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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行龙 来源：近代史研究 与中国社会史研究齐步前进，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也走过了20年的历程。应该说，从社会史发轫之初，对于社会史理论的探索和讨论就没有停止过。同样，对不同时期社会史自身学术史进行回顾与总结的成果也是接连不断，这种状况反映了社会史学界总结与反思的自觉性①，同时推动了社会史研究的纵深发展。愚自1982年师从乔志强先生学习中国近代社会史，1985年硕士毕业后成为专业的史学工作者，算来也有20年的时光。从学生到“先生”，并不仅仅是一个角色的转换，更是一种责任的承接。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发起“首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之机，撰写这样一篇反思性的文章，权且作为一种“自我反观”。不妥之处，尚请指教。 一、学科内史：“本土化”的努力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政治史范式代表了主流方向，基本以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压迫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两个过程”作为基本线索和基本理论分析框架，具体表现为一条线索、两个过程、三次高潮、八大事件的革命史叙事脉络。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两个过程”或许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最佳视角，但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全面性、复杂性远非革命史研究框架所能承载，况且要全面理解中国革命的过程，不研究这一时期社会演变的诸侧面也是不深不透的。所以，如何打破旧的研究模式，建立新的研究框架，这是中国社会史研究复兴之初面临的首要问题。同时对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学科互涉、理论创新等诸多问题的思考贯穿其中，都有力地推进了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 1980年代中国近代社会史的复兴，是在对旧有研究模式的反思、改革开放形势的转变、国外社会史理论的引入以及中国社会史的复兴与重建这样一种纠合的状态下进行的，开展社会史研究适应了学术发展的需要，也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复兴之初，中国社会史研究主要目标是“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1986年冯尔康、乔志强、王玉波诸先生几乎同时撰文倡导开展中国社会史的研究②，是年10月第一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在天津召开，对中国社会史研究对象、范畴、社会史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开展社会史研究的意义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这次会议将社会史定位成专门史或一个流派，在研究方法上提出要借鉴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可以看作学术界有计划组织和推动社会史研究活动的开始，对重建和复兴中国社会史研究工作意义重大。③但在一片“史学危机”的氛围中重提社会史研究，人们既感兴奋又感犹疑，既是新奇又是迷惘，对诸如什么是社会史、如何研究社会史等问题还存在困惑和争论④，而这些问题又是必须要解答的。 对于社会史理论问题的探讨在第一届中国社会史学术讨论会上就形成了“不可不议，也不可多议”这样一种向前看的策略，认为学科兴起和重建不可不大体规划，但主要应展开社会史具体问题的研究，等到具体问题研究深入开展以后，社会史的理论问题就会容易一些。这一形势其实反映了中国社会史研究在起步阶段理论研究的滞后。中国社会史研究固然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初，但当年梁启超提倡的“新史学”并不完全等于新时期的“社会史”，二三十年代的一度繁华并不能说明中国社会史理论体系已初具雏形，抛却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讨论不论，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多集中在婚姻、家庭、宗族、社会习俗等方面的探讨，而50年代的革命史学中止了这一进程。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面临如何延续和继承二三十年代社会史研究，同时又开拓新领域、进行理论探索的双重任务。 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结合社会史学科建设工作，一些学者对社会史的定义、研究对象、范畴等进行了阐述，形成了“专史说”、“通史说”、“范式说”、“视角说”的大讨论，掀起了社会史研究的一次高潮。随后，几部特色鲜明的中国近代社会史论著相继出版，一些学者更为系统地阐述了对社会史的理论思考。1992年山西大学乔志强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从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功能三部分架构社会史的研究体系。他认为社会史是从属于通史的专门史，和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平行相邻。社会史研究的对象是人类有史以来赖以生存并必然结成的社会本身的历史。该书的出版“使整体社会史研究迈出了由理论探讨走向实际操作的第一步，并成为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体系初步形成的一个最主要的标志”⑤。陈旭麓先生不同意把社会史看作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或专史，认为“真正能够反映一个过去了时代全部面貌的应该是通史，而通史总是社会史。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所注重的是人们在生产中形成的与一定生产力发展程度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由此延伸出来的经济活动为基础的种种人际关系都应当成为社会史研究的对象。”⑥《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即体现了上述认识，该书从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社会意识等方面来分析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嬗递。张静如的观点有所不同，他认为“社会史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是历史学中层次最高的部分，是立于各类专史之上的学科”。他不同意把政治、经济、文化等从社会中分离出去，认为“社会史不是研究‘经过政治、经济提取后的剩余物，而是研究社会全部的历史’”。⑦他先后主编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两部著作。前书从社会经济、政治、教育与文化、社会阶级与阶层、社会组织、家庭、社会习俗、社会意识等方面建构社会变迁的整体状貌，后者从社会生活诸方面考察了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国社会的演化。龚书铎主编的8卷本《中国社会通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主要内容则为社会结构、社会运行、社会变迁。以上几部著作或为通史，或为断代史，乔、陈二先生的结构似较为接近，但前者偏于社会的横向联系，后者注重了纵向的变迁，即所谓“新陈代谢”。张静如所著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则是在经济、政治、文化之外加入了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社会意识等方面的内容，体现了传统史学加上社会史的特点。这几部通论性的著作，风格不同，各有侧重，时至今日，学界对上述几部著作褒贬不一，但在当时为社会史研究划出了一个明晰的研究范围，这是社会史为中国史学界近20年来的发展所做出的最显著的贡献。⑧其展示出的更大意义在于如何把所设计的理论架构与史实相结合，将其容纳到通史和断代史著作中，使社会史这一概念得到完整的体现。⑨现在看来，上述几部论著虽各具特色，但也显示出一些共同的取向，第一，在研究时段上，大多选取了变化剧烈的近代社会作为研究对象，近代社会史在中国社会史复兴与研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第二，在社会史理论的思考和建构中，更多地借鉴和运用了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起步之初广大学者的共识，但社会史的社会学化倾向又说明这一时期社会史学方法论上的单调性、依附性。 社会史复兴之初，一些学者对专史说、通史说持有不同看法，更突出了社会史新范式、新视角的意义。王家范“不赞成社会史只是传统史学领域的拓宽，是历史学分支的论点；相反，主张社会史为了取得自己成长所必需的独立学术地位，目前急需下决心割断传统史学的脐带，在一种新学术氛围中发育壮大，拓开自己的路。从这种意义上说，社会史首先应作为传统史学的叛逆角色出现在学术舞台上。”⑩赵世瑜则认为，“社会史根本不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而是一种运用新方法、从新角度加以解释的新面孔史学”(11)。后来，他继续阐述了这一思想，认为应该把社会史理解为一种史学的范式，而不应该理解为一个学科分支，这样才能避免社会史研究的庸俗化，社会史是一种整体研究，不应该被误解为“通史”或“社会发展史”，要警惕历史学与社会学联姻的倾向。