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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曾佑及其史学思想 作者：李洪岩 夏曾佑（1863—1924）是晚清思想史、史学史乃至文学史、政治启蒙史上的重要人物。梁启超在《亡友夏穗卿先生》(见《东方杂志》1924年第21卷第9—10期，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44上。参见《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2—43页。)一文中推许他“是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驱者”，是他“少年做学问最有力的一位导师”。窃不自揆，仅从史学史角度，对夏氏其人及史学思想作些分析与探讨，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一、关于夏曾佑其人 夏曾佑的一生，可以1898年戊戌变法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明显不同的政治活动时期。 戊戌变法前，夏曾佑是一位积极进取、充满热情、力求有所作为的先进人物。他早年就接触过《谈天》、《光论》、《声论》、《万国通鉴》等西方自然与社会科学的个别启蒙性译著，受其算学家的父亲以及杭州传教士影响甚深。从1894年到戊戌变法的四年，又是夏氏一生思想最为活跃、政治上最为进步、表现最为突出的时期。梁启超的记述，即集中在这一时期，基本可信。 在此期间，夏氏身处全国政治中心京津地区，与梁启超、谭嗣同、麦孟华诸人过从甚密，讨论学问，崇尚西学，批判旧学，思想亢奋，极尽狂猖之气，颇得风气之先。尤著名的，是他以史学家之眼光、今文经学之立场（但他不承认自己是公羊家），与梁、谭等人共同鼓吹“排荀”思潮(参见任访秋《晚清的“排荀”“批孔”与五四思想革命》，《信阳师院学报》1984年第1期；周祖怡《史学纂要》，正中书局1944年版，第102—103页。)，意在通过对先秦荀子的批判，清理整个中国学术史系统，打倒汉学，借古申今，为政治上的托古改制建造理论基础与依据，规划历史的未来走向。此时，他可称是一位学问家兼政治思想家。从他致■恕的信(见《复旦学报》1980年第1期。)来看，“排荀”思想的学术着眼点，在认定“有儒教以来，素王之道淆于兰陵，兰陵之道淆于新师，新师之道淆于伪学”。这个“学术见解”的政治要害，同康有为“两考”是一样的。尽管他与康有为的学术从入之途相异（“鄙人归狱兰陵，长素归狱新师”），但政治指向“实则无不同也”。当然，夏曾佑既缺乏康有为那种高瞩周览、磅礡盛大的理论魄力，更不具备康氏那种执著顽强的实践运作热情与能力；他当时总的思想状况与水平，诚如梁启超所说，只是“拿几部教会的译书当宝贝”，在“主观的冥想”中，蕴含着一种“似宗教非宗教、似哲学非哲学、似科学非科学、似文学非文学的奇怪而幼稚的理想”而已；并且他也甘于仅仅做“思想家”，至于具体实践操作，自认为是需要政治家去“上学下达”的，他可不愿去冒风险。但无论怎样说，他在思想领域的作为，是值得称道的。他此时的精神状态，仿佛正如林纾译书的前期，充满热情、专注、认真，一心想做政治家的精神教师或理论导师，至少具有一股试图变革时代观念的进取性。我们看他给汪康年的信，什么“为国家效命，知天之哲尽人之愚”(《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317页。)之类豪语，时而可见。只要他照这个路数不停地探索下去，是可以有大贡献的。可惜，他“艰苦的理论探索工作”在戊戌后基本上凋萎了。 因为局限在思想范围内做“艰苦的理论探索”，所以他把观念的变革看得特别重要。有学者说他是民智决定论者，确有道理。比如他阅读《西史揽要》一类译著后，认定若利用西学作为“开风气之资，虽学人未能遽至高深，而实事求是之学，有异空言，得尺则尺，得寸则寸，皆能有益也”(《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319页。)。就把思想启蒙放到了学术活动与政治变动的核心地位，压倒一切，指导一切，不惜积沙筑塔、跬步致远，以“慢慢来”的设想与手段去争取“快快到”的实际政治效果，确乎得思辨之精微，看到了“欲速则不达”的深意。这一“老谋深算”，与张元济、严复操术全同。但是，他同时忘掉了“时不我待”那句老话；思想的“深刻”自可依据“历史的讽刺”走向思想反面，从而不去顾及现实的飞速变动。可以说，夏曾佑日后政治上的保守落后，正由于思想之“深刻”。这样，就形成一个貌似机■（在现实）实则相成（在自己）的“知行怪圈”，即政治上的保守无碍思想的圆熟深刻，思想的圆熟深刻反而导致政治的保守落后；二者交互为用，各相统摄，以冰炭相憎的外在形式表现内在的胶漆相爱、笙磬和谐。