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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 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1] 2015—2016年，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者一方面延续传统的研究领域，运用史论结合的方法研究相关领域的主要问题，一方面继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课题，在研究手段、研究方法、对外交流、学术普及、现实关照等多个方面推出了各类成果，表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一、 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科发展总体状况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一直以来，中国学者在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的研究方法、学科特点、叙述结构以及专题研究等各个领域坚持唯物史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2016年，由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承担的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世界古代史》（上、下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和方法研究和叙述古代社会的历史，将中国史纳入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的整体；学习借鉴国际学界的最新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获得了学界较好的评价。 （二）新手段、新资料、新专题 近年来，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科发展迅速，在研究手段和方法、研究资料、研究专题等多方面已经接近，或者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学科紧跟国际学术发展前沿，研究专题、研究角度不断扩展。2015年，埃及史、希腊史、罗马史、欧洲中世纪史等研究领域有多篇成果梳理了学科沿革的历史，涉及民主政治理论、古典学传统、西方罗马史研究动向以及东方化革命等学术问题，分析其研究历史、方法和脉络，其中既有对国际学界相关问题的介绍、评述和评论，也有深入的批评、修正甚至否定。2016年中国世界古代史年会的主题是“古代世界的生成和成长”，分设四个议题：“增长与发展”、“生活与治理”、“交往与网络”、“记忆与认同”，反映了国际学界的最新研究趋势，特别是记忆与认同议题获得广泛关注。 我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界，特别是希腊史学界和欧洲中世纪史学界对于近几十年来由“新史学”潮流所引领的思想文化史转向高度重视。跨学科的、跨领域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古典学者开始运用亚述帝国史料研究古代波斯帝国的体制；神话学、考古学、艺术史和科学史研究者开始涉猎古代两河流域、古代埃及、古代印度、罗马文化史的考古和历史研究，发掘出不少新视角与切入点，也使得某些专题的研究更加深入。比如，在古代西亚史研究领域，古代数学的计数方法、古代苏美尔的历史地理学解读、古代赫梯文献的传记特征等研究成果开拓了新的领域。古代埃及史研究中，关于埃及晚期历史的研究成果更加丰富，研究问题涉及埃及托勒密王权、波斯人对埃及的统治以及经济制度等比较广泛的专题。在希腊罗马史研究领域，古典学在华传播史受到关注。在中世纪史研究中，长期不为人国内学界了解的中世纪地中海史进入了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 宗教仪式研究成果日益增多，既有对具体的神祇崇拜活动的研究，也十分注重仪式和节日，通过个案研究探索仪式特征与王权统治、社会管理的关系。欧洲中世纪史学者继续关注宗教改革、异端运动等问题。另外，家庭史、教育史、大学史、法律史、移民史等研究领域近年来逐渐被越来越的学者关注和研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在不断深化、拓展。 （三）传统问题研究继续深入 世界古代中世纪史领域一批传统历史问题的研究继续深入，仍然占据近年来科研成果的大半江山。社会结构、政治体制、军事制度、经济问题、经济社会史、对外关系、思想文化等仍然是研究的热点。 对于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学界的关注一直在持续。2015-2016年度，众多学者归纳、总结了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古代埃及文明、古代赫梯文明、古代希腊文明、古代朝鲜文明的文明起源和发展的总体特征，对文明和国家起源的理论与名词进行了解析；欧洲中世纪史学者则就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道路，欧洲文明从中古向近代的过渡与转型等问题展开讨论。 古代社会的结构与体制一直是世界历史学研究的传统问题。2015年度，学者们对古代埃及的经济管理制度、古代希腊的民主制度、日本古代中世纪的结构与体制以及欧洲中世纪国家的政治思想、宗教改革、民族国家等重大问题，都有深入的讨论。 对外关系研究不仅的视角不再仅仅关注政治和国际关系，文化交往和贸易活动也被纳入研究视野，古代西亚和埃及史研究者研究古代国家的对外战争和国际关系问题，研究海上和路上贸易道路和物质和文化的交流；历史上的中日朝关系、中国文化对日本和朝鲜半岛的影响、江户时代的思想文化和对外关系、中朝边界等问题的研究成果仍然比较丰富；欧洲中世纪史学界则重点研究欧洲中世纪国家的海外贸易活动。 在这些传统问题的研究角度和方法上，学者们力求创新，比如希腊政治史研究更倾向于从“表演文化”、“民主秩序”等新的角度展开思考。 （四）文献研究水平不断提高 文献研究成果不断增加，在古代西亚史、古代埃及史、古代希腊史等领域，学者们均出版或发表了翻译自原始文字的文献和注释成果，并且有些开始挑战传统的西方学者的注释观点。这部分成果有的直接在国外期刊杂志上发表，得到了国际学界的关注。史学史研究领域同样也表现出向传统观点发出挑战的趋势，中国学者日益摆脱介绍史学名著、著名史家的模式，开始深入分析文本、挖掘作者生平，提出了具有不同于传统认知的新观点，这在古代罗马史、拜占庭史研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五）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关照现实问题 关照现实问题是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者十分重视的研究方向。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科是基础学科，研究者主要从事近代以前世界各地区历史和文化的研究。但是仍然表现出现实关切，特别关注一些源出于古代和中世纪时期的专题，以及一些可与现实对比，能够提出参考和借鉴意义的课题。比如，养老问题、社会和国家治理、农业生态、社会公正腐败现象、资本主义的起源与欧洲社会的转型、一带一路的历史等。 2015年，以大区域开发与治理为核心的研究视角成为焦点，部分研究成果、翻译成果、立项课题和学术研讨会分别就世界历史上的帝国、早期国家形态与帝国、帝国的统治与管理、全球史视野下的帝国、帝国与城市等问题展开了研究和探讨；越来越多的研究机构和团体开始关注大的研究视野，大区域的治理和发展问题。2015年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古代史专业委员会年会的主题之一“古代帝国的建构与维系”，与会学者展开了热烈讨论；部分媒体也专版发表了世界古代史学者的研究成果。这类问题既具有学术价值也具有现实意义。 2016年度研究成果中出现了“治理”、“和谐”、“外交”、“人才”、“养老”、“公共利益”、“一带一路”等具有当代蕴意的名词。学者们一方面从当代的视角关照古代社会，一方面从古代历史研究的角度向当代社会面临的问题提供参考和借鉴。 （六）学科建设与发展 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科领域新老学者一直非常重视学科体系建设。一方面，努力构建完整的学科体系，通过引进国外优秀的通史类和专题类研究成果，提高中国学者的学术见识和学术素养。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参与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暨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创新项目“《剑桥古代史》《新编剑桥中世纪史》翻译工程”研究接近尾声。这套译著将进一步丰富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的研究和教学资料，推动学科不断进步。一大批西方世界古代中世纪史专业领域的学术著作源源不断地被翻译引进，大批学者参与到翻译和引介工作，既提高了自身的学术水平，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深入认识和了解学科知识，使他们成为潜在的未来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者。 中外学者合作研究不断深入。国内外罗马史学者共同参与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奥维德》翻译与研究”项目，并举办了系列报告会和研讨会。上海师范大学与美国迪金森学院合作建设的“迪金森古典学在线”（Dickinson Classics Online）数字资源为国内罗马史学者提供了十分便利的研究工具。中德赫梯学者共同撰写完成的《中国赫梯学的历史》一文在德国发表，国际学界对中国赫梯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有了系统认识。来自各个领域的国外知名学者纷纷来到中国进行学术访问，在北京、上海、广州、长春、西安等地发布学术成果，既增长了中国学者的知识和见闻，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学者来到中国开展交流和合作研究。 2016年度，中国世界古代史学者与考古界合作，积极参与中国考古界即将在埃及、印度开展的考古工作，举办了古代埃及考古系列讲座、古代印度考古讲座，邀请国内外古代埃及学、印度学者介绍相关国家的历史和考古状况，产生了较大影响。 另一方面，各学科领域建设强调更加合理的专业配置，更加突出的专业特色。2015-2016年，复旦大学历史系主办的“古代近东文明学术研讨会”，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办的首届“全国古典学青年论坛”，上海师范大学主办的“古典学术月”、“古代地中海论坛”等均体现出鲜明的专业特色。 在我国推行“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与东西方文博界、史学界交流日趋频繁的大背景下，本年度中国各大博物馆同世界多个国家联合在国内举办的古代文明文物巡展十分引人瞩目，如中国国家博物馆、四川博物院“罗马尼亚珍宝展”，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天津博物馆和山东博物馆“永恒之城——古罗马的辉煌”大型展览、上海月星环球港博物馆“庞贝末日”考古文物展、南京博物院“法老·王——古埃及文明和中国汉代文明的故事”等。这类展览既有助于国内学者深入学习世界古代史相关知识，也是中国学者向广大爱好者普及学科知识的良机，有利于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科后备人才培养，也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各个学科领域在2015-2016年表现出各自不同的学科特色。 二、古代西亚史 2015-2016年，中国古代西亚史研究继续坚持从文献入手，深化专题研究，关照重大理论问题，注重学科建设和学术普及工作，从古代西亚、古代两河流域、苏美尔、巴比伦、亚述、波斯、赫梯等多个文明区域和不同角度深入探讨文明发展、政治和管理制度、宗教观念和活动、社会问题等众多问题。 （一）学科发展与古代西亚研究 2016年6月24-26日，复旦大学历史系主办的“古代近东文明会议”汇集了国内目前从事古代西亚历史文化研究的20余位学者和学生，通过“历史始于苏美尔”、“两河文明与中国”、“个人、家庭与民族身份”、“安纳托利亚文明”、“两河流域经济与社会”、“两河流域文化”六个专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所涉及的议题囊括了古代西亚历史文化研究的各个侧面，研究方法覆盖历史文献学、语言学、考古学、自然科学史、宗教学和出版学等多个领域，表现出中国亚述学、赫梯学快速发展，不断与国际学界接轨的势头。 文字和文献研究是古代西亚史学者研究的重点，也是古代西亚史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吴宇虹等的著作《古代西亚塞姆语和印欧语楔形文字和语言》是楔形文字及其相关语言的语法教材，分别论述楔形文字的文字特征、阿卡德语、赫梯语和乌加里特语的语法特征，可以作为学习楔形文字及其语言的入门工具书。[2] （二）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文化研究 古代两河流域地区是早期世界文明诞生之地，以两河流域为研究对象的成果涉及文明特征、王权观念、经济问题、对外物质和文化交流、思想艺术等多个方面。[3]于殿利的著作《人性的启蒙时代——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艺术与思想》从人性启蒙的视角审视了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艺术和思想，从不同的角度全面描绘了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对人类文明的价值和贡献；欧阳晓莉从文物分析的角度概括了古代两河流域王权观念的嬗变轨迹。宋娇、李海峰聚焦古代两河流域文献中有关土地盐碱化问题的记录，指出土地盐碱化问题是古代两河流域文明衰亡的一个重要原因。章煜分析了两河流域学校教育文献中保存的有关牛的法律条文和规范，指出其表现出古代两河流域社会法律体系的部落习惯法特征，也应具有规范社会生活的作用。高文宝、吴宇虹研究了古代两河流域的宁乌尔塔神话，指出该神的特性与古代两河流域政权的对外扩张和贸易文化交流活动相呼应，反映出古代两河流域社会的真实生活场景。刘昌玉详细考证了古代两河流域文献中记载的麦路哈的具体位置，指出印度洋与波斯湾的海上贸易活动将古代两河流域文明与印度河文明联系起来，是更大范围的文明交往和物质联系活动的基础。 在关注古代两河流文明发展的总体线索和特征之外，学者们更多地依苏美尔时期、巴比伦时期、亚述时期以及波斯帝国及之后时期的阶段划分开展古代两河流域史研究。 苏美尔时期的研究呈现出文献研究为主的特征。[4]王献华的研究集中在古代两河流域早期历史阶段。他对早期苏美尔文献中出现的“苏美尔”一词的含义进行了仔细的梳理，指出这个词汇并非学界所普遍认可的地理概念，它应该是一个文化概念；他仔细分析和研究卢伽尔扎吉西时期的纪年文献，指出传统观点所认为卢伽尔扎吉西与拉伽什城邦的关系存在令人困惑之处，两河流域早王朝末期城邦之间关系应重新认识；通过解读阿卡德时期有关出身王室的恩图女祭司的文献，他指出阿卡德时期恩图女祭司已经成为王权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乌尔第三王朝经济文献，特别是普兹瑞什达干档案文献的研究已经持续多年，每年都有多篇成果发表，并且逐渐细化。吴宇虹、董晓博研究了档案文献中é.TUM一词的具体含义，指出该词具有特殊用途，将其解释为“保存档案泥板的内层特殊容器”有可商榷之处。欧阳晓莉观察到乌尔第三王朝经济管理文献泥板边缘的一些楔形文字符号，认为这是古代两河流域文明中使用的六十进制位值计算法的一种变化形式，进而发现了“部分六十进制记数法”。刘健从文明的原生性、开放性和多元性、继承性等角度探索了苏美尔文明的基本特征；陈艳丽、吴宇虹研究了苏美尔人地下世界观存在的矛盾之处，认为其体现了苏美尔人思想观念中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死亡观与唯心的宗教来生观的矛盾。晁雪婷、董晓博详细介绍了乌尔第三王朝贡物调拨中心普兹瑞什达干发现的档案箱上封泥的类型、特征、封泥文字的书写内容以及档案管理人员的情况，同时介绍了相关数据库网站，具有较高的信息和资料价值。 巴比伦时期的研究从多个角度关注不同专题。[5]陈艳丽、张宝利根据古巴比伦时期马瑞信件文献详细地梳理了两国联姻的历史背景、国际惯例以及迎亲的具体日程和所遭遇的各种问题。李海峰研究古巴比伦时期的养老问题，他既注意到古巴比伦社会养老的不同形式，也以女祭司为例进行个案研究。国洪更阐述了汉穆拉比法典的流变过程。亓佩成关注中巴比伦王朝自加喜特人入主后的对外关系，对巴比伦与埃及、亚述、赫梯和埃兰国家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和总结。 亚述时期的研究主要表现出文献解读与制度研究并重的特征。[6]陈飞对于亚述王表和亚述—巴比伦同步王表的注释和解读结论已经得到国际学界的认同。其中，他对亚述—巴比伦同步王表中部分段落进行了重新解释，结论将可能改变学界公认的亚述与巴比伦国王在位顺序和年代。另外，《<亚述王表>译注》是国内首篇将《亚述王表》译为汉语的译本。国洪更依时间线索分别讨论了亚述国家从古亚述到中亚述到新亚述时期的文献种类和主要内容，并分析了这些文献的史料价值及研究难点。他还从赋役豁免权、宦官、军事占卜、邮驿制度等多个角度研究了亚述国家的政治和行政管理制度：他的著作《亚述赋役制度考略》从行省的农业税、附属国的贡赋、对外贸易与关税、人口与徭役、神灵崇拜与供品征收、赋役的豁免以及财政危机与新增税负等七个方面详细探讨了亚述历史发展进程中赋役制度的特点及变化。 （三）安纳托利亚古代史和赫梯学研究 安纳托利亚历史和赫梯学研究的范围比较广泛，2015-2016年度发表赫梯学成果7篇，涉及学说史回顾、赫梯文明特征、文献、制度、宗教等多个专题。[7] 由Hanna Roskowska-Mutschler、李政和刘健共同完成的“Hetixue: Zur Geschichte der Hethitologie in China”全面梳理了中国赫梯学建立和发展的历史，介绍了中国学者的赫梯学研究成果和中国赫梯学发展的现状，以此纪念德国著名赫梯语言学家JohannisTischler。 