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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浸会大学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 作者：李金强 19世纪西方传教士东来宣教，并借兴办教育作为宣教的手段，由是促成教会教育的勃兴及发展。及至1900庚子拳变发生，由于国人群起反教，在华传教士深受刺激，重新检讨宣教策略，均认为未来宣教方向，宜以发展教育、医疗、文字、慈惠等增进社会褔祉的事工为主，藉此促进褔音的普传。[1] 时值晚清十年（1901－1911），清政府推行新政改革，谋求将西方体制，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及教育移植中土，藉此维系清室的统治，促成国家体制的现代化。[2] 教会即在此一背景下，起而发展高等教育，终于促成20世纪上半叶基督教高等教育的发展，导致教会大学的相继出现。其中较著者共十三间，包括燕京大学、齐鲁大学（华北区）、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之江大学（华东区）、华中大学（华中区）、褔建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岭南大学（华南区）、华西协合大学（华西区），并于纽约组成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简称联董）（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负责协调各校之教学协作及筹款事宜。 [3] 及至1952年，由于新中国建立，重整高等院校，终止教会大学 <p.278> 的办学，遂转移至香港、台湾继续兴办。[4] 其中上海沪江大学，乃由美国南、北浸信会于1900年所创设的高等教育机构。尤以商科及持续教育著称。[5] 至此，沪江大学部分教授亦因国变而南移香港，适值香港浸信会人士鉴于本地高中毕业生升学需求的殷切，计划在港发展高等教育。[6] 遂由香港浸信会联会、美南浸信会、沪江大学刘光升等教授，共同努力推动下，遂于1956年，创设香港浸会学院。[7] 新成立的浸会学院，为一所属灵的高等教育机构，除智力训练外，尤重基督教的灵性训练；故首任校长林子丰（1892－1971）强调创校目的在于注重基督教信仰之教育，以及负有“保存国粹和中西文化沟通”之承担[8] ， 此一创校目标，亦可由一度任教学院的著名基督教学者谢扶雅（1892－1991）所撰的校歌歌词“中西结合、昌明学术……基督荣名孔扬”三句中表露无遗。 [9] <p.279> 其中值得注意者为浸会学院成校之初，由于沪江大学部分成员的参予，其办学宗旨与特色，每多与沪江大学有所吻合，此点无疑促成同属美国浸信会的浸会学院与前此之沪江大学，具有一定传承的关系。[10] 故浸会大学即在上述创校理念，以及民国教会大学薪火相传下，逐渐开拓其基督教学术研究的路向，其中属于中西文化交流此一范畴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日见发展，至九十年代，更见蓬勃，殊值探讨。故本文即就此分别以背景、酝酿、发展三方面，进行论述。 一、 背景 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始于民国时期。其中尤以教会大学任教而具有基督教信仰的学者，贡献最多，首开典范。20世纪中国，在外力持续侵迫下，促成民族主义及排外运动的发展，于二十年代，遂再次触发反教──非基运动。此一运动乃由其时城市知识群体起而以文字反教，并提出收回教会办学权，此即收回教育权运动；由此影响国民政府于1927年规定教会大学必须向政府注册立案，校名须冠以“私立”二字，校长由华人出任，校董会华人成员过半，宗教课程选修，宗教活动自由参加，并须加强中国文史教育等新措施；因而促成教会大学的日趋“中国化”与“世俗化”，而中国文史教学与研究由此日受重视。[11] 教会大学遂出现国学研究热潮。[12] 即在此一教育与学术变革的背景下，教会大学遂日渐涌现一批著名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学者，包括任教于燕京及辅仁大学的陈垣（1880－1971）、洪业（1893－1980）、张星烺（1884－1951）及先后任教于褔建协和大学及沪江大学的王治心（1881－1968）。上述学者分别以唐代景教、元代也里可温教、明清耶稣会士等课题，撰写了一系列重要专题论文；进而撰写 <p.280> 通史著述，从而掀起中国基督教史断代专题及通史编写的研究动向，[13] 而其中必须一提者为任教于沪江大学的王治心。 王氏出身前清贡生，原属监理会信徒，娶妻周彩霞（1893－1976），为其时宁波浸信会会友。王氏早年先后主编《兴华报》及《文社月刊》两份著名基督教刊物；并于金陵神学院及褔建协和大学任教；至1934年，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力邀至沪大出任国文系主任；任教期间，出版《中国基督教史纲》一书。该书以护教及本色化立场，撰写基督教入华传教史，起自先秦，下迄三十年代；并肯定基督教入华后对中国社会与文化之贡献。亦为国人撰写第一部较具系统的中国基督教通史，自具典范，深受教会及学术界关注。[14] 其时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尚有着眼于宗派差会入华宣教的历史著作，多由所属宗派教牧从事撰述，藉以见证其入华宣教的业绩，加强对本身教会的认同。就此而论，始见于礼贤会王元深的《圣道东来考》（1899），及监理会谢洪 的《中国耶稣教小史》（1918），均以宗派差会入华宣教为主线。[15] 而浸信会教牧、信徒亦关注本会来华的宣教历史，秉承美南浸信会重视会史研究的传统。[16] 美国浸信会自1835年差派叔末士（J. Lewis Shuck，1812－1863）来华宣教后，浸 <p.281> 信会在华宣教事业，日渐茁壮，至1936年浸会来华宣教百年志庆时，始由女传教士吴立乐（Lila Watson）撰写《浸会在华布道百年史》（上海：中华浸会书局，1936），其后南移香港宣教，就职浸信会出版社，再撰《香港基督教育的先驱》（1955）。前书缕述美国、英国、瑞典浸信会来华宣教百年的成果；后书则记述叔末士师母何显理（Henrietta Hall，1817－1844）及香港坚道浸信会女会佐王汤宠灵（1883－1952）二人生平及对香港教育的贡献。 [17] 该会两广名牧刘粤声（1893－1960），先后出任广州东山浸信会及坚道浸信会会牧，并编刊《美洲华侨教会》（1933），《两广浸信会史略》（1934）、《广州基督教概况》（1937）、《香港基督教会史》（1941），不但见证华人信徒在海内外宣教的业绩，并为华南、香港及北美华人浸信会及众教会的教会事工留下珍贵史科，从而有助近代香港及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开展。