这一“知行怪圈”是整个近代中国思想家们身上都多少具有的普遍性的奇特现象，也是我们理解夏氏平生作为的主体线索。它带给我们的启发与思考是深长的。 1896年，夏到天津“育才馆”任教师，与严复、王修植等创办进步报纸《国闻报》，并先与严复共同编辑《国闻汇编》(见《严复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1版第356页。)。该报曾被指责为专门宣传康教的康梁同党(《汪康年师友书札》，第781、787页。)，从侧面反映出夏此时思想的进步性。严译《天演论》、《原富》诸书，皆与夏氏反复商讨(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18页。)，无形中为夏氏公羊三世思想提供了进化论基础。他又精于佛典，与沈曾植、张尔田等人谈佛，朝夕不倦，故自号碎佛。而他谈佛同样具有政治目的，其与杨文会书谓：“近来国家之祸，实由全国人民不明宗教之理之故所致；非宗教之理大明，必不足以图治也。”(转引自蔡元培《50年来中国之哲学》，载高平叔编《蔡元培哲学论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但他最终并未遁入佛门，而是归入儒教。佛学或宗教，只是他规划政治蓝图的工具，一俟目的达到或破产，即不免登岸舍筏，所以他最终未成为佛学家。 正因为夏氏这期间的出色表现，所以颇得相知相识者称赏。蔡元培说他“学识通博过于章枚叔”(转引自吴稚晖《40年前之小故事》。)；吴士鉴说他学问“超远，足以开未有之途径”；汪大燮也承认他“落落才高，亦能为第一流事业者之选也”，是“太聪明高视阔步之人”(均见《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75、626、781、1344页。)等等。凡此诸类，均由于看透了夏氏学术的“致用”目的所致。 但是，戊戌变法流血失败，使夏氏“知行怪圈”中隐然存在的固有陷阱暴露出来。从此，他总体倾向上成为一位政治方面不断退步的落伍者，日益与社会脱节。本来，他与好朋友梁启超性格就存在很大差异。他“厌世的色彩很深”，梁则“凡事都有兴味”。他仅是一位思想家，梁则既是思想家又是实践家。因此，戊戌期间，他不但未卷入任何政党斗争，未受任何牵连，而且在梁启超出逃日本后，当上了安徽祁门知县。从此两人“各走各路，学风便不同了”。虽然他在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停止思考与探索，却不复有往日积极向上的热诚与狂态，开始安于当小官混日子。对康梁，也开始了痛骂，认为：“新党之病，往往嚣张而馁怯”，是谬种，他要以“平实壮往”矫之。对谭嗣同，虽作诗吊唁，骨子里实很不以为然，认为“变法须流血一语，与中国形势亦毫不切”，因为中国的现实早就由老祖宗规划好了。对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更是攻击不遗余力。而祁门的贫穷、风俗的落后、官吏的腐败，尤使他枯冷的心雪上加霜，陷入无奈的颓丧之中，深感“灭种已定，万不可救”，“益信民权平等之万不能行于支那”(均见《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374、1390—1391、1345、1356页。)。可以说，戊戌后，夏曾佑陷入了矛盾、徬徨、苦闷、消沉的灰色中，渐渐成为社会的“厌物”，与严复相比，确有某种相似之处。 1905年，夏曾佑被选中随五大臣赴日本考察宪政。次年6月回国后，发表一篇《刊印宪政初纲缘起》(见柴德赓等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竟然公开为清政府的假立宪张目。辛亥后，应蔡元培之邀，出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凡四年。其间与鲁迅虽有比较密切交往，但鲁迅后来认定他“阴鸷可畏”、“不厌其欲”、“不能志同道合”，便断绝了往来(见彭定安、马蹄疾《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鲁迅和夏穗卿》，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马相伯则从天主教的角度断言他是“说近妖者”(方豪编《马相伯先生文集》，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76种，第4122页。)。1913年8月15日，他同孔教会代表陈焕章、梁启超等人一起上书参众两院，请于宪法中明文规定孔教为国教，被宪法起草委员会多数否决(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77页。蔡元培曾说夏曾佑受严复影响，由保教而为)。其后便更加保守落后，以诗酒自娱，过着一种绝类离伦的生活，直到死去。 综上所述，夏曾佑一生确乎有过一段光辉历史，却没有随时代前进，最终成为时代落伍者。