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 舍
    
    丁 玲
    丁玲在文学讲习所有着特殊的地位。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不久，由延安来到北京的作家丁玲，出于对新中国文学事业发展的关心主动向中央领导提出办学的愿望，得到批准，在北京开办了中央文学讲习所，担任第一任所长。鼓楼东大街103号是她亲自考察选定的办所地址。请哪些专家、教授讲课是她亲自安排或是登门邀请的。丁玲不担任所长后还担任讲习所小说组学员的导师，并经常来所讲课。丁玲喜爱的学员像玛拉沁夫等经常往丁玲家里跑，丁玲对一二期讲习所里的情况非常熟悉，两期学员们对丁玲所长也特别敬仰。
    1957年丁玲被作为右派分子受处理之后，有两大罪状在社会上传得沸沸扬扬，并公开批判。一是说她在文学讲习所宣扬“一本书主义”；二是说她宣扬“理论无用论”。
    “一本书主义”是她在第一期学员中提倡的，她在我们第二期的讲课中也有所提及。她那时正值中年，个人的政治地位、生活环境都好，所以人也富态，圆胖的脸庞，两只标志性的大眼睛，总是和善地看人。她穿着一件紫红色毛外套，在讲台上，像家长与孩子们对话似的讲话。她是南方人，讲话声音尖脆，神态从容、充满自信，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说累了，她把放在桌上的一只小药瓶打开，倒出一粒红药丸送进嘴里。课后人们问张凤珠：“丁玲吃的是什么？”回答说：“是人参丸儿，讲话时间长了，累了，可以补气。”丁玲讲课时强调说：“培养你们干什么？就是要写出好书来，写不出书来叫什么作家？”她提到周总理说过：“哪位部长能写出好小说，我不让他当部长，可以去当作家。”看来急于要出好的文学作品，不仅是丁玲的渴求，也是国家的期待。当时中国的两部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获得斯大林文学奖，对提高新中国的国际威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当时新中国还没有几部长篇小说出现，丁玲希望新中国能涌现出一批知名作家，用优秀作品为新中国服务，这是十分正常的事。2006年我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期间与文学讲习所第一期学员、《小兵张嘎》的作者徐光耀坐在一起，他谈起“一本书主义”时说，他亲耳听到丁玲讲作家要写出一本好书来，当时没有一个人觉出她是在鼓吹什么名利思想。作家写出好书是职业要求，是本分，是向社会尽责任。其实丁玲要求作家写出一本好书来，对当时在文学讲习所学习的学员们是一种激励。
    她的再一个“罪状”是宣扬“理论无用论”。这个“帽子”不小。丁玲在讲课时说过读书、生活、创作与理论的关系。她理直气壮地说：“你们读书不要太理智，一边读书一边考虑主题是什么，人物的思想是什么，教条地去读书，没有意思。我不这么读书，我用感情去读，把自己的感情融进书中所表达的感情，去享受、去体会，这种感知积累多了，就会在创作上有所触动、有所启发。太理论了、太清楚了，可能你只记住了一些空泛的思想和教条，对创作无益，不好。”关于作家与生活的问题，丁玲一再强调作家要深入到生活中去，她批评一些作家做没有本钱的买卖，她说丰厚的生活才是写作的本钱。她表示自己愿意换换家里的客人，希望多来些工人、农民、普通百姓，使她不断同生活在基层的民众有联系。她还告诉大家，作家主要是写平常人，写好平常人是一辈子要努力的事。现今的一些作家老是重复地写人们都知道的故事，老是说那么几句教条的话，没有生活强去写，这不是创作。她批评一些所谓的理论家：“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都是脱离实际的理论家教出来的，不要看他们那些东西。”这些尖锐的语言是我亲耳在大课堂上听到的。1954年2月的一天，丁玲来到文学讲习所，进到学员宿舍里看望她辅导的几个学生。一些在所里的学员听到这个消息都拥进丁玲落座的房间，围着她坐着，听她讲授文学创作。可惜的是当时我没在所里，错过了听老所长教导的机会。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见，为了记述这次会见，40多年后，已是山东省文联副主席的苗得雨，把丁玲当时讲话的全部记录发表在《今晚报》上，不久得到了已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邓友梅的回应。他除了更正苗得雨在个别记录上的错误后，主要是为苗得雨表功，是苗得雨把一份具有当代文学史研究价值的丁玲谈话准确地保留下来。丁玲的这次谈话，基本上是她在讲课时的观点，不过更系统了一些。邓友梅详细地讲述了丁玲讲话的背景：因为当时向苏联“一边倒”，什么都学苏联，在文艺上就把斯大林定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搬到中国的文艺创作中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社会主义教育人作为思想核心，在学习和创作实践中，就把社会主义思想放在首位。读书要从书中找社会主义思想因素，写作要体现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渐渐地学习、教学和写作便出现了一种形式主义的模式，一些学员觉得面对丰富的文学名著只作简单的抽象整理和概括认识，学不到文学的真正内涵，有苦恼。有的学员心惊胆战地反映了这个不合潮流的困惑，丁玲得知这种情况后，在讲课中，在与学员的交谈中，向教条的理论挑战，维护文学自身的规律。这种勇气，不只是来源于她丰厚的德识学养、才情胆略，更在于她有一种敢于担当的精神风骨。
