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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家有家乘，邑有邑志，国有国史”，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近年来各地对乡邦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出版日益重视，举其要者，广东有“岭南文库”，湖南有“湖湘文库”，江苏有“江苏地方文献丛书”，福建有“八闽文献丛刊”，山西则有“山右丛书”，均为多年积淀的精品。 但在阅读和利用这些成果的时候，也有一个遗憾，那就是多偏于古籍的整理，对近现代史的重视则似乎稍有不足。职是之故，最近刚一看到浙江省档案馆编辑、出版的《浙江民国史料辑要》上册，就有一种惊喜的感觉，待到展卷，更是眼前一亮了。“眼前一亮”是形容读书之乐的套语，但这回真不能免俗，的确是“眼前一亮”了。 先看书中收录的南京《中央日报》的一篇报道。1934年4月5日，行政院长汪精卫电令有关单位，严查杭州、北平等地的摩登破坏团。令文曰：“阅报载杭州北平等处，有自称某某破坏团，专事剪坏西装衣服，南京亦将继起等语，是否属实，仰即饬首都警察厅公安局，切实防范，并严加究治。须知此等举动，幼稚鲁莽，贻笑天下，且国货呢绒，为新兴工业，政府亟宜提倡保护，与国丝土布同样重视，若任令此辈藉端横行，既侵犯人民身体财产之自由保障，复摧折新兴工业之萌芽，实为法纪所不容。”因为西装中有一个“西”字，有媚外的嫌疑，所以兴起所谓“摩登破坏团”专门破坏，今日思之可发一噱。 1934年，中共方志敏部遭到国民党军队的残酷围剿。这是中共党史中的大事件，相关书籍多有记载，但《浙江民国史料辑要》里的一份史料却非常罕见。1935年2月11日，蒋介石召见浙江保安处长兼赣浙皖闽边匪追剿纵队司令俞济时，俞氏向蒋报告了围歼方志敏部的经过。次日南京《中央日报》报道了此事，据俞济时报告，方部战士被俘后“均疯狂吃喝，有十余人甚至因饥饿已久，竟至肠破而死，足证其饥寒交迫情形”。类似记载，在国民党官方报纸自是表功，而从另一角度，岂不也见出方志敏部的艰苦卓绝和意志不衰？ 书中收录的一份国民政府令文更有识史之效。1929年4月25日，浙江省政府暂行取消试办二五减租，国民党浙江省党部认为此举违反国民党政纲，请省政府复议，省政府复函拒绝。省党部遂呈请中央纠正。于是国民政府令曰： “关于浙江省政府此次停止二五减租以及因此引起之杭州民国日报案，中央对该省政府与省党部过去之错误 已 一 一 加 以 妥 慎之 纠正。……苟有争持，双方皆取决于中央。嗣后省政府如有对于全省兴废关涉本党政纲、政策事宜，应先呈准中央，并不得直接干涉党报。省党部如遇与省政府施政见解有不合时，亦应呈明中央静候解决，不得直接以文字攻击，转滋纠纷。……” “文字攻击，转滋纠纷”，可见浙江省政府与省党部之间的冲突相当严重，以致中央政府不得不严令双方精诚团结。但实际上双方的冲突还在继续，同年5月，省政府因建设费用不敷，决定“寅吃卯粮”预征田赋，省党部特派员赴京，呈文中央要求制止，其中写道：“预征田赋，系北方军阀一种病民之虑政，显与本党关于革命军出师时之宣言抵触……如任听其行使，则中央之命令为具文，而民众之呼号为多事。……本党革命之目的何存？人民之信仰奚托？”种种质问可谓掷地有声。国民政府不得不要求浙江省政府“制止执行，以顺舆情”。 研究民国政治制度史的论著多矣，从类似著作中，人们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实行中央集权下的一党专政，党政实为一体。这一点当然不能算错，但从浙江省政府和省党部的冲突观察，在实际的运作中，党、政二者的关系远非如此简单。省政府与省党部因“二五减租”而大起争执，尤其可以看出国民党政权在土地政策上的一种矛盾性。 “二五减租”，即“减轻佃农田租百分之二十五”，虽然已是孙中山“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口号的倒退，但毕竟是对农民的利好，可以加强国民政府对农民的吸引力。然而仅仅这一点恩惠，由于遭到地主和权贵的抵制，仍然无法完全施行。浙江省政府的妥协是着眼于现实，而省党部的坚持则着眼于国民党党义。党义不得不让位于现实，在国民党的历史上，这种理论和现实的矛盾堪称根深蒂固，而其产生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使得国民政府动员民众的能力大大减弱，其中利害实非浅鲜。 把国民党作为一个现代中国的政党去研究，相关资料的纂集无疑是基础性工作，昔贤已作出很大成绩，如荣孟源先生主编的两巨册《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即为代表，但目光下移到地方党部，史料却极为匮乏。《浙江民国史料辑要》又怎能不让有兴趣者“眼前一亮”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