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学“近代转型”研究是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研究之学术分支，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它分为四个方面的内容：明清史学中近代(modern)性因素，近代(晚清民国)对明清史学的择受及其原因，明中叶后西方史学传入对中国史学的直接影响和改变，日本史学在中国传统史学与西方近代史学之间的解媒作用。由此四个方面，扩散至明清史学“近代转型”的历史分期，史学范式、史观、对象和规范等方面的时代转移。此课题的研究难度在于必须兼顾“两段三方”，两段即鸦片战争前的明清和之后的近代，两个阶段既对立又彼此贯穿，三方即中、西、日，三方的史学彼此互动，共同促进了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
    作者简介：谢贵安，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明清史学近代转型是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一个学术分支，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在此背景下，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也开始受到学人的关注。明清史学属于“前近代”史学，同时又与近代转型发生密切关系，因此有特殊的意义。
    中国史学的转型，最明显的标志是清末民初梁启超“新史学”理论的提出。“新史学”对传统的史学进行了全盘否定，呼吁像西方史学那样重视社会史、民族(群)史和进化史，否定中国古代皇帝家谱史和历史循环论。他指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而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他又指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①新史学对当时的中国史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掀起了一场史学革命的浪潮。然而，到了30年代，新史学运动便带来了两种不同的结果：一种是沿着新史学的主张，继续对传统史学进行批判和清扫，并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注入下，对所有的旧史学及其颂扬的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进行批判，抛弃了英雄史观而大力赞颂群众史观；而另一种结果是激起了史学保守主义的反弹，掀起了排斥“西学”、保存国粹的思潮，国学和整理国故在民国时的大学里大行其道。不过，即使是国粹主义，也仍然受到新史学的正面影响，如提出国学不包括“君学”的主张。
    然而，中国传统史学与近代史学之间的关系怎样，自清末、民国以迄于今，都未能完全厘清，仍有值得深入探讨的空间和必要。中国进入改革开放以后，对本国传统史学与近代史学关系的探讨愿望更加迫切，这既关乎中国的文化自信，更是出自对史学转型实际历程实事求是探讨的需要。也正因为如此，史学界开始重视对中国传统史学，特别是前近代的明清史学(鸦片战争以前)与近代史学(晚清-民国史学)之关系的研究。
    一、明清史学转型研究综述
    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自梁启超“新史学”主张提出后，民国学者不少都有跟进。然而，从“史学转型”的角度进行研究，则始于“改革开放”以后。较早从事研究的人中，冯天瑜在《道光咸丰年间的经世实学》中对其中的边疆史地之学作了研究，并特地指出是“通往近代新学的桥梁”，点出了其转型意义。②专门对明清史学(明初迄于鸦片战争)转型进行研究的，有胡文生的《前近代中国传统史学转型的历史考察》，将前近代(明嘉靖到清太平天国)的中国传统史学转型置于早期启蒙背景下，分析史学转型的内容、形式及其所蕴合的启蒙意义。③稍后，许苏民发表了系列论文《赵翼与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王鸣盛对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贡献》《顾炎武与浙西史学》，指出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始于明清之际，由黄宗羲开创的注重人文价值的浙东史学和由顾炎武开创的注重实证的浙西史学分别代表了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型的两种思想进路；还对赵翼“乃知青史上，大半亦属诬”的批判意识、全面揭露历代“正史”作伪事实的科学态度，对王鸣盛以求真为最高目的的史学宗旨和“考其典制之实”“考其事迹之实”的实证方法等“近代性因素”作了揭示。④
