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十月革命节的下一天，A.史沫特莱通知我，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在当天晚上有一个小型鸡尾酒会，请我参加，并说当天晚上八点钟她开车来接我同去。晚上七点半，我到公共租界跑马厅（现在的人民广场）附近一家咖啡馆里等候她。这家咖啡馆是一些洋人和“高等华人”常去的地方，也是我和史沫特莱经常约会见面的地方。大约将近八点钟，史沫特莱来了，说车子就在外面。我同她出去，看见汽车停在马路对面，是辆黑牌车（那时候上海私人用的汽车是黑牌）。史沫特莱自己开车。我们一直开进了外白渡桥旁边的苏联总领事馆。
    参加鸡尾酒会的约二十多人，国际友人我只认识当时在上海出版的英文《中国论坛》的编辑，是一对夫妇。中国人中有鲁迅、许广平、郑振铎，好像也有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和廖仲恺夫人何香凝。
    大家随便吃一些东西，随意交谈。史沫特莱悄悄对我说，她和一些朋友都很关心鲁迅的健康，觉得他脸上缺乏血色，又听说常有低烧，容易疲劳。他们都希望鲁迅能够转地疗养，苏联早就想请鲁迅去游历并疗养，请他全家都去。怎样走？由何人伴送？苏联方面会很妥当地给安排的。
    史沫特莱又说，这件事她已同鲁迅谈过，但鲁迅犹豫不决，因此希望我帮助促成鲁迅的决心。
    隔了两三天，我到鲁迅家去，同他谈起这件事。我的话刚说了一半，鲁迅就笑道：“我料到史沫特莱一定要拉你帮助作说客。但是我考虑的结果，仍下不了决心，”
    我就问：“为什么呢？”
    鲁迅说：“一旦到了苏联，我就成了聋子和瞎子了。”
    我说：“苏联会配备一个翻译专门招呼你的。”
    鲁迅又说：“我所谓的聋子和瞎子还不是指的生活方面，是指的我对于国内的事情会不很了解了。”
    我说：“这有办法。我们可以把国内的书刊逐日汇齐交给苏联方面，想法用最快的速度寄给你。你仍然可以写文章寄回来在国内发表。”
    鲁迅听我这样说，沉吟了一会儿，然后摇着头道：“凡事想象是容易的，做起来不会有那么顺利。我猜想即使很快，书刊在路上也总要一两个礼拜，我写了文章寄回来，又要一两个礼拜。杂文都是根据当时情况，匕首一击，事隔一月，岂不成了明日黄花了吗？”
    我说：“不会成为明日黄花的。你的文章击中敌人要害，尽管迟一点，还是能够振奋人心，虎虎有生气的。”鲁迅听我这样说，只是微笑着摇头。
    我换了一个话题，又说：“你不是说如果有时间的话，打算把《汉文学史》写完吗？到了苏联，这件事情似乎容易办了。”
    我这个话似乎引起了鲁迅的思考。
    我又接着说：“你到了苏联，就有机会碰到许多国际上有名的革命家和文化界进步人士，那时你把中国的情况对他们说一说，而且，世界各地的有影响力的日报和期刊也一定要派人向你采访，请你写一点短文章。这样，对中国革命所起的作用，我猜想是大得无可比拟的。”
    我这番话又引起了鲁迅的思考，他沉吟了一会儿，然后说：“让我再考虑考虑罢，反正要走也不是一两个星期之后就走得成的。”
    这样，我就告别了。回家后我写了封短信给史沫特莱，大意是：大先生（鲁迅在兄弟中排行老大，同志们背后常以“大先生”称之）的心思有点松动了，过几天我再去试试。隔了六七天，我又到鲁迅家去。鲁迅不等我开口，就说：“我再三考虑，还是不去。前些时候，敌人在造谣，说我因为左翼文坛内部的纠纷感到为难，曾到青岛去住了一个多月。而周扬他们竟也就此推波助澜。现在如果到苏联去，那么敌人岂不更要大肆造谣了吗？可能要说我是临阵开小差哩！我偏偏不让他们这样说的，我要继续在这里战斗下去。”鲁迅说这些话时有点兴奋，眼睛看着我，眼光是沉着而坚定。我心里想，他大概是下了最后决心。不过我还是说了一句：“可是你的健康状态是大家关心的。”
    鲁迅回答说：“疲劳总不免是有的，但还不至于像你们所想象的那么衰老多病。不是说“轻伤不下火线”吗？等我觉得实在支持下去的时候，再谈转地疗养吧！”
    我觉得我已无能为力。鲁迅的战斗精神那样坚决，使我也不好再多嘴了。
    第二天，我写信给史沫特莱：“大先生说，‘轻伤不下火线’，十分坚决。看来转地疗养之事只好过些时候再说了。”
    以后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加上鲁迅经常发低烧，出国疗养之事也就无法再提了。直到半年后，鲁迅一场大病，朋友们又提起这件事，但那时鲁迅的健康状态已不适宜远渡重洋，只打算到日本镰仓小事休养（见鲁迅于一九三六年八月中给我的信），但最后还是没有去成，而在十月十九日他突然病发，终于不起。
    一九七六年六月五日于北京
    （原载《人民文学》197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