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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他者”在古埃及不仅仅是雇佣兵和警察，还从事其他职业。大量战俘被用作神庙、农田以及某些建筑项目的劳动力；一些外来人还在冶金、造船、纺织、贸易交换等领域工作；甚至一些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人成为古埃及神庙的祭司、政府的双语书吏和官僚。如亚洲人帕斯巴尔成为图特摩斯三世（约公元前1479—前1425年）时期阿蒙神庙的首席建筑师，近东人图鲁是法老埃赫那吞（约公元前1352—前1336年）的“所有公共工程的监督官和财政大臣”，亚洲人后裔阿派瑞尔是国王阿蒙霍特普三世的维西尔（即宰相），而塞提一世和拉美西斯二世的维西尔帕赛尔则拥有胡里安人的血统。 不仅作为整体的“他者”进入古埃及以后成长为统治者，也有很多个体“他者”在古埃及社会步入统治阶级，甚至位居高位。这与古埃及文学作品所反映出的古埃及人对“他者”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立关系。对于“他者”来说，这种境遇显然是矛盾的。 矛盾现象的背后 事实上，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是由复杂的历史情境促成的。首先，古埃及文学对集体“他者”的敌视和否定，既反映了古埃及人与“他者”在若干历史时期（例如战争时期）的整体对立状态，也是古埃及统治精英维护王权统治的需要。古埃及统治精英宣称，埃及的大神创造了大地和人类。《阿吞颂》称：“你按照你所希望的样子创造了大地……你把每个人安置在他所在的地方，给他们提供必需品……他们的舌头讲不同的语言……他们的皮肤是不同的，你把人们区分开来。”因此，古埃及理所当然是世界的中心，埃及法老是世界各地的王。然而，处于贫瘠之地的“他者”时刻觊觎古埃及人的黑土地，对埃及这个有序和正义之地带来威胁。古埃及法老的职责便是打击和征服这些邪恶的“他者”，确保埃及社会的正义和有序，这就为法老对外战争及依靠军功实施王权统治提供了理论依据。 其次，大量“他者”生活在古埃及和对古埃及的征服是具体历史情境造成的。战俘和雇佣军制度是努比亚人、近东人、利比亚人和希腊人大量进入古埃及的一个重要原因。希克索斯人、利比亚人、努比亚人和波斯人在古埃及的统治，都是以古埃及社会的混乱为前提的。“他者”在古埃及实施的统治基本上是按照古埃及传统的制度进行，那些在古埃及政府中位高权重的个体“他者”大多是“他者”的后裔，这表明“他者”能够在古埃及实施统治和取得较高社会地位是以对古埃及文化的接受（或部分接受）或者自身融入古埃及社会为前提的。 最后，个体“他者”在古埃及社会获得部分容忍甚至发展，是由古埃及农业社会对各类“他者”的需求所致。其中，战俘为神庙和王室地产的农业生产提供了大量生产工具；“他者”是雇佣兵、各种手工业者以及贸易者的来源；掌握了文化的他者更是古埃及政府需要的有用人才。这就决定了古埃及需要吸收部分“他者”进入“我者”社会，只要“他者”使用古埃及人的名字或者能够讲埃及语即可。 由此可见，在现实生活中，“他者”在古埃及的定居、发展以及统治是复杂的历史情境综合造成的。整体上来看，“他者”在古埃及文明中的矛盾存在是复杂历史形势造成的对立统一。 （作者：郭子林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