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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食物生产经济背后的动因有两种相持不下的理论。一种理论采取文化生态的视角，通常强调农业会出现在生态边缘地区，那里恶劣的气候变化会迫使人们不得不去发现新的食物来源（Watson 1995），这种模式已经被用于解释中国水稻的驯化。在更新世末期，长江流域处于温带和寒温带之间，四季分明，因此野生水稻并不是很充足，冬季可能会遭遇食物短缺。野生水稻的稀缺激发了通过栽培它们来增加产量的渴望（Higham 1995；Lu, T. 1999: 139-140）。因此，环境变化以及长江流域处于野生稻分布地带边缘的特性成为该地区水稻栽培起源的主要因素之一（Lu, T. 1999: 139-140；Yan, W. 1992）。但就现有的资料来看，在更新世晚期水稻是否被用作主食仍然是个问题，因此也就很难证明水稻栽培是为了解决食物短缺和人口压力的问题。实际上，在没有明确证据确认水稻种植在更新世晚期起源的情况下，目前可以认为最早的水稻栽培发生在全新世早期，那时气候得到改善，野生水稻成为充裕的自然资源之一。简言之，在水稻驯化问题上，文化生态模式仍然有需要进一步解释之处。  同样，动物的驯化也曾被解释为解决食物短缺的方法。袁靖和付罗文提出了猪驯化的四个先决条件：①传统狩猎得到的肉食不充足，有获取新的蛋白质资源的需求；②在聚落附近有野猪资源；③已经成功培植了某种谷物，激励人们进而进行某种动物的驯化；④谷物耕种的收获有剩余，使得用谷物的副产品喂养动物成为可能（Yuan, J. and Flad 2002）。但这些前提条件与出有家猪遗存的考古遗址（如跨湖桥、贾湖和兴隆洼遗址）的情况并不相符。所有这些遗址都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人们明显是依赖广谱生业经济，农耕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目前，在这些遗址中没有证据表明在人类饮食中缺少肉食，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猪主要依赖谷物的副产品生存。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更好地理解早期动物驯化的过程。 第二种理论采取社会政治方法提供了对驯化起源的动机解释，这源于本德尔（B. Bender）的论点：相邻社会群体间为获得地方控制权, 会通过举办社群宴饮的方式进行竞争，这是食物生产背后的驱动力（Bender 1978）。这种宴饮动机需要不断增长的生业资源的支持，进而促进了食物生产过程的强化。这种观点近几年不断得到推崇，已经有好几个考古学家在世界各地提取证据，证明有目的地积累驯化产品是追求个人声望的“积累者”（aggrandizers）的行为，而不是平民生存的需要（Clark and Blake 1994；Hayden 1995, 2003）。布雷恩·海登（Brain Hayden）认为，在很多地区，最早被驯化的都是不可食用的植物或特殊食物，如麻、葫芦、辣椒及豆蔻等调味品（Hayden 1995）。这表明早期被驯化的可食用植物是奢侈品或高级食物，而不是生活必需品，夸富宴会是向种植经济转化的驱动力。按照海登的观点，当社会地位差别和社会经济不平等在社会开始出现时，驯化就发生了。“只有当人们开始为竞争权力、财富和地位而进行‘食物战’时，劳动密集型食物才被作为建立威望的组成部分获得发展”（Hayden 1995: 282）。按照这种观点，驯化、宴饮和社会不平等是密切相关的因素。根据东南亚一些部族的民族志资料，海登认为水稻最初是作为一种奢侈食物被驯化的，主要是用于宴饮，现在这些部落仍然如此（Hayden 2003，2011）。  这种常被称作“社会经济竞争模式”或“食物战理论”的方法并未被所有考古学家接受。此方法的问题是，第一，不难发现，实际上很多驯化物种，如粟黍、大麦、豆子、水牛、黄牛和猪，在驯化前后都是生业食物；第二，其实世界任何地方都没有充分证据显示社会等级分化的初始和最早的驯化之间相互关联（Smith 2001b）。 但海登提出的水稻最初是作为奢侈食物在中国被驯化的观点非常值得进一步研究。尽管来自东南亚部族的有关水稻种植和食用的民族学资料并不能代表全新世早期长江流域的情况，但并不能说在种植之初，水稻不是用于宴饮的奢侈食物或和政治动机没有关联。例如，正如海登也注意到的（Hayden 2011），贾湖遗址既发现了早期水稻遗存，也发现了社会分化开始出现的证据（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1999a）；对古代陶器表面吸附的有机物的化学分析表明，贾湖水稻曾用作酿酒，而酒在巩固社会等级的仪式中可能发挥着重要作用（McGovern et al. 2004）。 因此，早期水稻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一些“积累者”为获取权力而使用的奢侈品。然而，如前所述，由于水稻驯化的最初阶段还不清楚，贾湖水稻与仪式活动的相关性可能并不是水稻最初被驯化的动机。 同样，如果猪最初是在食物资源丰富的地区被驯化的，我们就不能排除猪肉作为宴饮的美味佳肴比其他肉食更受欢迎的可能性，至少有时会是这样。这种情况可能也刺激了人们对猪进行驯化的念头。 这两种理论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对解释食物生产的人为和自然动因都是有用的，但又各自受特定理论框架（过程主义与后过程主义方法）的影响而存在偏见。相反，另一种观点认为植物驯化是人和植物间良性选择关系的自然结果，而不是为应对环境压力而做出的矫正方案（Rindos 1980, 1984, 1989）。事实上，近来的很多研究已经揭示，农业常常起源于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Price and Gebauer 1995）。我们很容易看到，中国所有与早期驯化有关的遗址都位于自然资源丰富的区域，而且无论这些驯化品种在整个生业经济中的作用如何小，在更发达的农业形成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当地人类饮食中稳定的组成部分。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这些驯化物种可能既用于日常主食又是夸富性消费中的奢侈食物，所以驯化的动机既是生态学的又是社会学的。 （本文摘自《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刘莉、陈星灿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9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