后人评价他时，多局限于梁启超的记述，但忽略了梁氏记述的三个局限。其一，梁氏记述是在夏死后六日内完成的，带有悼念文章的感情色彩；其二，梁氏记述集中在1894至1898年间，恰好是夏氏的光辉期，并不是对夏氏一生的全面评述；其三，梁氏本来就喜欢给人戴高帽子，此时名满天下，更是乐得如此。因此，我们在评价夏曾佑以至全部中国学术史时，应突破梁启超的影响，予以全面的重新审视。 二、夏曾佑的学术贡献及其评价 夏曾佑的学术贡献，主要有两大方面。 第一，关于夏曾佑的学术论文。 据王栻先生考证发表在《国闻报》的《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与《论八股存亡之关系》两文，均出夏氏之手。后者抨击古文经学，容后详论；前者洋洋万余言，被阿英《晚清小说史》誉为“阐明小说价值的第一篇文字”。实则也是近代以来阐明通俗史学社会价值的第一篇理论文字，连同1903年第8期《绣像小说》揭载的《小说原理》一起，是夏氏平生学术论作中最值得推崇的优秀作品，其理论价值远在《中国古代史》之上。但是，史学界对这两篇绝妙好文向来没给予起码的关注。相形之下，夏的纯史学论文却凝重板涩，创获无多。例如，1903年《新民丛报》连载《中国社会之原》，试图从政治、宗教、风俗三方面，探寻中国社会与历史的最终奥妙所在，却未得出任何有价值的结论。年末为严译《社会通诠》作序，继续申述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概括性见解，也没有展开。1904年，又在《东方杂志》创刊号发表《论中日分合之关系》，次年于2卷8期刊布《论变法必以历史为根本》，强调历史对现实的决定与制约作用，要求人们历史地看待现实问题，既有合理因素，也包含不恰当成分。他儿子说他“有遗文二百余篇，遗诗百余首”。但今天所能见到的却与其所言相左：有遗诗二百余首，文则罕见。这是探讨夏氏学术思想的最大困难所在。 第二，关于《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 不消说，该书是夏曾佑的代表作，尽管只是一部并未最终完成的半成品。1902年，夏应商务印书馆之约编写该书，恰逢他政治上的颓唐期。1904年，出版第一册。1906年，出版第二、三册。而这年又是他发表《刊印宪政初纲缘起》为假立宪进行辩护的时候。从这年到他去世，间隔18年，他完全有时间与精力写完该书，但并未续写。原因何在，不得而知。而这一奇特现象，差不多是全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很值得深究。这里，仅围绕该书提四点看法。 （一）该书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大的方面，它是当时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产物；小的方面，它是在一种前所未有的全新学术空气中出现的。这种学术空气反映在史学上面，至少包括三个领域，构成夏著的三大学术背景。 1．教科书形式史书的广泛涌现及流行。据《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教科书最早出现于1876年，由传教士倡导，其中即包括泰西历史。但这些教科书的详情，在二三十年代即已散佚难考。废除科举后，正式教科书遂应时出现，其中包括自编应用者、私人编辑者、书商发行者、由日本教科书直译者等形式。传教士的倡导与科举制之没落，是教科书出现并流传的两个直接原因。自清政府学部公布审查制度，除审查合格者外，又出现国家部编教科书。商务印书馆成立前，以文明书局出版教科书最多，广益书局等次之。1903年后，各学堂教科书则大多出于商务。夏著教科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有其历史必然性。 2．1902年以前，新式历史著作的广泛翻译和出版。夏氏编书前，已有不少新式外国史书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其中以日本传入者最多。据悉仅1901至1903年，中国人翻译出版的日本人著史地类书籍即达120余种(参见胡逢祥《20世纪初日本近代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学术月刊》1984年第9期。)。这种情形实可追溯到清代同文馆师生辑译的《各国史略》等史书(见《中国出版史料补编》第13页。)。在1903年前后出版的报刊中，常能看到大量书籍广告，其中历史类图书所占比重很大。这些迻译史书一般都采用章节体新体裁，对夏著影响甚大。例如夏书第一册第20节《六国对秦之政策》就参考了日人鸟居龙藏的著作，第三册第39节《两晋疆域沿革》则“从日本重野安绎《支那疆域沿革图》录出”。因此有学者指出夏书“在形式或体裁方面，实受日本东洋史编著者的影响”(《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第534—535页。)