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林琴南将第二个短篇小说《妖梦》交给张厚载寄往上海《新申报》的当天，就收到了蔡元培的来信。蔡元培信中的大意是：有一个叫赵体孟的人想出版明代遗老刘应秋的遗著，拜托蔡元培介绍梁启超、章太炎、严复、林纾等学术名家题词。蔡元培的来信让刚刚写了《妖梦》的林琴南无地自容，毕竟他们是老熟人。一九一年，林琴南客居杭州时与蔡元培有过交往，并且当时林琴南曾写信给赋闲在家的陈宝琛道：“此间蔡鹤卿太史力主开创师范学堂，为汪柳门、樊介轩二人所格。……蔡公新进，莫可如何，时来纾寓，相向太息。”此时，蔡元培的日记中，也留有与林琴南交往的记载。只是后来蔡元培走向革命，林琴南坚持立宪，便疏于联系了。
    现在，林琴南突然清醒了过来，认为自己这样以小说影射蔡元培，实在不道德。一想到自己近乎做了件荒唐事，林琴南一方面嘱张厚载无论如何也要将《妖梦》一稿追回，另一方面致信蔡元培坦言自己对新文化运动的若干看法。
    林琴南在信中并没有直接批评蔡元培对新思想、新道德的支持与纵容，但至少奉劝蔡元培善待全国父老之重托，守常为是。然而，林琴南这封《致蔡鹤卿书》又很快被张厚载寄往《公言报》；《公言报》于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八日以《请看北京大学思潮变迁之近状》为题发表了出来，并大力渲染指责陈独秀、胡适“绝对的菲弃旧道德，毁斥伦常，诋排孔、孟”。
    真是的，小说《妖梦》没有被追回，又发表了公开信；且《公言报》为安福系的机关报，专以反对新思想、新文化，反对北京大学为能事。也许，林琴南原本可以与蔡元培等人达成某种妥协，却因这种机缘巧合而丧失了机会。后来，蔡元培收到张厚载具有挑衅性的来信后，非常愤怒，他指责张厚载道：“在兄与林君有师生之谊，宜爱护林君。兄为本校学生，宜爱护母校。林君作此等小说，意在毁坏本校名誉，兄徇林君之意而发布之，于兄爱护母校之心，安乎，否乎？仆生平不喜作谩骂语、轻薄语，以为受者无伤，而施者实为失德。林君詈仆，仆将哀矜之不暇，而又何憾焉。惟兄反诸爱护本师之心，安乎，否乎？”
    说实话，自林琴南在上海《新申报》上发表了短篇小说《荆生》《妖梦》后，便激起了新文化阵营的义愤填膺，奋起讨伐。而这次林琴南《致蔡鹤卿书》的公开发表，令一向温文尔雅的蔡元培勃然大怒。三月十八日，蔡元培即公开示复《答林君琴南函》。三月二十一日，《答林君琴南函》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四月一日，蔡元培的《致〈公言报〉答林君琴南函》与林琴南的《致蔡鹤卿书》，一并发表在《公言报》上。蔡元培的信写得雍容大度，很有气量。他列举大量事实，对林琴南的指责逐一驳斥，针锋相对，有理有据有节。
    二
    蔡元培的解释或许有道理，但对林琴南来说，之所以公开致信蔡元培，并非指责蔡元培管理不力，而是期望他能够利用自己的背景，特别与那些年轻激进分子的特殊关系，方便时稍作提醒，不要让他们毫无顾忌地鼓吹过激之论。林琴南认为对于传统、对于文学，还是持适度的保守态度比较好。
    然而，继蔡元培的《答林君琴南函》发表后，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十二号上，发表《新旧思潮之激战》一文，明确正告林琴南道：“须知今日中国如果有真正觉醒的青年，断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残，你们的‘伟丈夫’也断不能摧残这些青年的精神。”接着，李大钊话锋一转道：“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是人群进化必要的，缺一不可。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应该知道须和他反对的一方面并存同进，不可妄想灭尽反对的势力，以求独自横行的道理。……我又确信这二种思潮，一面要有容人并存的雅量，一面更要有自信独守的坚操。”李大钊后面这话具有了包容的意义，只是被来势汹涌的学潮，一下就覆盖了过去，谁还会来细细琢磨和思考这段话呢？
    后来，鲁迅亦写了《随感录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做了人类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却只能在呻吟古文时，显出高古品格；一到讲话，便依然是‘鄙俚浅陋’的白话了。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竟至总共‘不值一哂’，真是可怜煞人。”刘半农则在给钱玄同的信中道：“他（指林琴南）要借重荆生，却是无论如何不能饶恕的。”而陈独秀呢，点名点姓地写了《林纾的留声机器》《婢学夫人》予以痛击。