    同时，学者们对近代(晚清民国)史学的转型作了研究。张岂之等《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虽然没有使用转型概念，但已开始关注“新史学”为代表的近代史学方法与传统方法的区别与关联。⑤刘俐娜《20世纪初期中国史学的转型》关注晚清民国史学的转型历程，⑥后修改成《由传统走向现代：论中国史学的转型》⑦一书出版。叶建撰成《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形成与演进(1902-1949)》的博士学位论文，并于2012年正式出版。⑧稍后他在《试析20世纪上半叶史学理论著述与近代历史学的转型》一文中，对民国时期梁启超的《新史学》、曹佐熙的《史学通论》、柳诒徵的《国史要义》、陆懋德的《史学方法大纲》、刘咸炘的《治史绪论》、吴渊民的《史学通论》、吕瑞廷和赵澂璧的《新体中国历史·叙论》、汪荣宝的《史学概论》、李泰棻的《史学研究法大纲·自序》中的史学理论中展示的史学近代转型作了探研。⑨
    除了综合性探讨外，还有学者分别对近代史家、史体和专史从转型角度进行了研究。卢毅的《章门弟子与中国近代史学转型》(《史学月刊》2006年第10期)，对沈兼士、朱希祖、钱玄同等章门弟子从学科体制方面致力于近代转型的作用作了肯定。舒习龙在《典志体勃兴影响近代史学转型》(《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3月21日)中，指出受到高官和学者重视的典志体史书在史学转型中起到了特殊的作用。陈永在《中国音乐史学的近代转型》(2010年上海音乐学院博士论文)中从专门史的角度探讨了史学的转型过程。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开始对近代史学(晚清民国)转型中的“新史学”和“新汉学”的关系予以探讨。王学典在《新史学和新汉学：中国现代史学的两种形态及其起伏》中指出，中国现代史学同时循着两条不同路线发展而来。从乾嘉汉学逐步演化而来的化经为史的过程，是“新汉学”；生发于西洋史学、对中国学术传统而言意味着炉灶重起的过程，则是“新史学”，两条路径从齐头并进变成此起彼伏。⑩杨念群在《“新典范”和“旧史学”的冲突与调适——对中国现当代史学变革的一个贯通性解释》中，指出民国初年的新史学主流，强调科学地无限拓展史料搜集的范围，忽略对历史进行宏观或规律性的解释；而传统史家则坚持史学应该传承文化精神，洞悉“世变”走向与实施道德评判。(11)
    上述研究，要么用近代理论直接分析明清(或称前近代)史学的近代因素及其价值，要么直接讨论“新史学”以来的近代史学的特点和意义，而将两者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的，则有刘冬蕊的《章学诚与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章学诚学术接受史初探》，他从接受史的角度探讨了章学诚史学在近代的复活及在转型中的作用。(12)刘开军的《传统史学理论在民国史学界的回响——论刘咸炘的章学诚研究》也从民国学人刘咸炘将章氏之学与鲁宾逊的新史学相提并论上重新阐释了章氏之学的近代价值。(13)
    此外，胡成的论文集《近代转型与史学反思》，虽然名为史学转型研究，似只有《略论道咸时期的学术精神》等少数论文对传统史学本身的转型历程作研究，而《叙述转向与新旧能否两立》等文则是表达作者自己在史学转型中的一些治史主张，其他的则为一般性的史学论文。(14)
    对明清史学转型的研究，应该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明清史学与近代转型结合起来，既重视明清史学本身所具有的近代因素，也重视这些因素在民国时期被纳入新史学构建的过程。如此，方能进一步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二、明清史学“近代转型”研究的内容
    “明清史学与近代史学转型研究”究竟从何处着手研究，笔者认为可从四个方面进行。
    第一，明清史学近代因素的研究。
    首先对明清史学所具有的近代因素进行深入研究。明清史学属于中国传统史学范畴，但在世界文化走向近代的趋势下，中国文化内部也滋生了趋向近代的文明因素。明清史学内部潜滋暗长的近代性因素，与西方相比有异曲同工之妙。许苏民对顾炎武、赵翼和王鸣盛史学近代转型的研究，就注意到明清史学中所蕴含的近代因素。这个时期，世界范围内文化转型已然开始并日益加速，但中国史学内部的转型似乎不太明显。其实，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传统史学中蕴含着不少近代因子，如阳明心学带来的英雄史观的转变，图书目录“史部”下面“史学”类的出现，晚明和嘉道经世之学中对经济和社会史的重视，赵翼史学中对“布衣将相格局”等社会史主题的发掘等，均值得进一步研究。对此类问题，尚有更多、更广泛的内容可供研究。如新历史观，在王学左派李贽等对时势与英雄关系的新论中，以及“明亡之思”对英雄史观(尊君)的审视与否定中产生。如新经史观，是在王阳明至章学诚提出的“六经皆史”说对经学的瓦解中形成。同时，也要研究明清史学近代因素所处的社会环境，这些近代因素是如何被传统政治和文化所包裹，以致于不能马上产生近代转型，即自发成为近代史学，或不能整体转换成近代史学。这种社会环境，到了近代(晚清民国)以后，受到外来文化的刺激而发生改变，导致明清史学中的近代因素被释放出来，成为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内在动力之一。
