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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反帝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作者：王志光 孙中山是中国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他毕生致力于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百折不挠，再接再厉，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帝国主义是中国最大的剥削者和压迫者，是中国人民的最凶恶的敌人，因此，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是中国民主革命的首要任务。孙中山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孙中山的反帝思想是他的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革命的一定历史时期、一定阶级斗争环境的产物。由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刺激，促进了孙中山走上革命的道路。他所从事的事业，一开始就是与外国帝国主义的利益相对立的。随着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发展，他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和态度经历了长期的痛苦摸索和实践过程，有了重要的提高和发展。 “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1］在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孙中山是起过重要推动作用的伟大人物。我们回顾和探讨一下孙中山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如何认识和对待帝国主义这一课题，从中吸取必要的经验教训，不仅对于了解孙中山的思想和活动有所帮助，而且对于认识和服务当前斗争，都是很有必要的。 “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２］孙中山的反帝思想是在中国已经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由于严重民族危机的刺激，在人民革命斗争的鼓舞、推动下逐步形成的。它比较突出地反映了中国人民、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要求。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从诞生之日起，就受到外国帝国主义的摧残和压迫。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种压迫不断加深，使它感到痛苦，不满现状、要求改革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因而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可以同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可以赞成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但是，又由于它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异常软弱，决定了它在参加革命时对帝国主义的妥协性的一面。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重性格，就决定了孙中山思想中，既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又有对帝国主义存在幻想和妥协的两个方面。 一 孙中山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杰出代表之一。甲午战争的炮声警醒了孙中山。兴中会的成立标志着孙中山与清政府决裂，毅然走上了革命道路。辛亥革命前，孙中山为了推翻帝国主义走狗清朝政府在中国的黑暗统治，一意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幻想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他站在强烈的爱国主义立场上，一开始就以避免列强瓜分鲸吞、反对外国侵略和争取民族独立为出发点。他揭露和谴责帝国主义侵略和破坏中国革命的活动，驳斥了帝国主义明目张胆的侵略论调，同情和支持亚洲其他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19世纪末，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争夺更加尖锐、激烈。侵略瓜分的乌云布满中国的上空。甲午战后，开始了一个各帝国主义疯狂掠夺中国，攫取主要权益，甚至瓜分中国的新时期。到1899年上半年，中国领土大部分均被帝国主义划分为各自的势力范围。义和团运动后，清政府进一步投入了帝国主义的怀抱，决心“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忠实走狗。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半殖民地统治秩序最后确立了。 中华民族濒于亡国灭种的危急局势，深深地震动着每一个爱国者的心。乙未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亲赴欧美各国和日本，一面在华侨中宣传革命，积蓄力量，准备再次发动起义，同时实地考察各国政治经济情况。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使孙中山忧虑不安。他在1894年建立的兴中会宣言中，满腔悲愤地指出列强蚕食瓜分中国的危险，大声疾呼国人“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３］1897年，孙中山在日本的一次谈话中说：“今举我国土之大，人民之众，而为俎上之肉，饿虎取而食之，以振其蛮力，雄视世界。”认为“当此千钧一发之秋，不得不自进为革命之先驱，而以应时势之要求”。［４］可见，孙中山所以要推翻清朝的反动统治，是同抵抗列强侵略、挽救民族危亡分不开的。 孙中山以维护民族独立和反抗外国侵略的明确立场，严正地驳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论调 。1903年11月，他在日本出版的《江苏》第六期上发表《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一文，愤怒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所谓“保全”中国和“分割”中国领土的阴谋。他认为，所谓“保全”中国者，实际上是要保全清政府。他开始看到义和团运动所显示的人民群众的力量，警告帝国主义如果胆敢瓜分中国，必将遭到中国人民的反抗，使他们“无安枕之时”。因此，他得出结论：“就国势而论，无可保全之理也；就民情而论，无可分割之理也”。［５］同时，他还坚决反对当时的封建势力对帝国主义卑躬屈膝的卖国行径，认为“四百州之地，四百兆之人，有坐待瓜分之势，是可忍，孰不可忍”。［６］1904年，孙中山在《重订致公堂新章》中第一次使用“帝国主义”这一名词。他说：“当今为争竞生存之时代，天下列强高倡帝国主义，莫不以开疆辟土为心，五洲土地已尽为白种所并吞。”［７］孙中山强烈谴责西方列强推行帝国主义政策、疯狂向外扩张、掠夺殖民地弱小国家的行径。 