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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力，还体现为它在继承西方史学传统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通常与“新史学”联系在一起，于是人们倾向于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拒绝传统的史学形式如传记体史学、叙事史学。实际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并不拒绝传统的史学形式，但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记又有别于其他史学流派的传记，它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会进行更理论化的阐述。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记不再是帝王将相的个人传记，更像是在为这个历史人物所处的整个时代作传。至于传统史学所关心的叙事风格，在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中也都有充分体现。如C·L·R·詹姆士的《黑色雅各宾》，就不能被指责为因为注重理论术语而牺牲了文学性。除了传记体史学和叙事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一些著作也关注传统史学的核心话题，但更注重推陈出新。 在特定研究领域引领西方史学研究潮流，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力的重要体现。比如，尽管有些女性主义、黑人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有误解，但事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正是妇女史和黑人史研究的先驱。希拉·罗博瑟姆的《被隐匿的历史》开辟了激进妇女史学这一领域，詹姆士、威廉姆斯、尤金·吉诺维斯关于黑人奴隶制度的著作在黑人史的研究上发挥了引领作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口述史的发展中也开风气之先，因为口述史本身就是从“自下而上的史学”中产生出来的。像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罗纳德·弗雷泽和卢易莎·帕塞里尼，就运用口述史使人们对西班牙内战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有了新的认识。20世纪60年代以来，文化维度日益在史学中占据重要位置，从艺术史研究到日常生活史研究，文化史研究的方方面面都打上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印记，E·P·汤普森和希尔的著作就是其中的翘楚。 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要努力“回到马克思”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进程中，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把握也存在简单化倾向，这导致其一些理论观点和研究成果存在偏颇之处，对此我们要有清醒认识。实践表明，在史学研究中简单运用唯物史观并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因为这种简单运用很容易导致史学研究的教条化、庸俗化倾向。恩格斯在世时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向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青年派”）反复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的指南而不是教条。他还以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为例，强调其中没有教条，而只有对唯物史观的具体运用。 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发展过程中对一些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了讨论，试图使自己对唯物史观的解读能够“回到马克思”。比如，关于历史分期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随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1857—1858）》在1939年首次出版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从中看到了马克思关于历史分期思想的新维度，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回到马克思”，需要回答唯物史观是否是“实证科学”。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就历史、历史科学问题作出经典表述：“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一方面，不同于20世纪西方主流社会科学那种肇始于康德哲学关于现象世界与本质世界截然二分、满足于在现象世界经验事实基础上进行理论建构的实证科学，马克思所谓的“实证科学”更接近维科阐述的“新科学”，“因为，如维科所说的那样，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人类历史并非僵死事实的搜集，它就是鲜活的人类实践本身。另一方面，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也不可能是狄尔泰阐述的人文科学，马克思不可能把历史看作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因为他明确承认人类实践、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回到马克思”，还应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所作的经典表述进行深入研究。马克思在这一经典表述中提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提到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同时，从这一经典表述中，我们也可以读出马克思对生产方式的强调、对生产在人类历史发展和社会结构中优先性的强调。特别是当马克思说“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时，马克思所谓的“社会存在”并非静态的，而是鲜活的社会生活本身。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唯物史观是解释历史的一种理论“抽象”。对于史学研究来说，唯物史观是一种科学的理论框架，这种理论框架之所以能在与其他理论框架的竞争中以强大的解释力凸显自己的优势，正是因为它与其他理论不同，它不是从“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动出发”，而是“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发展进程中出现的许多优秀成果，也验证了唯物史观的这种优势。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