    第二，近代史学转型对明清史学的择受研究。
    重点研究近代(晚清民国)受到西方文化冲击后，中国史学是如何迎受西方史学的近代化潮流，并以西方史学为标准，选择明清史学中的近代性因素，作为与西方近代史学对接的中国元素。如章学诚《文史通义》、赵翼《廿二史札记》在清代并未受到重视，然而到了晚清民国时期，却被中国学人视为与西学相通的近代学问，从而加以接受和倡导，终于成为民国史学的显著现象。如前揭刘冬蕊的《章学诚与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章学诚学术接受史初探》便指出，作为清代著名史学家和思想家的章学诚，直到20世纪才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和推崇。作为章氏学术的接受者，他们在近百年的时间里不约而同的把目光集中在章学诚及其著作中，“这种共生现象实际上就是时代特定心态和心境的某种普遍性的反映”，不仅是章氏学术自身的价值所引起的共鸣，而且是中国史学近代转型之际的时代需要。该文通过对近代学术大家章学诚的研究，试图找出章氏学术中隐含的近代因素与史学转型之间的内在联系。陈磊的博士学位论文《论民国学人的章学诚研究》也探讨了民国时期，学者们对章学诚史学思想的再发现过程，特别是对趋新学人的章学诠释作了发覆。指出在民国西学大量输入的背景下，趋新之士开始试图以西学诠释章学。本着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的宗旨，胡适在其《章实斋先生年谱》中对章学的评价多以西学为参照。新史学的开创者梁启超也多从新史学的角度审视章学。自胡适、梁启超后，章学被打上了世界学术的烙印，将其与西学比较者不绝如缕，反映出对章学诚学术的近代阐释倾向，是史学近代转型中的一种重要现象。(15)这部分内容则说明了中国人在近代转型中所具有的某种主动性。
    第三，明中叶以降西方史学传入后对中国史学直接影响之研究。
    早在明代中后期，入华传教士便将西方当时流行的地理学和历史学成果传入中国。利玛窦撰著了《坤舆万国全图》，艾儒略写了《职方外纪》，南怀仁纂述了《坤舆图说》，利类思和南怀仁更撰作了《御览西方要纪》、米怜写作了《全地万国纪略》等。这些早期史地著作对世界地理和历史知识的介绍，缓慢动摇和改变着中国人对整个世界的传统认知形态。步入晚清后，西方史学更加频密地传入中国，对中国史学的近现代转型有着重要的影响，成为“新史学”的重要催化剂，为“新史学”提供了史学观念、历史词汇、历史视野、研究方法、史料范围、知识体系和史书体裁上的养分和资鉴。(16)齐思和曾描述道，晚清西籍大量述译，“泰西的思想遂渐渐到中国来了。关于史学方面，我国史家因读了新翻过来的西洋史书，渐感觉到西洋史籍编制的方法，史事的选择，和我国旧的史学，颇有些不同。”(17)传教士译著的西方史书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近现代转型，起到了如下的示范和影响：第一，提供了横向比较和跨文化沟通的历史意识，从《东西史记和合》《外国史略》《欧洲史略》到《坤舆万国全图》《全地万国纪略》《万国通鉴》的西史译著，向国人提供了中西比较史、地区史乃至世界史的概念，以及民族国家之间平等和独立的意识。第二，提供了真正的“中西比较史”“地区史”乃至“世界史”的观念。中国传统史书也写世界，但却以“天下”的眼光看待，将其他国家视为蛮夷，拱绕在中国的四周和海外。而麦都思的《东西史记和合》为中国提供了一种将中国与西方历史等量齐观的比较模式，谢卫楼的《万国通鉴》首次将中国、蒙古、日本与印度的历史写成“东方国度”，放在整个世界历史的大框架内去展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世界史的模式。第三，提供了新的历史观，特别是进化史观和群众史观。进化史观指明了历史发展的模式，而群众史观则指明了历史发展的动力。李提摩太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是一部反映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高潮的史书，分国别叙述了19世纪欧洲、美国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受当时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把人类历史完全描绘成一部进步的历史记录，所蕴含的进化史观对中国史学的近现代转型有重要促进作用。与此同时，西方传教士的西史译著还传入了“民史”的观念，民史观实际上是群众史观的反映。