(12)上述分歧和争论，对于推进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史学界，区域性研究早已存在，特别是在经济史研究领域有相当的学术积累，其中以傅衣凌先生对福建、徽州及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为代表。19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发展，社会史研究其实面临着复兴之后如何深化的问题，仅仅依靠宏观的立论显然难担其责，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要迈上新的台阶，必须开展深入的研究，这样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体现了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走向，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繁荣则成为这一时期的突出特征。与此同时，对于社会史理论、方法的探讨结合具体的个案研究继续开展并逐渐迈向深入。这些特征从每两年一次的中国社会史年会的主题中便可以清晰地反映出来。1990年成都第三届社会史研讨会重点在对中国宗族、家庭等问题的考察；1992年沈阳第四届会议主题为“社会史研究与中国农村”，重点探讨社会结构与农村变迁，历史上的灾变与社会救济，社会史的理论体系、构架与功能等；1994年西安第五届会议主题是“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1996年重庆第六届会议中心议题是区域社会比较研究、中国社会传统生活方式、社会史的研究对象与方法；1998年苏州第七届研讨会将“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变迁”确定为会议主题；2002年上海会议主题为“国家、地方民众互动与社会变迁”；2004年厦门会议主题为“仪式、习俗与社会变迁”。而有关的中小型会议也不断召开，如中山大学历史系与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等单位组成“华南地域研究会”，以研究华南地区为主，举办了多次学术讨论会。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围绕山西区域社会研究亦召开了“山西区域社会史学术讨论会”，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联合举办了“区域社会比较研究中青年学者学术讨论会”，从这些会议的主题我们不难看出区域社会史在社会史研究中的突出地位。 促使区域社会史兴起有以下几个因素：第一，改革开放以后区域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成为区域发展的目标。第二，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发展，要求在空间上从整体的社会史向区域社会史转向，寻求全方位、立体的、整体的地方社会史，以深化社会史的研究。第三，西方史学思潮的影响，尤其是黄宗智、杜赞奇等关于近代华北的研究、施坚雅研究中国市场的区域分析理论、柯文的“中国中心观”等思想都无疑促进了区域社会史的研究。第四，社会史与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社会科学的对话与交流。20世纪90年代产生了一批区域社会史研究成果，王笛的《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1993年版）试图从中心地理论出发，研究整体的社会史。乔志强、行龙主编的《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显示了试图从地域社会的角度实现《中国近代社会史》中提出的社会史知识体系、并进一步检验和完善这一理论体系的努力。王振忠的《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研究了明清徽商的土著化过程与盐业城镇的发展，以及与东南文化变迁的关系。魏宏运主编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冀东农村社会调查与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朱德新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冀东保用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展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北尤其是冀东农村社会形态的基本状貌。 区域社会史研究升温的同时，社会史研究还体现了一股“国家与社会”的热潮。由于学术背景不同，其研究视角、理论、方法也存在差异，加之研究内容十分丰富，笔者仅按自己的理解将其序列如下。从“公共领域”角度研究的首先是罗威廉有关汉口的研究，但他运用“公共领域”分析中国社会的做法受到了黄宗智、魏斐德等人的批评。(13)从学理探讨的角度有邓正来的《市民社会与国家——学理上分野与两种架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从政治社会学角度的有张静主编的《国家与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等。在社会经济史方面，刘志伟的《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突破了传统的基层制度分析。从法律学角度的有梁治平的《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黄宗智的《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清代的表达与实践》（刘昶、李怀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后者试图打破“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模式，提出了国家、第三领域、社会的三元模式。从民间权威与地方性符号资源角度的有王铭铭、王斯福的《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从传说的角度有赵世瑜、张宏艳的《黑山会的故事：明清宦官政治与民间社会》（《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透过宦官的神话，解析北京城中宦官如何在宫廷政治与民间社会发生作用。刘志伟、科大卫的《国家与礼仪：宋至清中叶珠江三角洲地区礼仪的演变过程》（《中山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分不同时段从礼仪演变过程探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行龙则试图以山西区域社会的水案为切入点，从人口、资源、环境变迁中的水利社会，把握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14)国家与社会的分析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前后左右”“条缕分析”的横向状态，增加了“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纵向坐标，区域社会史研究不仅开辟了分析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空间，而且在促使区域社会史整体史观方面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应当指出的是“国家与社会”这一分析框架是西方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概念，将其运用到中国社会史的研究需要深刻把握西方社会发展的内在脉络以及“国家—社会”的理论实质，领会中国社会本身的结构特征才能较好地借鉴和运用。这需要研究者严格论证研究对象是否能反映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国家与社会”研究框架能否具体适用其分析对象，在具体的研究和分析过程中，切实地发现和确立能够比较集中反映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互动点，进而揭示出国家与社会在中国社会型构中的冲突、相互利用和协调过程(15)，而不是简单地用语词意义上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来套用一切，用大而化之的框架掩盖论证分析的粗疏无力。 “国家与社会”这一西方理论分析框架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的广泛运用，是西方理论对中国社会史研究影响的一个突出反映。认真审视1986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史发展进程，不难发现西方社会学、社会史理论其实一直强有力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走向。对社会史的学科定位、社会史学科体系建设与社会学的关系等问题的探讨、区域社会史的突显、“国家与社会”理论的流行等等，如果不从西方社会发展演变、社会学学术史加以分析是很难把握的。同时，这也有助于我们梳理80年代社会史复兴后社会史理论争论及研究走向的再认识。 涂尔干、马克思、韦伯是西方社会学发展史上三位重要的社会学家，他们都注重对社会的整体进行研究，涂尔干更突出了社会学方法、视角的意义。马克思则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阶级斗争两方面来切入，强调社会的结构，形成了经济史或者社会经济史、社会变革（发展）史的研究传统。韦伯与马克思不同，他的重点是去探寻社会发展与变迁背后人的思想和意识的作用，即人的“理性”，也就是社会思想、社会意识、社会文化的研究。 其实，西方对“社会史”迄今也没有共同认可的定义，研究者是在各自的理解和实践中不断架构社会史研究体系的。霍布斯鲍姆认为，社会史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穷人或下层阶级的历史，社会运动史；生活方式、风俗、日常生活；经济与社会史。