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的学科或新的研究领域，以及新的研究方向的形成，其前提是具有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的存在。学术用语或范畴的形成要遵循语言的基本规则，否则会引起表义的不确切或导致意义的混乱。从提倡“新某某史”的论证看，他们论定的“新”是基于研究理念、方法、视角方面，而这些不构成新学科、新领域、新方向的要件。
    当代史学风尚在刻意求新的追求中，似乎疏离了史学求真的学科特质。史学在其孕育形成之初就是以求真为宗旨的。
    就史学而言，每一次重大的变革都意味着其知识体系的变革，也意味着史学知识体系在不断求真过程中的自我完善。不断扬弃伪识和建构真知，是史学社会功能的体现。辨伪求真与实事求是，是史学学科知识体系建构的内在价值。
    新时期以来的历史学取得了不同以往的成就，以新的样貌标示了史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30多年来，伴随着新史学大幅扩展的是新理论、新方法的不断涌现和植入，以至于标新立异成为当代史学研究的一个倾向。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一味忙于求新、忙于引进，来不及消化、来不及思考，“除了在史学理论界留下了思想的足迹之外，并没有引导中国史学产生一个实质性的改变。”（李振宏：《当代史学平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344页）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新世纪以来形成一个颇具声势的朝向，即，“新某某史”（比如新文化史、新社会史等等）的相继推出画出了一条着意“求新”的当代史学演进轨迹。
    逐新风尚一路猛进，虽然论证内容或有不同，但其思维方式和立论模式却基本一致。某种意义上说，它构成了新世纪以来史学演进的总体趋势。其中，的确有务实求真的创新性成果的推出，为新时期史学的开拓建构助力颇多；但也出现了一些逐新求异的流风，即，只是在既成的西方理论框架中添加中国史料，形成所谓新的成果。正如严耕望先生曾经批评的那样：“中国史书极多，史料丰富，拿一个任何主观的标准去搜查材料，几乎都可以找到若干选样的史料来证成其主观意念，何况有时还将史料加以割裂与曲解。”即使从规范的学术话语表义上看，显然也有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
    刻意标新的各种史学诉求层出不穷，在“新某某史”的标帜下一时蔚然成风。这与20世纪80年代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崛起完全不同，它们毕竟有相对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之外的特定研究领域或研究对象，尽管学者对其具体研究对象的内涵和外延有不同认识，但其中心内容是相对确定的——社会史研究社会的历史，文化史研究文化的历史，在这一点上不会有歧义。逐新流风所及的许多“新某某史”，就研究对象、研究领域或者研究方向而言并无新异之处；其所谓的新，按其提倡者的论证主要是研究方法、理论、研究视角或问题表述的“新”而已，甚至有些研究只是换了一套话语模式，新词、新语、新概念、新样式。
    我们知道，一个新的学科或新的研究领域，以及新的研究方向的形成，其前提是具有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的存在。学术用语或范畴的形成要遵循语言的基本规则，否则会引起表义的不确切或导致意义的混乱。从提倡“新某某史”的论证看，他们论定的“新”是基于研究理念、方法、视角方面，而这些不构成新学科、新领域、新方向的要件。就学术研究而言，新方法、新理论、新视角等是可以运用在几乎所有学科研究中的，如有学者特别提出的“向下看”视角，国家与社会理论以及“微观深描”等方法，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新某某史”的专用学术范畴，它同样适用于政治史、经济史，乃至事件史（如太平天国史、洋务运动史、义和团运动史等）研究，仅仅依凭研究理论和方法的趋新即推出一个“新某某史”，不合乎学科发展的规则。今天即使研究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义和团运动等，其视角、理念或者话语方面也与传统研究大异其趣了。即便如此，也不应该刻意标举出新太平天国史、新洋务运动史和新义和团运动史研究领域或方向。学术概念和学术范畴应当在严谨、准确、规范和科学的前提下精确凝练。
    当代史学风尚在刻意求新的追求中，似乎疏离了史学求真的学科特质。史学在其孕育形成之初就是以求真为宗旨的，正如刘家和教授所言：“中西史学都是力求在‘求真’与‘致用’的张力中来确保自身的学术地位的。”求真乃史学之所以为史学的根本宗旨。概而言之，史学之求真可分四个方面：
    考订史料之真实。史料是过往社会遗留下来的各种痕迹，是认识、解释和重构历史所必需的材料。史料可以分为直接史料和间接史料，或称为一手史料和二手史料。史料有真伪之别，亦常存真伪相混之事。历史研究的对象是已经过往的客观实在，史学工作者无法直接认识自己的研究对象，而只能通过历史资料（文献的或实物的）去达到对客观历史的认识。因此，历史研究的第一个前提，便是“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展开自己的工作。（李振红：《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0页）
    历史资料的形成非常复杂，其间冒名作伪、以假乱真者有之，传抄中笔误脱漏者有之，保存流转中错乱佚失者有之，历代传注者凭臆己断、妄改致误者有之……撇开历史资料所反映的历史真实性不谈，单就资料本身而言，要看清它的真实面目也非常不易。这就催生了旨在求得史实之真的辨伪学、校勘学、辑佚学、版本学、考据学和史料学的成熟。
    揭示史实之真相。史料学只是历史科学中的一门学科，史料学不等于历史学。只搞史料的考订、编排，最多能把一个个的个别史实弄清楚，而不能找出各种史实之间的互相联系，发现历史真相。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他们至多是积累了片断收集来的未加分析的事实。历史史实纷繁复杂，每一史实本身都牵涉到人们的利益关系，肯定或否定一个史实意味着揭示或掩盖一个真相。“史学应当实事求是”（【英】E.H.卡尔：《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90页），“阐明历史真相”是历史学家的责任，这既是历史学的基本规范，也是中国史学秉笔直书的传统品格。史学研究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学术流变，但揭示史实之真相却是史学之所以为史学的基本特质。因而，史学研究的要义在于辨伪求真。
    构建史学之真知。历史学在不断追求真知的过程中，将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性知识和那些被千百次研究实践证明了的成功的经验进行科学抽象，建构起史学的学识真知，以指导人们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历史是一个选择的体系……他从大量的因果关系中抽绎出因果关系，也仅仅是这些因果关系才具有历史意义；历史意义的标准是：历史学家能使这些因果适合其合理说明与解释模式的能力。”（《历史是什么？》，第205页）史学研究建构历史的同时，也是史学知识体系的建构。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错综复杂的，人们对它的认识受时代的制约和条件的限制，关于史学的知识体系和知识结构，只能是时代的产物。他们只能在他们所处的“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他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3卷，第562页）就史学而言，每一次重大的变革都意味着其知识体系的变革，也意味着史学知识体系在不断求真过程中的自我完善。不断扬弃伪识和建构真知，是史学社会功能的体现。辨伪求真与实事求是，是史学学科知识体系建构的内在价值。
    洞悉历史之真理。处理史料以了解史实，须通过解释始能达成。历史如果没有解释就不成其为历史，而只是史料。史学研究的终极目标或其学科魅力之所在，就在于对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不竭探求和获取。20世纪初梁启超就提出“新史学”应该超越“帝王家谱”式的旧史学，在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中求得“公理”“公例”；认为新史学应该立足于探求历史演进的学理之真。“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历史学的终极追求就在于“发现这些规律”。（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54页）所以马克思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
    总之，史学研究的唯一诉求是求真而非求新。正是在不断探求史料之真、史实之真、史识之真和史理之真的基石上，建构了史学的本质特征，奠定了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的学科地位。
    （作者：王先明，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乡村建设思想（百年）史”首席专家、南开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