民史观念给只知记载帝王将相的中国传统史学开辟了前所未见的新天地，对中国学人影响很大，成为他们抨击传统史学的重要依据。总之，西方史学译著向中国提供了时间和空间观念的新模板，使国人建立起宏阔的历史意识。在时间上，西史突破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循环史观，提出了进化史观；在历史分期上，突破了王朝更迭的分期法，提出了按时代(如《泰西历史揽要》即《十九世纪史》)、按事件(如《英民史略》)划分历史的新标准。在空间上，突破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天朝居中—四夷环绕的中心与边缘关系体系，改变了纪传体正史将中原帝王编入本纪，将其他各国编入四夷列传的模式，提供了真正的地区史(《欧洲史略》)和世界史(《万国通鉴》)的撰著样板，建立起横向比较的历史意识。(18)
    第四，明清史学近代转型中的日本因素研究。
    明清史学近代转型中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现象，就是日本成为中国传统史学演变为近代史学的重要中介。接受了西学的日本，将中国明清史学引入后，用西方近代眼光加以解读，然后再传回中国，竟然促进了明清史学向近代的转换，产生了“点石成金”的现象。如崔述的《考信录》只是中国传统考据学的一部专著，但传到日本后，受到日本学者白鸟库吉的重视，加以西方“疑古”“求真”等科学化的解读，再传回中国，便成了顾颉刚古史辨派“新汉学”的基本依据，(19)促进了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章学诚的学术在乾嘉时未受足够的重视，但传到日本后，日本人内藤湖南首先为他做了年谱，传回国内，引起了包括胡适在内的学人的推崇，将章书解读为具有西方史学理论品性的著作。赵翼的史学，在他生前未受重视，直到内藤湖南加以推崇后，又风靡中国国内，成为民国学人进行现代史学建设的绝佳素材。此外，日本学者还将西方的史著书写形式卷节体改进为章节体，传入中国后，促进了中国史学体裁的转型。英国谢卫楼的《万国通鉴》在编写过程中最早采用了卷、章、段三位一体的史书形式，“对于中国史书在近代向章节体的转变，做出了重要的铺垫”。(20)艾约瑟所译的《希腊志略》《罗马史略》《欧洲史略》采用了卷节体的形式。李提摩太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也采用了卷节体，每卷分为若干节。这种卷、章、段或卷、节的形式，传播到日本，经过日本学者的改进，便形成了章节体。19世纪下半期，日本涌现出一批用章节体叙事的史著，如桑原骘藏著的《中等东洋史》、田中萃一郎著的《东邦近世史》、市村瓒次郎和泷川龟太郎合著的《支那史》等。这些史著引进中国后，成为在中国流行的章节体著作，促进了章节体在中国扎根，成为中国近现代史学转型在体裁上的标志。日本在中西之间起到的这种媒介作用，值得研究。
    以上四部分的关系是，第一部分是对中国传统史学内部所具有的近代性因素所作的探讨，第二部分是对在西方史学观念影响下中国近代学人对明清史学的某些内容所作选择的研究，第三部分是讨论晚明以降的史学如何直接受到西方史学影响的过程，第四部分则是讨论中国传统史学与西方史学对接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即日本在中间所起的媒介作用。第一部分探讨的是中国传统史学中富有生机的先进要素，第二、三、四部分则是研究中国传统史学向近代转型的三种路径。四部分的内容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明清史学转型研究的基本内容，从历史性和共时性两个维度来看，可以有许多研究的问题。从历时性来看，明清史学“近代转型”的内容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讨论明清史学(鸦战前)在当时所滋生的近代性因素。分析明至清乾嘉时代，传统史学中蕴藏的近代史学因子；分析嘉道经世实学时期，传统史学在中西交汇背景下关于农业、水利、漕运、盐业、冶铸造等经济和社会史问题的研究趋向，以及由此逐步衍生而成的新学科。第二个阶段，分析晚清民国时期对明清史学的选择及其依据，特别探讨其背后蕴含的西方和日本因素。这是史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分期问题的研究。
