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与林庚先生（右）合影
    我已形成习惯了，只要到北京，必定要到北大校园转转，看看母校，而只要进了北大，则必定要步入安谧宁静的燕南园，走到园内南首尽头的62号门口，停步驻足，朝里面凝望一阵，而后不舍地缓步离去。
    30年前，这里——燕南园62号，是我的恩师林庚先生的寓所，是我经常出入的地方，那时，我每周都要到先生府上，有时甚至一周多次，或上课聆教，或汇报论文，或师生欢叙。如今，先生早已走了，我却感觉先生似乎还在，我还能如往常那样，径直推门而入，去面见先生，去聆听他的教诲——先生曾专门关照我，你来，不必敲门，直接进门就可。
    每想到先生，想到他在世时对我的多方关照和呵护，心中总会升腾起愧疚之感，我为自己没能遵照他的意愿，留在他身边，做他的助手，辜负了他的一片厚意，而一直感到不安。
    我在复旦硕士毕业后，留校当了导师陈子展先生的学术助手。陈先生对我这个弟子十分关照，在他老人家正式办理复旦退休手续后，为我的学术前程考虑，他希望我能继续深造，十分郑重地推荐我北上，报考北大林庚先生的博士生，为此，他特意用毛笔写了推荐信，让我北上面见林庚先生。他说，他与林庚先生父子都有点熟悉，他的年龄正好介于林氏父子之间，各差十多岁，林先生是个才子，不光学问好，还是个诗人，现代新诗写得不错，他父亲林宰平，是著名的哲学教授，当年也是清华国学院的导师，只是没与如今盛传的四大导师同时，梁启超去世前，专门委托林宰平整理编辑《饮冰室合集》。陈先生估计，有他的推荐信，林庚先生不会拒绝见面。果然不出陈先生所料，我带着他的推荐信，第一次叩拜林先生府上时，林先生得知来访者是陈子展先生的研究生，且毕业后留在复旦当陈先生助手，非常高兴，热情地接待了我。我们聊得很愉快，话题从复旦陈先生，到北大中文系，到楚辞研究，到博士生入学考试等，南北古今，几乎都涉及了。谈话结束，他执意要送我，说是顺便要去北大邮局寄封信，我当场就被林先生如此的热情感动了。这次见面，大大坚定了我北上报考林先生博士生的决心，以至于通过考试，被北大正式录取后，需要将上海户口迁往北京，复旦有好心人规劝我，你可要好好考虑啊，上海户口迁出容易，再迁回来可就不容易了，你不想再做上海人了？我听后，不置可否地笑了笑，没有回答——其实，北上读博的决心早已下定了，至于毕业以后的去向，还顾不上考虑呢。
    入学后，对博士生来说，重要的是完成博士论文。林先生对我的博士论文的指导，应该说是既有的放矢，又细致到位。首先是看我的硕士论文，而后与我深入谈涉及硕士论文选题的细节问题，在此基础上，联系到楚辞的宏观认识，了解我对一些关键问题的看法，师生之间为此作了多次有效的沟通和梳理，先生也就在这样的沟通和梳理中，给了我多方指教，并系统阐发了他本人对楚辞研究方面一系列问题的看法和见解，对我启发很大。先生对楚辞有几十年的深入研究，他的两本著作《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和《天问论笺》，都是非常扎实的学术成果，没有一句空论，博得学术界的高度评价。特别是《天问论笺》一书，集论、评、笺、注、译于一炉，是清末以来《天问》研究之集大成，发前人之所未发，解决了一系列的历史疑难问题。他要求我的研究，也必须探根究源，不发空论，要像公安局解决案子那样，顺藤摸瓜，追根寻源，彻底搞清历史疑难问题的来龙去脉，从而得出符合文学史客观实际的科学结论。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他要我特别注意，不能轻易相信两汉以后的资料，要重视地下出土文物的新发现，先秦文学研究不同于后代，资料的信实可靠很重要。
    先生不仅是我学术上的导师，也在生活上关心我。到北大后，我明显出现了身体不适应北方的现象，原先在上海时胃就不太好，到了北方，可能是气候关系，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症状，到北大医院诊治后，医生特别关照服用一种针对这种胃疾的新药剂，而这种药剂是液体状的，必须存放在低温的冰箱内，每天定时服用。这对我来说，显然是个难题，博士生宿舍哪来冰箱？我把这个情况如实向先生说了，先生毫不犹豫地说，那你就将药放在我家的冰箱内，每天按时来我这儿服药。我知道，这样做，显然给先生家里添麻烦了，但先生没有任何顾忌，还特意关照我说，自己年纪大了，不方便常常起身来开门，你来时，就直接推门进来吧。先生对我如此的热心关照，让我感动不已。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没有北大医院那时开的这个药方，我的胃病是否能及时痊愈，恐怕要打上问号，而服用这个药，没有先生及时雨般提供的冰箱存放，那药效肯定是要大打折扣的。