克拉克则认为社会史主要研究小范围的经济史，反抗、暴力、革命或社会支配，历史的社会学（包括权力、意识形态、信仰、结构等）。而珀金则将社会史研究分为五个方面即社会生态学（研究社会与其物质环境的关系）；社会解剖学（研究社会要素）；社会生理学（研究社会结构怎样发挥作用，国家怎样实现其功能）；社会病理学（研究社会弊病、暴力和冲突）；社会心理学（研究生活的目的和意义）。上述几位史家对社会史的定义仅仅反映了西方史学界部分观点，他们的定义与其说是定义，倒不如说是为社会史开列的研究项目。在我看来，社会、社会学的定义虽不完全能与社会史研究项目一一对应，但社会史研究社会经济、社会结构、社会冲突、社会文化等内容无不在二者的交汇中得以体现。这里要指出的是，正是由于社会生活也就是日常生活是以往研究所忽略的，因而社会生活研究成为社会史复兴后的研究重点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珀金指出的从社会生态学角度来研究社会，笔者以为也正是一种从环境与社会的关系来研究社会的新颖视角，存在深入发展的空间。 通过以上粗略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社会史研究从一开始就受到西方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的影响，社会史在发展进程中所讨论的问题不仅与中国社会史学科重建的社会背景、学术背景有关，而且与社会是什么？社会学是什么？社会史是什么这三个互为交织变化演进的问题有着密切关联，也与各位学者对上述问题的把握和理解不同有关，社会史之争在千定程度上是对社会的认识之争，对社会学的理解之争，对西方社会史的解读之争。笔者曾著文讨论社会史研究领域“专史说”和“范式说”问题，就是从社会史产生和发展的学术背景这一角度，将这一问题置于西方和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宏观学术史中加以分析的。(16)笔者认为从具有具体研究对象和内容的学科意义上来讲，社会史可以说是一种专门史。另一方面，从史学研究的方法和视角来讲，社会史以其鲜明的总体性追求，自下而上的视角与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为陈旧的史学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它又是一种新的“范式”，两者都是社会史蕴含的本质内容。同样，社会史其他问题的讨论也只有置放在中西学术史演进的广阔背景中，置放在社会史有关的学科概念中才能得到深刻理解。 进入21世纪，近代社会史研究迈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过20年的学术积累，社会史研究是否由史学界的“灰姑娘”变为“皇后”了呢？正如冯尔康先生在2004年厦门社会史讨论会上指出的那样，“原来担心社会史过热，热不是好事，但现在看来，担心是多余的，因为社会史还处于一种边缘状态。”形成这种状况原因很多，但我认为与社会史理论反思能力相对薄弱有关。不可否认中国社会史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复兴以来取得了相当成绩，但与西方社会史学界相比，仍缺乏本土性的理论创新。西方的中国学研究，其实一直处于多元并趋，群论争鸣的态势，社会学、人类学的交叉渗透，使之形成了细致理解中国社会的“中层理论”，如施坚雅的“区域经济理论”、萧公权与周锡瑞等的“士绅社会”理论、罗威廉的“市民社会”分析、黄宗智的“经济过密化”分析、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及乡村基层政权“内卷化”的研究、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艾尔曼的“文化资本”解释方法等。中国史学界对这些概念的运用基本上处于注解式的单向借用，而不是通过细致微观的研究从本土化的语境中去深化、发展、修正甚至创新一些理论和概念，培养自己“中层理论”的建构意识和知识共同体，形成双向互动的学术格局，应对西方中国学的挑战。近年来，杨念群提出建构“中层理论”(17)，提倡“新史学”、“新社会史”(18)的研究，其实就是为改变这一状况而做出的呼吁和努力。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也有部分学者试图从本土经验出发，提出自己的中层解释框架。秦晖避开以满铁资料分析为基础的华北研究和以江南地区为中心的所谓“太湖模式”，而从农民学的角度，提出了分析西北区域经济状况的“关中模式”，概括成为“关中无地主”、“关中无租佃”、“关中有封建”。(19)杨念群的《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以“儒学地域化”为分析框架，试图解构“整体论”儒学，以近代湖湘、岭南、江浙三大知识群体为研究对象，考察了他们同中国近代社会三大变革的关系，不仅发现了中国近代知识群体与不同地域间的差异，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不同的知识群体在社会互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的知识主张及其所形成的不同事件。还有一些研究如杨念群关于近代社会变迁造成的空间观念与结构转换研究、王铭铭关于福建泉州铺境的个案研究、应星的“科场场域”研究、景军的“制度化知识”过程研究、梁治平关于清代习惯法的研究、程美宝的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研究、方慧容关于集体记忆的“无事件境”等都体现出了相当的理论创新和建构“中层模式”的努力。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研究或多或少依然没有摆脱对西方社会理论的依赖，但大多通过个案研究进行了修正与反思，进行了本土化的转换，代表了中国社会史研究实现本土化的方向。 笔者认为，“中层理论”、“新社会史”、“新史学”的提出是20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不断走向深化，理论反思能力进一步提高的表现，也是多学科对话的结果。上述有关“中层理论”研究，与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交叉渗透以及口述史的兴起、田野调查的风行都有密切关联。80年代社会史的任务主要是复兴与重建，难以确立本土化、原创性的理论框架，但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和中外学界交流频率的加快，都使得建构本土化理论有了良好的学术环境。中层理论提出其任务在于“呈现”，这种“呈现”是多学科、多角度、多样态的，对提升和深化社会史研究尤其是区域社会史研究相当有意义。 二、方法论：“优先与人类学对话” 在近20年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中，社会史研究方法始终是一个探讨的焦点，而社会科学方法尤其是社会学对社会史研究的影响更为显著，80年代社会史的复兴就与社会学有密切关联，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重建的社会学及其广泛的社会学研究，也是促进社会史研究复兴的一个有力因素”(20)。毋庸讳言，社会史曾一度笼罩在社会学的光环之下，针对这种现象曾有学者指出，希望社会史的修饰词“社会”是来自“社会科学”，而不是或不仅是社会学。(21)在笔者看来，社会史在坚持历史学基本方法的同时，主要还是较多借用了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历史地理学等学科的方法。研究方法并没有先后优劣之别，按照我的理解，社会史复兴之初运用社会学的方法较多，而随着社会史的深入发展和区域社会史的兴起，人类学的方法对社会史研究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具体研究中得到了较为普遍的运用，事实上，历史学不仅仅只是受社会科学的影响，它有着自己对社会变迁的独立应对能力，也有着自身的发展进路，“重点转移到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和心理等方面”(22)就概括了20世纪社会史这一史学发展的潮流。近年来，受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波及和影响(23)，叙述史学的复兴(24)、微观史学、心态史、妇女史、日常生活史、新文化史等研究的开展，为社会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方法就是观念转变，方法就是新领域的开拓，方法就是研究内容的深化，方法就是新史料的挖掘，方法就是整体史的追求，这也就是社会史方法论的意义。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流动的历史，社会史与社会学为了不同的目的来研究社会，其所面对的史料是相同的。长期以来，社会学对社会史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今天所运用的“国家”、“社会”、“阶级”、“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社会结构”、“社会功能”等概念都是社会学研究抽象出的概念，而其背后都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理论体系。但我认为社会史对社会学概念和方法的借鉴主要还应该从“社会活动在其相互联系中的发展，以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加以考虑。“社会”本来也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如果说广义、狭义的社会之分仅仅是空间大小之别，那么对两者进行整体性研究却是西方社会学的追求，社会各要素之间的配置关系及其变化构成了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主线，在宏观层面的研究中对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变迁、社会生活的研究，曾是社会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在微观层面上，笔者认为，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社区研究法，无论对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史研究都有着方法论的意义。