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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新的视角线索 北朝因施行“子贵母死”的立储制度，导致乳（保）母凭借与皇帝的亲密关系而独揽大权，形成了独特的保太后政治现象。唐代延续北朝遗风，乳（保）母在宫廷内部仍享受较高地位，武则天甚至撰有《保傅乳母传》一卷，推崇其养育之德。通过新近出土的肃宗保母王氏墓志等资料，为我们深入探究唐代乳（保）母群体提供相关信息。 依据唐制，太子乳母可封郡夫人，但诸帝乳（保）母所封未见明确制度。从墓志资料来看，皇帝、后妃、太子、公主的乳（保）母都会得到郡夫人乃至国夫人的封号。如高宗乳母卢氏封燕国夫人、保母姬氏封周国夫人，玄宗乳母蒋氏封吴国夫人、窦氏封燕国夫人，肃宗保母王氏封凉国夫人，宪宗保母卢氏封燕国夫人，懿宗乳母封楚国夫人等。虽然乳（保）母与所养子女无血缘关系，但“母以子贵”的逻辑仍然适用于乳（保）母的地位待遇。如权倾一时的太平公主，其乳母封奉国夫人，立志作武则天第二的中宗韦皇后，其乳母封莒国夫人，但中宗乳母于氏仅封平恩郡夫人；至于末代皇帝唐哀帝，其三位乳母仅得到安圣君、福圣君和康圣君的封爵。“拟母子”关系为乳（保）母们带来“母以子贵”，这种荣宠又通过“真母子”关系，传递到乳（保）母们的子孙后代，让他们“子以母荣”。如据刘慎言墓志反映，刘氏得官多赖其祖母——高宗保母齐国夫人的护荫。 如前所述，唐代宫人与国家政治关系密切，因此，作为宫人重要组成部分的乳（保）母群体，可以为相关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线索。一般来说，乳（保）母出身低微，多出身于官宦婢女。如太宗乳母刘氏本为高祖李渊家婢，武德六年（623）得封陇西郡夫人；贞观十七年（643），徙封彭城郡夫人，卒后陪葬太宗昭陵，成为唯一陪葬帝陵的乳母。据墓志资料反映，还有一些乳（保）母出身显贵，因坐罪而被收没为奴，后机缘巧合而成为皇子乳母。如高宗保母姬氏，本为李孝常子媳，因受李氏父子谋反牵连被没入掖庭。后姬氏成为高宗保母，得封荥阳郡夫人；长孙皇后早死，姬氏悉心照拂高宗数年，因此备受尊崇，数次徙封至周国夫人。姬氏卒于显庆二年（657），葬礼极致铺张，乃至超出仪制。乳（保）母得到的恩待水平，也反映出当时的国力水平。肃宗保母王氏虽同样得封国夫人，其卒时正值安史之乱后的国力萧索，肃宗虽“思保姆之遗爱，怀鞠养之深慈”，但朝廷已无力为其举行豪华葬礼，一切皆草草了事，其志文也仅有寥寥数言。 有意思的是，唐代晚期出现了后妃与宫人名号混淆的现象，宣宗将册封外命妇和宫人的“夫人”名号用于后妃，懿宗、昭宗更是大行其道；至哀帝时，却又将后妃的“昭仪”名号用于册封乳母。造成这种“错位”现象的原因，究竟是政治混乱还是出于特殊意图的安排，值得思考。 使用墓志须参考多重史料 除极少数显赫人物外，宫人墓志多由营办丧事的部门统一书写，基本格式固定，几无体现个人生平细节的信息。因此在使用墓志进行研究时，需要认识其不足之处，避免失误。 首先，宫人群体成分复杂，我们不能以个别宫人的史事模式化其群体形象。如同样是保母，高宗保母所受的荣宠远高于肃宗保母，这是帝王情感和国力限制等综合因素决定的。同样是宫人参政，卫国夫人王氏和宋若莘就备受肯定，而贺娄尚宫、宋若昭等则身败名裂，这同样深受复杂政治因素的影响，而不是她们的行为本质有所不同。 其次，唐以前的宫人墓志多出现于晚清民国时期，考古信息缺失甚多。唐代宫人墓志虽多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但墓葬信息的公布也很不对称。除墓志以外，墓葬的规格、形制、葬具等，对判定墓志内容以及对宫人群体展开全面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使用墓志史料时，须尽可能获取和关注墓葬的整体考古信息。 虽然墓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补纠传统史料的疏漏，但墓志的主体毕竟是人物，志文也大多简略隐晦，它们无法取代传统史料的基础价值，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分辨各自的优势，才能取得实质性推进。 最后，目前发现的唐代宫人墓志主要集中于高祖至玄宗期间以及懿宗、僖宗时期，史料分布存在缺环。研究唐前期的墓志，有传世文献可互为印证；研究中后期墓志，则面临缺少“纸上遗文”的问题，但这也对探究宫人制度变迁提供了研究空间。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