    从共时性上来看，明清史学“近代转型”研究将从范式、史观、对象、规范等诸方面，同时探讨明清史学向近代史学转换的过程和范型。第一，范式的转移。明清迄近代，史学经历了从叙事史学向研究史学的转换。早在明代，目录学便在“史部”下面又设立了“史学”类，表明史部属于叙事史学，下属之“史学”则成为研究性的史学活动，从而与今天的“史学”相贯通。再经过受到西方和日本章节体论著以研究问题为主的思潮的促进，导致史学范式从叙事向研究转型。第二，史观的转移。明清迄近代，史学经历了从循环论到进化观的演变。“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循环史观，到王夫之、赵翼等人那里，已经开始有所突破，承认历史演变的发展特征。再经过达尔文进化论经由严复翻译成《天演论》，而影响到中国的史学观念，对梁启超“新史学”倡导进化观产生了直接的触发。第三，对象的转移。明清迄近代，史学经历了从政治史到社会史、经济史的转换。晚明时，在经世致用的促进下，学者们开始将史学研究扩及漕运、盐业、农垦、水利等领域，促进了经济史的发展，改变了政治史一枝独秀的局面。到嘉道经世之学兴起后，史学向社会史、经济史领域扩展更为广泛。第四，规范的转移。明清史学部分论著已抛弃了传统的规范，产生了新的规范。如传统史学辗转因袭的规矩，到顾炎武那里便被指责为“剽窃”；历代实录均不注明史料出处，到了晚清所编的《清德宗实录》便注明了史料的来源。再经过西方史学规范的传入，使得中国史学面貌整体上逐步改观。上述问题，都是明清史学与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研究的基本内容。
    三、明清史学与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研究的意义
    明清史学“近代转型”之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Modern)转型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焦点和热点，近年来的“国学热”又促使人们思考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今社会中所具有的现代价值。本课题则从明清史学在近代转型中的作用和方式等角度，对中国传统学术乃至整个文化的近代转型进行“具体而微”的研究。通过明清史学“近代转型”的研究，探讨中国传统学术近代转型之路，进而弄清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路径。史学史只是学术史之一种，而学术史亦只是文化史之一种，对明清史学和学术的转型之研究，目的仍然是要探明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转型的路径。明清史学作为中国传统史学的成熟阶段，在受到西方史学和文化强烈冲击的情况下，或激发出自身的活力，或受到重新选择，从而加入近代史学体系的构建之中，成为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重要现象。通过本课题的研究，有助于深入探讨中国史学转型的真相，克服“西方中心论”的影响，或还原明清史学与近代史学之间的内在联系，或弄清近代(晚清民国)史学是如何汲取与选择明清史学的近代因子，将其纳入近代学术之中。与此同时，将从史学范式、史学观念、史学方法、史学内容等方面探讨中国史学的转型之道，进而探明中国学术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独特路径。
    明清史学“近代转型”研究，还具有较高的实践意义。中国经济正在高速发展，但是文化建设相对滞后，本课题通过对明清史学在近代转型中的作用与路径的探讨，为急剧发展和变化的现代中国提供前进的参照，对今日现代文化的建设起到参考作用。更具体地讲，通过明清史学与近代学术转型关系的研究，可以对今后史学的发展方向提供一种历史的借鉴。
    通过明清史学“近代转型”研究，期望在理论创新上有所建树，揭示以明清史学为代表的传统史学与近代史学(受西方影响)的内在联系，传统与近代不是一分为二，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一种动态的联系。传统史学既不会自动变成近代史学，也不会完全与近代无缘，常常蕴含近代性因子，会因时而变，在适当的时候和机会，部分明清传统史学会转换成近代史学，至少其近代性因素会为近代史学所吸收，成为近代史学体系的组成要素。通过明清史学的近代转型研究，通过探讨明清史学在当时所作的贡献，以及在晚清民国时被选择和接受的过程及其原因，划清传统与近代的界限，确立一种新的史学范式、新的历史观、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学术规范，有助于丰富中国文化转型理论。文化转型(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其理论来自于各民族文化转型的实践，世界上并无完全一致的文化转型理论，中国的情况更为复杂，因此在研究明清史学所代表的学术转型时，既不能无视世界文化转型理论的既有共识，也不能完全照搬其理论模式，必须在研究明清史学转型的基础上，提出并发展文化转型理论。本课题要想深入进行，进行理论的升华，必须兼顾“两段三方”。“两段”是指上段明清(鸦战前)史学和下段近代(晚清民国)史学各自的转型，上段探讨史学的近代因子，下段探讨近代转型的复杂过程；“三方”是指中、西、日，研究明清史学及学术的近代转型，必须兼顾中国、西方和日本的各自因素，探明究竟哪一种是内因、外因或催媒。只有深入其中，多头兼顾，方可提出建立于具体个案之上的抽象归纳和理论体系。