当然社会史并不仅仅是对社会学理论和概念的依附，“他们是一个队里的伙伴，彼此都不能忽略对方的见解和评价。如果社会学脱离了时间的广度和历史学家的多重感受，那它就有历史的局限性，仅仅把视野局限在那些偶然延续下来的社会制度上，而不知它们所以得以延存的原因；如果社会史研究脱离了社会学家富有启发性的、理论的透析，那么它在学术上将是肤浅的，食古不化的，仅仅追索琐碎事实，也就谈不出什么意义了。”(25) 勒高夫曾在《新史学》中指出历史学要“优先与人类学对话”，新史学的发展“可能是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这三门最接近的社会科学实行合作”。(26)勒高夫称之为“历史人类学”。安德烈·比尔吉埃曾指出，历史人类学并不具有特殊的领域，它相当于一种研究方式，这就是始终将作为考察对象的演进和对这种演进的反应联系起来，和由这种演进产生或改变的人类行为联系起来。历史人类学也许主要是与史学研究的某一时期相一致，而不是与它的一个领域相适应。(27)而年鉴学派及其欧美一些史学家在具体的研究中也运用了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如法国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许明龙、马胜利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英国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卡尔洛，金兹伯格的《奶酪和蛆虫》都是社会史的代表作，也是历史人类学方法运用的代表作。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历史人类学走向有多方面的因素，其中有历史人类学发展自身逻辑的影响，也与中国社会史、人类学发展的一些走向有关。80年代以来社会史关注社会生活、关注下层历史的研究、对社会控制的探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区域社会史的转向、尤其是乡村社会史受到特别重视和人类学家的历史学转向等多方面的合力推动了人类学或者说历史人类学方法较为广泛的运用。以下笔者将试图从历史人类学对社会史整体性追求的角度探讨人类学、历史人类学的方法论意义。 人类学体现了新史学总体史学的愿望。按照马凌诺斯基的观点，人类学和社会学不同，是研究文化的特殊学科，文化是指那一群传统的器物、货品、技术、思想、习惯及价值而言的，这概念实包容着及调节着一切社会科学。费孝通对此做了进一步的阐述，认为“从生活本身来认识文化之意义及生括之有其整体性，在研究方法上，自必从文化之整体入手”(28)。这和社会史的总体性追求有契合之处，人类学研究为开拓社会史研究的新领域提供了有益启示。E.P.汤普森在谈到个人体验时曾指出：“人类学的冲击主要体现在找出新问题，用新方法看待旧问题，强调规范或价值体系，强调仪式，注意各种暴动和骚乱所体现的功能，强调权力、控制和领导权的象征性表达方式，而不是建立模式。”(29)人类学重新审视旧问题的新视角与中国社会史复兴所追求建立新研究范式的精神是相通的，我想这也是人类学方法能在社会史研究中得到较为普遍接受的原因之一。 人类学对宗族、仪式、信仰、象征、习俗等的研究，与社会史关注社会生活尤其是下层社会生活的取向也有契合之处。从西方学者来讲，布罗代尔的《物质生活与资本主义》，研究前工业社会中的居住条件、服饰、饮食等，但他又超越了日常生活事项的简单罗列，寻找经济平衡机制和交换的流通塑造与改变人类自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演进轨迹。而汤普森则在自己研究英国18、19世纪下层婚姻生活中的典妻习俗中指出，这一仪式表面是一种买卖关系，其实是一种经双方同意的配偶合法交换。汤普森在其研究中评析了加雷斯·斯特塔曼·琼斯有关19世纪末《伦敦流浪者》的研究，提炼了赠予活动的三个结构，其对慈善事业“赠予活动”的解释，尤其是对威望、服从和社会控制等问题的讨论颇有启发意义。社会意识应同时视为阶级的领导权，社会控制应同时视为阶级控制，这样对社会生活的深度研究又与更为广泛的社会结构对接起来，深化了社会生活研究，激活了社会结构的研究。 人类学拓展和深化了社会史中有关社会控制的研究。仪式不仅渗透到家庭生活，也渗透于社会政治生活之中。历史上只有很短时间统治阶级是通过直接的军事甚至经济力量行使权力的，汤普森从自己的研究视角认为在所有社会里“戏剧”是政治控制、反抗，甚至叛乱的基本组成部分。通过人类学对文化、象征角度的解读，他考察了18世纪英国的行刑场所这一最富戏剧性的地方。(30)注意仪式和形式的表现能大大增加我们的历史知识，只有当我们回到习俗文化信仰中去时，我们才能充分理解其中的一些形式。当然对于社会生活的仪式并不限于结构性的分析，汤普森从历史学科的立场进行了反思，反对将同特定的社会背景隔绝开来的人类学成果用到历史研究中。 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曾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取得了相当成绩，费孝通、林耀华等人杰出的研究影响了世界汉学人类学研究，开辟了人类学如何研究文明社会的新路。1980年代，社会科学复兴后人类学、历史学经历了接触、学习、合作、互动的发展过程，在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反思与互惠的过程中，形成了两个特色鲜明的学术方向。一为华南学派的研究，显示了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图景；一为王铭铭等人的研究，突出了人类学自身的理论反思。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华南学者陈春声、刘志伟、郑振满等与国外人类学者萧凤霞、科大卫等人开展合作研究，经过20多年已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并通过建立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创办《历史人类学》刊物，举办历史人类学研讨班等工作，来促进历史学与人类学的互动。刘志伟站在历史学的本位强调“当人类学者越来越关注结构过程的时候，历史学者当然应该相应地重视过程的结构，但这个结构，不应该只限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已经解释过的结构，而是用历史方法阐释的结构过程”(31)。这体现了在人类学与历史学合作中，人类学的回馈与历史学的反省。 王铭铭的研究成果则体现了人类学自身的反思和体验。《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全面介绍了社会人类学演进的历史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针对各种学术流派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王铭铭表现出相当的理论反思和本土化倾向，最为突出的就是强调在中国的人类学研究中要坚持历史的维度。这种在人类学研究中把文化理解与历史思考糅合运用的方法，对于社会史研究有重要的启示。他的一些研究如《社区的历程——溪村汉人家族的个案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逝去的繁荣：一座老城市的历史人类学考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就反映了“历史学和人类学的辩证，或过程与文化的辩证”的特点。正如王斯福所说：“社会结构、经济组织、规则和权威的包罗万象，在过去一直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不过，过去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论述，很少关注结构形式的转型和改造过程。溪村的研究提出了在结构的研究中包容历史过程的观点。在这里，‘历史学’意味着对结构转型过程的研究。”(32)用历史学关注过程的结构、人类学关注结构的过程总结历史学与人类学的互惠略显简单，但这恰恰是二者对话与反思最突出的成果。 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史发生了区域社会史的转向，笔者以为对区域社会史研究应该从方法论的角度加以考察。(33)无论是“专史说”、“通史说”、“范式说”，其学科定位的争论最终要落实到研究中，“专史说”、“通史说”在关注下层与追求整体性方面是一致的，但选择一个表述的空间维度来实现这一观念则是相当困难的。其实早在年鉴学派创立之初，就放弃了那种宏大的叙事，而是通过区域社会史的研究来实现整体性追求。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都是区域研究的经典之作。而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和乡村发展》、施坚雅的经济区域、城市研究等都是从区域的角度加以具体研究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区域社会史实现了整体史目标，是一种方法和视角。先师乔志强与笔者主编的《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其实就是深化社会史研究的努力和尝试，把社会史和社会学的关系、社会史发展的主线、社会史研究的纵横向关系等问题纳入华北区域社会史进行了实践与思考，并在区域划分、农村与城市研究结合、比较方法的运用等方面进行了探索。此后，在具体的实践中我们逐步明确了以人口、资源、环境为中心的区域社会史研究目标，笔者主编的《近代山西社会研究——走向田野与社会》就是我们阶段性研究成果的反映。我们在具体研究的同时也努力进行区域社会史理论的探索，乔志强先生与我共同撰写的《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刍论——兼论地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从地域社会的概念、地域划分、华北农村社会变迁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论述。接着先生与我又对我们区域社会史的转向进行了理论探索，《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就是对我们自身学术脉络演进的总结、完善与深化。