：《甲午战争与东亚政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10、（美）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1660－1911年），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 [1] 参见黄振南：《中法战争史研究百年回眸》，《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3 期。 [2]参见戚其章：《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世纪回顾》，《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 [3] 以上五题均参见《中国近代史争鸣录》（历史事件篇），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287—289、290—293、311—316、318—320页。 [4] 参见苏双碧主编：《建国以来中国近代史若干问题讨论举要》，齐鲁书社1985年，第181－184、216－220页。 [5] 参见戚其章：《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世纪回顾》，《历史研究》2000年 第1期。 [6]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808、783、785页。 [7]（美）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 第435页《译后》。 [8] 参见皮明勇：《晚清海战理论及其对甲午海战的影响》，《安徽史学》1995 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