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杨老素未谋面，论年龄他是长我一辈的人。但我手头有译界泰斗杨宪益先生给我的两封亲笔长信。
    1966年，正当我高中毕业准备升学时，高考取消,只得赋闲在家。多亏先父留下一箱旧书，中英文都有,词典尤其完备。这些书大多有年头了，纸张泛黄变脆，蠹痕斑驳。仅有数册较新的书，其中就有杨宪益翻译的英文版《鲁迅小说选》《鲁迅杂文选》。回想起来，我跟杨家好像特别有缘，因为其中还有英文原版《呼啸山庄》及杨宪益妹妹杨苡的优秀中文译本。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被分配到里弄生产组上班。偶尔走过福州路外文书店，除了英文版“红宝书”及“样板戏”剧本，柜台里仅见杨宪益夫妇翻译的两本书：《儒林外史》和彩色连环画《王贵与李香香》，装帧精美，非常诱人。我一见之下也斐然有译述之意，于是发奋研究中译英。《鲁迅小说选》《鲁迅杂文选》自然成了我的范本。杨宪益的译文信而达，让我得益匪浅。他尽可能依原文语序（有时甚至于标点）来翻译，译文依旧流畅。
    研读杨宪益译文时，居然发现两处小疏忽。其一是他翻译鲁迅《呐喊自序》“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自缢死过一个女人的”那句里,该用hanged而用了hung。那纯属疏忽。我虽年少自负，有志于从事中译英，其奈非科班出身何？我心得再多，可惜说与旁人浑不解，乏人赏识。所以我想借此结识译界权威杨宪益，一则可以讨教，二则希望得到他对我英文水平的认可。1974年4月初，我用家里的老爷打字机写了英文信寄到北京外文出版社，并附空白信封与邮票。然后就耐心等待。
    忽一日，收到先生手写的中文回信，大喜过望。他非但未怪我小子出言无状，还不惮其烦回答我的全部问题。他谦称自己“算不上专家”。关于平时使用什么字典，他说“我个人是不大依靠字典的，手头只用一本英文的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简明牛津辞典》），时常翻一翻。遇到专门词汇或科技方面自己不懂的东西，就查查外国的百科全书，如Encylopaedia Britanica（《大英百科全书》）”。对于我指出的那个小疏忽，他表示同意我的看法，并解释说：“我的翻译《鲁迅选集》四卷本，当时是在很短时间内赶出来的，错误不少。”我家两本确是1954年初版本。他还说：“关于翻译诗词之类，原文如比较含混，有多种含意，我认为应尽可能保持其风格，但同时又要使读者能够看懂。翻译原则首先还是信达，要忠实于原文让读者能懂，但文学翻译又要尽可能反映出原作的多种含意和精神，如何能作到，这点就看译者能力了。”
    先生接着说：“在文学翻译上，每人表达方法都会不尽相同，这是无法加以硬性规定的。译中国诗词，要保存原作的节奏感和尾韵等，严格说起来，是不可能的，因两种语言不同，读者对音乐的感受也不同。在诗的翻译上，我看很难说怎样作最好，原则也就是要忠实于原作，同时尽可能把原作的精神表达过去，用不用韵还是次要的。关于您提出的《智取威虎山》的译文中Baby’s Ma一词的问题，那篇不是我译的，是一位美国同志沙博理译的。有人喜欢直译一些中国说法，觉得那样更能有中国味道。有人喜欢这样，有些人不习惯，见仁见智，这就很难说了。”在那剧本里猎户老常管老婆叫“孩子他妈”，英文版里是Baby’s Ma。照此直译，那北方口语里“他叔”之类的称呼，是否可译成His Uncle？我觉得有点滑稽，在信里提出疑问，才有杨先生上面的解释。
    杨先生还透露了《红楼梦》的翻译进程，“现在我爱人在修改译文，预备分三册出版”。最后他鼓励我,“您的英文表达能力是很不错的”，还不忘叮嘱“以后写信不必附信封和邮票”。
    一年后我又去信请教问题。其一是林语堂翻译的明代作家蒋坦《秋灯琐忆》里有一段话，“人生百年，梦寐居半，愁病居半，襁褓垂老之日又居半，所仅存者，十之一二耳”，我不太明白这段译文。先生答复说：“林语堂翻译的那句话是有些毛病，此人英文是不错的，但写得很潦草，容易出错。我看原文意思只能解释为睡觉占去一半时间，愁病又占去其余时间的一半，幼儿与老年又占去其余时间的一半。”
    前面第一封信上谈起汉英字典时杨先生说，“林语堂也编过一本，内容相当杂，编的很草率，也不够好”。最后说，“看来您对英文翻译写作很爱好”，“您如有时间想作些翻译，可同图书社联系”。他希望我“能配合当前国家及社会需要，能利用你的专长，为社会主义祖国多做一些工作”。
    尤其令我感动的是先生附来一张有他亲笔签名的字条，相当于推荐信，大意是：我认为曹山同志有能力从事中翻英工作。这令我想起鲁迅先生为文学青年甘当孺子牛的风范。无奈那时我在里弄生产组打工，即使改革开放后《新英汉词典》组招聘，我以名列前茅的成绩通过考试，我所在街道依旧拒绝放人。直到两三年后人事政策改变，我才被招聘进上海外贸学院教翻译课程。一天,班上有个学生说她父亲在上海外语学院教书，想看看杨宪益的推荐信。谁知拿去后被弄丢了，留下那两封信好比吉光片羽，弥足珍贵,我至今什袭而藏。
    似水流年，转瞬过了四十余春，杨老已于七年前谢世。我去信那年，他与戴乃迪夫人身陷囹圄多年后刚恢复自由，他们的爱子正患重疾，他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就在那种情况下，他对我这个素不相识的青年不但耐心解答问题，分享非常宝贵的经验，而且竭力提携，鼓励我多作贡献。而今我也是皤然老翁，看到先生手泽，想起先生当年的古道热肠，既感激又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