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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法制史研究》的学术见解 《秦汉法制史研究》1982年由同朋舍出版，2001年第三次印刷。内容涉及法典编纂、律令、官制、古文书诸类，以下择要分述其学术见解及价值（下文凡征引大庭先生书中之说者，皆见本书正文） 。 第一，从法制史的角度看中国史的时代区分。立论见《律令法体系的变迁》一文（本书第一篇第一章，撰于1974年）。大庭先生在论述法典的编纂时认为，从唐敕到宋的敕令格式来看，唐宋具有一贯性，时代区分不明显；而以皇帝任命官僚的命令形式的变化来看，宋元之间为时代的区分点。1997年在关西大学的荣退讲座“我的中国史时代区分”中，大庭先生对他的观点做了更具体的阐述。他不采用古代、中世、近世这种区分概念，而是按历史进程区分为远古-春秋、春秋以后-鸦片战争、鸦片战争-现代三个分期。这其中的春秋以后-鸦片战争是漫长的帝制时代，包括了春秋战国这一孕育了帝制时代的前阶段。皇帝统治的原型至汉末为一个时代，而接下来的大变化则在宋元之间。他认为蒙古帝国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并以国号的命名，任命书的形式、皇帝的自称方式、地方行政单位的变化，以及为了形成覆盖欧亚大陆的帝国而产生的青花瓷为例，说明了变化特征（大庭脩：《私の中国史の時代区分》，《史泉》第87号，1998年）。众所周知，日本史学界围绕“唐宋变革论”有京都学派与东京学派（亦称历研派）的论争，而当中国学者询问大庭先生“属于何派”时，他的回答是不属于任何一派的第三派。这或许就是他所认为的界限比较清楚的法制史，也是他所秉持的“从事不受时流影响的坚实的史学研究”（大庭脩：《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中文版序”）信念的体现。 第二，汉律令辑佚研究。传世文献中的汉律令辑佚，至沈家本、程树德时代而达到一个峰值，后人若欲有所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资料的发现。因此敦煌汉简、居延汉简的发现，为后人辑佚汉律令带来了新的生机。本书第二篇第二章（撰于1981年）即为简牍律令的辑佚成果。所辑佚的律文、令文、律说，除去比照传世文献、疏通文意、纠正旧说外，值得注意的还有两点。一是律文的律篇归属。汉律久佚，传世文献中所记载的篇条结构是人们认识汉律的固有知识，然而在以固有知识认识出土文献时，佚文归属何篇，归属依据为何，是辑佚时不可忽视的问题。如果轻易地以后律分篇析章，就有可能忽略秦汉律的发展过程。在这点上，可以看出大庭先生在辑佚时的审慎，律篇明确者自不待言，不明确者亦不强作厘定，而是谨慎推测。对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某些简的归属也是秉持位置相邻、内容关联的原则。二是令的条文编号。在既往的秦汉令研究中，干支令是学者关注的对象，而令的条文编号并未引起特别关注。大庭先生注意到了居延汉简中《北边挈令》《功令》的条文编号，认为“这些令的编号顺序如何，是何时整理的，上次整理时的序号在下次整理时是否发生变动，有无废弃的情况，这些问题若能通过将来增加的出土资料得到解明，汉令研究将更向前迈进一步”。令的编号研究与令的编纂、分类、性质密切相关，因此这一问题的提出，无疑深化了秦汉令的研究。 第三，汉令的立法程序。说见《关于汉代制诏的形态》（本书第三篇第一章，撰于1963年）。文章主要通过汉代文献中制诏的文体、固定用语以及内容，提出了汉代制诏的三种形式：第一是皇帝根据自己的意志直接下达命令，“著令”、“著为令”是其行使立法权的用语；第二是官吏在职权范围内履职奏请，经皇帝“制可”后以制诏形式发布；第三是第一与第二的复合。“著令”诏含有应载入法典的条文，而“具令”诏、“议令”诏则在覆奏文中包含其条文。汉代的立法以第一及第三种形式进行，其程序贯通两汉，效力同等。从对法典的基本认识与立法技术来看，汉魏经历了从未成熟到趋向成熟的阶段。