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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两篇文章的研究视线从英国本土转移到了其海外殖民地，阐明了殖民者如何利用发明或移植传统为殖民统治服务。博纳德·科恩（Bernard S.Cohn）考察了一八五七至一八五八年的印度民族大起义之后，英国统治者如何重建殖民统治秩序并通过仪式展现英国之权威。一八五八年，维多利亚女王被确立为印度的君主，为满足直接统治的需要，英国统治者力图将印度本土的贵族阶层转化为效忠英国女王的“封建领主”。对于英国人而言，莫卧儿时代的印度缺乏一套针对王公们的等级次序和荣誉体系，因此，他们按照欧洲的模式创造出了“封建的”印度贵族的等级，将印度王公变成了英国的爵士。一八七七年举行的旨在宣布维多利亚女王接受印度女皇新头衔的帝国集会，以一系列仪式活动创造出了一个本土的封建贵族阶层，并集中展现了由女皇所象征的英国的权威。这次集会极力呈现印度社会、文化以及宗教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被视为印度人需要英国女皇统治的明证。此次集会还将英人统治印度的新秩序象征化，会场的布置、赠与印度人的以纹章装饰的锦旗都充满了象征元素。总之，英国统治者极尽历史想象之能事，创造出一种“维多利亚时代的封建特色”。我们可以想见，这次集会有多少荒谬可笑之处，难怪以往的研究者都将其视作无聊的表演。但是，本文作者科恩还是为这项被发明的传统找出了一点意想不到的历史作用，他认为这次盛会奠定了一种仪式风格，印度早期的民族主义运动所采纳的公共政治风格便深受其影响。 特伦斯·兰杰（Terence Ranger）撰写的《殖民统治时期非洲传统的发明》，再次证明了殖民者不只是依靠坚船利炮来维护其统治。但非洲的情形与印度并不相同，非洲的许多地方存在白人定居者。这些定居者为了在非洲变成令人信服的统治阶级而移植了有关从属关系的欧洲传统，比如确定军官与士兵地位的军团传统、确定主仆地位的乡绅大宅传统、确定级长（prefects）与低年级学生地位的公学传统。这些移植来的传统可以创造出“一个明确界定的等级社会，其中欧洲人发号施令，非洲人接受命令”。与印度的另一点差异是，非洲没有莫卧儿王朝为殖民者提供的那种古老的王权观念与帝国体系，因此英国人在非洲发明出一种君主制新传统，即帝国君主制（imperial monarchy），它宣扬英国国王几乎就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和无所不在的神。这既可以使白人的统治显得合理，又可以树立起帝国的意识形态。英国殖民者希望借助白人与黑人同属于大英帝国的观念促使非洲的酋长、长老等人与他们合作。为了增加英国和非洲政治、社会、法律制度之间的联系，殖民者还为非洲发明了其本土的传统。这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部落传统的创造。殖民官员们相信每一个非洲人都属于一个部落，就像每一个欧洲人都属于一个民族一样。部落被看做是拥有共同语言、单一社会制度和已确立的习惯法（所谓非洲的习惯法也是殖民者的发明）的文化单位。而实际上，殖民统治之前的非洲并非只有一种部落认同，“绝大多数非洲人都在多种认同之间摇摆，有时将自己界定为这一酋长的臣民，有时是那种教派的成员，有时属于这一氏族，有时又是那一职业行会的成员”。现代非洲的部落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官员与非洲知识分子的创造。总之，殖民者通过整理、发明和传播非洲的这些传统，使原本灵活多变的习俗变成了确定无疑的东西。这种被发明的传统虽然歪曲了过去，但它本身已经变为现实的一部分，在以后的历史中留下了难以消除的印记。此外，谈到殖民主义总难绕过其双重使命的问题，在发明传统层面也不例外。由欧洲输入的发明性传统不仅为白人提供了发号施令的模式，而且还为很多非洲人提供了“现代”行为的模式，他们尝试着以相对独立的方式利用欧洲移植的传统，以此作为建立新社会的资源。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霍布斯鲍姆将大规模生产传统描绘为一八七○至一九一四年欧洲历史的重要特征。他纵观此时欧洲各国出于种种目的而狂热创造新传统的实践，从法、德官方创立的公共仪式、纪念碑、雕像到与工人运动相联系的红旗以及“五一”节，再到英国足总杯、环法自行车赛、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等体现群众或中产阶级休闲的体育活动。对霍布斯鲍姆而言，这些发明的传统都有着重要的社会与政治功用，否则它们既不会存在，也不可能得以巩固。 研究“传统的发明”这一历史主题的意义何在？我想戳穿伪传统、揭示历史真相并非首要目的。讨论传统为什么会被制造出来，又产生了何种历史功用远比单纯地鉴别真伪重要。此外，发明传统的实践主要是为了回应社会与政治的变迁，每项发明传统的个案都指向了更大的时代背景，透过一个个发明传统的故事，我们可以更好地去理解故事所发生的那个时代。本书所跨越的年代基本吻合霍布斯鲍姆所说的“漫长的十九世纪”（一七七六——一九一四），在这个时代中，民族认同的建构、帝国意识形态的塑造、殖民主义的扩张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而上述论文讨论的发明传统的现象与这些问题密切相关，因此，追踪那些被发明的传统不失为考察“漫长的十九世纪”历史的新视角。 最后，从研究方法上来简单谈谈本书的特色。近三十年来，“新文化史”在西方史学界颇具影响。一九八三年推出的这本以传统为研究对象的英文文集也多多少少带有一些新文化史的印记。第一，文集的题目就有新文化史的影子。新文化史家强调文化是一种建构或者发明，所以题目中带有“invention”或“inventing”的著作大量涌现（诸如L’invention du quoditien[Michel de Certeau,1980]、The Invention of Africa[V.Y.Mudimbe,1988]、The Invention of George Washington[Paul Longmore,1988]The Invention of Scotland[1991]）。“传统的发明”这一标题正体现了（并且进一步推动了）此种潮流。第二，从研究内容上看，此书非常关注仪式、象征物、语言和具有历史意义的制造物，这些内容正是新文化史家所热衷的一些研究对象。而且，新文化史研究强调文化的能动性，认为仪式、象征物等文化因素不仅反映了社会，它们自身也在影响社会、创造历史。再看此书的各篇论文，其共同的主题便是考察被发明的传统如何生产出社会与文化层面的意义，在政治、经济及社会领域发挥影响，这也与新文化史的认识相一致。第三，此书中的个别篇章与许多新文化史的著述相似，都深受文化人类学的影响。此书虽然主要汇集了历史学家的文稿，但也有人类学家的贡献。科恩便是芝加哥大学的人类学教授，致力于将历史学与人类学相结合，他对于一八七七年帝国集会的研究就体现了这种努力。另外，卡纳迪恩在研究英国王室仪式时，反复强调他使用的是“厚描述”的研究方法——提出“厚描述”的吉尔茨则是对新文化史研究最具影响力的人类学家。第四，新文化史在历史叙述类型上有“从分析转向叙事”的特征，而此书的各位作者也有着明显的说故事的欲望，有赖于此，这本文集才能将学术性与可读性巧妙结合，在充分论证学术观点的同时，把一个个发明传统的故事娓娓道来。因此，《传统的发明》的英文原著自推出以来便不断被重印，成为名副其实的学术畅销书。 原文刊载于《读书》2009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