[18] 至六十年代，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其后于香港尖沙咀任职会牧的徐松石牧师（1900－ ），原以研究粤江流域民族史及华人发现美洲而著称，[19] 起而提议续编华人浸信会传道史，前后两年收集资料及稿件，终于1971年出版《华人浸信会史录》五辑，其内容分别为：第一辑，大陆地区浸信会的发展（1936－1950）；第二辑，港、澳浸信会史；第三辑，台湾各浸信会录；第四辑，海外华人各浸信会录；第五辑，浸信会先圣传记录，为传教士与华人教牧、信徒合传。该书为研究20世纪前后海内外华人浸信会史提供不少新资料。[20] <p.282> 最后，尚须注意坚道浸信会另一会牧黄日强牧师，于1972年至美进修，就读美南浸会神学院，完成其博士论文──The History of Baptist Missions in Hong Kong。该文以坚道浸信会的立会（1901）、传道及差传事工作为主线，说明期间浸信会在香港、澳门、台湾、华南及海外等地区的宣教事业，为研究香港浸信会史的第一本学术著作。 [21] 上述沪江及其它教会大学学者、浸信会教牧等对于中国基督教史及浸信会在华传教史的研究及著述，无疑为本校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提供了示例及进一步研究的契机。以下论述本校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酝酿及其发展。 二、 酝酿（1978－1993） 浸会大学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始起于历史系的教师，历史系于1978年从史地系分出，独立成系。首任历史系主任章群（1925－2000），为唐史专家，于其《唐史》一书，已经略及景教的由来。[22] 翌年离职至香港大学中文系任教，遂由刘家驹（1932－1987）出任系主任，刘氏研究东南亚华人史，着有《菲律宾菲化运动的研究》（香港：学津书店，1983）一书，并擅长撰写时论，以“刘健”笔名，于本港报章、杂志，多所发表，著称于文化界。刘氏早年归信天主教，曾于华南总修院主修哲学，稍后曾任玛利诺会传道员；至浸会任职时，亦在香港圣神修院神哲学院讲授中国哲学，故与本港天主教界 <p.283> 关系密切。刘氏由是注意天主教入华史事，[23] 先后撰文讨论明末清初耶稣会士来华，由于礼仪之争，各会系学派教士起而翻译中国典籍，导致中、西文化交流；此外，透过民国时期教廷驻华代表刚恒毅主教（Celso Costantini，1876－1950）的回忆录，探讨其在华时期（1922－1933），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及中、梵外交关系发展的事功，又研究刚恒毅主教对于孙中山思想的观察，[24] 首开本地学者对于20世纪上半叶天主教在华发展史的研究。 至1985年，由杨意龙（1949－1996）出任历史系系主任，杨氏为旅美近代史著名华裔学者刘广京的门生，刘氏早年协助其师费正清（John K. Fairbank，1907－1991）推动美国传教士研究，为六十至七十年代美国推动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首批学者，指导杨氏研究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的博士论文，并于稍后成书出版，此即Confucianism and Christianity: The First Encounter（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83）一书。[25] 该书主要讨论耶稣会士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1506－1552）及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2）来华施行耶儒调适的宣教策略；又如何吸纳士大夫阶层徐光启（1562－1633）等的归信；然由于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士大夫阶层，均视天主教为异端，起而反教，并以反教者沉及杨光先为个案，进行研究；最后以康熙禁教作为第一阶段中西文化相遇的结束。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称许该书为首以耶稣会士在华宣教所发生的事件进行探析，纠正了过 <p.284> 去偏重西方观点的新研究。[26] 与此同时，笔者亦于历史系任教，开始注意近代中国基督新教入华史的研究。笔者早年就读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时，受教于王尔敏、吕实强二师。王、吕二人主持编纂总理衙门的“教务教案档”，始行注意基督教在华的发展史事，日后由吕氏完成此项工作，并利用该档撰写《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一书，成为著称的教案史专家。[27] 其间又参加林治平发起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小组，始对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产生兴趣。至八十年代初，由于研究清季褔州革命运动，发现褔州革命党人黄乃裳（1849－1924）乃出身于美以美会（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的传道，始起以区域研究角度，探讨美以美会至褔州宣教的历程，以及黄乃裳从教，最终转变成为爱国基督徒的因由。[28] 从而注意近代中国基督教区域教会及华人信徒之研究。 就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研究而言，传教士研究最为学界所关注。时美南差会派遣教育传教士史百川（J. Barton Starr），于1983年至本系任教美国史，史氏继而对第一位来华伦敦传道会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的生平产生研究兴趣；并于1989年开始“马礼逊研究计划”，取得教会及大学的研究资助，从事马礼逊文献的搜集，先后至英美各大学图书馆、档案室搜集相关文献，并计划出版6册马礼逊文献集及撰写传记，直至1993年开始整理及誊抄部份马氏手稿。[29] <p.285> 此外，本校宗哲系于1987年始聘费乐仁（Lauren Pfister）任教，费氏早年从事传道工作，日后于夏威夷大学攻读博士，师事成中英，以比较哲学研究大同思想。