大庭先生的此文从汉代制诏的固化条件入手，剖析制诏的内部结构、外在形式以及汉令的运作实态，最终论及汉令在传统律令体系中的地位，是汉令研究的必读之篇。 第四，诏书册的复原。诏书是汉令的载体，因而一份首尾完整的诏书对于汉令研究的重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王国维先生曾考证过诏书格式，劳榦先生也总结过“诏后行下之辞”的内容，然而由于史籍中记载的诏书多经节略，故体例保持完整的诏书终难得一见。大庭先生的《关于居延出土的诏书册与诏书断简》（本书第三篇第二、三章，撰于1961年）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简牍的出土地，简文书法，诏书的公布、书写、传达方式及简文的内在联系，从居延汉简（1930年代发现者）中爬梳出8枚简，复原出了《元康五年诏书册》。通过这一首尾完整的诏书册，不仅可以明确诏书逐级传达的过程及其所需时间，而且可以看出御史大夫在日常事务处理中的实际作用，发现汉代文书政治的细节。《元康五年诏书册》的复原，既是京大居延汉简研究班的代表性成果之一，也是大庭先生汉简册书复原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以此为先导，其他考证、复原诏书册的系列成果，又有出土于肩水金关的《永始三年诏书册》，出土于武威的《王杖诏书、令册》，出土于敦煌凌胡燧的册书，地湾出土的骑士简册等（均收入《漢簡研究》，同朋舍1992年）。已故著名简牍学专家谢桂华先生评论道：“大庭脩教授……继承森鹿三教授肇端用古文书学研究简牍的方法，从居延和敦煌汉简中成功地复原出多件册书，其中元康五年诏书册，是最为完整的范例（谢桂华：《兰园大庭脩自用印集》“序”，垂柳草堂，2004年）。” 第五，刑名与罪名研究。刑名研究主要是对汉代迁徙刑的考证。1954年久村因发表的《西汉的迁蜀刑》（久村因：《前漢の遷蜀刑に就いて——古代自由刑の一側面の考察》，《東洋學報》第37卷第2号，1954年），从判决程序、护送至徙迁地、徙迁地的生活、赦免与诏封复家、东汉诸侯的徙迁等方面，论述了适用诸侯王迁刑的判决、执行、消灭以及理念，丰富了汉代刑罚体系的内容。大庭先生的《关于汉代的迁徙刑》一文（本书第二篇第四章，撰于1957年），则将受刑主体扩大至整个犯罪群体，从迁徙刑的分类（徙远郡刑、徙边刑）、获刑对象（徙远郡者多为大逆不道从犯，徙边郡者多为不道犯及大不敬犯）、刑罚功效（本刑与替代刑）、刑罚原理（“废放之人屏于远方，不及以政”）、附加刑（附加执行财产刑）等方面深化了迁刑研究。 “不道”是秦汉法律中常见的类罪名之一，较之具体罪名，类罪名的内涵厘清直接关乎对犯罪本质的认识与刑罚确定的依据，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既往研究中，沈家本已注意到这一罪名有不同称谓，但并未深究。张鹏一的《汉律类纂》也曾辨析后世“十恶”中的三种罪名之源，却失于疏略。大庭先生则采用归纳法对秦汉文献中频现的不道罪案件加以解析，撰成《汉律中的“不道”概念》（本书第二篇第三章，撰于1957年）。该文首先厘清了该罪名的内涵，指出其包含了诬罔、罔上、迷国、诽谤、狡猾、惑众、亏恩等罪名，其行为各有构成要件。其次界定了不道罪的概念：“背离臣下之道、扰乱民政、危害君主及国家、颠覆现行社会体制的行为，一般称为不道。”再次提出了汉不道罪与唐十恶罪的关系，指出十恶中有五项可以在汉律中得到对应，且大半包含在不道之中；汉代的不道罪伴随着律概念的发展而分化，进而与唐“十恶”发生关联。就类罪名的分析及对唐律十恶罪的溯源而言，该文堪称范本。作为居延汉简研究班的系列研究成果之一，该文与森鹿三及研究班成员守屋美都雄、布目潮沨、米田贤次郎、平中苓次等人的成果同时刊登于《东方学报》（京都第27册，1957年）。为大庭先生此文、《汉代的迁徙刑》及布目潮沨先生《汉律体系化试论——围绕列侯的死刑》撰写评论的滋贺秀三认为，二人的力作“标志着汉代法制研究的新水平，应给予十分高的评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