李政从赫梯文明的创造者、赫梯人才政策、赫梯传记文献特征、铁列平时期的历史地位等多个方面进行探讨和总结。通过研究赫梯历史各个古代民族在安纳托利亚地区的活动及各种文化证据，指出印欧赫梯人是赫梯文明创造者中的主体，但不是唯一；在赫梯人才引进与使用问题的研究中，他指出古代安纳托利亚人才来源广泛，覆盖了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科学、艺术等各个领域，而且具有连续性，构成古代安纳托利亚文明的一个重要特色；他详细描述了赫梯国王哈吐什里三世写给巴比伦国王卡达什曼-恩里尔二世的一封书信，指出这类书信中包含的传记要素为研究这类书信文献提供了新的视角；另外，李政还深入分析了赫梯历史上最著名的国王之一铁列平的政治功绩，指出铁列平对赫梯国家的贡献体现在王位继承法、政治思想与制度、外交关系与政策、法律文化以及文献编撰等各个方面，是赫梯文明大发展的时代。 中国赫梯学者注重制度研究，除李政对于赫梯人才制度和铁列平时期的制度贡献研究外，刘健研究了赫梯国家庆典文献中所记载的基拉姆节日活动，指出这种活动是赫梯王室巩固统治，彰显赫梯王权统治的神圣性、正统性和权威性的手段。蒋家瑜梳理了赫梯文献中记载的各种与流放判罚有关的记录，探讨赫梯国家统治中采用的流放判罚的类型及流放政策，在赫梯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发挥的作用及实际效果。 （四）中东局势与古代西亚晚期史研究 2015年，中东局势中最引人关注的一个事件是伊斯兰教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大肆破坏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古代遗址和博物馆，摧毁和倒卖了大量珍贵文物。这些遗址和文物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亚述帝国时期，有鉴于此，部分期刊杂志中刊载了一批介绍亚述帝国遗址、文物和艺术作品的文章。但其中专业学者的成果十分少见，且对于伊斯兰国摧毁和倒卖文物行为和政策的学术性研究成果也未见到，这一点应该引起古代西亚史学者的注意。 另外，近年来开始有学者和学生尝试涉猎古代西亚晚期历史，[8]一些其他专业的学者、学生也开始关注古代西亚历史的一些专题，从民族文化、考古学、神话学、自然科学史、服装设计、艺术史等专业角度进行比较专门和深入的探讨。古代西亚史学者和各个专业领域的学者进行合作研究将有可能进一步推动中国的古代西亚历史研究。 三、古代埃及史 近年来，我国的埃及学发展较快，逐渐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注意和重视。2015年6月19—20日，中国第一届国际埃及学大会在长春举行，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主办了这次会议，来自英、美、阿、埃、中、中国台湾地区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多位学者与会。学者们不仅对具体学术问题展开研讨，也对我国埃及学学科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 制约我国埃及学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中国埃及考古学的缺失。2015-201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筹划在埃及开展考古发掘工作，为此，考古所举办了系列学术讲座，我国埃及学者就埃及学的起源与发展、埃及考古学的历史与现状、古埃及人的年代学与宗教观、古埃及历史上的某些重要问题等做专题学术报告，产生了良好效果。 2015-2016年度，我国埃及学学者的研究成果涉及原始文献的译注和研读、社会意识和宗教仪式、经济、政治等多个方面。 （一）文献和文字研究 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献的译注和研读是埃及学研究的首要条件。[9]郭丹彤的3卷本著作《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献译注》从古埃及大量原始文献中选择97篇最具代表性的文献进行翻译和注释，它们不仅涉及到历史、宗教和文学等各个领域，还集中体现了古埃及文献的一般面貌。金寿福译注古埃及重要文献《亡灵书》，并对其内容和反映的历史和宗教思想进行了深入解读。李晓东和李慧雪解读并注释了因泰甫石碑铭文，考察了碑文当中很多难以理解的词汇。 王海利考察了古埃及文字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同时注重对古埃及文字符号及其反映的心理认知特点的探讨,指出限定符号可以为我们了解古埃及历史、社会的变迁提供特别的视角,同时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古埃及人的心理认知特点,深刻理解古埃及文化的内涵。 （二）古埃及研究的传统问题 王权问题是埃及学研究领域的传统课题。[10]郭子林根据文献资料对古埃及王权的制度化进行思考，指出专制王权之所以在新王国时代达到巅峰,主要是因为当时以国王为首的统治阶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实现了专制王权具体内容的制度化。 经济是社会活动的基础，然而由于古埃及特殊的社会生活方式，关于古埃及经济活动的史料留存下来的相对较少，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古埃及经济史的深入研究。[11]金寿福运用波兰尼的“再分配”理论检视古代埃及经济，认为再分配在古代埃及经济中并非决定性和全国性的机制；古代埃及经济总体仍处于初始阶段，但它含有一些现代经济因素。郭丹彤研究古埃及人的土地私有化问题和赋税制度，指出埃及土地的私有化进程发端于国王的馈赠，并通过土地买卖和继承而不断深化和加快。她还研究了埃及税收类型和管理环节以及从实物到货币化的发展历程。袁指挥探讨了古埃及人的对内贸易活动，指出国内贸易是古埃及国家主导的再分配经济的补充,两者具有某种程度的互补性。 古埃及的对外关系是近年中国埃及学研究的热点问题。[12]郭丹彤从现有的埃及文献——奈苏蒙图石碑、索白克胡石碑和孟菲斯铭文——以及出土于迦南和埃及两地的考古资料考察了中王国时期埃及与迦南的关系。她还研究了埃及沙桑克一世在巴勒斯坦的战斗，认为学界对于这场战争的认识存在误差,沙桑克战争的影响极有可能微乎其微。袁指挥探讨了阿玛尔纳时代埃及与米坦尼以及与其属国叙利亚-巴勒斯坦的关系。他认为，阿玛尔纳时代，埃及与米坦尼的关系经历了从友好到破裂的变化成果，两国关系的恶化对中东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于埃及和叙利亚-巴勒斯坦属国的关系，他研究了埃及约束属国的各种政策和措施以及双方需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近些年，我国学者关于后期埃及历史的研究比较多。[13]郭子林系统论述了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的研究史、专制王权形成的背景和演变过程、国王人格的神化、国王的权力、中央集权的官僚统治、专制王权运行的保障措施、专制王权的影响和特点等，认为托勒密王朝的专制王权是相比于法老埃及时代更为强化的专制制度，在很多方面体现了自己的特点。郭子林还探讨了托勒密王朝时期埃及的社会结构状况和波斯人对埃及的统治，认为托勒密王朝的社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和维持专制王权统治的作用；波斯人的统治在一定程度上瓦解着古埃及传统的文化认同,为希腊马其顿人征服和统治埃及奠定了基础,构成了古埃及文明消亡链条上的起点。陈恒和李月论述了托勒密埃及油类专营制度的内容、实施原因和效果等，认为限于各种因素的制约，托勒密埃及油类专营制度并未在埃及所有地区切实有效实行。 古埃及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之一，在经历了新王国的鼎盛之后，逐渐走下坡路，甚至最终成为失落的文明。关于古埃及文明消亡的原因的探讨始终是一个重要课题。[14]李晓东教授对新王国时代晚期文献中一个复兴时代的年号进行细致考察，进而对古埃及文明的衰亡问题做出思考。郭子林认为在探讨古埃及文明的消亡问题之前，首先应该探讨清楚古埃及文明的根本特征，从而才能够探讨清楚古埃及文明的消亡是在哪个方面的消亡。以特殊的文字为载体、以多神崇拜为背景的神圣王权观念，构成了古埃及人文化观念的核心。 （三）宗教及仪式研究 宗教深入到古埃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我国学者始终重视对古埃及社会意识和宗教仪式等问题的研讨。[15]李晓东考察古埃及人的主导社会意识，认为古代埃及社会主导意识的诞生直接关系到古埃及社会文化的基本面貌及其历史发展方向，其诞生机制的深层根源在于古代埃及“原史”时期所处的生存压力性质。郭子林探讨了古埃及国王的王位继承仪式和献祭仪式，认为埃及法老的登基仪式和加冕仪式成功地将宗教与世俗两个方面糅合起来,通过仪式场面、象征物、浮雕和铭文,在国王与神祗之间建立起神圣关系,使国王的身份和统治神圣化。它们还在全国范围内确认了国王的各种权力,强化民族认同、凝聚社会力量,对于维护和延续古埃及王权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还认为，古埃及国王的献祭仪式是集合性仪式，由庆祝战争胜利的仪式、日常祭神仪式、日常祭祖仪式和国王神化仪式构成，古埃及三千多年的王权统治的实施和延续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这些仪式的不断展演。南树华从奥西里斯神的自然属性和复活永生之神性的角度，考察了奥西里斯神在古代埃及受崇拜的缘由。颜海英关注古埃及人的复活仪式文献及天文记录。她指出，古埃及墓葬文献研究应当充分认识古埃及“仪式文化”的特点，结合考古和图像资料，以观念与仪式互动的视角重新解读《来世之书》等记录复活仪式的文献。综合图像、铭文、仪式中的多重信息，她还探讨了古代信仰与天文观测的密切关系，说明古代知识具有综合性特点。黄庆娇和颜海英从金字塔铭文入手，考察复活仪式与古埃及王权观念的关系，探讨该仪式在古埃及人宗教与现实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王亮和郭丹彤考察古埃及人的神谕审判记录，认为神谕审判是以祭司操纵为基础,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最终目的的一种占卜形式，在埃及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刘金虎和郭丹彤探讨古埃及人的托特神崇拜，认为作为埃及最原始的神祇之一，托特神在古埃及多类宗教传说和仪式中都占据着特殊的地位，是埃及宗教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侧面。南树华和郭丹彤研究托勒密时期的奥西里斯神崇拜问题，认为奥西里斯神崇拜是古埃及文明存续至希腊时期的文化标签,他的崇拜既是古埃及文明与希腊文明在碰撞中实现融合的结果,也是埃及文明影响希腊文明最显性的标志。 另外，我国学者还介绍了国内外关于埃及学和具体问题的研究状况或对相关领域重要论著进行翻译[16]，也阐述了埃及学研究的理论问题。[17] 四、古代希腊史 2015-2016年，国内古代希腊史研究既体现出传统研究课题研究继续深入的特点，在研究方法、研究角度等方面也表现出新趋势，反映了我国本领域学者对国际学界前沿问题的密切关注，也反映了学者们将跨学科的理论方法应用于希腊史研究中的浓厚兴趣。在“古代世界的生成和成长——中国世界古代史2016年会”提交的希腊史方向论文中，以“记忆与认同”主题的论文数量为最，体现了我国希腊史学界对于近几十年来由“新史学”潮流所引领的思想文化史转向的重视。即使是传统上占据优势地位的政治史研究，学者们也更倾向于从一些新的角度去展开思考，如“表演文化”、民主秩序“等等。 2015-2016年，学者们从学说史、文献解读、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各个领域和专题总结和研究希腊历史发展的特征。 （一）学说史研究 2015-2016年度，希腊学术史仍然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其中既包括对希腊史宏观研究角度的思考，也有对具体研究领域的引介分析。[18]晏绍祥对《剑桥古代史》第6卷进行了剖析，从中看到了西方学界在撰写公元前4世纪古典世界历史时出现的一些新趋势。徐晓旭梳理了自19世纪以来国内外学界对于希腊—蛮族二元对立的认识与研究，指出在这一研究领域，希腊人和蛮族构成了“一对不断被修改的画像”，反映了时代变迁以及学者们着眼点的变化。吴晓群研究了20世纪下半叶西方学者在希罗多德研究中所呈现出的两种研究路径，二者都是在后现代理论冲击下做出的或顺应或抗辨的回应，有必要相互借鉴。吕厚量对古波斯史料学予以关注，指出二战后当代西方的古波斯史料学产生并得到相当发展，但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我国学者应当利用自身的优势，在这一研究领域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他还关注到近年亚述学、考古学的相关前沿成果所带来的观点上的变化。这些成果基本推翻了以雅典尼乌斯为主的希腊史料中对波斯帝国宫廷宴饮场景的负面描写。“东方化革命”是近二三十年以来西方古希腊史学界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李永斌梳理了这一概念的兴起过程，认为它的提出和影响的扩大其实是“东方化”和“东方化时代”这两个话题的延续和扩展。“东方化革命”这一概念是一个以现代术语来表述古希腊社会历史发展特定阶段的概念，中国学界在使用这个概念时，还应该从基本史料和文献出发，在对希腊与东方世界的联系做出更具体的研究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构建出宏观的历史框架。邢颖对一个多世纪以来古典学界研究古希腊宗教的主要路径进行了梳理，指出其先后经历的仪式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和城邦宗教范式这三个阶段，由此反映出希腊宗教研究在近二三十年所呈现出的新趋势。 （二）文献和文本分析及研究 2015-2016年度，希腊史研究领域有多篇论文立足于对古典文献本身的研究分析，这也充分体现了我国学界对该领域研究的日益深入。 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仍然是文本分析和研究的重点。[19]白春晓《苦难与伟大——修昔底德视野中的人类处境》针对修昔底德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进行文本分析，揭示出“苦难”是这位古希腊史家用以评判“伟大”的主要标准，它影响了修昔底德对人类历史处境的看法和他的写作。彭磊分析了修昔底德史书中有关雅典帝国主义的问题，指出在修昔底德看来，雅典帝国主义的崛起是战争爆发最真实的原因，西西里远征和米洛斯对话时则是雅典帝国主义的巅峰。李艳辉研究了两则被修昔底德所忽略的既敏感又重要的事件，即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夕的安特摩克利托斯事件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卡利诺斯“麦加拉禁令”。 演说辞文献也是国内学者近年关注的重点文献。[20]李尚君的《“演说舞台”上的雅典民主：德谟斯提尼的演说表演与民众的政治认知》将雅典政治演说作为一种以交流为目的的公共表演行为，通过在特定演说场合的语境中分析演说的修辞策略，考察了政治家的演说表演对民众政治认知的影响作用。何珵分析了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演说辞》中“领导权问题”矛盾论述出现的原因，指出伊索克拉底在演说辞中所采用的话语策略,是斯巴达在当时所拥有的权威以及作者自身对雅典霸权的呼吁调和的结果。 另外，学者们也对众多希腊文献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译注和解读。[21]杨共乐重点研究了亚里士多德《诗论》中的íστορíα一词，指出该词并非普遍意义上的古代希腊历史学，而具有具体意义，也就是希罗多德所创作的历史学。阴元涛等对《雅典胞族法令》石刻铭文进行了译注，指出它是解读雅典胞族组织最为重要的文献证据。徐松岩等探讨了色诺芬的《雅典政制》的史料价值，认为其对于研究雅典政治状况、原提洛同盟“盟邦”与雅典的关系以及探析民主政治的实质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刘军、崔国强对《奥勒比亚金银币出入境法令》做了译注，指出这是研究奥勒比亚经济和货币发展的重要史料。师学良选择了柏拉图《法律篇》第九卷中的一些条文进行翻译，以促进学界对柏拉图刑罚（刑法）理念的了解。 （三）政治史研究 政治史的研究一直是国内古希腊史研究的重中之重，其中城邦问题又得到最广泛的关注。[22]黄洋分析了希腊城邦政治与西方法治传统的关联，认为西方法治传统肇始于希腊城邦制度。现代民主制和古希腊民主制存在一些根本性不同，它继承了希腊民主制和罗马共和制共同具有的法治传统。晏绍祥根据最新考古发掘资料，发现了黑暗时代共同体在社会及政治组织上所表现出的与迈锡尼世界迥然不同的特征，进而提出荷马笔下的原始城邦应当发端自黑暗时代的新式共同体；另外，他通过对小亚细亚米利都与波斯关系的研究探讨等地方共同体在专制帝国中的地位；他关注到古希腊城邦政治中的贿赂现象，认为希腊城邦的政治文化和制度环境使得贿赂很难有生存的空间。孙左华分析了重装步兵和方阵的出现对于古希腊民主制诞生的重要作用。 雅典城邦由于占有史料优势，一直在古希腊史研究中占据着无可撼动的地位，对于雅典城邦的研究不仅仍然侧重于从各个方面看待雅典城邦的民主制度，也开拓出众多新领域和新视角。[23]徐松岩研究了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政坛最重要、最关键的人物之一——塞拉麦涅斯，探索其政治政策及影响。他还关注了古代雅典的发展道路问题以及雅典随着国家版图和规模的扩大而出现的国家机构方面的变化。李立华分析了雅典传说中的早期国王提秀斯的古典形象与原始形象的巨大差异，指出这种差异正是古典作家有意改造的结果。王志超探讨了雅典“蛊惑家”形象的起源及其本质，指出“蛊惑家”是雅典政治精英在直接民主制度下既得到权力又受到遏制的典型形象，因此应该受到客观、历史地看待。漆程成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视角对雅典民主进行了反思。韩向臣对雅典的公民权问题进行了考察，认为雅典的公民权建立在公共意识的政治氛围之中，这样的公民权在某些时候已经背离了自由，转向了奴役。赵青青考察了修昔底德对雅典民主政治的态度，认为修昔底德是一位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他所追求的是整个雅典城邦的利益和安全。