，确乎一针见血。而且，这期间中国学者（如王舟瑶、陈介石、屠寄、刘师培）也开始摸索编撰自己的新式史书，当夏著出齐三册时，柳诒徵增辑的《历代史略》已被清政府列为暂定中学教科书。因此笔者认为在强调夏著的创始性时，不能忽略其继承性。夏著是中国学者受日本史学影响探索编撰自己的中国通史时的产物。 3．902年至1906年史学领域理论研究涌现的新思潮和新动向。在中国近代史学史和史学理论发展过程中，1902年值得特别关注。这年涌现一批史学理论性文章，冒出一批启蒙性见解，呈现某种繁盛景象。尔后几年里，一直保持这种势头。前此，则未多见。梁启超自不必说，陈介石(参见李洪岩《论陈介石的史学思想》，《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4期。)、马叙伦、邓实、汪荣宝等人都有现代意义上的史学理论文字刊布。新旧杂糅，朦胧开化，趋向上却无一不在力图建设“新史学”。笔者认为在探讨夏著的地位与意义时，同样不能忽略这种背景，不然就很难看清夏氏学术品格及思想的恰当位置。 （二）夏著教科书的影响主要是在他去世后取得的，直接原因则有二，一是梁启超的鼓吹，二是由于当时有份量的、实用的、中国人编著的通史类史书的缺乏。这种缺乏情形，可从章太炎、柳诒徵等人的感叹中得到印证(见《章太炎的白话文·常识与教育》，泰东书局1921年版；《柳治徽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96页。)。因此，尽管不少学者都认为夏著存在各种不足，只是二三流著作，却也承认它的无从替代。所以，1933年商务印书馆重新出版该书，并更名为《中国古代史》，且由中学教科书升格为“大学丛书”中一种。1955年，三联书店据商务1935年第三版重新刊印，尔后便再未重印过。儿十年来，包括鲁迅在内，学者们对该书给予很高评价。当代有些学者推崇该书某些见解是“战国封建论说的初次猜测”，是“划分古代与近代历史的首次尝试”，“接触到母系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转变问题”(袁英光：《夏曾佑与中国古代史研究》，《上海师大学报》1979年第2期；朱维铮；《跋夏曾佑致宋恕函》，《复旦学报》1980年第1期。)等等，这种评价可能过高。 （三）关于夏著教科书采用章节体体裁问题。夏是否具有章节体的完整观念，大可怀疑。应当说，他具有的主要还是纪事本末体观念。教科书第三册第十节《前赵后赵之始末》中说：“五胡之事，至为复杂，故纪述最难。分国而言，则彼此不贯；编年为纪，则凌杂无绪。皆不适于讲堂之用。今略用纪事本末之例，而加以综核……”这不明说他用的是“纪事本末之例”吗？无独有偶，该书出版时的《东方杂志》广告也夸赞“其体裁则兼用编年、纪事二体”(《东方杂志》3卷7期，1905年7月。这条材料是俞旦初先生发现的。)。以夏氏与该刊的渊源关系，这广告词即使不出自他本人之手，当亦由他经眼过目。所以，说夏心目中的章节体就是纪事本末，自不是无端猜测。当然，不管他有无章节体的完整观念，都无害他实际采用此体的事实。夏氏见过章节体，前已明言。但笔者感兴趣的是观念形态，不是具体实践。实则，把章节体看作纪事本末，会使章节体流行更方便、更快捷，因而当时不少学者都这样看，清政府学部也予以承认。1903年京师大学堂刊行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所列史学门书籍已全是新式章节体，对史书体裁的不同主张也出现不少(例如章太炎、黄节主张纪传体，刘师培、许之衡主张章节体，谢无量主张文明史体，吴玉章到1949年还是主张编年体。等等。)。应当指出，采用或主张什么体，纯粹是个学术问题，也不能依据体裁来判定先进或落后。因此，对体裁即形式问题在近代史学史上的意义不能估价过高。 采用章节体，直接目的是满足“讲堂之用”，间接目的是满足社会需要，即他在该书《叙》中所说：“是必有一书焉，文简于古人而理富于往籍，其足以供社会之需乎。今兹此编，即本是指。”由于该书只完成五分之三，自给目的完全实现打了折扣，但大体上还是达到了目的。不过，他对章节的划分仍很粗疏，节与节之间的比例也不平衡，更很少在节的下面再划分出条目。 （四）在材料取材上，该书以二十四史为底本，纂辑其他古籍而成。凡参用参考书，一律注明出处，便于讲堂学生寻找治史途辙。但在资料消化剪裁方面，却殆同书抄，不如人意，没有转化为自家语言，前后文风不统一，受到一些学者批评。例如周容指出：“这部书的内容完全是纂录二十四史加以编制而成”(《史学通论》，开明书店1933年11月初版，第90—91页。)。蔡尚思认为该书“实多节录原文……使一部分不读古书的学生误认为自铸伟词”(《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序例》，棠棣出版社1950年10月初版。)。这种批评不无见地。对材料不能融化，还导致词气不畅，语言艰深、生涩。 