    在北大攻读博士的近三年期间，我与先生相处得非常融洽，师生之间几乎无话不谈。临近毕业时，先生很明确地希望我能留下来做他的助手，并且说，北大中文系先秦两汉文学段缺少年轻教师。当时的系主任严家炎先生，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周强先生，也都直接向我表示了中文系的意见，希望我留校，葛晓音教授更是专门找我谈过两次，希望我能留下。对我个人来说，这其实也是北上的原因之一，我向往北大，能成为北大人之一，是我的心愿。但是，实际生活并非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我到北大读博时，已经结婚成家并有了孩子，要留在北大，就面临举家北上的问题，这首先要征得妻子的同意。为此，我特地将妻子请到了北京，为了使她这个上海人能喜欢北京，我精心做了各项准备——请同寝室的李书磊暂时让出一周，借住同学处，为我们提供方便，李书磊欣然同意；买好了北京音乐厅交响乐和北京人艺话剧的票子，与她共同欣赏；专门带她去品赏北京的特色佳肴——全聚德烤鸭和东来顺涮羊肉；请她参观游览美丽的北大校园，未名湖、博雅塔、图书馆；当然，更重要的，带她去拜见先生和师母，让她切身体会先生和师母的慈祥、和蔼、可亲。但是，这一切，最终还是没能化解妻子的上海情结——上海人就是不愿离开上海。妻子临别北大时，留下了一句话：如果你一定要留在北京，那我等你十年，十年以后，我们再讨论决定，是我北上，还是你南下。她这话，让我陷入了深深的矛盾和痛苦之中，在临近毕业决定去留的那些日子里，我几乎每天傍晚都要到未名湖畔去，伴随北大校广播台晚间开始曲《爱情是蓝色的》的旋律，与其说是在湖畔漫步，不如说是借月光下的湖光塔影和动听的乐曲声，稍稍驱散心头的烦恼和不安。
    先生在得知我最终不留北大后，并没有对我有异样的态度，还是始终如一地关心我。我们之间的多次南北通信中，先生曾不止一次关切地询问，复旦是否解决了你的职称问题，当他终于得悉消息时，在回复我的信中特别写下了四个字——实至名归。令我特别感动的是，在我毕业离开北大两年多后，有了一次到日本参加国际比较文学会议的机会，这是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参加会议的全部费用，由日本方面提供，这对当时的中国学者来说，无疑很有吸引力，因为毕竟上世纪90年代初，能出国参加国际会议，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是很难得的。竞争异常激烈，参加会议者必须提交英文论文，而论文全部由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组织国际专家评审，论文入选，方有资格被邀参会。我幸运地入选了。但随后发生的意外事，却让我非常惊讶，出访的名单中居然莫名其妙地将我的名字漏了，而我要参会，须自己购买机票，才能飞往日本。其时，乘坐日航班机购买机票，必须用美元支付，须知，当年的美元，不像今天这样很容易在银行用人民币随便兑换，那时有人即便有美元，恐怕也不大肯轻易借给别人，因为被借人很难还以美元。这当中，还有前后过程中牵涉到一些人的是非，不便在此展开赘述。让我特别感动的是，在我抵京当天晚上，电话一一询问同学和朋友有否美元，答复都是没有，唯有先生一接电话，就毫不迟疑地问道，你需要多少，我前一天刚托人在王府井银行存入一笔美元。听闻此讯，真是云开日出！第二天一大早七点，我就赶到先生府上，先生早已准备好了银行存折、户口本、图章，以及特意写好的签名委托书，坐在客厅等着我。由于先生此举，我顺利地买到了机票，乘上了与国内代表团一起飞东京的同一班机，为此，同行的学者们都很惊讶——他们其实哪里知道这当中的是非曲折啊！会议结束飞回北京，我第一时间赶到先生府上，向先生汇报，并及时如数归还了这笔美元借款。
    先生当年已年近八旬，确实需要学术助手，北大中文系也确实需要先秦两汉段的青年教师，但是我没能如先生所愿，留在北大，留在他身边。在我到北大读博之前，先生的学术助手是袁行霈教授的学生商伟，商伟协助先生完成了《西游记漫话》一书，先生很满意。商伟出国留学后，先生身边缺了助手。我离开北大后，葛晓音教授当了先生的助手，协助先生完成了全本《中国文学简史》，了却了先生的一个心愿——他的这部《中国文学简史》因为历史的原因，原先一直只有上半部。我后来才知道，其实先生在招我时，曾事先对我作了全方位的了解，不光是学术，还包括人品，最终感到满意才招，我是他门下唯一的中国博士生。我毕业后离开北大，离开先生，没有当过一天助手，实在是有悖先生之愿，辜负了先生的一番厚意。
    如今，30年过去了，存在我内心的这份愧疚和不安，始终难以排遣，唯有一吐为快，让它化成文字，作为历史的真实记忆。
    愿九泉之下的先生能宽恕和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