后来，经过近10年的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实践，我对开展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问题又有了新的体悟，拙文《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山西明清社会史研究》指出新形势下的区域社会史研究必须加强区域比较研究、区域分期、田野调查等方法的运用，并从区域社会特点出发提出了开展明清以来山西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变迁，晋商与山西地方社会，三晋文化与民俗，山西抗日根据地社会等四方面的研究，以期对明清以来山西区域社会史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尝试建立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模式。 近年来，社会史学界对区域社会史研究进行了反思，有学者指出中国社会史研究逐步变成“区域社会史”研究，而“区域社会史”研究又成为“进村找庙”的同义词。(34)2004年8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与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召开了“首届区域社会史比较研究中青年学者学术讨论会”，就反映了对社会史尤其是区域社会史研究反思的自觉(35)，提出了跨区域研究的新走向，以摆脱区域孤立、碎化表述的困境(36)。笔者以为区域社会研究仍将保存其研究活力，但要走出单个研究“自弹自唱”、缺乏统一设计和规划的现状，最好选择一些课题进行不同区域间、不同学科间合作与对话式的研究，在近代社会发展变迁的宏观背景观照下，进一步深化区域社会史研究，推动中国社会史的发展。 社会史研究对人类学方法的运用，不仅仅是注重文化的分析与考察，而且在具体操作上也有所借鉴，近年来出现的“田野调查热”就引人注目。笔者以为并不是从事社会史研究就必须做田野调查，主要看研究者的研究领域，研究时段，研究旨趣。我们的体会是如果要做明清以来区域社会史尤其是乡村社会史，田野调查工作则是可能的也相当必要。从历史学角度出发，我们并不是人类学家，对于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掌握毕竟有限，所以历史学的田野工作应当从以下几方面加以把握。 田野调查是为了读懂文献。近年来我们从人口、资源、环境的角度，以“水案”为切入点，开展山西区域社会史的研究。空间方位、生态环境、村落分布格局、水渠灌溉系统、“油锅捞钱，三七分水”的传说等只有身临其境，走在乡土上，才会发现在书斋中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却是一个乡村社会的“常识”，街头巷尾与乡民的闲谈间，一条条孤立的文献资料被激活连缀成一个会说话的故事。从田野调查中受益的钱杭也有同样的体会：“人类学研究方法的最大魅力，就是可以使学者获得在书本上根本无法得到的对社会现实问题的亲切体验。”(37)对于历史学者来说，田野工作所获得的地点感、现场感，能使得我们在一定的时空场景中更好地解读文献。 田野工作能激发灵感，萌生新的问题意识。有学者曾指出，做田野工作必须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进入，否则就像一只无头苍蝇。但我们的体会是，问题意识有时是预设的，有时却是在漫不经心的田野工作中偶然萌发出来的，甚至一次与乡老的谈话，一块荒草中的碑刻都能偶然激发我们的问题意识，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灵感，只有置身于乡土的场景中才能体悟到。 田野调查是为了搜集文献。这里有两层意思：第一是扩充史料。所研究的问题在正史、地方志之中已有一定的文献积累，而这些文献大多属于官方或者上层的记载，我们要从乡民或者下层搜集资料，实现“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贯通。第二是纯粹搜集史料。在一些研究领域，如我的学生从事的贱民研究（长子剃头匠）、秧歌研究(38)、乡村给水研究(39)、晋商的研究(40)，就是在史书记载缺失或资料非常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工作完成的。碑刻、契约、档案、家谱、村志、传说、口述史料等资料的搜集和挖掘，丰富和完善了史料，弥补了史料不足的缺陷，而新资料的发现又促进了新领域的开拓。 一个好的史学研究中心同时也是一个好的资料中心，有其独特的能够吸引海内外学者的资料，常使一个研究中心享誉学界。就我所知，哈佛大学是美国清史研究的重要基地，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书中稿本、抄本的数量与质量独占鳌头。在中国戏曲研究领域，山西师范大学戏曲研究所经过几代人的积累搜集了大量的戏曲碑刻、实物、录像等资料，成为国内外戏曲研究的资料库。近两年来，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顺应学术发展潮流，在走向田野与社会中，注意搜集第一手资料，加强中心的资料建设工作。其中包括山西水利碑刻、渠册资料，晋商专题档案，灾荒档案，秧歌资料，长治市张庄村的档案（《翻身》所记述的村庄），太原市晋源区赤桥村（《退想斋日记》作者刘大鹏的故乡）、花塔村档案（晋祠水案的二个典型村庄），太原市郊剪子湾村档案资料，临汾龙子祠1952-1980年档案（水利灌溉系统），晋中市平遥县西游驾村、大同市阳高县赵家村、下神峪村、赵石庄村、西双寨、吴家河村集体化时期档案等，并对这些档案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整理，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人类学家弗里德曼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由于无法进行田野调查，利用文献写出了《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被称为“摇椅上的人类学家”。如今田野工作正在成为社会史研究中的一股潮流，“田野中的历史学家”也成为乡土社会一道亮丽风景。在注重田野工作中搜集和解读文献的同时，我们还要特别注意人类学方法在文献中的运用，“如果我们把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改为在史料文献中的浏览或漫步，改为对于史料的广事收集和比较分析”(41)，那么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和研灾方法也就成为社会史的一种研究方法或者参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做田野不是为了田野而田野，而是一种方法的借鉴和参考。 三、深化研究：有关的三个问题 近20年来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要想深化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笔者在此重提整体观、长时段、现实感。 整体观——重提政治史，避免碎化。年鉴学派在成立之初的目标，就是拒绝政治史和追求总体史，“把政治史赶下王位，这是《年鉴》的首要目标，也是新史学最关心的问题之一，虽然一种新的政治史或政治史观应在新史学中占一席之地”(42)。这是一种充满了强烈悖论色彩的历史观念的转变。屈威廉提出，“社会史可以消极地概括为：除去政治的一国人民的历史”，这一口号在年鉴学派的历史观念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同时也在西方史学界受到了广泛激烈的批评，年鉴学派和社会史学家被指责为“庸俗琐碎，无视政治的核心作用”。(43)其实屈威廉并没有放弃政治，他认为“经济状况构成社会生活的基础，而社会生活反过来又为政治活动提供了基础。没有社会史，经济史便无价值可言，而政治史则是一笔湖涂账。”(44)其实他只是强调了从社会角度看历史的立场。另一方面，人们对于社会史理解的不同和屈威廉消极定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社会史就等同于社会生活的研究，那么，这固然丰富了历史研究的内容，但在让我们看到事项罗列的下层民众生活状貌的同时，“由于把政治、经济等各种观念排除在研究的范围之外，结果使自身变得琐碎而浅薄”(45)。其实“政治史和社会史是同一进程的两个方面。如果把这两者割裂开来，那么社会生活的乐趣将失去一半，政治运动的意义也将去其大半。”(46)也就是说西方社会史研究并不完全排斥政治史，而是在社会生活中理解政治。有受政治影响的社会生活，有不受政治影响的社会生活，关键是看你研究的社会生活受不受政治影响，并非社会生活研究就与政治无关。史蒂夫·霍赫施塔特在《社会史与政治：一个唯物主义的观点》一文中就通过自己关于历史人口统计学的研究，探索了社会生活研究与政治研究联系的途径。(47)西方史学界包括社会史研究内部对政治研究与社会史研究关系的学术批评、反思和争论，足以引起我们对政治研究在社会史研究中应有地位的重视。 1994年1月《年鉴》杂志撤消了它的副标题“经济、社会、文明”字样，代之以“历史学、社会科学”，名称的改变表明了它对近年来政治社会状况已经根本改变的一种警觉。“经济、社会、文明”这个副标题就有意地取消了政治之作为历史学的首要关注，而随之也就贬低了叙述的作用。标题的改变与苏联解体及东欧剧变有关，推翻了旧的社会科学的自信心（它相信贯彻始终的社会解释的可能性），同样地也推翻了新的文化史的自信心（它大体上忽视了日常生活文化的政治语境）。世界秩序的种种变化向历史学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许多重大问题，使得历史研究必须修正自己以往遵循的路线。世纪末的巨变，使得政治又被重新发现了，随之则是个人的作用。新的标题意在再一次把政治包括在内。《年鉴》的新标题，并不是把社会和文化从历史学的思考中排斥出去，反倒是要重新确立它们所出现于其中的那种政治语境。(48)《年鉴》及别的作品又回到政治和社会科学上来，并不是要放弃旧的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历史学模式，反而是在号召人们要扩大历史探索的视角和方法。 最近，中国社会史学界也出现了“重提政治史”的呼吁，笔者以为社会史研究重提政治史并不是要回归到原来的政治史研究框架，而是要增强从社会史角度重新审视政治史、制度史的学术主动性和敏锐感，注意考察社会史的政治语境。在具体研究中要从不同的层面展开，第一，在研究乡村社会的建构过程中，从地方故事的脉络中去理解国家政治渗透和表现的地区史路径。