特别要指出的是，孙中山严正地驳斥了所谓“黄祸”的无稽之谈。“黄祸论”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宣扬的一种侵略论调。德皇威廉第二是这个论调的首倡者。帝国主义把中国人民的觉醒和中国的强大看作是“黄祸”，以便在所谓清除“黄祸”的借口下加紧瓜分中国，进而侵略亚洲，镇压亚洲民族解放运动，同时也是为了转移欧洲人民的视线，积极准备发动世界大战和争夺世界霸权。面对这股妖风，孙中山郑重宣告，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绝不是好侵略的民族，如果他们确曾进行过战争，那只是为了自卫”。他认为，“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孙中山指出，所谓“黄祸论”的实质，就是西方列强“预防中国人民开明自立”，“务使中国每况愈下，以便逞意私图”。所以，“不论从何种观点去衡量，它(指“黄祸论”)都是站不住脚的”。［８］这样，孙中山揭露了帝国主义诬蔑中国人民“好战”的谰言，表明了中国人民“志向和平”的决心，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揭穿了“黄祸论”倡导者们的丑恶嘴脸。 孙中山的又一十分可贵的思想，是在从事革命的开始，就深切地同情和支持其他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自由的斗争。早在1897年，他就对日本的宫崎寅藏说，中国人民不但要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而且要同亚洲被压迫民族一起，“为支那苍生，为亚洲黄种，为世界人道，而兴起革命军”。［９］孙中山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积极协助刚刚取得独立的菲律宾革命者在国外购买军火。在被列宁称为“亚洲觉醒”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高涨的年代里，孙中山在亚洲许多国家进行联络和宣传工作，同这些国家的革命者有过联系和合作，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同时，孙中山也从其他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实践中得到启发和鼓舞。他说：“那非洲杜国不过二十多万人，英国去灭他，尚且相争至三年之久，菲律宾岛不过数百万人，美国去灭他，尚且相持数岁，难道我们汉人就甘心于亡国!”［10］这表明，同样受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和压迫的各国民族解放斗争，有着共同的利益和要求，一向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 孙中山的革命活动遭到帝国主义的种种阻挠和破坏。辛亥革命前，帝国主义者在日本、香港和东南亚等地到处驱逐孙中山，不让自由居住，结果如孙中山自己说的：“东亚大陆之广，南洋岛屿之多，竟无一寸为予立足之地也。”［１１］1911年，孙中山两手空空回到上海。当时他还相信，新的共和国将会很快得到列强的承认。现实又一次粉碎了他的幻想。帝国主义列强不仅拒不承认共和国政府，而且在所谓“中立”的幌子下，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扶植袁世凯，打击革命力量。这样，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的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12］辛亥革命的教训使孙中山对依靠西方列强走资本主义道路开始产生了怀疑，并且这种怀疑在以后不断增长和发展。 对于辛亥革命前孙中山的反帝思想，应该如何认识和评价呢?我们认为，辛亥革命前的清政府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奴役和搜刮中国人民的忠实工具。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是中国社会灾难的总根源。孙中山这时虽然还没有把帝国主义作为革命的直接对象，但他认识到“今有满清政府为之鹰犬，则彼外国者，欲取于土地，有予取予携之便矣”，因此，“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洲政府则无挽救之法也”。［１３］清朝政府不仅是封建的朝廷，而且是“洋人的朝廷”，反满和救亡是统一的，只有推翻清朝统治，中国才能免于灭亡。同时，孙中山没有把反满主张看作只是要解决满汉间的种族矛盾问题，他说：“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种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种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１４］这样，孙中山把反满问题直接同革命的基本问题——夺取政权联系起来，而要夺取政权，就必然要触犯把持中国政权的帝国主义的利益，客观上也打击了帝国主义。所以说，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高举反清革命的旗帜，下决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争取中国的独立和自由，这就包含着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的深刻含义，也就在此。 二 辛亥革命埋葬了在我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对于推动中国广大人民的觉醒，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秩序，起了重大作用。但是，由于领导这次革命的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在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的联合进攻下，终于失败。政权落到帝国主义的新工具——袁世凯手里。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没有改变。帝国主义仍然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座大山。 辛亥革命失败后，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威迫利诱下，革命阵营发生了迅速的分化。许多原来参加革命的人，实际上放弃了革命纲领，与反革命妥协了。但是，孙中山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继续前进。他坚持要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况，坚持要为中国的独立自由而奋斗。并且，由于失败的教训和斗争实践的锻炼，逐步提高了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增强了争取祖国独立自由的信心和决心。 孙中山先后与帝国主义的走狗袁世凯、段祺瑞等军阀势力进行不懈的斗争，同时也看到民族 危机的日益严重。1912年，他在一次演说中大声疾呼：“当此国势濒危，日人驻兵于南满，俄人驻兵于蒙古，英人驻兵于西藏，法人驻兵于滇黔，日思瓜分，以印度波兰待我。”［１５］他再次驳斥了所谓“黄祸”的反动论调，［１６］谴责罗斯福“主张拓张国权”的“帝国主义”政策，［１７］抨击沙俄在蒙古实行“侵略主义”的野心。［１８］他怀着要求国家独立自主的强烈愿望，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政策极端不满。