为使叙述清晰简洁，夏特别重视图画和表格的作用。书中虽然并未收地理沿革图等辅助性图解，在理论上却意识到其重要性，说：“古地在今何处，已注于逐句之下。别附以沿革图，以期明白。惟各图限于篇幅，不能甚详。往往有郡无县。惟以今图证之，即可了了。”“历史必资图画，然中国古图画不传。后人所补作者，甲造乙难，迄无定论，是编一概不录”。关于“表”，他说：“列史年表，与人著述，有与史事关系极切而其物又无可删节者。皆全篇附入，以供博考。”但是，全篇收入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司马迁《十二诸侯年表》、《六国表》，颇伤冗缛，甚而蛇足，诚如钱穆所说：此三表“均多谬处”，夏氏对之全无校正，“直钞三表，聊充篇幅，最为无味”(公沙：《评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大公报·图书副刊》第20期，1934年3月31日；第23期，1934年4月21日。华东师大史学所陈勇博士提供。)。 三、夏曾佑的历史思想 夏曾佑并未发表过纯历史或史学的理论著作，为探讨其历史与史学思想增添许多困难。我们只能通过《中国历史教科书》与他的散篇论文予以综合。他的历史思想，主要包括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天演论与历史进化论思想。 夏曾佑比较早地接受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天演论观点和历史进化论思想，并运用它指导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他的这种思想主要是在严复影响下形成的。 在天津，他与严氏云萍偶遇而推为旷代相知，以衡宇相接，故尔针芥易亲，夜辄过谈，谈辄竟夜，自称“微言妙旨往往而遇”，并且决心“尽通其义，然后追想成书”。但虚愿未酬，殊为可惜。直到晚年，他还赞赏严复“一旦出数卷，万怪始大呈”。因此，在教科书开篇，他便提到达尔文的《种源论》，认为该说虽“本于考察当世之生物与地层之化石”，但“条分缕析，观其会通，而得物与物相嬗之故”。并认为此说可破除古代神造史观。《神农氏》一节则明确指出，凡文明之国，其进化历程必由渔猎社会而游牧而耕稼，社会得以前进，只是为时有迟速而已。这就既肯定了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性，又肯定了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在《三国末社会之变迁》中，他又明确肯定优胜劣败之理是世界公例。在分析具体历史问题，如游侠绝灭的原因时，他也总是试图说明“其中有天演之理存焉”。而且，他还进一步认为，不能依道德准则衡量历史进化现象，在《禹之政教》中明说：“至禹乃确立传位之定法。盖专制之权渐固，亦世运进步使然，无所谓德之隆替也。”实在难能可贵。 但是，夏的进化思想中也包含需要批评的成分。首先，他认为历史进化以思想学术为主因，其他历史因素只能尾随其后，忽视了社会经济基础的最终决定作用。例如《战国之变古》说：“古今人群进化之大例，必学说先开，而政治乃从其后……”。其次，他认为不是所有历史事物都进化，有些文化事物不但不进化，而且还退化。例如《文学源流》认为，《说文》所载名物多至九千，而近代通行的只有两千余名，说明今不若古，因为“学问愈密，则所用之名愈繁”，汉以后的中国学问是日退的。不消说，这个结论是荒唐的。再次，夏有时还流露出历史循环论思想。例如与宋恕书说：“天道循环，往而必返”。《文帝黄老之治》分析中国历史的太平与革命相互交替，实则在认为中国历史存在循环公例。 第二，历史功能和历史因果规律思想。 夏氏试图通过编著历史读本，“发明今日社会之原”，且进一步去预测未来。他说：“智莫大于知来。来何以能知？据往事以为推而已矣。故史学者，人所不可无之学也”(《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二册《凡例》，第一册《叙》。以下凡引此书，皆不出注。)。这反映出他对历史功能的看法与认识。 夏曾佑依据进化论理论，认为现实社会的发展变化无不具有历史原因。因此，找到历史原因，也就找到了现实变化的依据。换言之，今天的开花结果，无不缘于古人播撒的种子。这就肯定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揭示出研究历史的现实意义，也表达了他对历史与现实关系的看法。教科书《叙》说：“运会所遭，人事将变。目前所食之果，非一一于古人证其因，即无以知前途之夷险。”又在第二册《读本期历史之要旨》中说：“至于今日，天下之人，环而相见，各挟持其固有之文化，以相为上下。其为胜为负，岂尽今人之责哉，各食其古人之报而已矣。”因此，“以秦汉为因，以求今日之果，，中国之前途，当亦可一测识矣。” 这种见解当然大体合理，但推崇太过，事事溯源，也会生拉硬扯，并成为给现实中某些不合理现象进行辩护的历史根据，削弱人们变革现实的信心。