第二，把“政治”当作一种相对独立的运转机制进行再研究，弥补地方史路径的缺陷，以理解政治在跨地区意义上的整合作用，即从“整体上”理解中国政治，对近代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动员”等进行研究(49)，但其在具体操作上面临着相当大的挑战。 长时段——打通近现代史的分期框架，将中国社会史研究下延至集体化时代，注重现代社会史的研究。长时段理论由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提出，他在《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一文中强调时间的多元性和长时段的价值，他批评注重短时间、个人和事件的传统史学研究，反对“任何历史都把过去分成不同的时期，并根据各自的偏爱选择其中的一个时期进行研究”的做法。他主张除叙述传统的历史事实，还要叙述涉及10年、20年乃至50年的历史势态，“更要以百年计算的长时段和超长时段的历史”，即所谓“势态”、“周期”、“循环周期”，要“有一种关于时间的新含义，按照新的标界及其曲线和起伏时期进行分期，使对时间的解释能适应历史的需要”。“结构”在长时段问题中居于首位，在研究社会问题时，“结构”是指社会现实和群众之间形成的一种有机的、严密的、相当固定的关系，有些结构成为世代相传、连绵不绝的恒在因素，有些结构较快地分化瓦解。对历史学家来说，接受长时段意味着改变作风、立场和思想方法，用新的观点去认识社会。长时段研究所要熟悉的时间是一种缓慢地流逝，有时接近静止的时间。他认为：“马克思的天才，马克思的影响经久不衰的秘密，正是他首先从历史长时段出发，制造了真正的社会模式。”他并展望了社会科学集体研究数学化、地域论和长时段的远景。(50) “长时段”，按照我的理解，在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中就是要打破朝代划分时期的局囿，把研究对象发展的内在脉络置放在长时段的历史长河中加以把握，而在长时段的看似静止的时间之研究中，要注意“结构”的发展变化过程，即使结构的变化是微小而局部的，这一精神与历史学对人类学、社会学注重“结构”的借鉴也是相通的。此外，“长时段”理论有助于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整体性追求。在我们所从事的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实践中，尤其是从人口、资源、环境的角度来看，需要进行“长时段”的考察。以山西的生态环境为例，明清以来生态环境的日益脆化是区域社会发展史上的明显特征，这一大背景是我们研究山西区域社会必须观照的，只有在这一参照系和坐标系中，“走西口”这首传唱的情歌才能有新的理解，对明代屯卫等政治、军事制度与生态环境的关联也会有深刻的体会。从水利社会研究来看，山西是一个水资源缺乏的地区，在农业社会围绕稀缺资源的配置与争夺发生的水案，又是区域社会突出的社会问题，广胜寺保存着自宋以来有着完整序列的水利碑刻，对于水利社会的研究，也只有放置在宋代以来的“长时段”中才能很好地把握。谭其骧先生80年代在山西大学做过一场《山西在国史上的地位》的学术报告，他就是从长时段的历史发展中总结出分裂时期的山西在国史上政治地位突出，甚至经济、文化大发展的周期性特征，这对于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不同的研究主题有不同的时间尺度，也有着不同的时段划分。我们在从事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中对研究时段的划分也相当关注，我们曾提出研究近代社会史应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次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甲午战争至辛女革命、辛亥革命以后。上限划自1840年不存在疑问，但下限我们采用了“辛亥革命以后”的模糊提法，准确的下限应当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可是我们当时没有这样提，因为我们当时的研究仍多限于对传统中国近代史时限内社会史的探讨，而对中国现代史时限内社会史的研究远远不够。(51)疑问与思考同步，近年来，我深刻地体会到研究从1949到1978年这段历史时期社会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其实中国近现代史以1919年为分期的传统早就打破了，将近代史研究的时段向下延至1949年这一划分已得到学界认可。有些学者的研究，又进一步打破1949年的局限，黄宗智提出一个不同的革命概念，将中国革命视为贯穿于1946年到1976年的大变迁，自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开始，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直到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这一替代性概念把分析的焦点从共产党获取权力转移到共产党所发动的结构变迁之上。(52)其实早在1966年，韩丁(W.Hinton)出版了以1948-1953年他在太行山革命根据地（山西省潞城县张庄村，今长治市郊区东厂镇）的调查为基础的《翻身：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纪实》(Fanshen: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6)，突出土地改革的积极意义，将土地改革描绘成世代受经济盘剥和文化压迫的农民翻身求解放的史诗性事件，就已经跨越了1949年界线。此后学界将关注焦点移至剧烈变革的现代，1984年美国学者陈佩华(Anita Chan)、赵文词(Richard Madsen)、安戈(Jonathan Under)出版了他们在1975-1978年间通过对移居香港的广东陈村村民的数百次访谈写成的《陈村：毛泽东时代一个中国农村社区的近代历史》，赵文词用同一资料撰写了《一个村庄的道德与权力》，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研究了陈村的道德权威和政治秩序。20世纪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使得社会学者进入中国乡村进行田野工作成为可能，1978年作为第一批获准到中国农村进行田野调查的美国学者，弗里曼(Edward Friedman)、毕克伟(Paul G. Pickowicz)、赛尔登(Mark Selden)对河北省饶阳县五公村进行了数次访问，出版了《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在战争时期及革命胜利后在华北农村社会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分析了这些改革在不同时期对农村社会及农民的影响、对国家的建设作用，以及他们与传统文化的关系。1984年华裔学者黄树民到福建省林村进行田野调查，写成《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该书通过讲述林村党支部书记叶文德的人生经历，分析中国农村社会变迁过程中国家对村落政治文化的改造。萧凤霞的《华南代理人与受害者》(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 Yale Univresity Press, 1989)，通过对乡、镇、村社区的个案研究，指出20世纪以来，国家的行政力量不断向下延伸，乡村的权力体系已经完成了从相对独立向行政“细胞化”的社会控制单位的转变，造成社区国家化的倾向。美国学者彭尼·凯恩的《中国的大饥荒(1959-196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对三年自然灾害进行了研究。90年代以后中国本土学者研究现代村庄的论著相继出版，陆学艺的《改革中的农村和农民：对大寨、刘庄、华西等13个村庄的实证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指出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意义上的农民逐渐消失。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以浙江联民村为考察对象，描述该村1949年以后，尤其是人民公社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他以“外部冲击——村庄传统互动模式”为分析框架，分析了人民公社制度的嵌入对浙北农村发展的不利影响以及它对传统村落文化瓦解的双重作用。于建嵘的《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从政治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剖析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乡村政治的发展过程和特征。罗平汉《农村人民公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则考察了农村人民公社兴起、大潮、调整、反复、解体的整个过程，较为全面地分析了人民公社的历史地位。 综上所述，集体化时代研究早已打破学术禁忌，在学术界日益成为研究热点，但仍偏重于政治学方面的研究，从社会史角度研究则显得较为薄弱。其实，集体化时代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相对持续连贯的历史过程，1949年以后的许多政策其实早在1949年以前，尤其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已经体系完善或略显雏形。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是环环相扣，迭浪逐高的演进历史，它是不可以被1949年截然断开的。山西在集体化时代一直是全国的典型，从抗日战争时期李顺达的第一个互助组到“农业学大寨”，可谓一路风光，家喻户晓，同时也是研究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的资料库。