1912年，孙中山在同盟会总部的一次演说中宣告：“本会之民族主义，为对于外人维持吾国民之独立。”［１９］为此他大胆地提出了废除列强在华特权、收回国家权益的种种主张：如取消领事裁判权，［２０］迅速收回租界，［２１］裁去通商口岸，［２２］收复已失疆土，［２３］还我禁烟主权［２４］等等。1912年，孙中山不顾英国驻安徽领事的抗议，在安庆支持当地群众焚毁英商太古洋行私运的鸦片，［２５］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屈服于帝国主义的英勇气概。他还提出必须实行钱币改革，［２６］勤修军备建设国防。［２７］可见，孙中山不仅敢于强烈谴责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行为，而且开始注意到如何采取措施防止和抵制外国的侵略，这是他从多次的吃亏中总结出来的前所未有的认识。 应该指出，孙中山这时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还是表面的、肤浅的，因而往往容易被一些虚假现象所迷惑，特别是当帝国主义采取比较隐蔽的侵略手段时，就认识不清了。孙中山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认识就是这样。日本政府在辛亥革命期间对中国的反革命两手政策，使孙中山产生了严重的幻想。1913年，孙中山为争取日本政府的援助而亲自访问日本。访问之后，他认为“其(指日本)朝野上下，莫不表示至诚与我联好之意。”［２８］因此提出了十分错误的所谓“联日反袁”的主张。［２９］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现实从反面教育了孙中山。辛亥革命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步步加紧。1913年10月5日，日本利用袁世凯政权急于要取得列强承认的机会，提出了满蒙五路借款要求，为进一步侵略造成了有利条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又以对德作战“保护东亚和平”为借口强行占据山东。1915年1月，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妄图独霸中国。5月9日，袁世凯为了“高升一步”，竟丧心病狂地全盘接受。日本帝国主义露骨的侵略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这不能不给孙中山予巨大的震动和启发。当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的第二天，孙中山就在一封信中指出，袁世凯与日本政府“密相结托”，“袁旦夕将称帝，……从此中华民国名义亦将归消灭”。［３０］半个月后，孙中山在另一封信中提到二十一条时表示：“现时我辈对于某某(指日本政府)实无何等奢望”。［３１］孙中山已经看到，日本二十一条的提出与袁世凯称帝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严重危害中国利益的阴谋。 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充分暴露了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使更多的人提高了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孙中山就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观察中得到了许多有益的启发和教育。他看到，这次战争的参战双方，无论是协约国或同盟国方面，都是非正义的，所谓为“公理”、“人道”而战，完全是骗人的。他从分析帝国主义参战的目的中，看到了帝国主义热衷战争的深刻原因。他指出，美国参战的目的，在于“为宣战而备军实”，解决“资本误投，生产过剩之患”，［３２］日本亦从战争中大获其利。这样，孙中山把列强的对外政策同其国内经济发展联系起来，就比较深入地认识这种政策的实质，比以前把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同国内矛盾完全分割开来的认识提高了一步。 孙中山详尽地揭露了英、法、美等殖民主义者对印度、越南、朝鲜人民的奴役和掠夺罪行，尖锐地谴责美国在朝鲜的阴险狡猾政策，并且从美国对朝鲜的伪善政策中警觉到，美国对中国所表示的“同情”，也是大可怀疑的。［３３］事实证明孙中山的怀疑不是没有道理的。1917年11月签订的美、日蓝辛石井协定，就是帝国主义为了共同反对中国革命运动，在牺牲中国权益的基础上达成的暂时协议。 基于对帝国主义的新的认识，孙中山坚决反对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主张“以独立不挠之精神，维持严正之中立”。［３４］孙中山曾致电劝告英国首相勿怂恿中国参战。［３５］他认为，如果中国参战，有使“外人代我管理财权军权”的危险。［３６］他更认识到日本政府之阴谋，是“在请中国参战这个表面名称里头，打算着用军事统辖来征服中国”。［３７］因此，孙中山当面拒绝日本驻上海领事关于中国和日本联合对德宣战的要求，表示“要用我的十二分力量，来反对日本把中国放在日本保护底下来参战的新计划。［３８］ 由此可见，孙中山这时期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又前进了一步，开始接触到帝国主义的一些实质问题，如帝国主义内部、外部的矛盾和斗争，帝国主义与侵略战争的关系，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后果，等等，这就为他后来思想上更大的跃进准备了良好的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不但没有改变，反而加深了。1919年1月巴黎和会上以中国为牺牲品的分赃活动，再一次在中国人民面前暴露了帝国主义列强狼狈为奸侵略中国的面目。在中国，帝国主义分别支持各派军阀，继续混战，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和无穷的灾难，造成了如孙中山所说的“官僚得志、武人专横、政客捣乱、民不聊生”的黑暗混乱局面。［３９］另一方面，大战期间西方列强对中国经济侵略的放松，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因而使中国资产阶级的社会力量有所增强。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也更壮大了。这些，就为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新的革命高潮正在酝酿着。 孙中山发动的第一期护法斗争，遭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破坏而失败。我们知道，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为了推翻清朝统治而迁就袁世凯，这次为了反对北洋军阀而利用西南军阀，结果是一次又一次地吃亏。1918年6月，孙中山离开广州到上海。“路漫漫其修无穷兮，我将上下以求索”。中国的出路何在?孙中山在苦苦地思索中。 就在这个时候，世界出现了新的曙光。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开始了人类历史的新时代。孙中山从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一个和帝国主义相对立的力量，带来了极大的鼓舞和新的希望。1918年初，他就在一次谈话中表示，由于俄国革命，今后革命势力的发展，“应注重于西北”。［４０］同年夏，他冲破帝国主义的电讯封锁，向列宁和苏维埃政府发出了贺电，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孙中山指导下在上海出版的《民国日报》，经常刊载俄国革命的消息，表示了对十月革命的向往。