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第一本论述家庭教育的读本《颜氏家训》在中国封建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直到现在，《颜氏家训》中的论点对我们仍有启迪作用。1966年，《颜氏家训》最早的英文译本由英国E.J.Brill出版社出版，英译者为哈佛留美学者邓嗣禹。但是，查阅目前国内出版的中国典籍外译史书籍和博硕士论文，均未发现有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术论文发表，英译本翻译背后的故事更是鲜为人知。美国汉学家丁爱博（AlbertE.Dien）于1973年发表书评指出：“英译本《颜氏家训》本身很好阅读，值得高度赞赏。……邓嗣禹的译本将非常有助于未来的六朝研究”。王伊同在《邓嗣禹先生学术》一文中，评价英译本《颜氏家训》“开南北朝经典英泽之先河”。可以说，当时有众多的中美学者，从不同层面对于英译本《颜氏家训》的翻译、出版做出过贡献。 颜之推(公元531年～约公元590年以后)是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和教育家。他撰写的《颜氏家训》是中国第一本论述家庭教育的读本。胡适曾经评价说“此书最可以表现中国士大夫在那个时代的生活状态”。清人王钺在《读书丛残》中称赞道：“篇篇药石，言言龟鉴，凡为人子弟者，可家置一册，奉为明训，不独颜氏。”由此不难看出此书在中国封建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颜之推从实际出发，认为国家大约需要六种人才：一是有所作为的政治家，二是有修养的理论家和学者，三是有勇有谋卓绝善战的军事家，四是称职清白的地方官吏，五是出使不辱君命的外交官，六是精通兴建事业的管理者和工程技术专家。直到现在，《颜氏家训》中的这些论点对我们仍有启迪作用。 1966年，《颜氏家训》最早的英文译本由英国E.J.Brill出版社出版，1968年再版。英译者为哈佛留美学者邓嗣禹。哈佛留美学者王伊同在纪念文章中，评价此书“开南北朝经典英泽之先河。”但是，查阅目前国内出版的中国典籍外译史书籍和博硕士论文，均未发现有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术论文发表，或者是提及这本书籍，英译本翻译背后的故事更是鲜为人知的事。 英译本背后的故事 从1936年，《颜氏家训》最早开始翻译，到1966年第一次出版发行，经历了30年的时间，这期间发生了起伏不定的变化。 1935年，已经获得燕京大学历史系硕士学位的邓嗣禹留校任讲师，协助美国汉学家博晨光教授（LuciusChapinPorter，1880年～1958年）讲授中英翻译课程，同时经常与外教进行团队教学。在讲课之余，他和博晨光共同讨论翻译《颜氏家训》的技巧与修辞方法。1936年，他们以《颜氏家训》英译本作为课题，申请到燕京大学司徒雷登研究项目基金，这是燕大当时两个项目之一。 博晨光，1880年出生于中国天津，父母是美国公理会的传教士。他在中国度过童年后，返回美国接受高等教育，先后就读于伯洛伊特学院(BeloitCollege)、耶鲁大学神学院等高校，毕业后返回中国，曾任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直到解放前夕才离开中国。在燕京大学期间，博晨光和冯友兰有过交往，二人曾合作将《庄子》等中国古代哲学文献译成英文，但是没有能够发表。而冯友兰任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也是博晨光撮合而成的。 1937年夏季，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夕，邓嗣禹接到燕大同学房兆楹的邀请，有一个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的机会，协助图书馆东方部主任恒慕义主编《清代名人传略》。当时，翻译工作远未结束，他不得不绕过那些翻译困难的章节和段落直接翻译最后一部分。当他在翻译第二十章的“终制篇”时，日本的飞机轰炸了距离燕京大学大约一英里外的中国军营。在燕大工作人员居住的地方，窗户被炸弹余波震得严重摇晃。 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邓嗣禹在手稿的空余处标注好了，他完全同意作者颜之推提出的葬礼从简的想法，匆忙结束了翻译工作。否则，他很可能会被炸弹炸死。他动身前往美国，把不完整的手稿交给了博晨光，这项翻译工作不得不搁浅。 不久之后，北京被日本人占领，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后，美国同日本正式宣战，燕京大学也变成不平静的校园。1943年，博晨光在63岁时被日军逮捕入狱，带到山东潍县关押起来，直到1945年11月才释放回到美国。当时，一同遭遇牢狱之灾被关押到那里的美国汉学家，还有正在哈佛大学攻读汉学博士学位、到北京进修的女汉学家赫芙（ElizabetbHuff），海陶玮（JamesR.Hightower）以及芮沃寿、芮玛丽夫妇。 经过这次磨难，博晨光的身体状况急剧下降，精力也不如从前。直到在燕大退休之后，一些手稿仍然是翻译当初的原作。邓嗣禹与博协商，他决定自己独立承担翻译工作，博晨光仅负责撰写前言。 