例如《刊印宪政初纲缘起》就把中国未能尽早实行立宪制的责任推给历史，说什么“益其为物也大，则感动必迟；抑其建国也古，则守旧必笃。积笃与迟，则其立宪居万国之终，自然之理，无足怪者。”与汪康年书还说，中国是无教化之国，决不可行开化之事，“强而行之，不受大祸，亦有大累。惟相与为不开化之事，则实福可得，而恶名亦可免焉”(《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338页。)。他认为对现实的改造或变革，必须考虑本国历史文化背景，并作《论变法必以历史为根本》一文专门申论，无疑是正确的。但他依据对历史功能的认识来阻挠变革现实，则很有害。同时也说明，他政治上的保守确实具有比较深的思想根源。 夏曾佑承认存在客观历史规律。《论中日分合之关系》说：“天下有自然之势；非人力所可逃，往往经数千百年之久，神光离合，起伏万端，而其终也，仍归于此天然之局。此所以哀叹于天定之不可逃也。”所谓“天定”，是指自然规律。历史中也存在与天定相似的规律，即公例，他认为：“……历史，有一公例。”这种公例，乃由因果关系构成，故尔他在《中国社会之原》中说：“天下无无因之果”。 正因为夏氏相信历史因果联系的存在，所以在叙述或分析历史现象时总是去寻找深层原因。例如《孔子以前之宗教》叙列了许多“鬼神术数之事”，然后解释古人相信鬼神的原因在于对人类自身知觉及某些自然现象的不理解，议论颇为精彩。另外如《孔子之异闻》讲“诸说之由来”，《三家总论》解释老孔墨三家兴衰原因，都是依据历史因果联系的思想解释具体历史现象的实例。他的解释未必合理，但这种作法本身还是可取的。 第三，历史阶段性思想。 夏曾佑宏观把握历史发展脉搏和线索的能力非常强，历史抽象能力很高，比溺于琐碎考据，见树不见林的陋儒高明。这突出反映在他对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上面。教科书《凡例》说：“是编分我国从古至今之事为三大时代，又细分为七小时代。每时代中于其特别之事加详，而于普通之事从略。如言古代则详于神话，周则详于学派，秦则详于政术是也。”《古今世变之大概》详细讲述了他的历史阶段划分学说，即上古：（1）传疑期，开辟→周初；（2）化成期，周中叶至战国。中古：（3）极盛期，秦至三国；（4）中衰期，晋至隋；（5）复盛期，唐。近古：（6）退化期，五季宋元明：（7）更化期，清。如此高度概括的历史划分，使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和历史发展过程显得眉目清晰，便于把握。上古、中古、近古划分法，也突破了传统史学完全依照王朝体系划分历史的框架，说明夏氏试图整体把握历史走向，反映了他颇值得赞赏的史识。 在对某一阶段历史进行具体论述时，夏曾佑也常常对其进行更加细微的划分，将历史阶段性思想贯穿始终。例如《禹之政教》认为禹政乃古今一大界，《周之关系》将周人历史分为三期，《春秋制度之大概》列战国为古今大界，《与宋恕书》视先秦为一大关键，《秦之自出》以秦区别古今世界，《凉州诸将之乱》把三国视为时代转变枢纽，等等。划分阶段时，夏曾佑还比较重视某些专门领域的相对独立性，避免造成历史单一化。例如《晋南北朝隋之行政机关》提出古今行政机关的变化，与宗教、政治、学术、民风的发展并不协调一致，应给予另行划分；《三国末社会之变迁》又根据“士”这一特殊社会阶层的特点，对“士”的发展给予另外一种划分。这些都是夏著精粹所在。 第四，今文经学思想。 在夏氏著作中，今文经学思想非常明显。例如《孔子之六经》明说应“以今文学为是”。《儒家与方士之分离即道教之原始》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好学深思之士，大都皆信今文学，本编亦尊今文学。”但是，他明言他的经学见解不是经师的，而是史家的：“凡经义之变迁，皆以历史因果之理解之，不专在讲经也。”这自然要高经师们一筹了。 在分析具体历史问题时，夏曾佑也常常从今文经学立场出发，例如《周秦之际之学派》攻击刘向、刘歆父子等。当然，夏曾佑与今文经学大师康有为不同。这种不同，他在《与宋恕书》中曾明确说明。事实上，夏氏既无专门经学著作，亦无系统经学见解。他之所以“尊今文学”，是因为公羊三世诸学说与其历史进化论思想、历史阶段性思想具有某些类似点。 四、夏曾佑的史学思想 第一，关于历史对象的选择。 在选择什么样历史对象进行叙述的问题上，夏氏思想颇有特色。他并不对所有历史对象都不分轻重缓急地予以叙录，而是按照个人理解，有选择、有侧重地选择历史对象。教科书《凡例》曾说：“每时代中于其特别之事加详，而于普通之事从略。如言古代则详于神话，周则详于学派，秦则详于政术是也。余类推。”深入各时期内部，又各有轻重缓急，例如讲周人历史“皆先详其兴替治乱，而后讨论其宗教、典礼、政治、文艺诸事焉”。判断某历史事件是否“特别之事”的标准，既要看它在历史上的实际作用，更要看它对“今日社会”的影响，例如黄帝蚩尤之役，乃我国民族竞争之发端，亦即“吾今日社会之所以建立”，故特别加以详述。 