石庆波以雅典为例考察了希腊城邦的“和谐”观念，指出希腊人以“秩序”、“比例”和“多样性统一”为基本内涵的“和谐”观念，深刻影响了其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 （四）经济史研究 在希腊经济史研究领域，[24]朱益民从希腊著名的阿尔戈英雄远征的神话故事入手，结合一些描写了科尔基斯金属生产情况的古代史料，探讨了科尔基斯作为东部黑海一个金属制造中心在古希腊世界贸易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毕会成、杨鹏飞则从经济角度出发，将伯罗奔尼撒战争定性为古典历史条件下的一场商业战争。作者通过对战争的分析指出，伯罗奔尼撒战争符合商业战争的一般性界定，同时，粮食供应市场在战略争夺中的核心地位、奴隶贸易以及工商业集团对战争的亲身参与和直接推动这三方面则构成了其与现代战争不同的古典战争特点。 （五）宗教文化和思想观念研究 近年来，多位学者将目光转向对希腊宗教文化的研究，成果丰硕。[25]吴晓群凭借古典文献及图像学的资料，通过对古代希腊式哀哭的种种仪式化规定的还原，对近十年来西方古典学界将希腊妇女的哀哭笼统视为一种“危险的声音”提出不同意见。王大庆探讨了古希腊体育竞技中的裸体习俗，认为这是一种为希腊人广泛接受的社会习俗，也承载着希腊人很多的人生理想，并通过宗教、社会、政治、伦理、哲学和审美等多个维度体现出来。魏凤莲分析了狄奥尼索斯崇拜与雅典民主政治的关系，认为狄奥尼索斯崇拜具有消融社会等级界限、增强社会成员凝聚力性的功能,在雅典民主政治形成的过程中弱化了平民和贵族之间的矛盾,对塑造雅典民主政治的意识发挥了积极作用。她还系统分析了宗教礼仪制度在雅典城邦中的作用，指出古希腊的宗教礼仪制度的作用在于促进机体之间的情感交流与融合。崔梦等研究了西西里远征前雅典发生的赫尔墨斯神像破坏案，指出雅典对此事的处理及民众情绪的变化反映出宗教在雅典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李永斌探讨了古希腊人对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崇拜，指出阿斯克勒庇俄斯崇拜反映了古希腊人对健康的追求，反映了他们珍惜生命、远离灾病的愿望，体现了古希腊人精神需求和现实需求的变化。王志鹏考察了古希腊的节日立法与农业生产的关系问题。张卨研究了古希腊人的生活观及消费理念。 （六）民族认同研究 古希腊人对自我和他者认同的问题是近年学界研究的重点。[26]魏孝稷所著《互动与认同：古典时期中国与希腊族群认同的比较》一书以上古中国和希腊为研究中心，讨论了两大族群在公元前8世纪至前5世纪所经历的认同变迁，华夏国家和希腊不同的认识自我和他者关系的思维方式，为中华文明和希腊—西方文明带来不同的文化遗产。徐晓旭介绍了一种新的“文化选择”模式来解释希腊化世界身份认同尤其是族群认同建构与文化互动的关系，对发生在希腊化时代埃及和巴勒斯坦的几段希腊人和非希腊人族群认同的“小历史”的书写证明了“文化选择”模式的合理性。李渊则介绍了从古典之前直至希腊化各个时期希腊人认识自我与异族的观念。 （七）希腊化研究 近年来从事希腊化研究的学者队伍日益壮大，希腊化时期的多方面问题都得到关注。[27]伯里在中国发表了《希腊化时代和文明史》一文，认为希腊化时代一直没有得到学者公正的对待。他在文中列举了希腊化时期各方面的伟大成就，肯定了希腊化时代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意义，进而赋予了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崔丽娜研究了希腊化时代的经济，认为期间的经济交流互动大大超过从前，为研究古代文明的交流互动提供了一个案例。毛丹等利用中、西方古代一手史料，从风帆起源研究及相关理论入手，考察了希腊化晚期至罗马帝国初年风帆与海船技术由地中海向印度乃至中国沿海缓慢“东渐”的情况,并解释了它为何在中国激起的反响仅有风帆的产生而未导致海船兴盛的原因。 （八）希腊文明特征及中西比较研究[28] 易宁、祝宏俊、王大庆等撰写了《古代希腊文明》介绍从远古时期直至希腊化时代的希腊历史，反映了希腊文明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状况和特点，从总体上总结了希腊文明的发展脉络和特征。由上海博物馆主编的《博物馆与古希腊文明》对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雅典卫城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等诸多馆藏古希腊文物的博物馆进行介绍，也从多个角度阐释了古希腊文明的特征，呈现出了古希腊文明的多维性。 在具体研究中，徐松岩考察了古希腊早期居民皮拉斯基人与之后来到希腊半岛的希腊人之间的关系，指出古希腊文化实际是希腊人与皮拉斯基人共同创造出的一种新文化。张丽霞分析了古希腊人的城邦情结对于希腊文明的影响，认为它一方面提供了希腊文明的繁荣的动力，但另一方面也产生出狭隘的城邦认同，阻碍古希腊民族走向统一。 希腊史领域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成果是在中西比较领域，近年在古代史研究中重新受到关注的中西比较在此不仅是一种视野，而且成为考察具体问题的又一维度，表现了学者们在理论和方法上的求新意识。黄洋在2016年世界古代史年会上做了题为“希腊和中国早期蛮族观念的形成与族群认同”的主题报告，报告对西方学者在研究希腊族群认同中的从“聚合型认同”到“对立型认同”的线性发展规律提出质疑，认为史料相对更为充分的古代中国华夏认同和蛮族观的形成过程或许可以作为希腊史相关研究的一个佐证。李渊比较了古希腊人与先秦华夏人异族观念的异同，两种不同的族群观念对两国历史具有深远影响。 除上述专著论文以外，本年度还有多部重要西方学者的专著在国内翻译出版，[29]涉及希腊历史、宗教、政治、科学等多个学科领域。 五、古代罗马史 2015-2016年，中国古代罗马史研究表现出积极进行学科建设、学术活动丰富多彩、研究课题和角度多样、兼顾传统与新兴领域的特点。 （一）学科建设与学术活动 近年来，随着一批或具有海外留学背景、或在国内老一辈罗马史学家系统指导下成长起来的青年学者加入国内罗马史学界的科研队伍，研究水平正在逐步接近西方罗马史研究前沿。2015-2016年4月，西南大学古典文明研究所先后主办了“全国首届古典学高层论坛”和首届“全国古典学青年论坛”；2015年6月，由光启国际学者中心主办，美国迪金森学院协办的“古典学学术月活动”在上海师范大学举办；2015年9月19-20日，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2015年学术年会在上海大学召开；2016年9月17-18日，以“古代世界的生成和成长”为主题的“中国世界古代史2016年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召开。在这些会议和学术活动中，国内古代罗马史学者就广泛的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另外，中国世界古代史学者邀请欧美著名罗马史学者在上海、北京各大高校与研究所巡回讲学。上海师范大学与美国迪金森学院合作建设的“迪金森古典学在线”（Dickinson Classics Online）数字资源也为国内罗马史学界科研工作者提供了十分便利的研究工具。这些对外交流活动使得国内的罗马史科研工作者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同古罗马史学术前沿与古典学数字资源近距离接触的便利条件。 在我国推行“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与东西方文博界、史学界交流日趋频繁的大背景下，中国内各大博物馆同意大利、罗马尼亚等国联合在国内举办的古罗马一流文物巡展十分引人瞩目。 在学术研究中，中国古代罗马史研究者从学说史、文献解读和分析以及政治制度史、经济社会史、跨领域研究等多个领域和角度开展研究。 （二）学说史 近年来，国内学界对西方罗马研究学术史给予了高度关注，围绕西方罗马史研究的起源、历程和前沿动向展开了热烈、深入且富有新意的讨论。 当代西方学界对罗马帝国主义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国内学者们的普遍关注。[30]晏绍祥介绍了西方学界关于罗马共和国帝国主义扩张动力的研究现状与理论建树。冯定雄、徐进伟评析了西方古典学界关于罗马帝国“大战略”理论的争鸣意见。王翘、徐家玲对罗马-拜占庭边疆史学研究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概念史梳理。 2016年，罗纳德·塞姆《罗马革命》中译本出版引发了国内学术界对塞姆史学特色的关注与讨论。[31]郭小凌介绍了塞姆运用“群体传记学”研究法对传统罗马共和晚期史研究进行的创新；晏绍祥对《罗马革命》的写作背景与特色进行了全面介绍，并对塞姆本人学术思想中的缺陷与矛盾性提出了批评；杜廷广对《罗马革命》的悲观基调与刻薄风格做出了分析；吕厚量对《罗马革命》中的西塞罗负面形象与作者塞姆的政治批判史观进行了解读。 一些古代罗马史著名学者的著作以及一些传统争论问题得到学者的普遍关注。[32]金寿福讨论了罗马史学者蒙森在德国古典学学科建设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宋立宏的《罗马与耶路撒冷》收录了作者多年来在罗马史领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其中大多涉及罗马及其东部领土研究中的各类问题。他还对安东尼·伯利的学术名著《哈德良：躁动不安的皇帝》进行了述评。康凯围绕“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这一充满争议的学术命题的来龙去脉展开评述。冯定雄对19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后西方学界的罗马边疆研究史进行了系统梳理。武晓阳比较了库尔提乌斯和阿里安两位罗马帝国时代史家对亚历山大大帝的历史评价。张岸介绍了格兰特的名著《罗马史》。张弢对国内包括罗马史领域在内的古典学研究中探究学术译名、钻研原始文献和梳理西方学术史的三大动向进行了概括。 除西方古典学术史外，古典学在华传播史这一相对冷僻、但富于原创性的领域也引起注意。[33]陈德正、胡其柱对西方传教士在华编撰的文章、刊物及其译介的世界通史类著作中的古典学知识进行了系统梳理。于颖对古典学在中国学术界传播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描述。 （三）文献解读 古代罗马史文献研究的突出特点是从文本出发分析和解读古典作家作品的史学价值和意义。[34]林中泽认为优西比乌斯《君士坦丁传》中作者对君士坦丁的吹捧是一种信仰本能，并不能据此认为这部传记必然属于献媚之作。夏洞奇为基督教史家奥罗修斯的史学成就进行了辩护。康凯对约尔达尼斯的撰史意图进行了剖析。张元伟对普鲁塔克著作的分类与命名传统进行了梳理。刘衍刚对阿米亚努斯史著中关于斯特拉斯堡战役的相关记载进行了整理、译注和研究。倪滕达结合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对肇始于希腊罗马史学理论著述的反修辞学传统进行了重新思考。董晓佳、刘榕榕研究了阿庇安《罗马史》的叙述主线和对内战危机的原因解释等问题。吕厚量分析了犹太裔罗马史家约瑟福斯历史观中的矛盾及其社会背景，并分析了奥林匹亚竞技文化在波桑尼阿斯作品中的重构。岳成对贺拉斯诗作中的史学信息做出了解读。武晓阳对斯特拉波《地理学》的史料来源做了系统分类梳理。华阳、王延超对波桑尼阿斯著作的创作背景与基本特色进行了初探。肖丽对《尤利乌斯-母神殖民城法令》这篇对于研究罗马海外殖民与恺撒施政思想具有重要意义的史料进行了译注。 在罗马文学翻译史与翻译理论研究方面，[35]王崧珍从“翻译文化效应”的视角对从西塞罗到奥古斯丁的罗马翻译思想进行了梳理。鲍彦、王薇对李维乌斯翻译《奥德赛》时采用的“糅合法”及其在罗马文学史上的深远影响进行了论述。刘芳在文化研究学派的启发下对西塞罗在不同历史语境下采用的翻译策略进行了具体辨析。 （四）政治军事史 在传统政治军事史领域中，罗马政治体制仍是学者们普遍关注的焦点。[36]一方面，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政治制度受到普遍关注，刘小青认为罗马共和后期反选举舞弊斗争的失败对中央政治运作与地方行省管理同时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危害，从而加速了共和国的衰落；她还分析了共和晚期政治暴力泛滥现象背后复杂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因素。杨俊明解读了庞培在罗马共和末期派系斗争中的地位。此外，罗马共和时期的执政官、专政官、监察官、公民大会以及混合政制等问题也有所探索。 罗马帝国的政治制度是古代罗马史研究的另外一个焦点。[37]何立波的《罗马帝国元首制研究——以弗拉维王朝为中心》对弗拉维王朝时期的元首政治经济职能、官僚体制与后期元首制危机等内容进行了深入论述，他还分析了帝国前期元老院和元首立法角色的转变，认为元首立法权开始超越元老院的具体时间点为公元2世纪20-30年代。宫秀华对奥古斯都作为元首享有的“第一发言权”、最高统治权、“祖国之父”尊号与军事统帅权进行了论述。罗三洋的《罗马的黑人皇帝》对罗马历史上第一位黑人皇帝马克里努斯的统治进行了扎实研究。 军事史研究更加聚焦帝国晚期，[38]董晓佳从晚期罗马帝国的军事防御体系角度剖析了君士坦丁堡对地中海世界政治格局演变的深刻影响。许礼捷聚焦哈德良时期军事补给系统的变化。王悦梳理了“imperium”一词从“治权”到“帝国”的含义演变历程，对蒙森等学者将罗马视为防御性帝国的观点提出了质疑。李大维研究了罗马帝国的情报系统建设和目的。另外，罗马帝国灭亡原因、奴隶制问题等问题也仍然是学者们关注的主要问题。 （五）经济社会史 经济社会史仍旧在罗马史研究成果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的不少论文均围绕罗马与周边民族的物质文化交流这一主题展开论述。[39]宫秀华、王允研究了罗马共和国征服西西里后利用行省统治模式对当地进行的治理。胡玉娟研究了历史上高卢地区与罗马文明的互动关系，强调了高卢本地传统文明的抵制与渗透对罗马文明的反作用。刘琳琳、宫秀华探讨了罗马-不列颠城市化的主要因素及城市化进程。吴琼概述了秦汉时期丝织品辗转进入罗马帝国的基本路径。肖容艳利用罗马史料及相关考古证据复原了古代凯尔特女性的社会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多篇罗马经济社会史论文将罗马社会经济生活的腐败问题与贫富分化现象作为研究对象，除了关注到腐败现象对政治体制的影响外，也从经济社会的角度进行了探索。[40]倪滕达以琉善揭露罗马社会腐败现象为线索，提出了罗马帝国的衰落始于公元2世纪的观点。吴萍对罗马共和国的贫富两极分化现象及相关制度调适进行了述评。何立波对公元1世纪这一罗马历史上的“堕落时代”中的公民道德败坏现象与政府的整顿措施做了分析。 另外，罗马社会生活中的女性与婚姻、公民集体意识以及社会等级等问题也得到关注。[41] （六）跨领域研究 罗马法向来是法学史研究者与罗马史学家们共同关注的、专业性较强的领域。[42]徐国栋对罗马法领域中的不同问题进行了探索，提出罗马《十二铜表法》的第6表第1条在罗马法律史上最早实现了对物权与债权的区分，并非一般认为的古罗马人完全不区分物权与债权的印象；他还对西塞罗《地方论》中的法律信息、演说术与古罗马法律生活的关系以及古罗马的法律教育制度进行了探讨。杨渊清、张强对公元前123/122年颁布的《关于搜刮钱财罪的阿基利乌斯法》进行了翻译、详注与研究。费安玲对罗马法体系中“遗嘱意思表示限制性规则”这一特定法律现象做了十分精深的剖析。罗洪洋驳斥了几代欧洲学者在罗马法与近代欧洲法治精神之间人为构建起来的文化渊源。另外，罗马法中的各类法律类型以及对后世法律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在原本相对冷僻的罗马文化史领域，具备史学、文学、艺术等不同教育背景的中国学者们结合各自的学科本位，充分利用空间上的中西比较与时间上的古今比较等模式，发掘出了不少研究古代罗马文化的新视角与切入点。[43]杨共乐等撰写的《古代罗马文明》对自建城到西罗马帝国灭亡期间的罗马历史进行了系统梳理；该书于文化史用力尤勤，对罗马历史上文学、史学、哲学、教育、农学、地理学、法学、历法等方面的成就进行了深入论述。杨俊明的《社会道德的变迁与罗马帝国的兴亡-古罗马公民社会道德研究》探讨了道德风尚对罗马帝国社会秩序、军队纪律等要素的影响和道德因素在罗马帝国兴亡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对罗马等古代帝国的兴起对东西方文明交流的促进作用进行了梳理。赵林探讨了罗马帝国发展历程中地中海世界的“罗马化”与罗马在文化上的“异化”之间的辩证关系。 数位学者撰文对罗马哲学、宗教史上的思想流派与代表人物进行了论述。[44]包利民、徐建芬从“治疗型哲学”的角度对塞涅卡的思想体系及其同基督教神学的契合之处进行了剖析。王遥解读了罗马皇帝朱里亚努斯将希腊文化融入其宗教体系所导致的悖论。曹凤珍对古罗马伦理哲学中的幸福观及其后世影响进行了梳理。陈良对马可·奥勒留《沉思录》的创作背景进行了述评。 在罗马艺术史领域，[45]关晓辉对老普林尼《自然史》34-36卷中的艺术史材料做了分类与梳理。徐进伟介绍了罗马帝国晚期基督教文化对古典艺术转型的影响。在罗马教育史与体育史等领域中，刘黎明、高漫漫解读了若干古罗马教育思想家所阐述的天性教育思想中的辩证色彩。杨弢、陈祥奎撰文论述了古罗马英雄主义对现代竞技体育精神的影响。周琪梳理了罗马艺术教育历程。 比较研究既是一个传统研究方向，也具有众多创新之处。晏绍祥将罗马史与波斯、秦汉史中的“空间”元素进行了类比，揭示了上古技术、资源条件下中央集权表象下广泛存在的地方自治现象。[46]另外，学者们既研究了中国与罗马城市发展、土地制度等传统课题，[47]也发掘了诸如社会规范、宗教翻译活动、装饰艺术等角度。[48] 2015-2016年度，国内罗马史学界在学术翻译方面成绩斐然，斯特拉波、优西比乌斯等古代作家的经典名著被译成汉语，凯瑟琳·科勒曼等当代西方史学家的最新研究成果也以中文为媒介被介绍到国内学界，还有若干学者在编订拉丁文-中文对照译本和为古典文献译本撰写详细的学术注疏等方面进行了可贵的尝试。[49]一批高质量的西方罗马史研究工具书、教材也通过影印、翻译的方式被介绍到国内，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国内罗马史学科的教学条件。 六、古代朝鲜史 2015-2016年度，中国朝鲜史研究继续以文化交流史、移民史、中朝关系史、专题史为主,对一些宏观的、重大的理论问题开始关注。仍以微观实证研究为主，侧重从考古文化、文化典籍入手，研究古代中国对朝鲜半岛的影响，研究视角多元化。 （一） 理论探索 2015-2016年，中国朝鲜古代史学者侧重从“封贡体系”、“华夷之辨”、边疆问题、学科发展等多个侧面探讨了一些理论问题。赵轶峰认为韩国民族主义历史学是一种同质化的、以民族意识觉醒和民族国家兴起为中心的宏大叙事，也一直是一种现实的社会思潮，在韩朝民族国家成长曲折道路上扮演重要角色。如何在历史学中超越民族主义，是国际史学界共同的课题。