至宗哲系任教后，始对伦敦传道会另一位早期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1814－1897）产生研究兴趣，以神学及历史角度开始研究理雅各之生平及其翻译学术事业，于1988至1993年间，先后发表五篇论文。[30] 至此，香港浸会大学以历史系教师为主的研究队伍，开始了明清耶稣会士研究，天主教及基督教的主教、传教士，包括刚恒毅、马礼逊及理雅各等生平与事功的研究，并开拓近代中国基督教区域及华人信徒研究的新方向，然而上述，刘、杨、李、Barton及Lauren等人的研究工作，均各自为政，自行探索，自辟蹊径，分别为本校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从事播种的工作，是为酝酿阶段。 三、 发展（1994－2001） 踏入九十年代，为本校创设以来的飞跃发展阶段。随着香港人口的增长，以及1979年度9年免费教育的推行，香港专上教育面临学额扩充的需要。[31] 事实上，香港政府自八十年代初已经预见此一情况，决定对专上教育进行检讨。于1981年，首先邀请英国学历审查局（CNAA）对本校院系学术水平进行评审，评审报告认为本校已经符合大学水平，所缺者唯独资源而已。故1983年，本校被邀加入“大学及理工教育资助委员会”（UPGC），接受政府完全资助，使本校 <p.286> 的发展出现新契机。随即相继开设各科系的学位课程；1988年历史系获得开办文学士课程；翌年与地理系、社会系、经济系合作开办中国研究社会科学学士课程。而更重要则为1994年香港政府立例通过浸会、理工及城市三学院升格为大学，本校从此正名为“香港浸会大学”。随之而来则为高级学位课程的开办，而历史系亦于1995年后相继开办硕士及博士学位课程。[32] 而本校始由教学为本转为教学与研究双轨并重的新发展。至此中国基督史研究亦随之进入新阶段，迅速发展，其中值得注意者共有四方面。 其一，教学课程与近代中国基督史讲座的开设。自1988年历史系开办文学士课程后，并设有“近代中国传教史”一科。直至1993年始由笔者任教，该科乃以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作为教科书。而课程大纲，包括基督宗教入华传教背景；西方差会、传教士来华宣教及建立教会；20世纪华人教会的创建；基督教入华的功过及其展望。为求推动系内员生对于此一专史的兴趣，并开设“近代中国基督教史讲座”，邀请海内外学者、教牧、信徒至系中演讲。自1994年至今已累积20讲以上，讲者包括国内之章开沅、顾卫民、陶飞亚、徐以骅、孙尚扬、史静寰、王立诚、韩琦；台湾之林治平、查时杰；美国之Winston Crawley、Daniel Bays、Jane Kate Leonard；本港之梁元生、李志刚、朱心然、梁寿华、谢吴道洁、刘少康及Lauren Pfister等。本系员生由是对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兴趣，日见增长而渐成风气。 其二，“基督教在华发展史文献部”的成立。随着本系对于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风气日开之际。1996年，Barton Starr由于进行“马礼逊研究计划”，于本系设立“马礼逊研究室”，除收集马礼逊书信手稿外，亦不断收集19至20世纪基督教来华报刊及差会档案的 <p.287> 显微胶卷，数量日增。Barton遂联同笔者、黄文江及宗哲系Lauren Pfister发起成立文献部，并获校方同意，将文献部设于大学图书馆内，由图书馆拨出部份经费，购买相关书刊。并成立委员会，成员包括上述开设文献部的四位建议者，大学图书馆长及文献部主管，负责拟定发展方针，是为“基督教在华发展史文献部”的成立。委员会首任主席为Barton Starr（1996－1999），现由笔者出任第二任主席（1999－ ）。其间Barton对于文献部开创，厥功至伟，并取得美国鲁斯基金会（Henry Luce Foundation）赠款12万元美金，购买器材及文献资料。又获本港浸信会出版社，研究香港基督教史著名学者施其乐（Carl T. Smith）及出身传教士的著名社会活动家叶锡恩（Elsie Tu）等捐赠所藏资料、私人文件、手稿、书籍，使文献部得以充实及顺利发展，收藏日丰。现时文献部共收藏中英书籍、期刊3,400多册；显微胶片20,000多件；显微胶卷824卷；以及若干手稿、书函原件、幻灯、相片；及其它相关资料，成为本港研究中国基督教史重要之资料中心，日渐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关注。然文献部收藏资料方针，已由西方差会档案及传教士资料转而着重香港华人教会、教牧及信徒相关文献。[33] 其三，学术研讨会召开及期刊的出版。随着本校教师对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日渐关注，而成果亦陆续产生，遂盼与海内外同行切磋与交流。1996年，本校遂与美国贝勒大学（Baylor University）、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Ricci Institute for Chinese-Western Cultural History）、鲁斯基金会合作召开“中国基督教发展史学术研讨会”，邀约中外学者22位发表论文，其中尤以明清天主教史研究最多，海内外教会人士及学者，闻风而至者众多，堪称盛会。 <p.288> 至1998年3月28日，历史系开始主办“第一届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研讨会”，邀约两岸三地学者共13位，出席及宣读论文，并由本地学者夏其龙、庞君华、邢褔增、黄文江分别报告天主教档案处、基督教与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建道神学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浸会大学基督教在华发展史文献部等之资料收藏情况，藉此庆祝本系《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研究集刊》的创刊。 至2001年初，再由历史系与建道神学院合办“第二届近代中国基督史研讨会”，并以“近代中国的基督教宗派”为主题，邀约中、港、台、日本及美国学者共31位出席，发表论文，其中以香港基督教史研究论文，最为突出。 近代中国基督史研究，日见蔚然盛风，而专业学报的创办，时机已然成熟。[34] 故在历史系毕业校友陈继强及联董的支持下，由笔者主编的《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研究集刊》，终于1998年创刊，至今共出版两期，第三期正在印刷中。第一期为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专号，第二期为教会大学及华人信徒专号，第三期则为传教士专号。 由此可见，本校关于中国基督教史的学术活动，日益增多，而其研究成果亦随之而至。 