《论变法必以历史为根本》提出，地理、生计、风俗、宗教是国家政治的基础。在这四者中，宗教尤其重要。《战国之变古》说：“宗教之改革，此为社会进化之起原，即老孔墨三大宗是也。”宗教问题常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教和种的关系，二是宗教与外族逼处的关系。关于教和种的关系，二者总是相辅相成，甲定则乙定，反之亦然；而宗教与外族逼处的关系，又总是构成国家成立之根本。夏氏著书，即力求阐明外族逼处与宗教熏染的关系，进而上探国家成立之本。不过，他所谓“宗教”或“教”的涵义非常宽泛。不仅基督教、佛教是教，而且儒墨道以及某些原始信仰等“关乎社会者”，都是“教”，中间夹杂着一部分学术、风俗、教育方面而又与种族相关的内容，他统统“每于有大变化时详述之，不随朝而举也”。 种族问题总是与历史上的少数民族相关，所以夏氏对这些少数民族非常重视，视为一项重要历史对象。教科书第二册《凡例》曾将该册纲要分为三端，其中第二端就是“关乎外国者，如匈奴、西域、西羌之类。事无大小，凡有交涉，皆举其略，所以代表”。与此相应，对边疆地理也给予很大关注。对历史上汉族和少数民族关系及边疆史地的重视，诚为夏著一个值得肯定的特点。 政治作为地理、生计、风俗、宗教结出的果实，很自然地被夏氏视为一项重要历史内容。所谓政治，是指“关乎皇室者，如宫廷之变、群雄之战”，也包括农民起义，他一律视为“贼”。例如将两汉历史归结为宦官、外戚、方士、经生四类人的相起仆，对两晋南北朝史大写贾后之乱、八王之乱、王敦之乱。对封建统治者的荒淫残暴，也时予揭露和抨击，例如《战国之变古》说：“战国之刑，不得谓之国律，皆独夫民贼逞臆为之者耳。”《秦于中国之关系》又说：“夫专制者，所以为富贵，而其极，必并贫贱而不可得。赢氏可为列朝皇室之鉴戒矣。”相对来说，他对经济、文化、科技等历史对象则很少着墨或根本不提。如两汉，既不讲司马迁、班固史学，也不讲汉赋文学，更不必说张衡的科技成就了，这说明夏氏在选择历史对象时，受传统的政治史观支配。 在《刊印宪政初纲缘起》中，夏氏曾说中国历史所书，只是一家之兴替，而无民族全体之史。这似乎表明他反对传统政治史观。实际上，他著作中流露更多的是浓重的政治史观、英雄史观；表现在选择历史对象上，就是对政治、对英雄予以重写。例如《武帝儒术之治》说汉高祖只是汉朝一家之皇帝，秦皇、汉武则是中国二十四朝的皇帝。又如在第三册开篇，竟把中国历史归结为孔子、秦始皇、汉武帝三人的历史，《景帝名法之治》更是对秦皇、汉武的“历史决定作用”予以大书特书。这些都不足取，与当时梁启超、陈介石等人写民史的思想形成耐人寻味的对照。 第二，关于历史对象的认识。 历史认识的特点决定于历史对象的特点。《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提到历史对象的特点说：“古人死矣，古之人与其不可传者俱死矣。色不接于目，声不接于耳，衣裳杖履不接于吾手足。”就是说，历史对象的特点与性质，在于它的一去不复返和不可重复，认识者无法面对认识对象。 那么，通过什么去认识历史、历史又依靠什么流传下来呢？他说：“然则何以知有古之人？古之人则未有文字之前赖语言，既有文字之后赖文字矣。举古人之事，载之文字，谓之书。”就是说，古人依靠由语言文字构成的“书”流传下来，因而认识者必须以“书”作中介去认识古人。《中国社会之原》进一步申论：“昆仑之东……此神皋奥区者，其出海面之年，其动植物之迹，其种人之兴替，地学未明，金石未出，不能明也。今之所恃以考古者，惟书存耳。”就是说，作为历史认识中介，不仅有“书”，而且，还有“地学”、“金石”等手段。 但是，其一，“书”有不同种类，例如书之纪人事者谓之史；书之纪人事而不必果有此事者，谓之稗史，“此二者，并纪事之书”。其二，“书”的真实性常常不可靠，因为“古人之书，以笔点漆，则迻写难；简策繁重，则护藏难；篆隶变更，则传信难；焚坑迭起，则求备难”。从记载上看：“神州建国既古，往事较繁。自秦以前，其纪载也多歧；自秦以后，其纪载也多仍。歧者无以折衷，仍者不可择别。况史本王官，载笔所及，例止王事。而街谈巷语之所造，属之稗官，正史缺焉。治史之难，于此见矣。”总之，“古人多设想之词，未可据以为实也。”“由不可恃之物，而欲求可信之理，难矣。”这种困难随着社会发展而增加，他感慨说：“然此犹为往日之言也。洎乎今日，学科日侈，目不暇给。既无日力以读全史，而运会所遭，人事将变，目前所食之果，非一一于古人证其因，即无以知前途之夷险。又不能不亟读史。若是者将奈之何哉。 认识对象不能直接接触，认识中介不完全可靠，认识主体原有局限，历史认识真是难上加难。那么，是否无法达到对历史真实的正确认识呢？夏氏认为不是。他说：“虽然，此犹用差器以测天，仍可得不差之数。事在人为而已。”“人为”的具体途径，可抽绎出两条：其一、读史之人应力求进入历史情境中去。《历史之益》说：“夫读史之人，必悉其史中所陈，引归身受，而后读史乃有益。其大概如此。”在与历史情境的视界溶化中，认识主体的介入是积极的，所谓“有令人悲喜无端、俯仰自失者”。