如他后来所说的：“俄国革命成功，……为中国树立了一个如何摆脱侵略者与不公正的枷锁的榜样。”［41］ 孙中山之所以一开始就对十月革命表示欢迎的态度，并不是偶然的。多年来，他一直在为实现中国独立富强的伟大理想而斗争。开始，他抱着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愿望，作过多次的努力，但是行不通，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和失败。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他向西方学习的迷梦。同时，他又逐渐发现，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他揭露过欧美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不合理现象，表示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失望和不满，而渴望和追求一种在他看来要比西方文明更美好的社会制度。当他接触到包括科学社会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时，表现出可贵的同情。因此，当十月革命发生后，他所受到的鼓舞和喜悦心情，就是十分自然的了。 1919年，在十月革命和世界革命高潮的影响下，以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为导火线，“五四”运动爆发了。“五四”运动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震动和教育了孙中山。当时正在上海的孙中山，对青年学生的这一爱国行动，表示了热烈的同情和支持。他拍电报给发动“五四”运动的北京学生会，赞扬他们为争国权、力惩国贼、举行示威的反帝爱国行动，号召国人全力支持。他电嘱在巴黎的中国代表拒绝签约，打电报给段祺瑞要求从速释放被捕学生。他多次邀集各地学生代表到他的住所谈话，支持和鼓励他们的斗争。［42］孙中山从“五四”运动中看到了团结起来的群众力量之伟大，增强了革命斗争的信心和决心。过去斗争失败的教训，俄国十月革命的鼓舞和“五四”运动的启发，使孙中山在一个较短的时间里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和态度，有了显著的变化。 首先，孙中山对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和斗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认为现在世界上存在着三种战争，即国际战争、商业战争和阶级战争。这些战争实际上都是资本主义各种矛盾极端尖锐化的反映。孙中山看到，当时的世界，又恢复到大战之前那种各国“为土地而争，为食物而争，为原料而争”的局面。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之间，同样“互相战斗”，“减价倾轧，致弱者倒败，而强者则随而垄断市场，占领销路”，资本主义有“以经济集中，代自由竞争”之趋势。因此，他认为，那种以为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将不再有战争，“大同之世至矣”的想法，是错误的。［43］ 其次，孙中山开始看到帝国主义勾结和利用中国封建军阀侵略中国的实质。他揭露了日本支持中国军阀的罪恶行径，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军阀已经想出了征服中国的成案，就是用中国的军阀来征服中国。于是制造出两个军阀头子来，在北京的军阀头子，是段祺瑞，另外又做一个军阀头子在奉天”，［44］结果，“北京实际上是东京的工具”。［45］吴佩孚同样是有外国势力帮助的。帝国主义的扶植是造成中国军阀长期混战的根源。孙中山由此得出了一个新的结论：要解决中国问题，“不专关于中国人，又不专关于外国人，实在是两个混合起来的”。〔46〕这就明显地改变了过去那种把革命事业只局限在国内，以为“只要内政肃清，强邻自然改颜相向”的错误观点。孙中山还看到，帝国主义不仅企图通过军阀来控制中国，而且要利用军阀来干涉和破坏中国革命。1920年11月，孙中山在一次演说中强烈谴责日本扶植军阀对付中国革命的行径。他说：“我们革命失败，全是日本捣鬼。起初助袁世凯以摧残民党，后来，经多方运动，不助袁氏，乃又偏偏抬出岑春煊来扶植官僚势力。”〔47〕这是他在探求帝国主义与中国革命关系时得出的前所未有的认识。因此，在1922年6月6日的一篇对外宣言中，他明确地谴责列强支持军阀、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并且为此提出警告，要求各国“于现在中国内争之时，重申不干涉中国内政之宣言”。〔48〕这是孙中山以正式的对外宣言的形式谴责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的重要表示。 不平等条约是帝国主义攫取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种特权，对中国进行敲榨勒索的重要工具之一。长期以来，孙中山对这些不平等条约是缺乏认识的，态度是软弱的，不仅不敢公开反对，而且多次表示愿意尊重这些条约，以为只要承认(或不侵犯)这些条约，帝国主义就不会干涉中国革命了。事实证明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帝国主义正是利用不平等条约来干涉和破坏中国革命。孙中山对于这些不平等条约危害性的认识在逐步提高。1919年2月，孙中山在《护法宣言》中表示，要解除“一切有损主权危及国脉之条约”。〔49〕在次年10月的《恢复军政府宣言》中，提出“对外必使卖国条约悉行废除”。〔50〕孙中山还在一次讲话中详尽地揭露了二十一条的侵略性质。他说：“二十一条和军事协定，是日本制的最强韧的铁锁链，来绑中国手脚的。实行二十一条款之统一中国，就是日本把中国整个征服去了。我们革命党，一定打到一个不剩，或者二十一条废除才歇手。”〔51〕孙中山这时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不平等条约”这个概念，但他后来充分发挥了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思想显然已经形成了。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孙中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关系，帝国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不平等条约的性质等问题上，都有了新的认识和提高，并且在进行革命斗争时，开始注意向人民力量靠拢。这是孙中山不断摸索救国真理的结果，反映了他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勇于追求真理的高尚精神。 当然，由于孙中山所处的阶级局限性，他仍然对帝国主义存在着一些错误的观点，特别是对美国等西方帝国主义表现出严重的幻想。他甚至认为，“英、美对我方针，近来大表好意。白人外患，可以无忧”。［５２］他错误地认为，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能够防止瓜分中国”，呼吁美国议员团“倡导废除二十一条款，帮忙解决这中国问题”。［５３］他致电美国总统，请其主持公道，“仲裁”正在进行的南北议和。［５４］特别是，他制定了一个庞大的所谓国际共同开发中国实业计划方案，天真地相信，资本主义列强可以在尊重中国独立主权的条件下借钱给中国，帮助中国发展实业，使中国富强起来。 事实完全不是这样。西方帝国主义一刻也没有放松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1920年5月11日，由美国向英、法、日提议建立的银行团正式成立。