其四，研究成果与出版。至九十年代历史系师生的研究与出版，持续增长；而外系教师亦继续此一领域的研究。综观其间有关的研究，皆以19世纪以降基督宗教来华宣教及其活动为主。而其出版则为中英双语，而以专题论文为主，现择其较具代表性者说明之。 就历史系而言，堪称师生齐头并进，努力研究。其中Barton继续 <p.289>“马礼逊研究计划”，并首撰马礼逊之子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1814－1843）的生平，探讨此位少为学界注意的传教士孩子（Miskid）在中英鸦片战争前后的活动。[35] 而笔者亦在大学研究基金资助下，继续黄乃裳的研究，以基督教改革者及革命者探讨黄乃裳与清季改革及革命运动的关系。[36] 并于1998年开始“香港浸信教会百年史”的研究计划，以中国教会自立运动的研究角度，探讨此间具有“香港浸信会之母”美誉教会的百年经历。[37] 本系毕业生黄文江于中文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回系任教，增强本系此一方面的实力。黄氏自始即以西方传教士为其研究方向，其硕、博士论文乃透过中西文化交流角度，研究伦敦传道会传教士汉学家（Missionary-turned-Sinologue）理雅各及欧德理（Ernest John Eitel，1838－1905）二人的生平及学术事功；[38] 近日更进而从翻译者角色重新视察传教士李提摩太与清季改革运动之关系。[39] 而同系朱 <p.290> 益宜，亦开始关注香港天主教玛利诺修女来华宣教的事工，发表初步研究成果，并计划撰写专书。[40] 随着九十年代浸会大学学位化的发展，Barton及笔者分别指导本系学生从事学士及硕士论文撰写。其中有关此一专史的研究，成果不断累积，自成一帜。就研究生而言，Barton一共指导了4位研究生，以英文撰写与传教士相关的硕士论文，包括彭淑敏研究广州第一间女子学院──夏葛女子医学院（Hackett Medical College）；张美娥研究美部会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 Brigeman）、朱耀光研究伦敦传道会米怜牧师（William Milne）及恒河外方差会；梁颂恩研究马礼逊之子──马儒翰；并指导3篇关于马礼逊、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or）及梁发的学士论文（参附录）。 至于笔者指导两篇以中文撰写有关近代中国基督教区域研究的硕士论文。分别为姜嘉荣对清季闽南自立教会研究、汤泳诗对于香港崇真会史的研究，均以中国教会自立角度进行探析。[41] 就学士论文而言，自1991年至今，先后指导30篇，其研究课题，分别为华人教牧信徒──孙中山、蒋介石、吴雷川、许地山、罗香林、丁立美、倪柝声、敬奠瀛、赵世光、谢扶雅、宋尚节、苏恩佩等12篇；区域教会研究──闽南长老会、广西基督教会、香港崇真会、中华基督教会之广东大会及香港区会、沙田浸信会、播道会、青年会等8篇；教会大学──燕京、岭南、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教会中学──真光、培英、培道三中学等6篇，教案研究2篇，报刊《格致新报》1篇，传教士马偕（George L. Mackay）1篇。（参附录） <p.291> 就外系教师而言，分别为Lauren Pfister及英语系的白洁莲Gillian Bickley两位。二人的研究及出版，加强了本校此一专史研究成果。 Lauren在理雅各研究的基础上，进而探讨理雅各相关的华人信徒，包括何进善（福堂，1817－1871），车锦江及王韬3人的生平及思想，藉此给予基督教史上的历史地位。[42] 此外，又关注传教士的宣教策略，对中国文化态度以及翻译圣经等问题。[43] 而Lauren之研究，每多新见。至于Gillian则以撰写香港首间官立中央书院（Central School，即今皇仁书院），校长史钊域（Frederick Stewart）传记起家，[44] 进而研究香港圣公会首任主教四美（George Smith，1815－1871）的生平及其宣教事业。[45] 由此可见，传教士研究仍为本校此一专史研究的主流方向。 综上可见，本校师生对于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乃以传教士、华人信徒及区域教会史三方面研究动向为主；此外，亦旁及教会教育、报刊及教案的研究，课题渐见多元化。而本校即在历史系师生及外系教师的努力研究下，逐渐成为本港基督教学术界研究中国基督教史重镇之一。 四、 结论 <p.292> 20世纪中国大学教育的体制，始于清季十年（1901－1911），而最终完成于抗战时期（1937－45）。[46] 其中近世基督教教会借办学为宣教之媒，遂促成私立教会大学的产生，而以联董之十三间教会大学最为著称，对于民国高等教育及学术文化发展，贡献良多。[47] 其中尤以中国文史教学与研究，学者辈出，不让其它公、私立大学。其中在非基运动刺激下，为求基督教本色化，不少投身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著名学者如陈垣、洪业、王治心等人。此外基督教入华，渐与中国社会结合，成为民间宗教之一环，教会传教士、牧师，亦纷纷起而撰写教会史，为教会传道留下历史见证。以浸信会为例，如吴立乐、刘粤声、徐松石，及黄日强先后撰写华人浸信会会史，至使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与著述，更形坚实。 上述13间教会大学中，上海沪江大学乃由美国浸信会所创办，而下启香港浸会大学创校模式的建立，故香港浸会大学即在民国教会大学办学经验及基督教学术研究的发展此一背景下，于五十年代香港创校。创校之初，首任校长林子丰已强调基督教信仰及中西学术结合的立校理念，从而促成历史系师生投身于具有中西文化交流特色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其研究始起于八十年代，成于九十年代，前后参与教师，包括刘家驹、杨意龙、李金强、史百川、黄文江等人；与此同时，宗哲系的费乐仁、英语系的白洁莲亦分别投身此一领域，进行研究，从而开拓了明末清初、民国时期的天主教史研究；近代中国基督教传教士、区域教会及华人信徒的研究。 尤有进者，历史系于九十年代开授“近代基督教传教史”一科；设办“近代中国基督教史讲座”；招收研究生，学士、硕士学位论文，<p.293> 日见累积，成果渐多；继而召开研讨会；主编《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研究集刊》。香港浸会大学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遂能上承民国时期断代专题及通史编写的成果，而开展出近代中国基督教入华史及华人教会史研究的新方向。