如此，才能与历史建立起对话关系，达到“读上古之史，则见至高深之理想、至完密之政治、至纯粹之伦理”之类效果。其二、要有存疑态度。《夏传疑之事》说：“既不得明证，存疑可也。”这种态度是科学的。 对那些不能明确确定的历史时期、历史事件等等，夏氏一律采取既不信其有、亦不信其无的存疑态度，符合历史认识的科学要求。例如他称“开辟至周初”的历史为“传疑之期”，因为“此期之事，并无信史，均从群经与诸子中见之。往往寓言实事，两不可分”。《上古神话》则采取将各家记载客观罗列予以评说的作法，指出读者只须姑妄听之。但由于荒诞记载中包含真实成分，故须运用有效方法予以鉴别，将神话与信史区分开来。对此，他在《神话之原因》中以炎黄为例特加说明，这就把科学的存疑态度与完全不信古书的怀疑主义区别开来了。 第三，关于历史研究方法。 夏曾佑主要运用过如下几种比较有特色的方法。其一，地理学方法，即根据地理形势作出历史判断。例如《炎黄之际中国形势》，依据山川形势分析人群的迁徙定居，《黄帝蚩尤之战》依据洲渚林薮与平原大陆的差异，分析南北文化的不同，等等。 其二，类比方法，即在叙述过程中将中国史事与西方史事相映照、相类比，从而得到一个有启发性的见解或提出问题。例如《女娲氏》说巴比伦神话也有黄土抟人故事；《尧舜之政教》说禅让制是古代贵族政体，“近世欧洲诸国曾多有行之者”；《黄帝蚩尤之战》说蚩尤立号炎帝与日耳曼人称该撒相仿；《黄帝之政教》末尾说黄帝对炎帝部落采用的刑法如同近代欧人之驭殖民地土人；《禹之政教》说巴比伦古书、希伯来创世纪，云南猓猓古书，都有洪水故事；《周之关系》把周比于希腊；《周秦之际之学派》又把诸子百家比于欧洲希腊学派。这些类比，虽不无附会、套解之迹，但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原则上无可非议。 其三，运用新理论、新知识解释古老历史现象。例如《包犠氏》运用进化论及西人拉克伯里（Laconperie）的著作分析包犧一词的历史意义，给予社会学的解释。这也是一种研究方法。当然，在夏氏那里，新知与旧知混杂、相互生搬硬套的现象是很多的，这是我国晚清民初学界吸收西学新知时存在的普遍现象。 第四，关于史书接受特点的思想(这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应通过西方后结构主义文艺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嫁接来解读，这里不可能展开论述。参见《钱锺书研究》第1辑所载拙文。)。 夏氏认为，历史著作在读者阅读、接受乃至消费过程中，存在“易传”和“不易传’两种情形。通过对史书流传情况的考察，不仅可看出史书产生社会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而且间接反映史书本身的构成特征以及大众的一般性阅读心理。那么什么样的著作易或不易流传呢？夏在《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中作了说明。 夏曾佑说，纪事之书的“传人”功能最强。但同为纪事之书，其所以传之易或不易的原因，则是多方面的。其一，书中所用语言文字，必须是一个国家或民族通用的大众语言；其二，应力求接近口语；其三，语言应力求详尽，节省读者脑力；其四，应多叙述人类日常生活中熟悉的事情或事物。具备了这四条，纪事之书的流传就容易，反之则否。 不过，这四点还只是从“书”的角度立论。实际上，他还提到第五点，将立论角度由文本转向读者，即从接受者、阅读者的消费心理来反观史书，认为符合读者心理的虚事易传，违反读者心理的实事不易传。这里提出史书应当考虑读者的接受心理，自是高论。但他把“虚事”、“实事”作为区别易传或不易传的准则，就说不过去了。实则，二者并不必然相等。 有了以上五大区别，夏氏得出结论：“据此观之，其具五不易传之故者，国史是矣，今所称之《二十四史》俱是也；其具五易传之故者，稗官小说是矣，所谓《三国演义》《水浒传》《长生殿》《西厢》《四梦》之类是也。”即是说，艺术作品比科学史书容易流传。不过，他不是说过“小说家即史之别体”吗？因此，这种易传与否的区别，与其说是史学与艺术两大门类的对垒，毋宁说是史学内部不同分支的差异。历史学要想充分发挥社会效益，就应当先充分利用“易传”功能，他说：“有人身所作之史，有人心所构之史，而今日人心之营构，即为他日人身之制作，则小说者又为正史之根矣。若因其虚而薄之，则古之号为经史者，岂尽实哉。”这就为史学艺术功能寻到客观依据。 总之，夏曾佑在史书接受问题上的思想非常可贵。他论述的见解，不仅时间最早，而且独树一帜，以当代西方显学接受美学解读之尤能见其理论价值。从表面看，他的见解还很素朴，但从本质上看却很深刻，洞悉到一个重大史学理论问题。他提出此问题的动机，在于救亡图存，开发民智，利用史学的通俗形式教育民众，这同梁启超尔后对小说的提倡动机完全一致。 （文章来源：《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