[50]冯立君从中国韩国学的成果发布和成果积累等新的考察角度入手，审视韩国学的研究成绩，进而提出不同于以往的“古代对外关系史”研究理念，尝试探析目前韩国学领域研究中的空白点，并结合中韩两国的韩国史研究现状，阐述韩国学所属的古代对外关系史这一新研究领域的研究对象、旨趣、方向等问题。[51]陈尚胜认为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应称“封贡体系”较为周全。封贡关系的要义在于“事大”与“字小”。[52]赵永春讨论了认识历史疆域的“历史共享”原则，认为“历史共享”是各国认识其历史疆域应该遵循的一个原则。[53]于逢春讨论了以“华夷之辩”为理论基础的“中华主义”在东亚诸国的流播、衍变，以及由此带来的“华夷秩序”再构筑议题。[54] （二） 文献研究 朝鲜古代史研究不仅依靠来自朝鲜半岛的文献资料，更多地依赖中国古代文献资料，因此，朝鲜古代史文献研究表现出重视中国史料、重视对比研究的特点。[55]戴卫红对1996年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出数量众多的公元3世纪前期的“货食”竹简及2008年在韩国扶余地区出土的公元7世纪初百济“佐官货食纪”木简，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拜根兴探讨了《大唐平百济国碑铭》撰写目的和时间、铭文涉及百济末朝野动态，纠正了以往研究对铭文“三河”“六郡”的错误诊释。赵智滨对《三国史记·地理志》中提到了百济和高句丽时期的许多郡县名进行了考察。杨军结合朝鲜古籍中记载的行政区划沿革，对朝鲜古籍《三国史记》卷三五《地理志》存录大量高句丽郡县名及其所在地做了初步研究。冯立君从质疑《周书》记录的一条高句丽阳原王遣使西魏史料入手，揭示6世纪中叶柔然和高句丽的关系。葛继勇从新出高乙德墓志入手，探讨了高句丽末期的内政外交状况。赵智滨对龙朔三年百济亡国之战进行了考述，认为百济亡国之战大致包括古沙、自江口、周留城、任存城等数场战役，具体时间为龙朔三年六月至十一月前后。刘永连、刘家兴以《太平广记》所辑相关资料为基础，辅以《唐大和上东征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人唐求法巡礼行记》等文献，对唐代中国对东亚海域自然、人文的认知以及对海上交通等状况的认知作了探讨。王彬、张沛介绍了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收藏的十余方涉及当时朝鲜半岛的高丽、百济、新罗诸国的墓志，为研究隋唐时期中国与朝鲜半岛国家的历史提供了新的资料。 （三） 朝鲜半岛早期历史 在朝鲜半岛早期历史研究中，学者们主要侧重从年代学和考古发现的角度讨论朝鲜半岛早期历史发展的脉络和特征。《黑龙江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中，杨军、苗威、高福顺、王臻集中探讨了朝鲜古代历史分期以及各个阶段的特点。[56]李宗勋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10年代初为止的朝中韩学界对古朝鲜历史的研究状况的分析与总结，系统地阐明了这20年间朝中韩学界各自的研究传统和特点，观点的变化与对立。[57] 早期历史研究离不开考古资料的发现的研究。[58]孙泓根据目前已知的4-5世纪的文献资料及幽州刺史墓的墨书题记，对幽州刺史镇身份、官职及其生存时代历任幽州刺史进行了考察。金石柱、姜龙哲、石光哲通过利用朝鲜境内渤海国遗址相关的属性信息和地理位置信息，整理和分析了朝鲜境内渤海国遗址的类型和空间分布状况。孙炜冉、苗威认为高句丽人前期有着以死亡之地而葬之的传统，这可能与其认为亡地即为灵魂安息之场所的信仰有关。张春艳、李英睿对高句丽瓦当莲花纹饰的构成进行了研究，认为高句丽瓦当莲花纹饰的象征寓意大致可以从神说、生殖说、天水说、佛教说与儒学说五个方面进行分析。 （四） 民族、移民问题 人口的流动和变迁，民族的构成和认同是朝鲜古代史研究的一个主要问题。孙泓[59]通过对中朝韩日学者对古代中朝移民研究状况的分析与总结，提出了国内外学者在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分歧点，并分析了对中朝不同时期移民认识的分歧及引起认识分歧的关键所在。她考察高句丽政权建立前到高句丽政权灭亡整个历史时期各民族的分布与变迁，认为高句丽是在我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存在的一个民族政权，同时它也是一个多民族的政权。另外，对于高丽时期入居朝鲜半岛的女真人，她认为他们是从今中国吉林省东部、黑龙江省南部向南迁徙入居朝鲜半岛北部的。郭威以南向进人高丽的渤海人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其进人高丽的过程和规模、在王氏高丽的境遇及其社会中的地位。。[60] 学者们还探讨了各类文献中出现的朝鲜人的身份和文献意义。[61]张富祥对《后汉书·东夷传》的《序言》部分作了疏通和解释,总述了上古东夷历史源流,认为其所述东夷并不等同于后世所称的东北夷，讨论了"东夷"概念的历史变化。赵智滨通过爬梳相关史料，指出文献中记载的高句丽军队和人口数量的记载可信。楼正豪对2009年7月在河北邢台市发现的《大唐口口口口寺故觉禅师碑铭并序》进行了考证，认为新罗大儒崔致远在《智证大师碑》中曾提到一位在中国河北常山地区活动的新罗入唐求法僧慧觉，就是邢州漆泉寺的惠觉。王连龙根据传世文献及石刻资料，对唐代高丽移民高乙德墓志作了考证，认为其对于研究高丽后期地方行政体制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王箐、王其讳认为《南卑德墓志》揭示了一族中古高句丽新姓氏—南氏，并为研讨中原南氏的迁变与流向提供了新素材。马云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东亚世界的视角出发，对入唐百济人弥军的墓志志文“日本”的准确含义，以及弥军出使侨国的具体情况作出自己的解释。刘永连、刘安琪根据《新增东国舆地地胜览》记述，结合《高丽史》和诸多朝鲜汉文文集等，讨论了其群体的较早分布和迁入、迁出等大致情形。孙炜冉对高句丽末王高藏入唐行迹进行了考察，认为高句丽亡国后，高藏率领的王室成员悉数移民唐朝，融入华夏民族之内。 （五） 对外关系 对外关系研究一直是朝鲜古代史研究的重点问题，学者们不仅注重研究朝鲜半岛对外政治交往的特点，也关注对外交往的路线以及物质文化的交流。2015年10月23-25日，中国朝鲜史研究会2015年学术年会在山东大学威海校区举行，会议主题为“历史上朝鲜半岛的对外关系”。2016年8月13-15日，中国朝鲜史研究会2016年学术年会在延边大学举行，会议主题为“东亚视野下的中朝（韩）关系史与朝鲜（韩国）史研究”。连续两年学术年会的主题均为对外关系，可见该主题在近年朝鲜史研究中的受到极大关注。 政治交往方面，[62]冯立君认为高句丽5世纪初扩张到辽东打破了自西汉武帝以来中原王朝在东方形成的陆海交通优势，成为高句丽在南北朝时期“强盛不受制”的一个重要条件，并引发了东亚地缘格局的结构性变动。耿铁华认为好太王碑碑文按年记载的史实，真实准确地反映了当时东北亚国家的关系。张春海以刑部为中心，探讨了高丽对唐司法制度的“变异”，认为高丽的司法制度虽移植唐制而来，但由于土俗因素的影响，与唐制仍有较大差距。金锦子以高句丽安减王统治时期的对外关系为切入点，考察了这一时期高句丽与南北朝关系的变化，探究了导致这种变化产生的原因。陈俊达、杨军对高丽赴辽使者的个人素质与家世背景、高丽使者的“借衔出使”现象、高丽朝廷对赴辽使者的奖惩措施等方面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讨论高丽遣使辽朝的意义及影响。陈俊达依据出使目的和频率，将高丽使者分为常使和泛使两类，详细考察了高丽使辽使者类型及其派遣等问题，为中朝关系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乌云高娃对高丽与蒙古的接触及双方征战进行了讨论，认为高丽与蒙古关系经历了从对峙到虚与委蛇再到较为密切的变化过程。孙炜冉以李谨行和新罗文武王金法敏为研究对象，分析朝鲜半岛古代政权对外关系的策略和得失。 军事交往和战争是朝鲜古代史研究中的一个主要问题。[63]李大龙分析唐罗“联军”灭亡高句丽相关记载，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准确的，因为唐朝和新罗的关系不对等，“联军”“联盟”之说有违史实，也容易使人误解。刘炬对广开土王南征百济之战的三个问题进行了探究，认为其将有助于重新解读高句丽与百济之间的战争史实。 物质交往研究中，[64]白云翔通过对韩国完州郡上林里发现的铜剑和日本福冈县平原1号墓出土铜镜的考察，探寻了中国古代青铜工匠东渡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问题。认为古代东亚各地之间的交流中，“黄海-渤海-黄海”的海上之路，是最主要的交通路线。刘安琪、刘永连以朝鲜和中国文献为基础，对古代阶段高丽参流人中国途径进行梳理和考实，以丰富和加深对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物质文化交流的认识。李乐营对辽金元时期在鸭绿江和图们江流域建立的榷场及与高丽进行的贸易进行了研究。刘永连、王洋对宋元交替之际这一中国乃至东亚政治格局变迁的关键时期，东南飘海商人的活动情况及其作用进行了探究。 文化交往上，[65]黎羌讨论了唐代演艺文化在东北亚诸国的传播，认为中国演艺文化亦为朝鲜半岛诸国与日本国传统乐舞戏剧“文化之母”。拜根兴探讨了作为唐都长安和新罗千年古都庆州，在近三百年交往期间的人和事。 七、欧洲中世纪史 2015-2016年度，国内欧洲中世纪史研究又取得新的进展，在相关理论问题、经济社会史（工资劳动形态、货币制度、市场与贸易）、政治制度史（拜占庭政治史）、思想文化史（文艺复兴史）等领域涌现出一批史料扎实、论证充分、观点明确的新成果。 （一）中世纪相关问题的理论探讨 2015-2016年度，学界对于中世纪史的研究框架进行了深入思考。孟广林指出，世界历史研究需以唯物史观为指南，将“传统世界史”和“新世界史”同举并重，有机整合，为世界史研究开辟正确路向。[66]刘明翰解读了中世纪史的概念与核心主题，指出中世纪整个欧亚大陆形成三大块文明区，它们之间的交流，特别是中国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作用被后人忽视了，甚至被低估了。[67] 学界关于资本主义起源与西欧社会转型的研究又取得了新的理论成果。侯建新探讨了英国佃农在中世纪的社会地位以及与农奴制的联系等问题。[68]在《资本主义起源新论》一书中，侯建新指出，欧洲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的原动力是个体与个体权利。刘景华对该书的三个层次和一条主线进行了概括。[69]朱寰主编的《工业文明的新视野：亚欧诸国由中古向近代过渡比较研究》关注亚欧各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的过渡问题，特别强调了其中的社会转型与文明转型。[70]对于西欧社会中的“权利”要素，王亚平指出罗马帝国晚期的庇护制和日耳曼人的马尔克制都隐含着一种近似的“保护”原则，是两种社会要素融合的关键。[71] 个人权利与私人财产不可侵犯观念是西方文明的重要特征。侯建新指出，西欧财产观念形成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并非单向和僵硬地强调物主的权益，其内涵与影响相当丰富和深远。[72] 历史上的中西方文明究竟相似还是相异，近现代国外学者进行过颇有价值的历史比较。徐浩重温了从启蒙思想家到韦伯等人对中西方发展道路的论述。[73] 围绕中世纪西欧农奴制衰落的原因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多布和斯威齐曾发生激烈的论辩。对此，魏宇杰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进行了剖析。[74] 另外，夏继果继续在地中海史领域展开深入研究，从政治霸权、贸易、规则和宗教四个方面开展研究，是区域整体史研究的又一显著成果。[75] （二）史学史和文献研究 在史学史研究中，学者们研究了西方中世纪史研究的各个领域、各个流派和主要问题的研究历史，并进行了深入的剖析。[76]王亚平主要关注了结构史学在德国中世纪史研究中的地位及其影响。陈志强梳理了英美拜占庭学的发展历程及其对我国学界的启示。李隆国以德国史学史为主，梳理“民族大迁徙”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朱君杙、王晋新研究中古西欧史家在编纂长时段“世界历史”时惯于使用“四大帝国”更替的撰史结构原则。陈志坚总结了自16世纪上半期起，以英国学界为主的社会各界掀起的关于财产继承模式的大讨论及其对英国历史文化多个层面产生的深远影响。陈素娟对西方学术界近年来关于加洛林王朝后期政治史研究的新动向做了介绍。马晓林总结了学术界十年来有关马可·波罗的研究的最新进展。 同时，学者们也研究了文艺复兴时期以来欧洲中世纪史研究的著名学者的学术观念和贡献。[77]周春生总结了英国著名文艺复兴研究者约翰·阿丁顿·西蒙兹的治史特点。赵文洪通过对索尔兹伯里的约翰、格兰维尔、布拉克顿、约翰·加尔文等人思想的梳理，总结了欧洲中世纪政治思想演变历程中有关反抗暴君思想的要点。赵卓然和杨盛翔的论文都将目光聚焦于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对其最重要的著作《论政府原理》进行了探讨。李桂芝关注20世纪上半叶英国最著名史学家之一艾琳·鲍尔在中世纪妇女史和经济社会史研究方面的成就。顾卫民着重分析了英国历史学家博克塞从研究早期欧洲人在东方的历史转变到以葡萄牙海洋帝国为中心的全球史研究的学术道路。张炜则归纳了史学家阎宗临在中西交通史研究两阶段的不同特点，强调其对中西交往史特别是中亚史的开创性贡献。何涛译介了阿兰·哈丁所著探讨中世纪政治自由的重要论文。 文献解读和分析在近年中世纪史研究中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78]陈文海考察了《弗莱德加编年史》等著作中有关法兰克人族源的叙述，分析了“特洛伊族源说”出现的社会文化背景。朱君杙强调了《王室法兰克年代记》的官方属性问题。他还研究尼特哈德《历史四书》中的“公共利益”观念。李隆国指出，都尔主教格雷戈里是具有高明的写作策略、注重创新写作体例的历史学家。在对奥古斯丁《忏悔录》卷五进行再分析之后，夏洞奇认为，当时奥古斯丁的中心目标就是依靠摩尼教的关系谋求世俗的前程。同时，奥罗修在《历史七书》中对晚期罗马帝国发展趋势的乐观认识是与当今流行的“古代晚期”学术范式相通的。孙逸凡、和平研究了中世纪英格兰的编年史写作活动逐渐走向繁荣的过程。赵法欣关注了米哈伊尔·普塞洛斯《编年史》中的“帝王批判”现象。蔺志强对1215年英国《大宪章》中的“特权”含义进行了辨析。辛敏雅讨论了理查三世的暴君形象是如何被都铎时期的史学家和莎士比亚历史剧塑造的。 （三）经济社会史 经济社会史是中国欧洲中世纪史研究的重点领域。2015-2016年度，经济社会史研究仍然集中在土地制度、农村和农民、工资劳动、贸易和市场活动、货币史等专题领域。 土地制度相关问题依然是学界关注的热点。[79]赵文洪探讨了中世纪英国公地制度救助穷人的社会功能。徐浩考察了中世纪中晚期的土地市场情况及其发展过程。孙立田研究中世纪英国自由保有与不自由保有两种类型的土地，指出所谓的土地权利问题，实质上是农奴维兰的土地权利问题。张莹考察了骑士役保有制，发现骑士役封臣逐步获得了土地的继承权、转让权与大部分的自由处置权，骑士领的土地权利逐渐向私有权靠近。 农村和农民是经济社会史研究的主要对象。[80]陈立军梳理并分析了西欧村庄共同体所具有的词源学内涵和特征。杨松涛认为“乡土社会”和“国家——社会”观念共同塑造了英格兰乡村纠纷解决的模式。郭华认为中世纪晚期的英国农民各阶层财富积累普遍增长，改变了英国各社会阶层之间的财富分配格局。从理论上来讲，中世纪晚期的人身依附性减弱，契约关系强化，是英格兰迈进现代社会的标志。自由农的身份与地位是农民问题研究的重要内容，李彦雄追溯了中世纪英国自由农索克曼的发展线索。 乡村的雇佣劳动与雇佣关系是中世纪史研究的重要课题。[81]对于中世纪西欧工资劳动市场存在的原因，徐浩认为是需求拉动，是农民和工商业者的家庭劳动力和领主庄园的农奴劳役的重要补充。在经济社会史和日常生活史兴起的学术背景下，英国乡村雇工的生活水平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王超华指出，作为工资史研究的两个重要维度，对工资差别和工资收入的探讨有助于更全面的了解中世纪乡村雇工的生活状况。面对黑死病流行之后的人口危机，英格兰议会曾多次颁布劳工法令，是英格兰王室政府协调利益集团关系和干预经济社会生活的有力工具。他还聚焦英国中世纪时期在他人家中学艺的年轻仆从的法律地位，指出契约关系与独立地位是仆从作为“工资劳动者”的重要特征。儿童劳动是工业革命以前工资劳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鲁运庚从宏观上对前工业化时期欧洲乡村儿童劳动现象及其特征进行了把握和分析。 农民生产的积累是乡村市场发展的基础。[82]崔洪建认为中世纪英国中等以上农户把剩余的产品拿到市场上进行销售促进了中世纪英国乡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繁荣。马泽民总结了12—15世纪英国交换经济取得迅速发展的原因。土地市场方面，英国宗教改革中被解散的修道院地产被投入市场重新分配，孙小娇发现，以乡绅和富裕农民约曼为代表的乡村中间阶层在此过程中发展成为不同于贵族和一般农民的社会阶层。同时，公簿持有农中也广泛存在非市场性流转行为，对英国乡村社会关系造成冲击。 货币史是社会商业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崔洪建从多个角度探索英国中世纪货币历史，他考察了英王亨利二世对货币铸造体制进行的一系列革新及其现实意义，关注到中世纪英国铸币师的社会地位，还探讨了中世纪英国税收、货币和财政制度向近代转型问题。叶璐探讨了14-15世纪英格兰解决“银荒”问题的历程[83] 市场与贸易问题是欧洲中世纪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另外一个核心议题。[84]王加丰认为，西欧中世纪的商人创造了新的贸易体系，它也成为近代西欧往外扩张的基础。宁凡对14-16世纪荷兰农业商业化原因做了分析。田汝英着重强调香料作为中世纪贸易活动中主要商品在促进西欧经济发展、社会变革以及海外扩张中的作用。沈琦指出，中世纪英格兰运输市场的繁荣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还成为社会经济变革的前提和基础。莫玉梅考察了1066—1290年的英国犹太人的借贷业及其命运。王倩关注地方贵族和邦国政府对于木材市场的策略，揭示了德国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独特模式。刘程研究了北欧的远途贸易体系以及“汉萨”“汉萨同盟”和“行会”等概念的含义。 （四）政治史研究 欧洲中世纪政治文化的研究近年成为一个新兴领域。学者们从多种途径探讨王权问题。[85]加冕礼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典礼，不仅是特定历史时期王权和社会性质的反映，而且本身便是权力的一种来源。