帝国主义企图通过银行团掌握中国政府的财政和用人权，以达到控制和奴役中国的目的。1921年底至1922年初召开的华盛顿会议，实际上是美国率英、日等帝国主义阴谋共同控制中国的会议。中国又恢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 孙中山领导广州政府期间，工农民主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广东成为当时全国民主气氛特别高涨的地区之一。孙中山采取了不禁阻劳工运动和废止治安警察条例等拥护民主政治的措施，对工农运动采取了可贵的同情态度，但是，孙中山并没有找到进行革命斗争的真正依靠力量。他为了抵制西南军阀，却扶植了陈炯明的粤军作为依靠力量。1922年6月16日，在英帝国主义的煽动和策划下，孙中山一手培植的陈炯明公开叛变，炮轰总统府，几乎置孙中山于死地。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惨酷”的打击使孙中山再次陷于彷徨和苦闷之中。 三 “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和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５５］1922年7月的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分析了在“国际帝国主义宰割下之中国”状况，系统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提出了建立包括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在内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统一战线的原则。1922年的孙中山刚到上海，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李大钊等会见了他，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帮助进行改组的建议。 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主张和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行动，使孙中山看到明确的前进方向，看到了改造中国的出路，找到了实现中国独立自主和自由的依靠力量。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具体帮助下，孙中山以极大的决心和勇气，实行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孙中山认识到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共同为中国的解放而斗争的重要性，并且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1922年9月4日，孙中山召开了有中国共产党人参加的研究国民党改组计划的会议，重新起草宣言、党纲和党章，进行改组国民党的实际工作。 中国共产党通过《向导》周报对孙中山进行了切实有效的帮助。毛泽东同志在《向导》撰文指出，中国国民革命的历史使命，就是要“打倒军阀并打倒和军阀狼狈为奸的外国帝国主义。”［５７］李大钊、蔡和森等在《向导》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分析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阴谋诡计，指出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最凶恶的敌人。国民革命必须“与民众为亲切的结合”，“大着胆子明白的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势力。［５８］“中国国民革命的主力军，惟有是团结了的劳动群众。”［５９］对于孙中山一度提出的通过调和四派军阀来统一中国、“敦请一友邦为裁兵之佐理”等妥协政策，蔡和森等及时提出了诚恳的批评和帮助，指出“用和平方法与军阀谋裁兵是做不到的，必须用革命手段根本破坏旧军事组织，由民众武装去解除旧支配阶级——军阀的武装”。［６０］文章明确指出：“外国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关系，就是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什么‘友谊’、‘友邦’都是骗人的鬼话。……无论哪个资本帝国主义的强国，都是中国人民、中国民主运动的敌人。”［６１］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政策，决定与国民党合作，把国民党改造成民主革命的联盟。7月，中共发表第二次对时局的主张，号召全国人民联合起来，“打倒利用军阀侵略中国的列强!”“打倒勾结列强压迫人民的军阀!”［６２］全国人民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对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的运动。 孙中山从根本上总结了过去多次失败的教训，进一步克服了革命的不彻底性。他认识到“妥协是我们做彻底革命的大错”，表示今后再不能重蹈覆辙，中途妥协，“决心从新担负革命的责任，计划彻底的革命”。［６３］孙中山领导广州政府在关余事件中的坚定立场，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1923年12月5日，孙中山不顾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命广州政府复照北京外交团宣告：“中国海关始终为中国国家机关，本政府辖境内各海关，自应遵守本政府命令。”［６４］广州政府曾就关余问题多次向公使团交涉，要求与总税务司分摊广州政府应得部分，并明确宣告：“关余之处分，全属中国内政问题，非列强之权限所能及。”［６５］但是，总税务司秉承外交团的旨意，无视中国人民的正义要求，一再拖延，实际上是拒绝将关余交给广州政府，企图在财政上扼杀革命力量。当广州政府决定自行扣留广州海关税收时，公使团竟提出抗议，并派出大批军舰云集广州，以武力相威胁。各阶层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无理干涉极为愤慨，纷纷集会游行示威，坚决拥护广州政府的正义行动，“誓为政府后盾”。［６６］孙中山坚决回击帝国主义的挑战，命令粤海关税务司将关余妥为保管，听候广州政府指令，如不遵命，将予撤换。［６７］在中国人民的坚决斗争下，北京外交团不得不将粤海关关余拨归广州政府。孙中山领导广州政府收回关余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参与和具体帮助下，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等许多共产党人出席了大会，并在会上被选入中央执行委员会等领导机构中，实现了国共两党和各革命阶级的民族统一战线。孙中山在大会上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使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明确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纲领。 大会发表的宣言在分析中国现状中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使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地。宣言揭露帝国主义勾结和利用军阀，“资以大借款，充其军费，使中国内乱不已，以攫取利权，各占势力范围”。