    1982年夏天，丁玲被邀请到沈阳讲学。辽宁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于铁陪同，马加主席让我作为丁玲的学生参加接待。在沈阳的几天，丁玲和丈夫陈明参观、逛街、吃饭、谈话我都在身边。有机会进一步了解她的心态。她的谈话和讲学突出两个内容，一个是她不同意当时流行的“代沟”的提法。她说，国家进行“四化”建设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老少心情都要一致，强调什么“代沟”，我不同意。讲学那天她穿着一件半袖白色衬衫，戴个茶色镜片的小眼镜，在大讲堂里给1000多名青年讲课。她首先说：“我和你们不存在‘代沟’，我们是为着同一个目标聚到一起的。谁讲‘代沟’就是不让我参加‘四化’建设！”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对祖国的热爱之心依然火热，献身国家的建设之情仍不减当年。她讲课的另一个主要内容，就是作家、人民和生活的关系。她强调的还是28年前她在文学讲习所论述的观点，她说，“作家要沉下去，沉一下好，沉一下就会思考。飘浮时从上边看底下朦朦胧胧，沉下时躺在地下往上看，就清清楚楚。”她说：“人民群众是我的生命源泉，在北大荒我为他们做一点什么事情，他们就鼓励我，是他们在我困难时期给我帮助。”陈明曾讲，一位农工家属，把与丁玲合影的照片一直挂在家里墙上，一直到丁玲平反后，他们夫妇重返北大荒时，这张照片还挂在原处。讲完课后丁玲登上轿车，数十名青年人围绕着车不让丁玲离开，丁玲摇下车窗，她微笑着，把手伸出窗外与多人握手，我怕累着老人，催司机开车，丁玲才慢腾腾地离去。见到这个情景，我十分感动。丁玲热爱人民，人民也热爱她，这就是人民的作家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遗憾的是正当丁玲怀着满腔热情想要为祖国和人民书写新的文学篇章时，却过早地离开了她热爱的土地和人民。但是她留下了一份遗产：在世界许多地方成立了研究丁玲的机构，研究者多次召开国际性会议，研讨丁玲的文学创作和她对中国文学的重要贡献。她也给她教诲过的学生们带来一份荣耀。
    在文学讲习所学习期间老舍曾来所讲课。他第二次来文学讲习所是在1955年4月，第二期学员提前结业的前夕。那时北京文艺界批判胡风的势头正猛，我们学员也常去文艺部门旁听批判大会。
    正是在这种时候，文学讲习所决定提前结业，中国作家协会委派副主席兼青年部（又称普及部）主任的老舍来送别第二期学员。老舍的腿有毛病，虽然不到60岁，但已经要手拄手杖借力行走了。北京的4月是春暖乍寒的时节，这天上午，老舍穿着双排扣的老式藏青色呢子大衣，戴顶制帽，架着那副标志性的细边眼镜，在大课堂上与学员见面并讲话。他坐在椅子上，脱掉了大衣，露出一身整洁的中山装，头发也梳得整齐，他面孔和善，一口北京腔，语气温和，说话慢声慢语。当时，反胡风运动紧锣密鼓，形势逼人，逼得我们提前结业，作为作家协会的代表和领导人，应该把胡风问题作为开场白才是，而奇怪的是，先生竟对胡风只字未提，离“运动”远远的。开口是祝贺大家学习有成绩，然后就叮嘱大家回去如何注意个人形象，怎样安排好自己的日常生活。他说：“你们是青年作家，自己要有个文明的形象，衣服要穿得整洁，头发要梳得齐整，不要疲疲沓沓的，显得粗鲁没文化。”他还提示大家，写作的书案每天要擦拭干净，书稿要摆整齐，别丢三落四的。窗台上要摆上两盆花，写累了，看看花，解疲劳，还有一种愉悦感，对写作有好处。如果有院子，院落宽敞，栽点花草果木，那更是写作的上乘环境。老舍讲了20分钟，始终不离作家修身、重视文明环境的内容。他的一席话相当地不符合当时的政治气候。二期有45名学员，大多是在战火中和生产第一线走出来的，在政治立场上均是坚定不移的革命战士，所以老舍的讲话没赢得多少掌声。会后，甚至有激进的学员说老舍是引导青年作家脱离政治，往象牙塔里钻。我想那时老舍不谈胡风事件，是正直的人表现出的政治智慧。在抗日战争时期，老舍出任“文协”的领导人，爱国的文艺家包括胡风在内都是他的朋友，都在他的组织下进行活动，他了解每位文艺家。与胡风在文艺理论上的对峙，在那个时期就很激烈了，争论什么，与谁争论，他都清楚，作为民主人士的老舍，他并不立场显明地站在哪一方，他对胡风的问题心中有数。在全国掀起反胡风运动时，一直看不见老舍的战斗身影，如果是有意避开胡风问题，那是他秉持良心的一种选择。
    再回顾老舍对我们的叮嘱，很值得我们思考。讲话时的老舍，早已是蜚声国内外文坛的中国作家，他周游世界，接触过许多国家的先进文化，与许多外国作家有交往，他对中国青年作家的期盼不是在于青年们在阶级斗争中表现得如何英勇，而是希望他们成长为具有丰厚文化素养、举止优雅的作家。老舍是把他对中外著名作家的了解和他个人的经验传授给我们，对今天的一些青年作家，依然不失其教育意义。
    可惜，一生不愿卷入政治斗争漩涡的一代文学大师，终究不能躲过历史的冲击，1966年8月24日，老舍含冤沉入北京太平湖。据考证，太平湖附近是他老母亲的最后居住地，爱国爱民的大作家老舍先生，最终还是把他的最爱献给了母亲，他无声息地长眠在母亲的身边，而人民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