张炜详细考察了英格兰都铎王朝加冕礼，并对都铎王朝王权问题进行了辨析。陈灿则从迎接国王的仪式，分析了中世纪晚期英国城市与王权之间互惠互利的关系。张乃和较为系统地研究了近代早期英国的特许权问题，从而加深了对这一时期王权及行政许可制度等问题的认识。倪世光强调骑士制度对王权具有限制作用。唐运冠认为，11世纪前后，新兴的统一王权将青年骑士比武变成了宣扬神授权力的盛装表演。裴幸超分析了《1352年叛逆法令》，强调其对英格兰王权的制约与维护作用。边瑶对英格兰都铎时期枢密院建制的两个方案进行了探讨。李家莉从玛格丽特·安茹王后的个人命运入手，分析了玫瑰战争爆发的原因。 中世纪欧洲各国的教俗关系（主要是王权与教权的关系）依然是学者们广泛关注的问题。[86]公元四至九世纪，随着拜占庭帝国的基督教化，教俗关系成为帝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张日元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其教俗关系呈现出“二元一体”的重要特征。赵林指出，教俗之争是一条贯穿于欧洲中世纪历史的红线，并重点强调了11-13世纪的东西方教会大分裂和14-15世纪西方教会大分裂的重要影响。王涛指出，在中世纪基督教世界一度兴旺的圣殿骑士团，其衰亡的真正原因是王权对教权的挑战和进攻。另外，朱君杙从基督教婚姻的道德约束作用出发，分析了罗退尔二世离婚风波中加洛林王朝解体、教皇权威抬头等因素。 民族国家的形成问题是多年来学者们热衷探讨的经典话题。[87]王亚平从中世纪晚期德意志帝国改革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新的探讨。侯树栋认为中古德意志多重国家形态显示的是一种多元权力结构并存的格局。对近代德意志“特殊道路”问题，钱金飞强调除专制主义传统外，联邦制、民主制、法治也是近代早期德意志的重要传统。英国和法国的民族国家形成问题也受到学者的关注，陈日华从地方自治角度进行了阐释。他还对中古晚期英格兰郡共同体进行了深入探析。潘荣成从多个角度总结了都铎王朝变革对英国民族国家确立的影响。此外，黄艳红讨论中世纪法国宗教空间、封建空间和王国空间等空间组织多元化形态及相互影响的各种因素。[88]张佳生讨论了中世纪英国城市的自治特权，指出自由的实现也不时受到国王或教会等势力的限制。[89]张建辉关注了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对英格兰早期王国的影响。[90]熊芳芳梳理了中世纪晚期法国君主征税权的确立过程和特点。[91]王向鹏探讨了第一次十字军战争时期的补给问题。[92]王云龙关注了波罗的海十字军中的文德十字军。[93] （五）宗教史研究 在传统宗教问题的研究上，视角新颖的作品迭出。孙剑以1400-1532年间赫里福德主教区神职人员的“头衔”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中世纪晚期英格兰的教士群体与世俗社会之间紧密的经济社会关系。[94]王首贞、徐以骅从中世纪晚期社会转型和社会运动的视角剖析了民间宗教兴替对整个西欧文明在社会转型、政治演变、主权国家建构等方面的深刻影响。[95]朝圣是中世纪基督教最基本、最重要的宗教活动之一。张红从国王和民众两个方面考察了12—14世纪英格兰人的朝圣活动。[96]王玖玖从全球史角度，分析了西班牙犹太人与基督徒的共生关系。[97] 在宗教改革史研究方面，[98]周施廷聚焦纽伦堡，通过诸多第一手资料展现了社会生活形式与路德新教之间的互动关系，他还从近代医学发展的角度重新定义了宗教改革的历史作用。沈坚和江晟从现代性的角度，关注了法国圣巴托洛缪屠杀期间所发生的迪罗西耶改宗事件。王文婧对法国宗教改革时期纯洁派与新教之间的谱系建构问题做了深入联系。曾祥敏对马丁·路德如何“发现”约翰·胡斯的过程予以详细叙述。 异端问题一向是中世纪基督教史的重要问题。[99]李桂芝对罗拉德派的神学思想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梳理。吕富华、谢胜男认为异端运动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宗教运动，它与经济、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卢镇否定了原有的16世纪威尼斯犹太隔都的消极认识，指出这种隔都不仅为犹太人提供了容身之地，而且也可与主流社会保持密切联系。 2015-2016年宗教史研究中，女性视角的成果比较突出。[100]汪丽红以中世纪西欧修女规章的发展变化为对象，对宗教领域的性别问题进行了探讨。她还深入分析了西欧中世纪盛期圣妇的身体观与身份认同问题。徐善伟则阐述了女性成为近代早期欧洲猎巫运动主要受害者的原因。 （六）城市史、家庭史、文化史等专门史研究 2015-2016年度，学术界围绕与城市发展进程以及城市文化相关的研究和译介工作非常引人注目。上海师范大学成立了专门的全球城市史研究中心，并在2015年10月召开了首届全球城市史学术研讨会。具体研究方面，[101]对于英国中世纪城市人口的数量及其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经济史、经济社会史与社会经济史研究得出不同结论。徐浩认为，这是研究范式差异所致。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进程有重要联系。谷延方、黄秋迪指出正确认识英国城市化过程留下的经验和教训是英国城市化研究的组成部分。洪庆明的研究从城市人口增长轨迹、城市化的时间特征等方面对法国城市化历史进程进行了论述。吕昭梳理了中世纪法国市政组织的发展过程及所发挥的作用。尚洁对威尼斯城市共和国基层社会组织兄弟会的兴起过程、组织原则和管理模式做了较为细致的叙述。刘敏探讨了前工业社会城市贫困问题。刘耀春考察了1000—1750 年的意大利城墙发展的三个阶段。朱明着重探讨了中世纪晚期法国国王如何透过城市建造来巩固王朝的统治，他对中世纪空间问题的探讨也具有开拓性。另外,《新史学》（第十四辑）还发表了数篇国外学者研究城市史的代表性成果。[102] 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早期西欧的婚姻、家庭、人口等问题研究一直受到学界重视。[103]俞金尧的研究表明，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养成的权利观念和习惯等等与欧洲近代社会的起源和形成相适应。他还以婚姻问题为例，指出16世纪得婚姻制度改革中，择偶自主的权利在宗教改革时期及以后的时期里一直都没有丧失。谭赛花则从服饰角度分析了近代早期英国社会变迁问题。 在通常的中世纪教育史叙述中，人们对起源于中世纪并延续至今的欧洲大学常常施以浓墨，[104]张弢则对那些没能维持住其生命力的大学给予了关注。陈洁以波伦亚大学和巴黎大学为例，讨论了欧洲中世纪大学的管理问题。张晓晗分析了英国中世纪以来大学教师收入的不同来源及其水平差异。 张炜继续在其15、16世纪英国印刷媒介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领域耕耘。《近代早期英格兰书报审查制度的形成与完善》一文梳理了都铎王朝时期教权和王权对印刷书籍采取的诸种审查方式，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印刷书对社会权力变动产生的影响。[105]此外，他对早期英语印刷书的生产传播所具有的资本主义萌芽性质进行了开拓性研究。 文化史研究热点是文艺复兴史。[106]刘君探索了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的身份与形象建构问题。解光云梳理了古典文化促发文艺复兴的途径和过程。陈志强和张俊芳着重考察了末代拜占庭知识分子对文艺复兴的意义。张炜从印刷书生产和接受的角度，追踪了人文主义书籍从南欧向西北欧传播的途径及影响。郭琳从德性政治的视角梳理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自由观。 （七）拜占庭史 拜占庭史研究涉及拜占庭帝国研究的多个方面，包括政治制度、军事制度以及帝国灭亡原因等问题。[107]陈志强、李秀玲梳理了科穆宁王朝皇帝阿莱克修斯一世的政治治理措施。罗春梅也将科穆宁制度与拜占庭兴衰问题做了勾连。王妍关注了公元10世纪拜占庭帝国皇位继承的多样性及其原因。李强则从拜占庭帝国书写材料从草纸、皮纸到纸的演变历程，指出这些材料在拜占庭典籍文献保存和流传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萨珊波斯帝国对拜占庭帝国的战争是早期拜占庭面临的重大外交问题。马锋、徐家玲聚焦于查士丁尼时代的一次重要战役达拉斯城战役，分析了该战役对拜占庭西征的作用以及显示出的拜占庭军队的军事特点。此外，疏会玲对查士丁尼的犹太政策进行了探讨。关于拜占庭帝国的灭亡问题。[108]陈志强研究了1453年君士坦丁堡战役的进程和失败原因，论述了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及其王朝应对最后一役负主要的军事责任及战场感受。胡长江则以帕列奥列格王朝时期的内战为例，分析了拜占庭帝国灭亡的内政原因。王妍聚焦10－11 世纪中叶东地中海地区的自然灾害与帝国走向灭亡的关系。 2015-2016年，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科在学科建设、学术活动、研究领域、研究角度等多个方面表现出繁荣发展的趋势。需要注意的是，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科是研究外国历史的学科，长期以来受到西方史学的深刻影响，在研究手段和方法、研究领域设置和选题上有所局限。如何提出具有中国学术气派的研究体系、研究方法、研究手段和研究课题，将是未来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学科研究面临的主要问题。 -------------------------------------------------------------------------------- [1]参与撰写人员有：刘健、郭子林、孙泓、张炜、邢颖、王超华、吕厚量。 [2]吴宇虹等：《古代西亚塞姆语和印欧语楔形文字和语言》，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3月。 [3]于殿利：《人性的启蒙时代——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艺术与思想》，北京：故宫出版社，2016年6月；欧阳晓莉：《两河流域王权观念的嬗变》，《文汇报》2016年6月24日；宋娇、李海峰：《古代两河流域地区土地盐碱化问题探析》，载《农业考古》2015年第3期；章煜：《古代两河流域牛法初探——以苏美尔牛法为中心》，《长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16年第1期；高文宝、吴宇虹：《宁乌尔塔神话——两河文明征服开发周围区的象征表达》，《古代文明》2015年第3期；刘昌玉：《麦鲁哈与上古印度洋—波斯湾海上贸易》，《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 [4]王献华：《两河流域早王朝时期作为地理概念的“苏美尔”》，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卢伽尔扎吉西数字标记计时法与早王朝末期南部两河流域年代学》，《历史研究》2016年第3期；《皇族“恩图”女祭司与阿卡德帝国的治理》，《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16年第5期。吴宇虹、董晓博：《乌尔第三王朝历史文献中é.TUM词义辨析》，《史学史研究》2016年第2期。欧阳晓莉、Christine Proust：《两河流域六十进制位值记数法早期发展的新证据及其分析》，载《自然科学史研究》2015年第2期。刘健：《苏美尔文明基本特征探析》，《外国问题研究》2016年第2期。陈艳丽、吴宇虹：《古代两河流域苏美尔人的地下世界观》，载《史学月刊》2015年第8期。晁雪婷、董晓博：《两河流域文明探秘乌尔第三王朝贡物调拨中心的档案箱封泥》，《大众考古》2016年第2期。 [5]陈艳丽、张宝利：《古巴比伦时期马瑞国王金瑞林与延哈德公主西卜图的政治联姻》，《西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16年第1期。李海峰：《古巴比伦时期女祭司“家庭养老习俗”探析》，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古巴比伦时期家庭养老习俗研究》，《史学集刊》2016年第1期。国洪更：《<汉穆拉比法典>的编纂、流布及其现代价值》，《光明日报》2016年10月8日第011版。亓佩成：《加喜特巴比伦王朝的外交》，《鲁东大学学报》（哲社版），2016年第1期。 [6]Chen Fei, “A Revised Reconstruction of Col. II of the Synchronistic King List (A. 117 / Ass. 14616 c)”, NABU 1 (2016), pp. 42-44；陈飞：《<亚述王表>译注》，《世界历史评论：历史上的城市与帝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国洪更：《亚述楔形文字史料概览》，载《北方论丛》2015年第1期；《赋役豁免政策的嬗变与亚述帝国的兴衰》，载《历史研究》2015年第1期；《亚述帝国宦官的地位和作用》，载《古代文明》2015年第2期；《亚述帝国的占卜与军队的征战》，载《军事历史研究》2015年第4期；《亚述帝国邮驿制度辨析》，《安徽史学》2016年第3期；《亚述赋役制度考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4月。 [7]Hanna Roskowska-Mutschler, Li Zheng, Liu Jian, “Hetixue: Zur Geschichte der Hethitologie in China”, AnatolicaetIndogermanica. Studialinguistica in honeremJohannisTischlerseptuagenariidedicata , Innscruck, 2016.李政：《论赫梯文明的创造者》，载《史学月刊》2015年第8期；《关于古代安纳托利亚诸文明接受与引进“人才”问题的历史考察》，《外国问题研究》2016年第2期；《外交书信与传记研究？——赫梯国王哈吐什里三世致巴比伦国王卡达什曼-恩里尔二世的书信的传记价值》，载《国外文学》2015年第1期；《论赫梯国王铁列平的历史功绩》，《古代文明》2016年第3期。刘健：《赫梯基拉姆节日活动的仪式特征及其功能》，载《世界历史》2015年第5期。蒋家瑜：《论赫梯王国的流放政策》，载《世界历史》2015年第5期。 [8]例如苏聪：《波斯帝国与丝绸之路西段的形成》，《社会科学家》2016年第2期；亓佩成、赵长福：《帕尔米拉王国的发现及其历史》，《惠州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9]郭丹彤：《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献译注》（上中下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金寿福：《古埃及<亡灵书>》，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李晓东、李慧雪：《因泰甫石碑铭文译注》，载陈恒、洪庆明主编：《世界历史评论》，第1卷第1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90—300页。王海利：《揭开古埃及文字研究若干谜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月7日；《限定符合与古埃及人的心理认知研究》《外国问题研究》，2016年第2期。 [10]郭子林：《古埃及新王国时期专制王权的制度化探析》，《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11]金寿福：《论古代埃及经济的特征》，《世界历史》2015年第5期。郭丹彤:《法老时代埃及土地私有化现象研究》，《历史研究》，2016年第4期；《论古代埃及的赋税体系》，《东北师大学报》，2016年第3期。袁指挥：《古埃及国内贸易论析》，《东北师大学报》，2016年第3期。 [12]郭丹彤：《论中王国时期埃及与迦南的关系》，《外国问题研究》，2016年第2期。郭丹彤：《古代埃及国王沙桑克一世巴勒斯坦战争考》，《东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袁指挥：《阿玛尔纳时代埃及与米坦尼的关系》，《安徽史学》2015年第5期；《阿玛尔纳时代埃及在叙巴的统治》，《东北师范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13]郭子林：《古埃及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古埃及托勒密王朝的社会结构与专制王权》，《中东问题研究》2015年第1期；《波斯人统治埃及新探》，《史学集刊》2015年第3期。陈恒、李月：《托勒密埃及油类专营制度考》，《历史研究》2014年第6期。 [14]李晓东：《“复兴时代”与古埃及文明的衰落》，《外国问题研究》，2016年第2期。郭子林：《论古埃及文明根本特征》，《外国问题研究》，2016年第2期。 [15]李晓东：《古代埃及社会主导意识的诞生及其历史分期》，《史学集刊》2015年第2期。郭子林：《“继承神秘剧”的展演：古埃及王权继承仪式探析》，《历史研究》2015年第2期；《古埃及国王的献祭仪式及其社会功能》，《世界历史》2015年第3期。南树华：《古代埃及奥西里斯神崇拜的缘起》，《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颜海英：《<来世之书>中的复活仪式》，《外国问题研究》，2016年第2期；《古埃及黄道十二宫图像探源》，《东北师大学报》，2016年第3期。黄庆娇、颜海英：《<金字塔铭文>与古埃及复活仪式》，《古代文明》，2016年第4期。王亮、郭丹彤：《论古代埃及的神谕审判》，《世界宗教研究》，2015年第6期。刘金虎、郭丹彤：《论古埃及金字塔文中的托特神早期崇拜》，《史学集刊》，2016年第2期。南树华、郭丹彤：《论托勒密时期奥西里斯神崇拜》，《北方论丛》，2016年第5期。 [16]袁指挥：《埃及的本土埃及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古代文明》2014年第4期；张思佳、田明：《古埃及最早的外族法老：国内希克索斯人研究述评》，《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德】杨·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美】温迪·克里斯坦森著，郭子林译：《古代埃及帝国》，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17]晏绍祥、金寿福、黄洋、张巍、裔昭印、陈恒：《古代文明研究前沿问题与方法》，载陈恒、洪庆明主编：《世界历史评论》，第1卷第1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47—264页。 [18]晏绍祥：《新形象的刻画:重构公元前四世纪的古典世界》，《历史研究》2015年第1期。徐晓旭：《希腊人和蛮族人：一对不断被修改的画像》，《历史研究》2014年第6期。吴晓群：《20世纪后半叶西方希罗多德研究的两种路径》，《世界历史》2015年第1期。吕厚量：《古典学、古波斯史料学与波斯文明》，《历史研究》2014年第6期；《从贤哲会饮到饕餮盛宴——古希腊历史叙述中波斯宫廷宴饮场景的变迁》，《古代文明》2016年第4期。李永斌：《古典学与东方学的碰撞：古希腊“东方化革命”的现代想象》，《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0期；《希腊“东方化革命”：想象的概念及其表述形式》，《文汇报》2016年5月27日。邢颖：《多路径探索古希腊宗教》，《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2月14日第4版。 [19]白春晓：《苦难与伟大——修昔底德视野中的人类处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彭磊：《修昔底德与帝国主义问题》，《江汉论坛》2015年第5期。李艳辉：《安特摩克利托斯事件、卡利诺斯“麦加拉禁令”与修昔底德的缄默》，《史学史研究》2015年第3期。 [20]李尚君：《“演说舞台”上的雅典民主：德谟斯提尼的演说表演与民众的政治认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何珵：《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演说辞·中“领导权问题”矛盾论述出现的原因》，《古代文明》2015年第3期。 [21]杨共乐：《·诗论·中的“íστορíα”不是指普遍意义上的古代希腊历史学》，《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阴元涛、崔国强：《·雅典胞族法令·译注》，《古代文明》2015年第3期。徐松岩、赵青青：《伪色诺芬·雅典政制·史料价值初探》，《史学史研究》2015年第2期。刘军、崔国强：《＜奥勒比亚金银币出入境法令＞译注》，《古代文明》2016年第3期。师学良：《柏拉图＜法律篇＞刑法条文选择》，《古代文明》2015年第4期。 [22]黄洋：《希腊城邦政治与西方法治传统的建立》，《经济社会史评论》2015年第2期。晏绍祥：《从迈锡尼世界到荷马时代：希腊城邦的兴起》，《外国问题研究》2016年第2期；《米利都与波斯:专制帝国中地方共同体的地位》，《世界历史》2015年第3期；《古希腊城邦政治中的贿赂与防范》，《光明日报》2016年3月26日第11版。孙左华：《方阵与古希腊民主》，《吕梁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23]徐松岩：《塞拉麦涅斯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政治》，《世界历史》2015年第2期；《论古代雅典国家的发展道路——兼及雅典版图问题》，《四川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雅典民主制历史上的两次“无痕蜕变”》，《光明日报》2016年5月7日第11版。李立华：《从提秀斯崇拜透视古典时代雅典的王权观念》，《史学月刊》2016年第2期。王志超：《被构建的历史与受遏制的精英——雅典“蛊惑家”形象的起源及其本质》，《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7期。漆程成：《古希腊雅典民主反思：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视角》，《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韩向臣：《自由还是奴役——论古希腊雅典的公民权》，《河北北方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赵青青：《修昔底德雅典民主观探析》，《集宁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石庆波：《古希腊城邦及其“和谐”观念——以雅典为中心的考察》，《嘉应学院学报》2015年第12期。 [24]朱益民：《从神话到史实——初探科尔基斯的金属生产与贸易》，《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毕会成、杨鹏飞：《伯罗奔尼撒战争：古典历史条件下的商业战争》，《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25]吴晓群：《希腊式哀哭：仪式化的哀歌抑或危险的声音》，《社会科学研究》2015年第1期。王大庆：《古希腊体育竞技中的裸体习俗探析》，《世界历史》2015年第2期。魏凤莲：《狄奥尼索斯崇拜与雅典民主政治》，《世界历史》2015年第6期；《古代雅典的城邦与宗教礼仪制度》，《外国问题研究》2016年第2期。崔梦、杨欣帼：《西西里远征前的赫尔墨斯神像破坏案》，《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李永斌：《古希腊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崇拜探析》，《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6月。王志鹏：《古希腊节日历与农业生产》，《农业考古》2016年第4期。张卨：《古希腊人的生活观及消费理念》，《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2016年第2期。 [26]魏孝稷：《互动与认同：古典时期中国与希腊族群认同的比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4月第1版。徐晓旭：《文化选择与希腊化时代的族群认同》，《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李渊：《古希腊人的自我与异族观念》，《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4年。 [27]伯里：《希腊化时代和文明史》，焦汉丰译，载陈恒、王刘纯主编：《新史学》（第十四辑），大象出版社2015年9月版。崔丽娜：《希腊化经济：一种世界性的经济？》，载刘新成主编：《全球史评论》（第八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6月版。毛丹、江晓原：《希腊化晚期至罗马帝国初年西方航海术东渐考》，《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28]易宁、祝宏俊、王大庆：《古代希腊文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上海博物馆编：《博物馆与古希腊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4月第1版。徐松岩：《“希腊人”与“皮拉斯基人”——古代希腊早期居民源流考述》，《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张丽霞：《城邦情结对古希腊文明的影响》，《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李渊：《古希腊人与先秦华夏人异族观念之异同》，《古代文明》2016年第1期。 [29]约翰·博德曼、贾斯珀·格里芬主编《牛津古希腊史》，郭小凌、魏凤莲、李永斌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西蒙·普莱斯《古希腊人的宗教生活》，邢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德蒂安《希腊古风时期的真理大师》，王芳译，华夏出版社2015年1月；琼·肯尼·威廉姆斯《古代希腊帝国》，郭子龙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4月；雅克琳娜·德·罗米伊《希腊民主的问题》，高煜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4月；劳埃德《早期希腊科学：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孙小淳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5年6月；劳埃德《古代世界的现代思考：透视希腊、中国的科学与文化》，钮卫星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5年6月；西蒙·霍恩布洛尔《希腊世界》，赵磊译，华夏出版社2015年7月；汤因比《希腊精神——一部文明史》，乔戈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8月；瓦尔特·伯克特《希腊文化的东方语境》，唐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8月；罗宾·奥斯本：《古风与古典时期的希腊艺术》，胡晓岚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12月；加斯帕·格里芬：《荷马史诗中的生与死》，刘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2月；伯里：《希腊史》，陈思伟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1月；让-皮埃尔·韦尔南、皮埃尔·维达尔-纳凯：《古希腊神话与悲剧》，张苗、杨淑岚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3月；哈蒙德：《希腊史：迄至公元前332年》，朱龙华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3月；雷诺兹：《抄工与学者：希腊、拉丁文献传播史》，苏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3月；克里斯托弗·罗、马尔科姆·斯科菲尔德编：《剑桥希腊罗马政治思想史》，晏绍祥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3月；唐纳德·卡根：《伯罗奔尼撒战争》，陆大鹏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4月；汤姆·霍兰：《波斯战火：第一个世界帝国及其西征》，于润生译，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4月；安提丰：《阿提卡演说家合辑》，陈钗、冯金朋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4月；塔贝尔：《希腊艺术史》，殷亚平译，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4月；莱斯莉·阿德金斯、罗伊·阿德金斯：《古代希腊社会生活》，张强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6月；皮埃尔·维达尔-纳凯：《黑色猎手：古希腊世界的思想形式和社会形式》，张竝译，华东大学出版社2016年7月；伊莱德·马尔金：《网络与希腊认同的兴起》，李永斌译，《全球史评论》（第九辑）2015年第2期；西蒙·戈德希尔：《雅典悲剧的观众》，李平译，《上海文化》2016年第7期。 [30]晏绍祥：《西方学术界关于罗马共和国帝国主义动力的讨论》，《全球史评论》第10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6月第1版；冯定雄、徐进伟：《西方古典学术界对罗马帝国“大战略”理论的争论》，《古代文明》2016年第3期；王翘、徐家玲：《罗马-拜占庭边疆研究中“边疆”认知的演变》，《外国问题研究》2016年第2期。 [31]郭小凌：《回望罗马史上最惨烈的篇章——罗纳德·塞姆<罗马革命>对历史巨变的新阐释》，《文汇报》2016年7月25日第T04版；晏绍祥：《塞姆眼中的罗马革命》，《南方周末》2016年8月11日D32版；晏绍祥：《塞姆眼中的罗马革命》，《南方周末》2016年8月11日D32版；吕厚量：《论罗纳德·塞姆<罗马革命>中的西塞罗形象》，《史学理论研究》2016年第3期。 [32]金寿福：《蒙森与德国的古典学》，《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3期。宋立宏：《罗马与耶路撒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12月第1版；《哈德良：不倦的旅人》，《古典学评论》第1辑，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3月第1版。康凯：《“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观念的形成》，《世界历史》2014年第4期。冯定雄：《罗马边疆研究在西方的兴起与发展》，《世界历史》2015年第3期。武晓阳：《古典作家亚历山大之评价——以库尔提乌斯和阿里安的评价为例》，《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4年。张岸：《罗马进行曲》，《科教导刊（中旬刊）》2015年第8期。张弢：《溯源与辟新——略论中国的西方古典学学科建设》，《古代文明》2016年第1期。 [33]陈德正、胡其柱：《19世纪来华传教士对西方古典学的引介和传播》，《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3期。于颖：《古典学在中国的是是非非》，《文汇报》2015年2月6日第T07版。 [34]林中泽：《优西比乌的品格及其与君士坦丁之关系——评优西比乌<君士坦丁传>》，《世界宗教研究》2014年第6期。夏洞奇：《奥罗修重放光芒？》，《世界宗教研究》2015年第1期。康凯：《<哥特史>、<罗马史>与约尔达尼斯的撰史意图》，《史学月刊》2014年第9期。张元伟：《普鲁塔克著作的分类与命名传统》，《史学史研究》2015年第3期。刘衍刚：《斯特拉斯堡战役文献》，《世界历史评论》总第3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倪滕达：《历史学对修辞学的偏见》，《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4年。董晓佳、刘榕榕：《阿庇安<罗马史>中的隐含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7月13日第007版。吕厚量：《“上帝选民”抑或“帝国子民”？——犹太教与罗马帝国两难抉择之间的史家约瑟福斯》，《世界历史评论》2015年8月总第3期；HouliangLü, “World Citizens vs. People Chosen by God: Josephus between Judaism and the Roman Empire,” 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Vol. 30, 2015；吕厚量：《古希腊奥林匹亚文化地方性探析》，《古典学评论》第2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3月第1版。岳成：《奥古斯都时代罗马诗歌中的意大利》，《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贺拉斯“希腊文化征服罗马”说考释》，《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武晓阳：《斯特拉波<地理学>的史料考信方法》，《史学史研究》2016年第1期。华阳、王延超：《保萨尼阿斯<希腊志>初探》，《美术大观》2015年第11期。肖丽：《<尤利乌斯-母神殖民城法令>译注》，《古代文明》2015年第4期。 [35]王崧珍：《“翻译文化效应”视域下古典时期罗马翻译思想追述——从西塞罗到奥古斯丁》，《盐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鲍彦、王薇：《李维乌斯<奥德赛>译本的翻译策略及其影响研究》，《安徽农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刘芳：《西塞罗翻译思想的历史语境重读》，《中国翻译》2016年第2期。 [36]刘小青：《罗马共和国后期反选举舞弊斗争与共和国的衰亡》，《世界历史》2016年第3期；《罗马共和国晚期政治暴力探源》，《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杨俊明：《庞培与罗马共和末期的派系斗争》，《北方论丛》2016年第4期。徐国栋：《共和罗马的阶级分权与政党政治》，《河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方旭：《论罗马专政官制度及其现代影响》，《贵州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陶焘：《试论罗马共和的混合政制遗产》，《天府新论》2016年第5期；李霞霞：《试探罗马共和时期的政权组织原则》，《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2期；李霞霞：《浅析罗马共和初期制度建设》，《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连佳：《浅议罗马共和宪政下监察官制度及其启示》，《现代交际》2016年7月总第436期；钟原：《浅析罗马共和国时期人民大会的权力限制》，《法制与社会》2015年第7期（上）。 [37]何立波：《罗马帝国元首制研究——以弗拉维王朝为中心》，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1月第1版；《论罗马帝国前期元老院和元首立法角色的转变》，《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宫秀华：《关于奥古斯都元首政制的几个基本特征》，《社会科学家》2014年第12期。罗三洋：《罗马的黑人皇帝》，北京：台海出版社2016年6月第1版。 [38]董晓佳：《晚期罗马帝国防御体系重建视角下的君士坦丁堡建设初探》，《古代文明》2015年第2期。许礼捷：《哈德良时期运输方式的改变与罗马东方领土的丧失》，《世界历史》2014年第6期。王悦：《由治权到帝国——从拉丁文“帝国”概念的衍生看罗马人的帝国观》，《古代文明》2016年第2期。李大维：《罗马帝国情报系统的建设》，《古代文明》2015年第2期。