［６８］因此，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中国社会混乱，经济破产，民穷财尽的最大原因。这样，反对帝国主义就成为新时期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宣言规定：“国民党之民族主义，其目的在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民族主义实为健全之反帝国主义”。［６９］在此之前的民族主义，虽然包含着反帝国主义的内容，但毕竟是模糊的、零散的。新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把反对帝国主义作为主要任务，因而符合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反映了中国人民为挽救民族危亡、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共同愿望。 反对帝国主义的问题，同样深刻地反映在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内容上。宣言规定以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作为国民享受民权的条件。“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７０］在“节制资本”的规定中，提出要接管外国人经营的有独占性质或规模过大的企业，由国家经营管理之。这实际上就是要用发展国家资本来对抗外国资本的控制。 为了保证新三民主义的贯彻，宣言规定了以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各种特权为主要内容的对外政策七条。规定“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的权力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７１］这就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提出了最近目标和具体要求。 如果说，反帝思想像一根鲜明的红线贯穿在新三民主义的各个方面，那么，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可以说是孙中山反帝思想的集中表现。因为它解决了依靠什么力量来反对帝国主义的问题，为新三民主义的实现提供了切实的保证。 孙中山对于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一直是同情和支持的。随着斗争的实践，孙中山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殖民统治的思想更加明确了。他接受了列宁关于把全世界划分为人数众多的被压迫民族和少数压迫民族的观点，不再把世界上的国家分成“黄人”的国家和“白人”的国家，而是把他们分成“被压迫者”和“横暴者”两类。他认为，“将来的趋势，一定是无论那一个民族或那一个国家，只要是被压迫的或受委曲的，必联合一致，去抵抗强权。”［７２］孙中山明确表示，中国要与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去和横暴者作斗争。他在国民党“一大”通过宣言的大会上说：“对外的责任，要反抗帝国侵略主义，将世界受帝国主义所压迫人民，来联络一致，共同动作，互相扶助，将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都来解放”。［７３］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使他的反帝思想包含了如下的新内容： 一、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中国贫困落后的根源，是中国军阀混战、内乱不已、统一受梗的祸首。因此，要解决中国问题，反封建必须与反帝相结合。反对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 二、反对帝国主义必须首先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扫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势力，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国家； 三、为了使反帝斗争取得胜利，在国内必须接受共产党的帮助，依靠工农群众力量，在国际上联合社会主义的苏联和一切被压迫民族； 四、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势力。诚然，孙中山的反帝思想仍有它的局限性。他继续把帝国主义理解为只是一种向外扩张的侵略政策，即所谓“勤远路”。［７４］只要那个国家采取了这种政策，它就是帝国主义，就反对它，否则就又是另一回事了。因此，他往往在一个时期反对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国家，但同时又对另一些帝国主义国家抱着某种程度的幻想。在如何对待国内各种反帝力量的问题上，作为一个民族资产阶级革命家，他与劳动人民始终存在着一定的距离，不能充分信任和发动人民群众，首先是农民群众。因而，他在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就不可能是十分坚决、彻底的。这正是软弱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所具有的两面性在对待帝国主义问题上消极方面的表现。 国民党“一大”后，孙中山在全国革命群众运动的推动和中国共产党的直接帮助下，革命热情空前高涨，不仅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大大提高，而且在实际行动中同帝国主义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反帝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孙中山在多次演讲中全面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中国的种种手段，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他说：“我们国家的土地有这样大，矿藏有这样富，农产有这样多，为什么还弄到民穷财尽，人民日日受贫穷的困苦呢?最大的原因，是受外国经济压迫。”［７５］他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表面上虽是独立国，实际成了外国的殖民地”。［７６］在外交上，孙中山揭露了帝国主义列强企图在华盛顿会议上瓜分中国的阴谋，驳斥了当时帝国主义提出的所谓“共管”中国的论调。他说：“共管就是和从前瓜分一样的口调，中国到了被列强共管，就是亡国。”［７７］华盛顿会议“表面上为缩小军备问题，实质是为中国问题。……各国之处心积虑，必想出一个很完全的方法来亡中国”。［７８］ 孙中山对帝国主义认识的加深，还表现在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许多精辟分析和论述中。他驳斥了帝国主义辩护士所谓这次战争是主持正义的协约国去反对野蛮的同盟国的论调，他说：“这次大战争所以构成的原因：一是撒克逊民族和条顿民族互争海上的霸权。……二是各国争领土。”［７９］他认为，这次战争“是一国的帝国主义和别国的帝国主义相冲突的战争，不是野蛮和文明的战争，不是强权和公理的战争。所以战争的结果，仍是一个帝国主义打倒别国帝国主义，留下来的还是帝国主义”。［８０］在谈到战后帝国主义政策时，他特别揭穿了威尔逊所标榜的对世界各民族实行“民族自决”的欺骗性。他认为战后召开的巴黎和会“所定出的条件，最不公平。世界上的弱小民族，不但不能自决，不但不能自由，并且以后所受的压迫，比从前更要厉害”。