    接着《每周评论》第十二号上转载了《荆生》全文。第十三号上，组织文章对《荆生》逐段评点批判，并同时编印了题为《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的“特别附录”，摘编了北京、上海、四川、浙江等地十余家报纸上谴责林琴南的文章。这就使林琴南成了众矢之的，其情势对他十分不利。但他在与新文化运动的奋战中，却顾不得那么多了，索性豁了出去。
    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至四月二日，上海《新申报》“蠡叟丛谈”栏目上发表了林琴南的短篇小说《演归氏二孝子》。这篇小说是在《致蔡鹤卿书》的第二天（三月十九日）写的，旨在抨击某些人宣扬的父母有子乃“自感情欲”之结果，故父母于子并无恩可言的亵父亵母现象。林琴南在为小说写的跋语中，同时表明了他对新文化运动的反对不为名利，也无私怒，纯粹是为了“天理良心”，才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跳出来与新文化运动激战。
    三
    其实，像林琴南一样保守的人很多，只是他们不像林琴南那样锋芒毕露。在一个越来越激烈反对儒家思想的时代里，林琴南坚持自己的信念表现儒家思想，尽管他的儒家道德观是因为家里的经历而形成，是感性而非学术性的。现在，他虽然以“老廉颇顽皮憨力”自励来对抗众人对他的围剿，但以个人绵薄之力，又如何能对抗得了一个摧枯拉朽的文化潮流？因此，林琴南的失败是注定的。
    面对来势凶猛的批评，林琴南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感到有点力不从心、寡不敌众了。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当林琴南读到蔡元培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的《答林君琴南函》后，心里非常不安。他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不仅方法失当，而且听信传言写了那些骂人的刻薄之语，亦失自己的道德。于是，他后悔莫及，立即给各报馆打电话，在报上公开认错道歉，承认自己在这一系列问题的处理上，有过失和过错；并且回书蔡元培表示接受批评：
    弟辞大学九年矣，然甚盼大学之得人。幸公来主持，甚善。顾比年以来，恶声盈耳，至使人难忍，因于答书中孟浪进言。至于传闻失实，弟拾以为言，不无过听，幸公恕之。然尚有关白者：弟近著《蠡叟丛谈》（见《新申报》），近亦编白话新乐府（付之《公言报》），专以抨击人之有禽兽行者，与大学堂讲师无涉，公不必怀疑。……
    林琴南同时还致书包世杰，痛心疾首地表示愿意接受批评。
    但是，林琴南并不认为自己维护传统文化、传统道德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有什么过错。就在那封向蔡元培承认自己“孟浪进言”“不无过听”的回信中，他仍这样表示：
    与公交好二十年，公遇难不变其操，弟亦至死必伸其说。彼叛圣逆伦者，容之即足梗治而蠹化。拼我残年，极力卫道，必使反舌无声，瘈狗不吠然后已！
    因此，林琴南的“适度保守的文学改良”主张没有获得应有的尊重，尤其是没有得到新文学倡导者的重视，连严复也在与友人的信中道：“革命时代，学说万千，然而施之人间，优者自存，劣者自败，虽千陈独秀，万胡适、钱玄同，岂能劫持其柄，则亦如春鸟秋虫，听其自鸣自止可耳。林琴南辈与之较论，亦可笑也。”
    林琴南又在《公言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腐解》的古文。他这样自我劝解、自我激励，并且宣告要“卫道”至死：
    七十之年，去死已近。为牛则羸，胡角之砺？为马则驽，胡蹄之铁？然而哀哀父母，吾不尝为之子耶？巍巍圣言，吾不尝为之徒耶？苟能俯而听之，存此一线伦纪于宇宙之间，吾甘断吾头，而付诸樊於期之函；裂吾胸，为安金藏之剖其心肝。皇天后土，是临是监。
    此后，林琴南与新文化运动的激战，暂时告一段落了。因为公开道歉，他得到了新文化运动主将之一的陈独秀的称赞。陈独秀道：“林琴南写信给各报馆，承认他自己骂人的错处，像这样勇于改过，倒很可佩服。”的确，林琴南敢作敢当，非真性情者不能也。
    （《译界奇人：林纾传》顾艳/著，作家出版社2016年1月版）
    在20世纪初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中，翻译家林纾无疑扮演了一个“反面角色”，他认为对于传统、对于文学，需要持适度的保守态度，并与新文化的“战士们”进行了多次论战。这段经历，与他一时因激愤而刊发的过度指责，使得林纾在后人眼里的印象始终是一位刻板的“遗老”。多年以后回看这段历史，人们却对他有了更多的谅解——这只是一位倔强耿直，为文学、学术和绘画贡献了毕生精力，为古文甚至拼到生命最后一口气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