我们最近在做搜集、整理、研究集体化时期文献的基础工作，如长治市张庄村的档案、太原市郊区剪子湾村档案、晋中市平遥县有关村庄档案、大同市一些村庄的档案等，这些档案保存得较为完整系统，为我们从事集体化时代研究提供了基本的资料支撑，笔者也呼吁史学界加强对集体化时代档案、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加强实物、口述史料的积累，将这一时期置放于“长时段”中加以研究。 梁启超早就提出近代史资料未必多的观点，“例如二十年前，‘制钱’为国家唯一之法币，‘山西票号’管握全国之金融。今则此两名辞久已逸出吾侪记忆线以外，举国人能道其陈迹者，殆不多觏也。”(53)依我所见，1949年以后的资料在今天面临制钱与山西票号同样的命运，搜集这些资料带有抢救、保护的性质，我想简单谈一下个人的体验及认识转变过程。起初当我们在田野工作中辛苦的寻觅明清至民国时期的文献资料及口述资料时，对1949年以后的资料关注不多甚至不关注。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这一时期的不断研究，扭转了我们的认识，社会史研究在这段历史中大有可为！我们怎么能将这段时期的资料从我们的视线中抹去？等到以后我们想要研究时，感觉这些资料重要了再去搜集和寻找，犹如现在我们在田野中苦苦寻找明清至民国的资料一样，那已经太迟了！不知要付出多少努力。 20世纪后半期学科之间的交叉与渗透态势不断强化，学科互涉(interdisciplinary)与边界跨越(boundary crossing)已成为这个时代的明确特征，产生了一幅学科知识、专业知识、学科互涉知识的全景图。学科与学科互涉在相互补充、彼此参证与批评的动态活动中是一种促动性的张力。历史学被戏称为“跨学科合并最繁忙的地方之一”，“今天的历史学与以前的描述性、编年性相比，更具分析性和主题性，历史焦点也发生了改变：从研究政治到几乎考虑一切人类活动；从描述事件，到分析结构与趋势；从通过文件和事件自上而下地观照历史，到运用大量证据自下而上地观照历史；从确定‘实际上发生了什么’的‘客观’态度，到接受文化相对主义的局限性与异质性观点。”(54)正如我们在上文讨论研究方法时指出的，历史学转向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不仅弥补了资料的不足，同时也获得了新的视角。当然对这种学科互动存在着争议，如关于历史人类学、历史社会学及社会史之间关系的争论到现在仍在继续，对于学科互涉的产物是新的学科还是一种不成熟的“混血儿”人们各执其词，其实，“目前的互动并没有对任何一门学科的核心方法论造成威胁。历史学家使用访谈证据，人类学家使用档案证据，均不需要改变专业身份，也不会切断与现行理论主体的联系。即便这些局限都存在，继续互动的前景仍然是看好的。”(55) 学科的互动与亲善主要发生在地方性和地域性领域，其动力则源于对微观结构、微观过程以及话语分析研究前景的信心。社会史研究尤其是区域社会史、乡村社会史研究为多学科的对话与交流提供了场所，而多学科研究方法是中国社会史复兴之初就大力提倡的。历史学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心理学等的对话交流，并不是预设要建立一个什么新的学科，而关键是相互汲取新的灵感和方法、视角，不要过分地强调学科界限，真正把一些学科的概念、方法、分析框架溶解到社会史研究中，并促进其他学科的进一步反思，改变社会史仅仅是从社会科学中借用概念缺乏理论反思能力的传统认识，真正形成平等的对话与交流。我们欣喜地看到，社会史研究中学科的渗透和交流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如今的“新史学”已是一幅多学科对话的图景(56)，这种“学科互涉”将给社会史研究带来持续的活力。 历史学的传统是鉴古知今，过去由于历史学与政治的密切关联，甚而发展成为影射史学，将历史与现实进行简单地比附，遭到人们的厌弃和鄙薄，然而远离政治、与现实脱节，我们是否会把盆里的水和孩子一起倒掉了？中国近代社会史复兴20年来，我们的学术概念和表述话语已逐渐汇入国际学术发展的潮流，这对于社会史的发展是应当的也是必须的，但是我们不是为研究而研究，在关注学术自身发展和创新的同时，更需要自觉的现实关怀，使学术发展汇入国际潮流的同时，主动参与到当代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中去。 社会史关注社会，关注民众，因而社会史研究具有贴近社会、贴近大众、贴近生活、贴近现实的特点。社会史研究者强调自下而上地看待历史，无疑缩短了研究者和普通大众的距离，易于为大众所接受(57)，在大众历史普及教育中可发挥独特作用。笔者要强调的是，中国近代社会史在历史教学中应当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重点开展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的社会史研究，通过社会史对人民尤其是青少年进行教育，比其他专史内容更丰富，更贴近人们的实际生活和现实生活，所以要担负起进行中国近现代史教育的重任，就必须加强近现代中国社会史的研究。(58)中国近代社会史应当在近代史的普及和教育中有所作为。 每个学者都有其学术关怀和价值判断，但不论其学术关怀和价值判断如何，都应将学术研究的目光投向他所处的时代，而不是让时代看到研究者的背影。早在社会史复兴之初，就有学者指出，社会史复兴本身就说明社会史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对认识传统，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可靠的历史支撑。(59)社会史的生命力正在于强烈的时代感，它的内容，如现代化和社会变迁研究、日常生活和精神面貌研究，都对当前我国史无前例的社会变革有着很大现实意义和借鉴作用。(60)对此，我们必须投入足够的关注和思考。因为，史学的时代关怀与问题意识源于史学工作者的自觉追求，惟其如此，我们的研究才能更好地把握方向感，在学术与现实间承担起我们的责任。 本文原为提交“近代中国的城市·乡村·民间文化——首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岛大学主办，2005年8月，青岛）论文。 注释： ①就笔者所见，难免挂一漏万，兹列举如下：论文有田居俭《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反思与展望》，《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3期；蔡少卿、孙江《回顾与前瞻——关于社会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常建华《中国社会史研究十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朱志敏、孔祥宇《1990年以来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理论研究概述》，《党史研究与教学》1998年第3期；郭松义《中国社会史研究五十年》，《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蔡少卿、李良玉《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当代社会史研究走向（笔谈）》，《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罗志田《见之于行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兼及史料、理论与表述》，《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赵世瑜、邓庆平《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姚兆余《二十世纪中国农村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中国农史》2002年第3期；何兹全《我所经历的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2期；常建华《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理论争鸣及其演进》（上、下），《河北学刊》2004年第1、3期；苏全有、李风华《对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反思》，《南开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王先明《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晋阳学刊》2004年第1期。论著中有相关学术史回顾的有周积明、宋德金主编的《中国社会史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常建华的《社会生活的历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②冯尔康：《开展社会史的研究》，《百科知识》1986年第1期；乔志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和方法》，1986年8月13日《光明日报》，第3版；王玉波：《为社会史正名》，1986年9月10日《光明日报》，第3版。 ③宋德金：《开拓研究领域 促进史学繁荣——中国社会史研讨述评》，《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 ④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序言”，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⑤虞和平、郭润涛：《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述评》，《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158页。 ⑥陈旭麓：《略论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第1页。 ⑦张静如：《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89-90页。 ⑧赵世瑜、邓庆平：《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第166页。 ⑨郭松义：《中国社会史研究五十年》，《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第21页。 ⑩王家范：《中国社会史学科建设刍议》，《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98页。 (11)赵世瑜：《中国社会史研究笔谈·社会史研究呼唤理论》，《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第15页。 (12)赵世瑜：《再论社会史的概念问题》，《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第4页。 (13)黄宗智：《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14)行龙：《晋水流域36村水利祭祀系统个案研究》，《史林》2005年第4期。 (15)王铭铭、王斯福：《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10页。 (16)行龙：《中国社会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近代山西社会研究——走向田野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17)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18)杨念群：《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9)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 (20)陆震：《关于社会史研究的学科对象诸问题》，《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第100页。 (21)赵世瑜：《社会史：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对话》，《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5期，第1页。 (22)〔英〕巴勒克拉夫著、杨豫译：《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 (23)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4)〔美〕海登·怀特著，陈永国、张万娟译：《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25)〔英〕哈罗德·珀金：《社会史》，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第180页。 (26)〔法〕雅克·勒高夫：《新史学》，《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第121页。 (27)〔法〕J.勒高夫等编：《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38页。 (28)费孝通：《文化论·译序》，〔英〕马凌诺斯基著、费孝通译：《文化论》，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29)〔英〕E.P.汤普森：《民俗学、人类学与社会史》，《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第185页。 (30)E.P.汤普森：《民俗学、人类学与社会史》，《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第190-192、197页。 (31)刘志伟：《地域社会与文化的结构过程——珠江三角洲研究的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第64页。 (32)〔英〕王斯福：《王斯福序》，王铭铭编：《溪村家族——社区史、仪式与地方政治》，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33)笔者所见有关区城社会史理论探讨的论文有：万灵《中国区城史研究理论和方法散论》，《南京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乔志强、行龙《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刍论——兼论地城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2期；常建华《日本八十年代以来的明清地域社会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乔志强、行龙《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山西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陈支平《推进区域社会经济史的比较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王玉华《对深化区域性地方史研究的思考》，《枣庄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常建华《东亚社会比较与中国社会史研究》，《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行龙《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山西明清社会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4期；《明清时期中国区域社会变迁笔谈》，《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 (34)杨念群：《“地方性知识”、“地方感”与“跨区域研究”的前景》，《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第119-125页。 (35)张俊峰、殷俊玲：《反思与对话》，《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第179-182页。 (36)胡英泽、郝平：《跨区域研究的区域社会史研究》，《清史研究》2005年第2期，第118-124页。 (37)钱杭、谢维杨：《传统与转型：江西泰和农村宗族形态——一项社会人类学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 (38)行龙、毕苑：《秧歌里的世界——兼论民俗文献与中国社会史研究》，《民俗研究》2001年第3期。 (39)胡英泽：《从水井碑刻看近代山西乡村社会》，《山西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40)殷俊玲：《晋商的奢糜之风》，《清史研究》2005年第1期。 (41)杨希枚：《〈现代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研究和写作方法〉译者序言》，《中国史研究动态》1987年第5期，第20-21页。 (42)雅克·勒高夫：《新史学》，《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第109页。 (43)〔美〕史蒂夫·霍赫施塔特：《社会史与政治：一个唯物主义的观点》，《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第154页。 (44)〔美〕查尔斯·蒂利：《重建欧洲的生活》，《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第272页。 (45)〔英〕J.布雷维里：《何谓社会史》，《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第145页。 (46)〔英〕哈罗德·珀金：《社会史》，《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第123页。 (47)《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第154-165页。 (48)〔美〕伊格尔斯著、何兆武译：《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57-159页。 (49)杨念群：《为什么要重提“政治史”研究》，《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 (50)〔法〕费尔南·布罗代尔：《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第49-78页。 (51)乔志强、行龙：《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山西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第11-12页；乔志强、行龙：《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史林》1998年第3期，第44-51页。 (52)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2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5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1页。 (54)〔美〕朱丽·汤普森·克莱恩著、姜智秦译：《跨越边界——知识、学科、学科互涉》，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2页。 (55)朱丽·汤普森·克莱恩：《跨越边界——知识、学科、学科互涉》，第95页。 (56)杨念群、黄兴涛、毛丹：《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57)冯尔康：《开展社会史研究》，《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 (58)赵青：《切近现实 重视近现代社会史》，见《中国社会史研究笔谈》，《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 (59)陆震：《关于社会史研究的学科对象诸问题》，《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 (60)蔡少卿、孙江：《回顾与前瞻——关于社会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