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孝悌：中华文化的基本特征略论 舒大刚 东西方文化都有追求至善至美的精神诉求，但是在证成或助推这一诉求完成的原动力上却有差异：基督世界指向了全能的上帝，古印度指向飘渺的佛祖，阿剌伯世界则指向全知的真主，中国人则追溯至自己生命的来源——祖先和天地。中国人的祖先指向诞生了特色浓郁的“孝悌”情怀和以孝悌为内核的“礼乐”文化。纵观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孝悌礼乐”几乎是一以贯之、长盛不衰的，特别是孔子的《孝经》一书，对中国特色“士君子”人格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也为历代王朝“孝治天下”的历史提供了经典教材。如果要认识中国文化的特质，总结中华文明长盛不衰的原因，“礼乐治国”和 “孝治天下”就是吾国吾民的力量源泉，这是既往历史的经验总结，也对今天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中国人对人生始终抱着“感恩”的态度，我们首先感谢天地自然，是天地产生了万物；其次感谢祖宗父母，是父母赋予了我们生命。《周易》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礼义有所错（措）。”而中国人的感恩心情，首先便集中地表现在“孝悌”二字之上。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说中国文化是‘孝’的文化，自是没错。”实对中国文化之区别于他方文化的实质有所揭示，甚得其情。孝悌被中国圣人定义为百善之先，而不孝则被斥为万恶之首。《吕氏春秋·孝行》有云：“刑三百，罪莫大于不孝。”《孝经》也讲：“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孝悌是人生第一课，也是善良的发轫，是所有善言、善行、善事、善政，乃至礼仪、文明的基石。 中国人评价一个人，常常说“幼而孝悌，长而忠诚”；中国人评价一个人的德行，常常说他是否仁义，而“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中国人考察其事业是否成功，不仅仅在于官至几品、禄至万钟，还在于是否“立身行道，扬名后世，以显父母”，也就是俗话所说“光宗耀祖”。这一切都带有一个“恩”字，一个“孝”字，个人生命的演绎过程、人生事业的自我实现，不仅仅是自个儿的事情，更是报恩尽孝的需要。 因此我们说，报恩和孝悌，是传统中国文化心理的基本特征，也是中国文化的基本色彩，是国人区别于他人的重要标志。能够使中国人形成这一文化心态的学派就是儒家。是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继承和弘扬中国古人原始的报恩情愫和养老传统，凝炼成系统的孝悌观念，后来再由“独尊”了的儒家将这一观念广泛传播到社会各个阶层，形成全中华民族的普遍道德，自然而然就成了中国文化的基 本色调之一。孟子说：“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孙中山“三民主义”也称赞说：“讲到‘孝’字，我们中国尤为特长，尤其比各国进步得多，《孝经》所讲究的‘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国民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才自然可以强盛”。诚哉斯言！“孝悌”可谓深知中华文化的基本特征矣。 不仅人生如此，就是历代的制度设施、文化建设，也体现出了报恩与孝悌的内涵。“孝治”理念，贯穿了历代王朝的治政轨迹。虞、夏、商、周以“养老”、“教化”为内容的庠序制度，夏代开始推行的“慎终追远”的宗庙制度，周人的“敬宗合族”的宗法制度、“亲亲尊尊”的礼乐制度，等等，无不体现报本知恩的内涵。中国又是一个伦理与政治融为一体的国度，孝悌之行与政治功能密切相关，佚《书》所说：“孝乎唯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认为孝悌可以影响政治，正是这一历史的形象说明，这就是所谓“孝治”。 秦人崛起于西方偏远的戎狄地区，俗尚功利，不讲孝悌，导致了国家短祚的历史，成了后起的历代王朝汲取经验教训的反面典型。世之人乃有谓“百代皆行秦治政”者，亦可休矣！及至汉兴，陆贾为高祖陈“秦之所以亡，汉之所以兴”以及“古之成败之国”的治乱经验，撰著《新语》，首陈“修内”、“治外”之策，力反秦人不尽孝养老的恶习，称赞“曾子孝于父母，昏定晨省”的善举，儒家孝悌伦理重又得到提倡；其书屡引《孝经》，拨乱反正，独具前识。高祖信而用之，躬行孝悌，化成天下，奠定汉代“孝治天下”的基本国策，影响中国两千年历朝治政。 