［８１］他进一步认识到帝国主义向外侵略和压迫弱小民族的关系。 孙中山从维护国家主权、争取民族独立的正义立场出发，揭露和批判了帝国主义宣扬的“世界主义”的反动论调。世界主义者借口“民族主义的范围大狭隘”，鼓吹建立取消国家和民族界限的所谓“大家庭”。孙中山指出，世界主义是与被压迫民族的利益相对立的，其目的是要维护帝国主义对殖民地人民的奴役和统治地位，并为它的侵略政策作借口。他说：“世界上的国家(指各列强)，拿帝国主义把人征服了，要想保全他的特殊地位，做全世界的主人翁，便提倡世界主义，要全世界都服从。”［８２］孙中山一针见血地指出，世界主义“其实就是有强权无公理的主义”，［８３］“就是变相的帝国主义与变相的侵略主义”。［８４］”接受这种主义就意味着放弃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事业，就将是国家和民族的灭亡。 同世界主义倡导者们妄想称霸世界的野心完全相反，孙中山怀着崇高的革命感情，把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获得独立和解放，看作是中国人民对于世界的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他认为：“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８５］他进一步把支持被压迫民族同消灭帝国主义联系起来，他说：“我们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对于世界的列强要抵抗他”，中国“将来到了强盛时候，想到今日身受过了列强政治经济压迫的痛苦，将来弱小民族如果也受这种痛苦，我们便要把那些帝国主义来消灭”。［８６］这样，孙中山不仅继续保持和发扬了他一贯同情、支持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可贵精神，而且赋予了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内容，达到了新的思想高度。 1924年8月的商团叛乱，是帝国主义阴谋利用买办势力、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右派颠覆广州革命政府的一次反革命叛乱。英国政府不仅在幕后策划、操纵，而且直接派出军舰，威胁孙中山向商团妥协。孙中山对帝国主义政府支持反革命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明确宣告“从前有一时期，为努力推翻满清，今将开始一时期，为努力推翻帝国主义之干涉中国，扫除完成革命之历史的工作之最大障碍”。［８７］表达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决心和意志。孙中山依靠工农群众的支持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采取果断措施，迅速地平定了这次反革命叛乱。 孙中山的反帝思想，在平定商团叛乱中不仅经受了一次严重的考验，而且通过斗争实践，得到了锻炼和提高，更坚定了反帝斗争的决心。1924年冬，孙中山北上，沿途发表多次演说，高举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旗帜，号召全国人民为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开国民会议而斗争。他把反对帝国主义看作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首要条件。他说：“此刻在中国，只有帝国主义的力量，才是大过革命党。我们革命党要中国从此以后，不再发生军阀，国民能够自由来解决国事，中国永久是和平统一，根本上便是要使中国捣乱的帝国主义不能活动，便是要消灭在中国的帝国主义”。［８８］他在《北伐宣言》中指出，“反革命恶势力之所以存在，实由帝国主义卵翼之使然”。此次“北伐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８９］这是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提出的反帝纲领的贯彻，也是其反帝思想进一步发展的表现。 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群众对孙中山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给予了坚决的支持，使孙中山更深切地体会到人民群众在革命斗争中的巨大作用，进一步克服了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幻想和妥协。孙中山在《北上宣言》中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凡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者无不败；反之，与国民结合以速国民革命之进行者无不胜。今日之后，当划一国民革命之新时代，使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之现象，永绝迹于国内。其代之而兴之现象，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国民革命必于此时乃能告厥成功。”［９０］ 为什么要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呢?孙中山在另一次演说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这是因为“对于欧洲人(指西方帝国主义者)，只用仁义去感化他们，要请在亚洲的欧洲人，都是和平的退回我们的权利，那就像与虎谋皮，一定是做不到的。我们要完全收回我们的权利，便要诉诸武力”。［９１］也就是说，只有用武力与帝国主义作斗争，才能得到真正的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权利，被压迫人民进行的武装斗争，必须同反对帝国主义的目标紧密地联系起来。武力反帝思想是孙中山反帝思想的极其光辉的一页。 孙中山在北上途经日本的演说，热情赞扬亚洲各国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斗争，认为这种“脱离欧洲人(指西方帝国主义者)的束缚，不做欧洲的殖民地，要做亚洲的主人翁”的独立运动，“便是亚洲民族思想在最近进步的表示”。［９２］因此，他号召亚洲各国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奴役，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实现亚洲和世界的和平。 孙中山的反帝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强烈愿望和历史时代的要求。孙中山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能够在坚持革命斗争的实践中，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进步，勇于接受历史的教训，抛弃旧的认识，克服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和妥协，从而不断丰富和发展其反帝思想。孙中山临终前，北洋军阀段祺瑞的代表劝告孙中山说话不要大激烈，以免引起“列强交涉”。孙中山断然回答说：“假如不打倒帝国主义，我就不革命了。”［９３］这是何等鲜明而坚决的反帝立场。孙中山的反帝思想，达到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达到的高度。