李怡净：《罗马帝国灭亡问题研究》，《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5年第8期；卓洪江：《浅析“四帝共治制”的社会作用与后果》，《商》2015年第48期；杨俊明：《社会道德的变迁与罗马帝国的兴亡》，《古典学评论》第2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3月第1版；陈建机：《斯巴达克斯起义对罗马奴隶制的影响》，《经贸实践》2016年第2期。 [39]宫秀华、王允：《罗马国家统治制度的创新——西西里行省制度的建立与运作》，《古代文明》2015年第1期。胡玉娟：《罗马化抑或高卢化——高卢罗马化过程中的文化互动现象考察》，《社会科学研究》2015年第4期。刘琳琳、宫秀华：《探析罗马-不列颠城市化的主要因素》，《学术交流》2015年第5期。吴琼：《秦汉蚕桑丝织技术和早期丝绸之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5年第1期。肖容艳：《古代凯尔特女性地位探析》，《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8期。 [40]倪滕达：《罗马帝国衰落的起点——以琉善对公元2世纪罗马社会的认识为中心》，《古代文明》2015年第1期。吴萍：《罗马共和国的贫富差距及制度调适》，《时代教育》2015年第7期。何立波：《古罗马奢靡之风及帝国政府整顿透视》，《绥化学院学报》2016年第9期。 [41]安凤仙：《伊西斯崇拜对罗马帝国政治、社会生活及宗教的影响》，《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从维斯塔贞女探古罗马的宗教道德》，《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7期；陈宏、田明：《罗马-拜占庭时期埃及的等级制度探析》，《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王振霞：《古罗马妇女婚姻生活的变迁》，《世界文化》2015年第12期；徐龙华：《罗马共和时期婚姻的变化》，《西部皮革》2016年第2期；王芳：《论罗马婚姻制度对中国婚姻现状之解答与启示》，《法制博览》2016年第10期（上）；吴娜：《罗马帝国后期公民集体意识衰落的原因》，《才智》2016年第26期；陈良：《格拉古兄弟的改革》，《文史天地》2016年第5期。 [42]徐国栋：《论罗马法对物权与债权的区分》，《江汉论坛》2015年第2期；《西塞罗<地方论>中涉及的法律问题研究》，《东方法学》2015年第3期；《演讲与罗马的法律生活》，《法治研究》2016年第1期；《古罗马的法学教育及其案例法》，《江汉论坛》2016年第1期。杨渊清、张强：《罗马<关于搜刮钱财罪的阿基利乌斯法>涉陪审团条款译注》，《古代文明》2014年第4期。费安玲：《罗马法中遗嘱意思表示限制性规则之探究》，《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罗洪洋：《重新思考古罗马与近现代西方法治的关系》，《环球法律评论》2015年第6期。侯佳斌：《古罗马军事刑法史略》，《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禤丽琴：《罗马法嫁资制度中公平正义理念及其当代启示》，《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温晓燕：《罗马私法对后世立法的影响》，《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王凤：《中华法系与古罗马法的几点相似之处小析》，《科技经济市场》2016年第3期；刘玄龙：《论中世纪德意志和英格兰对罗马法的继受》，《法制博览》2016年第8期（中）；赵小婉：《罗马法监护监督制度的公益法理念及启示》，《商》2016年第13期；曹幸军：《浅析古罗马法中合伙的性质》，《法制与经济》2016年第8期。 [43]杨共乐等著：《古代罗马文明》，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杨俊明：《社会道德的变迁与罗马帝国的兴亡-古罗马公民社会道德研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2月第1版；杨俊明：《古代帝国与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传播》，《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赵林：《罗马帝国的历史命运与现实影响》，《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8期。 [44]包利民、徐建芬：《试论塞涅卡“治疗哲学”的多重维度》，《求是学刊》2015年第6期。王遥：《“叛教者”的宗教设计及其悖论——朱里亚努斯对神明的叙述》，《世界宗教文化》2015年第6期。曹凤珍：《古希腊罗马幸福思想的理论意蕴及现代启示》，《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陈良；《马可·奥勒留：罗马帝国的“哲学皇帝”》，《文史天地》2016年第2期。 [45]关晓辉：《古罗马百科全书中的艺术世界》，《美育学刊》2016年第2期。徐进伟：《衰落与转型：罗马帝国晚期的艺术走向》，《大众文艺》2016年第9期。刘黎明、高漫漫：《古罗马的天性教育思想探析》，《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杨弢、陈祥奎：《古罗马英雄崇拜对竞技体育的影响》，《浙江体育科学》2016年第3期。周琪：《古罗马艺术教育研究》，《艺术研究》2015年第2期。 [46]晏绍祥：《与距离斗争：波斯、罗马与秦汉帝国的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史学理论研究》2016年第3期。 [47]周繁文：《长安与罗马：公元前后三世纪欧亚大陆东西帝国的双城记》，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3月；李刚：《丝路的帝国情感:长安与罗马的巅峰比对》，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5月；柴荣、林群丰：《论古罗马与中国汉朝土地制度变迁的共性：以土地私有权的兴起为中心》，《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48]向东：《与九头蛇的战斗——罗马共和国和我国唐代反奢侈制度的比较》，《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蒋哲杰：《魏晋六朝与晚期罗马的语言活动与宗教翻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1月；张晓慧：《汉代与古罗马时期装饰艺术的形式比较》，《牡丹江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 [49]斯特拉博《地理学》（上下卷），李铁匠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12月；《人类文明史》第3卷（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7世纪），郭子林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年3月；瓦纳尔·耶格尔《早期基督教与希腊教化（节选）》，吴晓群译，《古典学评论》第1辑，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3月；《贺拉斯诗选：拉中对照详注本》，李永毅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5月；鲁道夫·普法伊费尔《古典学术史》，刘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6月；《古罗马戏剧全集》，王焕生译，吉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5年8月；伊丽莎白·罗森《西塞罗传》，王乃新、王悦、范秀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8月；《牛津古罗马史》，郭小凌、刘衍刚、吕厚量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恺撒《高卢战记译笺》第一卷，顾枝鹰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优西比乌斯《君士坦丁传》，林中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9月；吉尔伯特·海厄特《古典传统：希腊·罗马对西方文学的影响》，王晨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9月；凯瑟琳·科勒曼《弗拉维时代罗马认同的双重性：以昆图斯·苏尔皮西乌斯·马克西姆斯为例》，陈思伟译，《历史研究》2015年第3期；丹尼斯·费尼《罗马的文学与宗教》，李雪菲、方凯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2月；克里斯托弗·罗、马尔科姆·斯科菲尔德主编《剑桥希腊罗马政治思想史》，晏绍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3月；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许明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4月；汤姆·霍兰《卢比孔河》，杨军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4月；摩西·芬利《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郭小凌、郭子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5月；罗纳德·塞姆《罗马革命》，吕厚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5月；莱斯莉·阿德金斯、罗伊·阿德金斯《古代罗马社会生活》，张楠、王悦、范秀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6月；阿德里安·戈兹沃西《恺撒：巨人的一生》，陆大鹏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7月；威特基、奥尔斯豪森、希德拉克主编《古代世界历史地图集》，葛会鹏、古原驰、史湘洁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8月；阿德里安·戈兹沃西《奥古斯都：从革命者到皇帝》，陆大鹏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9月。 [50]赵轶峰：《韩国历史编纂学中的民族主义》，《古代文明》2015年4期。 [51]冯立君：《韩国学的“古代对外关系史”视角》，《当代韩国》2015年第1期。 [52]陈尚胜：《朝贡制度与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以16—19世纪的明清王朝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年2期。 [53]赵永春：《论认识历史疆域的“历史共享”原则》，《黑龙江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 [54]于逢春：《17世纪中期以降中日韩（朝）诸国“华夷观”衍变与“华夷秩序”再构筑》，《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6期。 [55]戴卫红：《中、韩出土“货食”简研究》，《中华文史纵横》2015年1期；拜根兴：《<大唐平百济国碑铭>关联问题新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4期；赵智滨：《试论<三国史记.地理志>中百济和高句丽郡县名的可信性》，《博物馆研究》2016年第2期；杨军：《三国史记·地理志》高句丽郡县考 (上、下)，《通化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2016年第1、3期；冯立君：《高句丽与柔然的交通与联系—以大统十二年阳原王遣使之记载为中心》，《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8期；葛继勇：《新出高乙德墓志与高句丽末期的内政外交》，《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1期；赵智滨：《龙朔三年百济亡国之战考述》，《学问》2016年5期；刘永连、刘家兴：《唐代漂流人与东亚海域》，《国家航海》第十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发行部2016年2月；王彬，张沛：《新见隋唐与朝鲜半岛国家有关的墓志简述》，《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5期。 [56]杨军：《朝鲜半岛的古史分期》；苗威：《朝鲜半岛上古史的特点》；高福顺：《朝鲜半岛中古史的特点》；王臻：《朝鲜半岛近古史的特点》。 [57]李宗勋：《近二十年来中外学界对古朝鲜的研究与课题》，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3期。 [58]孙泓：《幽州刺史墓墓主身份再考证》，《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1期；金石柱、姜龙哲、石光哲：《朝鲜境内的渤海国遗址空间分布研究》，《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孙炜冉、苗威：《高句丽独特丧葬习俗探析》，《古代文明》2015年3期；张春艳、李英睿：《高句丽瓦当莲花纹饰的构成研究》，《通化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 [59]孙泓：《中朝移民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华侨与中外关系史研究——2015年中外关系史学会年会论文集， 华侨出版社2016年8月；孙泓：《高句丽统治下各民族的分布与变迁》，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十七辑)，延边大学出版社2016年7月；孙泓：《高丽时期女真人入居朝鲜半岛及其影响》，《暨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10期。 [60]郭威：《论进入高丽的渤海遗民及其社会地位》，学问2016年5期。 [61]张富祥：《<后汉书·东夷传·序>诠释——补述有关东夷源流的一些看法》，《海岱学刊》2015年第1期；赵智滨：《唐太宗亲征之役高句丽人移民内地人数考》，《通化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楼正豪：《新见新罗入唐求法僧惠觉禅师碑铭考论》，《北方文物》2015年2期；王连龙：《唐代高丽移民高乙德墓志及相关问题研究》，《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王箐、王其讳：《平壤城南氏:入唐高句丽移民新史料——西安碑林新藏唐大历十一年<南单德墓志>》，北方文物2015年1期；马云超：《东亚视野下的百济人弥军墓志——以“日本余噍”和“僭帝称臣”为中心》，《唐史论丛》第二十一辑，三秦出版社2015年10月；刘永连、刘安琪：《从地域分布变化看九姓胡在朝鲜半岛的本土化》，《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16辑，延边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孙炜冉：《高句丽末王高藏入唐行迹考》，中华文化论坛2016年第7期。 [62]冯立君：《试论南北朝时期高句丽黄海交通活动的影响》，《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耿铁华：《好太王碑与东北亚古代国家关系》，《东北史地》2015年4期；张春海：《论高丽对唐司法制度的“变异”——以刑部为中心的探讨》，《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金锦子：《安减王时期高句丽与南北朝关系探析》，《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十七辑)》，延边大学出版社2016年7月；陈俊达、杨军：《高丽赴辽使者群体研究》，《黑龙江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陈俊达：《高丽使辽使者类型及其派遣考论》，《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乌云高娃：《高丽与蒙古的接触及双方征战》，《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2期；孙炜冉：《新罗文武王对“亲唐派”将领肃清及其发动“罗唐战争”的关系》，《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16辑，延边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唐罗战争中的李谨行》，《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十七辑)》，延边大学出版社2016年7月。 [63]李大龙：《唐罗“联军”灭亡高句丽考辨》，《通化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刘炬：《广开土王南征百济问题新探》，《学问》2016年4期。 [64]白云翔：《从韩国上林里铜剑和日本平原村铜镜论中国古代青铜工匠的两次东渡》，《文物》2015年8期；刘安琪、刘永连：《古代高丽参流入中国的主要途径》，《当代韩国》2015年第1期；李乐营：《北方游牧王朝与高丽的榷场贸易》，《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十七辑)，延边大学出版社2016年7月；刘永连、王洋：《宋元交替之际的东南飘海商人——以朝鲜半岛史料为基础》，《海交史研究》2016年第1期。 [65]黎羌：《唐代演艺文化在东北亚诸国的传播》，《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拜根兴：《唐都长安与新罗庆州》，《唐史论丛》第二十一辑，三秦出版社2015年10月。 [66]孟广林：《世界史研究的视域与路向》，《社会科学战线》2016 年第1 期。 [67]刘明翰：《世界中世纪史概要与学科发展概况》，《历史教学》2016年第2期。 [68]侯建新：《法律限定负担与英国农奴身份地位的变动》，《历史研究》2015年第3期。 [69]刘景华：《视阈广阔，体系初成——〈资本主义起源新论〉读后》，《史学月刊》2015年第7期。 [70]朱寰主编：《工业文明的新视野：亚欧诸国由中古向近代过渡比较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8月版。 [71]王亚平：《试析中世纪早期西欧采邑制形成的社会基础》，《经济社会史评论》2015年第1期。 [72]侯建新：《思想和话语的积淀：近代以前西欧财产观的嬗变》，《世界历史》2016年第1期。 [73]徐浩：《相似还是相异？——近现代国外有关中西方文明的历史比较》，《史学理论研究》2016年第3期。 [74]魏宇杰：《多布与斯威齐关于西欧农奴制衰落动因之争评析》，《河北学刊》2016年第1期。 [75]夏继果：《中世纪地中海史的特点》，《光明日报》2015年1月24日第11版。 [76]王亚平：《结构史学与德国中世纪史研究》，《世界历史》2015年第1期；陈志强：《英美拜占庭学发展及其启示》，《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2期；李隆国：《“民族大迁徙”一个名词的由来和发展》，《经济社会史评论》2016年第3期；朱君杙、王晋新：《长存多变的“巨兽”——论中古西欧史家“四大帝国”结构原则的运用》，《历史教学》2016年第4期；陈志坚：《近代早期英国关于财产继承模式的争论及影响》，《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1期；陈素娟：《活力、秩序与重估：加洛林王朝后期政治史研究的新趋势》，《新史学》（第十四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5年9月版，第208-216页；马晓林：《马可·波罗研究十年结硕果》，《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月21日第7版。 [77]周春生：《在诗情与史实之间——英国诗人历史学家约翰·阿丁顿·西蒙兹评介》，《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2期；赵文洪：《中世纪欧洲的反暴君思想》，《经济社会史评论》2015年第2期；赵卓然：《试论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的国家“有机体论”》，《贵州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杨盛翔：《双重视野下的王权——谈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的<论政府原理>》，《史学集刊》2015年第1期；李桂芝：《艾琳·鲍尔与20世纪上半叶英国的中世纪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4年第4期顾卫民：《博克塞及其葡萄牙海洋帝国史研究》，刘新成主编：《全球史评论》（第七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版，第63-84页；张炜：《阎宗临的中西交往史研究再探》，《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阿兰·哈丁著：《中世纪的政治自由》，何涛译，《政治思想史》2014年第3期，第128-150页。 [78]陈文海：《法兰克族源叙事及其社会文化情境》，《学术研究》2014年第10期；朱君杙：《管窥<王室法兰克年代记>的官方属性——与古代中国官方史学相比较为视角》，《古代文明》2015年第1期；朱君杙：《尼特哈德〈历史四书〉“公共利益”观探析》，《贵州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期；李隆国：《都尔主教格雷戈里与中古拉丁史学的兴起》，《史学史研究》2015年第2期；夏洞奇：《“开始绝望”？——〈忏悔录〉卷五再分析》，《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夏洞奇：《奥罗修重放光芒？》，《世界宗教研究》2015年第1期；孙逸凡、何平：《中世纪的时间观念与英国编年史的发展》，《甘肃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赵法欣：《米哈伊尔·普塞洛斯<编年史>中的“帝王批判”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5年第10期；蔺志强：《“自由”还是“特权”：<大宪章>“Libertas”考辩》，《历史研究》2016年第3期；辛敏雅：《理查三世、都铎神话与莎士比亚》，《史学月刊》2015年第5期。。 [79]赵文洪：《中世纪英国公地共同体与穷人》，《安徽史学》2016年第1期；徐浩：《中世纪西欧土地市场研究》，《史学集刊》2016年第4期；孙立田：《中世纪英国土地保有制类型及其法权形态》，《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张莹：《英格兰骑士役保有制的演变及其废除》，《史学月刊》2016年第5期。 [80]陈立军：《历史学语境下的西欧村庄共同体——概念的解析与界定》，《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1期；杨松涛：《试析近代早期英格兰乡村纠纷解决》，《经济社会史评论》2015年第1期；郭华：《中世纪晚期英国农民财富积累与生活消费》，《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1期；张莹：《从身份到契约：中世纪晚期英格兰领主附庸关系的变化》，《史学月刊》2015年第4期；李彦雄：《索克曼：英国早期自由农身份研究》，《历史教学问题》2015 年第2期。 [81]徐浩：《中世纪西欧工资劳动市场再探——以产生时间和原因为中心》，《世界历史》2016年第4期；王超华：《中世纪英国乡村工资史研究中的两个问题》，《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1期；《中世纪英格兰劳工法令的颁布、执行及其影响》，《古代文明》2015年第1期；《中世纪英格兰仆从的法律地位探析》，《世界历史》2016年第4期；鲁运庚：《前工业化时期欧洲乡村的儿童劳动》，《历史研究》2015年第1期 [82]崔洪健：《中世纪英国农民生产剩余与财富积累状况探微》，《世界农业》2015年第5期；马泽民：《12—15 世纪英国交换经济发展原因探》，《北方论丛》2015年第3期；孙小娇：《近代早期英国的土地流转——以修道院地产为例》，《世界历史》2015年第1期；《近代早期英国公簿持有农的土地产权与土地流转》，《史林》2015年第2期。 [83]崔洪健：《试论中世纪英国货币铸造管制——以铸币权为中心的考察》，《历史教学》2016年第6期；叶璐：《中世纪货币流通量变动的贵金属供应解释——以英格兰地区为例》，《历史教学问题》2016年第4期。 [84]王加丰：《中世纪中后期西欧贸易手段的创新与发展》，《经济社会史评论》2015年第1期；宁凡：《14-16世纪荷兰农业商业化原因解析》，《北方论丛》2014年第6期；田汝英：《“贵如胡椒”：香料成为中世纪西欧的奢侈品现象析论》，《贵州社会科学》2015年第7期；沈琦：《中世纪英格兰运输效率探微》，《经济社会史评论》2016年第1期；莫玉梅：《中世纪英国犹太人研究（1066-1290年）》，人民出版社2016年；王倩：《森林资源的商品化与16世纪德国农村的变迁》，《世界历史》2016年第2期；刘程：《中世纪盛期北欧远程贸易变革与区域性贸易网络探究》，《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中世纪欧洲“汉萨”等概念辨析》，《经济社会史评论》2016年第2期。 [85]张炜：《英格兰都铎王朝前期的国王加冕礼与王权》，《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英格兰都铎王朝后期的国王加冕礼与王权》，《历史教学》2016年第1期；陈灿：《从迎接国王之庆典仪式看中世纪晚期英国城市与王权的关系》，《江汉论坛》2014年第9期；张乃和：《近代早期英国特许权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11月版；倪世光：《骑士制度与英格兰王权相互制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5月27日A5版；唐运冠：《西欧中世纪骑士比武的兴衰》，《世界历史》2016年第1期；裴幸超：《<1352年叛逆法令>对英格兰王权的显性制约和阴性维护》，《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边瑶：《都铎中期枢密院建制两方案探析》，《世界历史》2016年第3期；李家莉：《从玛格丽特·安茹王后的命运看玫瑰战争爆发的原因》，《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86]张日元：《四至九世纪拜占庭帝国的教俗关系》，《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赵林：《中世纪罗马天主教会的盛衰转化——从东西方教会大分裂到西方教会大分裂》，《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6期；王涛：《政治阴谋的牺牲品——再论圣殿骑士团覆灭的原因》，《安徽史学》2014年第6期；朱君杙：《洛林吉亚国王罗退尔二世离婚风波迭起的历史动因》，《世界历史》2015年第2期。 [87]王亚平：《中世纪晚期德意志帝国改革与民族国家构建》，《历史研究》2015年第2期；侯树栋：《对中古德意志政治到“问题”的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钱金飞：《近代早期德意志政治发展特性刍议——对德意志“特殊道路”的一种反思》，《世界历史》2016年第2期；陈日华：《英法民族国家形成中的地方自治因素》，《经济社会史评论》2016年第1期；《中古晚期英格兰郡共同体探析》，《世界历史》2016年第1期；潘荣成：《都铎王朝变革对英国民族国家确立的影响》，《贵州社会科学》2014年第12期。 [88]黄艳红：《中世纪法国的空间与边界》，《世界历史》2016年第3期。 [89]张佳生：《中世纪后期英国城市自由的实现及其制约》，《经济社会史评论》2016年第1期。 [90]张建辉：《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与英格兰早期王国的建立》，《历史教学》2015年第16期。 [91]熊芳芳：《从“领地国家”到“税收国家”：中世纪晚期法国君主征税权的确立》，《世界历史》2015年第4期。 [92]王向鹏：《第一次十字军战争补给问题探微——从尼西亚至安条克役谈起》，《古代文明》2015年第2期。 [93]王云龙：《欧洲史视域中文德十字军探析》，《贵州社会科学》2014年第12期。 [94]孙剑：《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圣职候选人的“头衔”探析——以赫里福德主教区为例》，《世界历史》2016年第2期。 [95]王首贞、徐以骅：《中世纪法国民间宗教思潮研究——以卡塔尔教派为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96]张红：《12-14世纪英格兰人朝圣活动考察》，《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97]王玖玖：《11-13世纪西班牙犹太人-基督徒共生机制探析》，《全球史评论》（第九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12月。 [98]周施廷：《信仰与生活——16世纪德国纽伦堡的改革》，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5月版；《马丁·路德与宗教改革时期的瘟疫救治》，《贵州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沈坚、江晟：《迪罗西耶事件与16世纪个人信仰的选择困境》，《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王文婧：《法国宗教改革时期纯洁派与新教之间的谱系建构问题》，《世界历史》2016年第4期；曾祥敏：《马丁·路德“发现”约翰·胡斯之过程探析》，《世界历史》2016年第6期。 [99]李桂芝：《罗拉德派的神学思想》，张顺洪主编：《世界史论坛》（第一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4月版，第57-81页；吕富华、谢胜男：《西欧中世纪的异端运动与基督教会》，《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卢镇：《对犹太隔都的再思考》，《历史教学》2014年第22期。 [100]汪丽红：《中世纪修女规章的发展——以圣克莱尔修规为中心的讨论》，《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西欧中世纪盛期圣妇的身体观与身份认同》，《历史研究》2015年第5期；徐善伟：《女性因何成为近代早期欧洲猎巫运动的主要受害者》，《历史研究》2015年第5期。 [101]徐浩：《中世纪英国城市人口估算》，《史学集刊》2015年第1期；谷延方、黄秋迪：《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的进程和教训》，《北方论丛》2015年第2期；洪庆明：《近代早期法国历史进程中的城市化与城市角色探析》，《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1期；吕昭：《法国中世纪市政组织的发展完善》，《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5月27日第A5版；尚洁：《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兄弟会初探》，《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4年第9期；刘敏：《前工业社会中城市贫困问题浅析》，《新史学》（第十四辑），第60-70页；刘耀春：《从中世纪盛期到巴洛克时期意大利城墙的变迁》，《史林》2015年第2期；朱明：《中世纪晚期巴黎的王权与城市》，《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朱明：《四裔之地与边地之城：加洛林帝国的边疆与城市》，《全球史评论》（第十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102]郑州：大象出版社2015年9月版，所译论文包括：阿诺德·汤因比：《历史上的城市》，倪凯译，第1-19页；马克·博纳：《中世纪欧洲城市》，屈伯文译，第20-38页；林恩·桑代克：《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的卫生、洗浴和街道清理》，唐诗卉、朱明译，第39-47页；弗朗切斯卡·波凯：《12至14世纪意大利公社关于城市环境的管制》，唐诗卉、朱明译，第48-59页。 [103]俞金尧：《西欧婚姻、家庭与人口史研究》，北京：现代出版社2015年4月版；《宗教改革前后欧洲人的婚姻自由问题》，《学术研究》2015年第4期；谭赛花：《近代早期英国的服饰与社会变迁》，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3月版。 [104]张弢：《中世纪大学之殇》，《光明日报》2014年12月10日第16版；陈洁：《欧洲中世纪大学的管理——以波伦亚大学和巴黎大学为例》，《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张晓晗：《英国中世纪以来大学教师收入来源浅析》，《历史教学》2014年第22期。 [105]张炜：《近代早期英格兰书报审查制度的形成与完善》，张顺洪主编：《世界史论坛》（第一辑），第341-367页；《早期英语印刷书的诞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典型一例》，《光明日报》2014年12月14日第15版。 [106]刘君：《从手艺人到天才：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的身份与形象建构》，《历史研究》2016年第2期；解光云：《古典传承与文艺复兴》，《吉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陈志强、张俊芳：《末代拜占庭知识分子对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史学集刊》2016年第3期；张炜：《印刷书与英格兰人文主义思想的兴起》，《世界历史评论》（第五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郭琳：《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自由观——以德性政治为视角》，《世界历史》2016年第3期。 [107]陈志强、李秀玲：《皇帝阿莱克修斯的帝国政治治理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罗春梅：《科穆宁制度与拜占庭兴衰》，《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5月23日；王妍：《10世纪拜占庭帝国皇位继承多样性的表现及原因》，《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李强：《从草纸到纸：拜占庭帝国书写材料的演变》，《经济社会史评论》2016年第1期；马锋、徐家玲：《从达拉斯城战役看查士丁尼时代拜占庭帝国的军事特点》，《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疏会玲：《保护与限制的双重性——查士丁尼犹太政策初探》，《世界民族》2015年第5期。 [108]陈志强：《谁该为1453年君士坦丁堡战役的失败负责》，《史学月刊》2015年第1期；《一四五三年君士坦丁堡战役参战人数考辩》，《历史研究》2015年第6期；《同代人眼中的末代拜占庭人——以莱奥纳多书信为例》，《历史教学》2016年第10期；胡长江：《内战与危机：拜占庭帝国灭亡的内政原因探析》，《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王妍：《东地中海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经济变迁（10—11 世纪中叶）》，《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