隋唐的最高统治者广开学校，推行科举，再倡儒术，崇奖孝悌。科举考试既重视文才，也考察品德，并将《孝经》列入考试的“兼经”，唐玄宗还御注《孝经》，令天下“家藏一本”。他还大力推举孝悌之人，由政府予以特别表彰，《新唐书》称：“唐受命二百八十八年，以孝悌名通朝廷者，多闾巷刺草之民，皆得书于史官。”保证了孝悌伦理处于正统地位。于是唐人子弟纷纷多文雅卓识之士，天下闾里处处有礼顺孝悌之民，唐有天下，二十传达三百年，盖亦久矣。 宋承此制，推而广之，儒学之盛，亘古未有。特别是宋之君臣，提倡文教之治，注重个性修养。开国之君宋太祖明诏：“人伦以孝慈为先，家道以敦睦为美。”明确申令孝悌人伦。宋代设官分职首先强调劝勉孝悌。太宗颁布《文武七条》，在文条中明令“劝谕下民勤于孝悌之行，农桑之务”。对地方官的要求，知府要“岁时劝课农桑，旌别孝悌”，县令要将“有孝悌行义闻于乡闾者，具事实上于州，激劝以励风俗”。故当国家生死存亡之际，乃有岳飞、文天祥等一大批忠勇之士，奋不顾身，尽忠报国，因之宋世得国三百有二十年。 降及明清，无论是起于草莽的洪武皇帝，还是来自关外的清朝列宗，也都继承了宋元以来儒家教化和科举选士的传统，对孝悌之道益加表彰，劝善勉孝，不遗余力。因此，明、清二朝政权不仅都维系有二百六七十年之久，而且两朝国力都曾经达到当时世界的最高峰。只因是时君主专制加强，以忠居孝之先，以忠君代孝亲之实，将传统的以亲亲为基石、移孝为忠的孝悌伦理，推落入“愚忠愚孝”的深渊，出现奴隶道德，“以理杀人”的消极现象，圣贤所制教孝劝善的《孝经》，也渐渐被后起宣扬愚忠愚孝的《二十四孝》所取代。所以明清时期又成了孝悌之道被严重扭曲的时代。 及乎近世，出于对明清以来“愚孝愚忠”的批判和反动，温馨的“孝悌”之情也被彻底地歪曲和丑诋，以为传统道德只有毒素而无价值，教孝的经典《孝经》被视为“不值一读”的文化垃圾，真是风雅扫地，斯文沦丧，道德堕落，伦常败坏，悠悠二千年中华孝悌历史，于此再遭重创！本来具有正面教育意义的《孝经》也被迫退出淑世济人的历史舞台。一些地方和个人，一方面存在有亲不养，有老不敬的不孝行为，另一方面又出现扶老被诬，助老被讹等丑恶现象，甚至出现了“官员不廉，士人无耻，下民无赖”的严峻局面，这哪里还有《孝经》所说“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的影子！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或许是多方面的，但与20世纪以来过分地抛弃传统，过分地丑化孝悌，造成了“官无礼义之防，士无民极之操，民无廉耻之守”的后果不无关系。 《诗经》说：“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孝悌本是人类固有的天然亲亲情愫，也是人类知恩图报的应有本能，经孔子总结上升为系统讲解“孝悌”伦理的《孝经》，再经历代儒者传播、明君提倡，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过“教民亲爱”、“天下和平”的作用。《孝经》以及“孝悌之道”一直是影响中国人民性情、塑造中华文化特征的重要法宝，在浩浩2500年历史长河中，它们主要是以这种正面形象载入史册的。 《孝经》曰：“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孔子亦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齐之以礼，有耻且革。”历史经验证明，政刑行于已犯，礼乐施于未然，孝悌则禁于无形。只有将孝悌和礼乐政刑紧密结合，使孝悌礼乐先于政刑开展，社会才会亲爱团结，文明礼顺。如果说政刑是外在力量的强加，礼乐也有一个由外向内的教化过程的话，那么孝悌则是人们内在心灵的自我觉醒。孝悌之道不仅仅是推行仁义礼乐的基本德行，也是在遵守天地之道的规律和准则。故《孝经》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只要有生命，就会有施有报; 只要是人，就应知恩图报。对父母的感恩，对长上的忠顺，这就是孝悌，这是作为人——一个自觉的生命体必须具有的特性，也是指向“仁义”目标、通往“君子”境界、到达幸福彼岸的康庄大道，更是我们永远保持人的本质特征所应当遵守的基本准则。重视孝悌，这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华文化进行内部协调与群体和谐的自控机制。这种绵绵的亲情和悠悠的情思，也是凝聚我们民族团结统一的重要力量，是我们的文化在历经艰难磨砺之后仍然能够自强不息、焕发新生的原因所在。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国际儒学研究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