由此可见，本校师生不但确立此一专史的研究，抑且成为本港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主要推动者。 附录：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学、硕士论文 李金强： （甲）硕士论文 2000 姜家荣：〈清季闽南基督教会研究〉 2001 汤泳诗：〈近代中国自立教会：从巴色会到崇真会个案研究〉 （乙）学士论文 1991 李扬盛：〈罗香林与香港史学（1951－1968）〉 1992 刘秀珍：〈孙中山的基督教信仰与中国〉 1993 邓敏仪：〈清季江西省教案研究1860－1911〉 1994 梁凤怡：〈宋尚节与现代中国教会（1931－39）──兼论对海外华人教会的影响〉 张美娥：〈近代广西基督教之发展〉 萧淑甜：〈谢扶雅（1892－1991）与中国教会“本色化”言论探讨〉 1995 吴凯莹：〈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 钟翠霞：〈非基督教运动之研究以吴雷川（1870－1944）为个案〉 1996 黄嘉露：〈钟荣光与岭南大学〉 关卓峰：〈近代中国独立教会之典范──倪柝声〉 黎淑贤：〈中国近代的教会中学──以培英中学为个案研究〉 1997 姚欢云：〈清季教会人士与自然科学入传──以《格致新报》为例〉 吕素君：〈基督教青年会早期在华发展的研究1895－1925〉 姜家荣：〈清季闽南长老会宣教之研究1851－1894〉 1998 林莉：〈蒋介石的宗教生活〉 谢志坚：〈私立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之研究〉 林富文：〈华人基督徒学者──许地山（1893－1941）研究〉 黄元渊：〈马偕博士研究述评〉 1999 汤泳诗：〈香港崇真会史之研究〉 黄翠珊：〈近代中国教会本色化之研究──敬奠瀛与耶稣家庭（1927－1953）〉 谭志强：〈蔡元培与非基运动〉 蔡锦涛：〈中华基督教会合一运动──以广东大会为个案研究〉 2000 卢家碧：〈培道中学发展史〉 林锦辉：〈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会研究──以教育事业为中心〉 范文琪：〈中国基督教播道会发展史之研究〉 2001 郭秀明：〈沙田浸信会发展的历史研究〉 黄倩蕴：〈苏恩佩生平之研究〉 龙秀慧：〈赵世光牧师与灵粮堂的关系〉 陈丽贤：〈九龙真光中学校史之研究〉 张慕贤：〈二十世纪初中国著名奋兴布道家：丁立美（1871－1936）〉 Barton Starr（史百川）： （甲）硕士论文 1998 Pang Shu Man, “‘To Save Life and Spread the True Light’: The Hackett Medical College for Women in China (1899－1936)” Cheung Mei Ngor, “‘Bona Fide Auxiliaries’: The Literary and Educational Enterprise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in the Canton Mission (1830－1854)” 1999 Chu Yiu Kwong, “Between Unity and Diversity: The Role of William Miln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ltra-Ganges Mission” 2001 Leung Chung Yan, “A Bilingual British ‘Barbarian’ – A Study of John Robert Morrison (1814－1843) as the Translator and Interpreter for the British Plenipotentiaries in China between 1839 and 1843” （乙）学士论文 1992 Shiu Sun Chuen, “Robert Morrison,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y pioneer to China: His Main Missionary Strategies in China and His Achievements” 1996 Wong Shuk Ping, “James Hudson Taylor’s Motivation for His Devotion to the Missionary Work in China in 1853” 1997 Chu Yiu Kwong, “The Changing Interpretations of Liang AFA (Leung Faat)” 注释： [1]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1940）（香港：基督教文艺，1959，重刊），页249－255。 [2] 周积明，〈清末新政通论〉，《求索》，第6期（1996），页109－114；改革内容，并参Meribeth E. Cameron, The Reform Movement i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1) 一书。 [3] Jessie G. Lutz,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116－117, 308－309, 320; 王成勉，〈寻求宗教与国家之间的平衡：论一九二○年代有关基督教大学教育的检讨〉，林治平编，《中国基督教大学论文集》（台北：宇宙光，1992），页99。 [4] Jessie G. Lutz,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 pp. 484－485。联董在香港支持创办崇基学院，在台湾则兴办东海大学；辅仁、东吴两大学则先后于台北复校，继续民国时期教会大学办学传统。又崇基学院兴办及办学特色，可参吴梓明，〈五十年来崇基学院的基督教教育〉（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CSRCS Occasional Paper，4，2001）。 [5] 李金强，〈沪江大学〉，吴梓明、梁元生、李金强编，《中国基督教会大学文献目录》（一）（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1998），页120－128；又沪江大学的发展史，可参John Burder Hipps,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Shanghai (Board of Founders of the University of Shanghai, 1964) 及王立诚，《美国文化渗透与近代中国教育──沪江大学的历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二书。 [6] 〈教育部〉，《香港浸信会联会二十周年纪念特刊1938－1958》（香港：香港浸信会联会，1958），页24；早于1948年广州召开两广浸联会第63届年会时，已有增设华南浸会大学之议案。及至1950年后，由于香港浸信会事业蒸蒸日上，会友日增，且所办培正、培道、显理三校，学生达五六千人，高中毕业生年约三百人，升学迫切。故联会于1955年2月通过筹设专上学院，是为香港浸会大学的诞生。 [7] 林子丰，〈由浸会事业与高等教育谈到香港浸会学院设立之经过〉，《林子丰博士言论集》（香港；香港培正中学，1965），页180－183；黄嫣梨：《香港浸会大学校史》（香港：香港浸会大学出版，1996），页4－15；刘光升为前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1896－1938）之子，学院成立后，被聘为训导长，又聘沪大陈秀瑛协理教务及图书馆主任。刘湛恩生平及主理沪大时校政改革，以至日后从事抗日救亡而被日伪刺杀，参刘王立明，〈先夫刘湛恩先生〉，《中华教育界》，复刊1卷1期（1947），页116－118；王立诚，同上注，页169－185，260－272。 [8] 林子丰，〈浸会学院开学礼致词〉，同上书，页196－198。 [9] 谢扶雅，〈我与香港三间大学〉，《百龄诗文集》（香港：基督教及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1991），页261；《自辫子至电子──谢扶雅百年生平纪略》（香港：基督教文艺，1992），页5－17。 [10] 王立诚，〈沪江大学与香港浸会大学──20世纪浸会华人高等教育事业历史变迁〉，《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研究集刊》，第2期（2001），页5－16。 [11] 杨翠华，〈非宗教教育与收回教育权运动〉，张玉法编，《中国现代史论集》（台北：联经，1981）；Jessie G. Lutz,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 pp. 215－270。 [12] 吴梓明、陶飞亚，《基督教大学及国学研究》（福州：褔建教育，1998），页104－237；其中尤以燕京、辅仁两校研究成绩最为突出。 [13] 李金强，〈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之兴起及发展〉，《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研究集刊》，创刊号（香港：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及教学发展中心， 1998 ），页5－8。 [14] 李金强，〈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之兴起及发展〉，同前注，页7；又参王锦晖，〈文化调和──王治心的基督教本色化思想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1999），页23－37。 [15] 王元深、谢洪生平，见查时杰，《中国基督教人物小传》（台北：中华神学院出版社，1983），页6－8，102－106；又谢洪的文字事工及其贡献，可参其婿Samuel C. Chu, “Early 20th Century Chinese Christian Writers and the Church Indigenization Movement,”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2期（1983），页195－216。 [16] 1938年美国浸信会神学院卡华（W. O. Carver）创设“美南浸信会历史学会”，1995年改称“浸信会历史学会”（Baptist History and Heritage Society），该会透过出版、研讨会、合作计划、信息服务来推动浸会史的研究及交流，见 http://www.baptisthistory.org ；此外，英美浸信会史著述极多，而相关的教会史学者，亦名家辈出，较著者为Henry C. Vedder、Robert Torbet 及W.R. Etsep，参William Henry Brackney, The Baptist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8), pp. 299－302；又参Cory J. Hailey, “Baptist Historian W.R. Estep Dies; Scholar of Scholars’ among accolades,” Southern News, fall 2000, p. 20. [17] 吴立乐生平，参 “Lila Watson,” Mss. 5 Box, Baptist Press (Hong Kong) File，藏于香港浸会大学图书馆“基督教在华发展史文献部”。 [18] 李金强，〈教会与社会：香港浸信教会之研究〉，《港澳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史馆，2000），页307－311；又参〈两广名牧刘粤声（1893－1960）传〉，“二十世纪中国再诠释研讨会”，香港浸会大学，2001年6月7日至9日。 [19] 见徐松石：《粤江流域人民史》（香港：东南亚研究所，1933）；《华人发现美洲概论》（广州：广东人民，1996）两书。 [20] 参Chan Lai Ping，〈徐松石牧师〉，Mss. 9 Box 5，藏于香港浸会大学图书馆“基督教在华发展史文献部”。 [21] Paul Yat-keung Wong, “The History of Baptists Missions in Hong Kong,” (Ph.D. Dissertation, 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1974). 黄牧日后又以中文撰写相关课题的论文，〈本港浸信会开基史料考据〉，《香港浸信教会75周年纪念特刊》（香港浸信教会，1976），页18－22；〈浸信会在港澳〉，《浸信会在华一百五十周年纪念特刊》（香港浸信会联会，1986），页54－58；关于黄氏生平，可参其自传《云和月：黄日强牧师七五自传》（自印，2000），〈黄牧师攻读博士经历〉，页22－28。 [22] 章群，《唐史》，3册，（香港：龙门，1979），页697。 [23] 刘家驹，〈刘家驹先生生平史略〉、〈刘健先生年谱〉，《刘健先生遗文辑录》（香港：圣神修院神哲学院，1990），页viii－ix、xxvii－xxviii。 [24] 刘家驹，〈十七、八世纪中国礼仪问题对欧洲学人之影响〉、〈从“刚恒毅枢机回忆录”看近代中西文化之交流〉，〈从“刚恒毅枢机回忆录”看罗马教廷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刚恒毅枢机论孙中山思想〉，《刘健先生遗文辑录》，同上注，页8－94；又刚恒毅枢机主教以主张及推动中国天主教本地化而著称，参顾卫民，〈中国天主教本地化的历程〉，《基督宗教研究》，第2辑，（2000），页309－313。 [25] 李金强，〈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之兴起及发展〉，同前注，页8；并参苏云峰，〈专访：刘广京院士〉，《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下册，页1313－1314；〈悼念杨意龙博士（1949－1996）〉，《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会刊》，第8期（1996），页114。 [26] Jonathan Spence之书评，见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XLIV, 1 (1984): 198－200. [27] 吕实强于教案史的贡献，参Murray A. Rubinstein, “Christianity in China: One Scholar’sPerspective of the State of the Research in China Mission and China Christian History, 1964－1986,” 《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4期（1987），页116－117。 [28] 李金强：〈清季爱国基督徒黄乃裳之研究〉，《近代中国历史人物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页813－832。 [29] J Barton Starr: “Documentary Editions as Historical Research: A Summary of ‘The Papers of Robert Morrison’ ”, History Education Forum, no. 2 (1999), pp. 1－8. [30] Lauren Pfister, “The Failures’ of James Legge’s Fruitful Life for China” Ching Feng 31, 4 (1988); “Serving or Suffocating the Sage? Reviewing the Efforts of Three Nineteenth Century Translators of the Four Books, with Special Emphasis on James Legge, Part 1”, The Hong Kong Linguist, 7 (1990), pp. 25－55; “Some New Dimensions in the Study of the Works of James Legge, Part I & II”, Sino-Western Culture Relation, 12 (1990); 13 (1991); “Clues to the Life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s of One of the most Famous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an Sinologists—James Legge”, Journal of Hong Kong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 30 (1993). [31] 范徐丽泰，〈机会与挑战──高等教育扩展计划〉，《香港教育剖析──香港教育论文选》（香港：广角镜，1991），页68－73。 [32] 黄嫣梨，《香港浸会大学校史》，同前注，页296－316、368－373、383、385－387、475－497。 [33] 李金强，〈华人教会历史文献的保存和意义〉，《基督教周报》，第1848期（2001年1月23日），六版；“Archives on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Library, 2001). [34] 李金强，〈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研究集刊出版缘起〉，《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23期（1997），页78－81。 [35] J. Barton Starr, “Son of the Pioneer: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into the Life of John Robert Morrison,”《香港浸会大学史学集刊》，第1辑（1999），页169－181. [36] 李金强，〈基督教改革者──黄乃裳与清季改革运动〉，《人文中国学报》，第4期（1997），页189－212；〈从祖国到南洋：清季黄乃裳革命思想之源起1899－1904〉（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武汉，2001年10月16至19日）；〈评介詹冠群：黄乃裳传〉，《人文中国学报》，第1期（1995），页170－173。 [37] 李金强，〈教会与社会：香港浸信教会之研究〉；同前注，页299－321；〈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教会自立运动：以香港浸信教会为个案〉（第二届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研讨会，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及建道神学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合办，2001年1月5至6日）。 [38] Timothy Wong Man-kong, James Legge: A Pioneer at Crossroads of East & West (Hong Kong: Hong Kong Educational Publishing, 1996)，此为其硕士论文；〈欧德理的汉学研究〉，《王尔敏教授七十华诞暨荣休论文集》（香港，1999），页197－218；“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mages of Chinese Buddhism: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Buddhist Writings by Joseph Edkins, Ernest John Eitel, and James Legge,”《香港浸会大学史学集刊》，第1辑（1999），页183－202； “Hong Kong and Sino-Western Cultural Interaction: Ernest John Eitel and the China Review”，《港澳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同前注，页119－147；“The Limits of Ambiguity in the German Identity in Nineteenth Century Hong Kong: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rnest John Eitel,” Ricardo K. S. Mak & Danny S. L. Paau eds., Sino-German Relations: Multi-disciplinary Explanation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2001), pp. 73－91. [39] Timothy Wong Man-kong, “Timothy Richard and the Chinese Reform Movement”, Fides et Historia: Journal of the Conference on Faith and History, 31: 2, pp. 47－59. [40] Cindy Yik-yi Chu, “The Maryknoll Sister in Hong Kong: As Forerunners of Education, Social Services and Welfare, 1921 to presen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einterpreting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New Perspectives,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7－9 June, 2001). [41] 姜、汤二人的研究成果，亦见出版。姜嘉荣，〈近代中国基督教区域研究述评〉，《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研究集刊》，第2期（1999），页87－105；汤泳诗，〈香港华人教会之研究──以香港崇真会为个案〉，《建道学刊》，第16期（2001），页137－175。 [42] Lauren Pfister: “A Transmitter But not a Creator: Ho Tsun-Sheen (1817－1871), The First Modern Protestant Theologian,” in Irene Eber, Sze-kar Wan and Kunt Walf eds. Bible in Modern China: The Literary and Intellectual Impact (Sanket Agustin: Institut Monumenta Serica, 1999), pp. 165－192; “From the Golden Light Within: Reconsideration of James Legge’s Account of Chea Kam-kwong, The Chinese Protestant Proto-Martyr,” (Paper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James Legge, Abedeen University, 1997);〈王韬与理雅各对儒家忧患意识的响应〉，尹凯荣译，林启彦、黄文江编，《王韬与近代世界》（香港：香港教育，2000），页117－147。 [43] “Re-thinking Mission in China: James Hudson Taylor & Timothy Richard”、“Missionary Attitudes towards Chinese Culture(s), 1860－1900” 及 “The Power and Puzzlement of Chinese Missionary Bible Translations, 1800－1860” 等会议论文，将于近日出版。 [44] The Golden Needle, The Biography of Frederick Stewart 1836－1889 (Hong Kong: David C. Lam Institute for East-west Studies,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1997). [45] “Pioneers Denominations in China: George Smith (1815－1871), Pioneers of 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and First Bishop of Victorica,” (The 2nd Symposium on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Modern China,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and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5－6January, 2001). [46] 李金强，〈抗战时期高等教育发展述论〉，胡春惠编，《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1996），页359－370。 [47] 许苏民，〈重新评估教会大学在中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章开沅编：《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武汉：湖北教育，1996），页28－52。 （文章来源：罗秉祥、江丕盛编，《大学与基督宗教研究》，香港：香港浸会大学中华基督宗教研究中心，2002，页277－29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