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孙中山和我们具有各不相同的宇宙观，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去观察和处理问题，但在20世纪二十年代，在怎样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问题上，却和我们达到了这样一个基本上一致的结论。”［９４］孙中山不愧为一个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为祖国的独立自由而斗争的英勇战士。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27页。 ［2］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恩全集》第三集，第53页。 ［3］《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9页。 ［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第98页。 ［5］《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第597—602页。 ［6］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97页。 ［7］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一集，第1072页。 ［8］《孙中山选集》上卷，第61—62页。 ［9］《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第)第98页。 ［10］《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4页。 ［11］《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81页。 ［12］《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5页。 ［13］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一集，下册，第1019页。 ［14］《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3页。 ［15］黄季陆编：《总理全集》中册，第8页。 ［16］同上，第6页。 ［17］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99页。 ［18］黄季陆编：《总理全集》中册，第11页。 ［19］《孙中山选集》上卷，第93页。 ［20］吴曼君编：《总理谈话集》，第5—6页。 ［21］《总理遗教》谈话，第11—13页。 ［22］吴曼君编：《总理谈话集》第37页。 ［23］同上，第7页。 ［24］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三集，第223页。 ［25］刘天囚：《中山先生在安庆烧鸦片烟的故事》，《人民日报》1955年10月28日。 ［26］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三集，第15—17页。 ［27］陆达节辑：《国父轶文集》第48页。 ［28］黄季陆编：《总理全集》下册，第63页。 ［29］邹鲁编：《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篇，第268页。 ［30］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三集，第271页。 ［31］同上，第264页。 ［32］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一集，第959页。 ［33］同上，第994页。 ［34］同上，第1007页。 ［35］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三集，第27页。 ［36］同上，第296页。 ［37］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二集，第191页。 ［38］同上，第190页。 ［39］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一集，第1030页。 ［40］《建国月刊》第十二卷，第六期，第9页。 ［41］宋庆龄：《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人民日报》1962年11月12日。 ［42］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第219—220页。 ［43］此段引文均见：《孙中山选集》上卷，第334—337页。 ［44］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二集，第191—192页。 ［45］《孙中山选集》上卷，第435页。 ［46］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二集，第188页。 ［47］《总理遗教》演讲，第38页。 ［48］《孙中山选集》上卷，第440页。 ［49］同上，第420页。 ［50］黄季陆编：《总理全集》中页，第28页。 ［51］同上，第35页。 ［52］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三集，第335页。 ［53］黄季陆编：《总理全集》中册，第38页。 ［54］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三集，第327页。 ［55］《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66页。 ［57］《向导》周报第三十一、三十二期，第233页。 ［58］《向导》周报第一期，第6页。 ［59］《向导》周报第八期，第64页。 ［60］《向导》周报第十八期，第142页。 ［61］《向导》周报第十九期，第150页。 ［62］《中国共产党五年来之政治主张》(油印本)第55—61页。 ［63］《孙中山选集》下卷，第533页。 ［64］《国父年谱初稿》下册，第632页。 ［65］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二集，第36页。 ［66］《广州大本营公报》1923年第41号，《广州公民大会要求大元帅孙中山收回关余的请愿文》。 ［67］《申报》1923年12月22日。 ［68］《孙中山选集》下卷，第521页。 ［69］同上，第525页。 ［70］同上，第526页。 ［71］同上，第528—529页。 ［72］同上，第597页。 ［73］同上，第533页。 ［74］［79］同上，第627页。 ［75］同上，第565页。 ［76］［78］同上，第641页。 ［77］同上，第565页。 ［80］同上，第630页 ［81］［84］同上，第629页。 ［82］同上，第622页。 ［83］同上，第637页。 ［85］同上，第659页。 ［86］同上，第659—660页。 ［87］同上，第871页。 ［88］同上，第902页。 ［89］同上，第873—874页。 ［90］同上，第882页。 ［91］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二集，第547页。 ［92］同上，第539—549页。 ［93］何香凝：《我的回忆》，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第47页。 ［94］《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7页。 （文章来源：《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一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