    最后，通过明清史学“近代转型”研究，可以较为全面系统地对王阳明、李贽、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的史论与史观，崔述《考信录》、章学诚《文史通义》、赵翼《廿二史札记》等史著，纪事本末体、学案体等在晚清民国时被重新发现、选择和复活的过程及其背景进行探讨，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谱写出不一样的学术发现史新篇。
    总之，明清史学与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研究，有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有前人的努力和积淀，有具体的丰富的内容，有可供借鉴的理论与方法，通过深入进行，可望形成明清史学近代(modem)因素的确认及其在近代(晚清民国)被发现和阐释的历史书写体系，并产生若干可供思考的理论见解。
    参考文献：
    ①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第10页。
    ②冯天瑜：《道光咸丰年间的经世实学》，《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
    ③胡文生：《前近代中国传统史学转型的历史考察》，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0年。
    ④许苏民：《赵翼与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2期；《王鸣盛对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贡献》，《湖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顾炎武与浙西史学》，《东南学术》2004年第1期。
    ⑤张岂之等：《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⑥刘俐娜：《20世纪初期中国史学的转型》，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3年。
    ⑦刘俐娜：《由传统走向现代：论中国史学的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⑧叶建：《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形成与演进(1902-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⑨叶建：《试析20世纪上半叶史学理论著述与近代历史学的转型》，《天津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
    ⑩王学典：《新史学和新汉学：中国现代史学的两种形态及其起伏》，《史学月刊》2008年第6期。
    (11)杨念群：《“新典范”和“旧史学”的冲突与调适——对中国现当代史学变革的一个贯通性解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12)刘冬蕊：《章学诚与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章学诚学术接受史初探》，硕士学位论文，曲阜师范大学，2007年。
    (13)刘开军：《传统史学理论在民国史学界的回响——论刘咸炘的章学诚研究》，《史学史研究》2015年第2期。
    (14)胡成：《近代转型与史学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
    (15)陈磊：《论民国学人的章学诚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武汉大学，2013年。
    (16)邹振环：《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12～314页。
    (17)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第2卷，1949年。
    (18)谢贵安：《中国史学史》第五章“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晚清民国”，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
    (19)张文静、周颂伦：《“尧舜禹抹杀论”与“古史辨”中的“疑古”思想——以白鸟库吉与顾颉刚〈禹贡〉的考辨为中心》，《东北师大学报》2015年第3期。
    (20)邹振环：《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6页。
    （本文原载于《人文杂志》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