随后的1938年8月，邓嗣禹因获得哈佛燕京学社第二批奖学金，辞职前往哈佛大学深造，师从费正清并于1942年获得博士学位。早在1941年，因哈佛大学学业告一段落，遂应芝加哥大学之聘，任讲师，开设中国历史、史学史及目录学等五门课程。珍珠港事变之后，邓嗣禹代理芝加哥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兼任远东图书馆馆长，并主持美国陆军部在该校设立的中国语言、历史特别训练班工作（简称：ASTP）。那几年，学习和工作任务太重，他没有精力从事《颜氏家训》的翻译工作。 1945年，机会终于来了。这年8月，胡适接到回国出任北大校长的任命文件，9月26日就致信邓嗣禹，邀请他回北大任历史系教授。1946年7月，邓嗣禹正在加州大学暑假学院密尔士（Mills）兼任中国学园主任，他邀请杨联陞利用暑假一同讲授中国哲学史，目的是一边教学挣得回国经费，一边等待回国的船只。8月，邓嗣禹回国，在赴湖南家乡短暂的探亲之后，就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讲授远东史与中国文化史（《北大岁月，1946～1949的记忆》，P11）。回到北京后，邓嗣禹与博晨光在北京重逢。讲课之余，他们在燕京大学继续开展翻译《颜氏家训》的未完部分。但是，两人没有机会再做同事。不幸的是，1958年9月博晨光在美国去世，年仅78岁，撰写前言的计划也未能实现。 1966年，英译本《颜氏家训》在出版时，为了感谢博晨光对这本书翻译工作的支持，缅怀两人共同合作的美好时光，邓嗣禹在书的封页上写道“这本书专为怀念博晨光，1880-1958”。 胡适、洪业推动英译本翻译 早在1943年，杨联陞在准备博士论文选题时，曾致函请教过胡适，问他：“自汉至宋的史料中，有什么相当重要而不甚难译又不长的东西吗？”胡适先生建议译注《颜氏家训》，并有这样的回复：“我偶然想起《颜氏家训》，此书比较可合你提出的三项条件。我常觉得此书最可以表现中国士大夫在那个时代的生活状态，故是主要重要史料。其文字比《人物志》容易翻译多了。其地位够得上一部“中古的Classil”。版本、注释，也都够用。你以为如何？”（见“胡适给杨联陞的信”，1943年10月27日）。 后来，杨联陞决定译注《晋书·食货志》，那是因为一方面经济史更符合他一贯治学的旨趣；另一方面，他得知哈佛同学中邓嗣禹正在着手翻译《颜氏家训》。1962年，作为中日双方的合作项目之一，杨联陞应邀到日本京都大学讲授《盐铁论》和《颜氏家训》。因为当时世界上仅有中文版本，他深感在讲授《颜氏家训》时，有许多专英文有术语用不好表达；同时他也体会到有众多东西方学者渴望了解《颜氏家训》。邓嗣禹接受了胡适的建议，坚定了将翻译工作进行到底的信心。1946年他回到北大任教之后，就加快了翻译的步伐。 1958年前后，留美学者周法高按照胡适的建议，曾撰写过《颜氏家训汇注》一书。有学者在纪念洪业先生的文章中曾提到:“1958年周法高先生在哈佛大学访问时，曾以《颜氏家训汇注》的稿本送请洪先生评正，后来周先生告诉我，洪先生曾指出其中可以商榷之处不下百处。”可见洪业对于学生出版的著作要求之严。“凡是读过洪先生论著的人都不能不惊服于他那种一丝不苟、言必有据的朴实学风。他的每一个论断都和杜甫的诗句一样，做到了‘无一字无来历’的境地”（《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学》）。《颜氏家训汇注》的出版，为英译本《颜氏家训》的准确英译奠定了良好基础。 邓嗣禹在英文本《颜氏家训》的出版说明中，曾有这样的记录：“我要感谢洪愄莲（洪业）教授的建议，将英文本《颜氏家训》的第十八章‘音辞篇’的内容，送给周法高教授、李方桂教授审阅，这些专家们的建议极大地提升了《颜氏家训》翻译的准确性。”可以想象，当时洪业看到过邓嗣禹送给他的《颜氏家训》英译草稿，他认为其中的第十八章“音辞篇”内容可能在英译方面还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问题，才向邓嗣禹提出这样的建议。 周法高写作、出版过《颜氏家训汇注》，对于《颜氏家训》有深刻研究不用多说，他本人对于语言学有深广功底可见一斑。周法高（1915～1994），中国语言学家，中央大学文学系毕业。1941年获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硕士。曾任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兼任中央大学副教授。1947年获中央研究院杨铨奖金，赴台湾大学任教授。1955年，任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历时三年。1962年，任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客座教授。 李方桂（Fang-KueiLi，1902～1987），著名语言学家，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先后在美国密执安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读语言学，是中国在国外专修语言学的第一个人。为国际语言学界公认之美洲印第安语、汉语、藏语、侗台语的权威学者，并精通古代德语、法语、古拉丁语、希腊文、梵文、哥特文、古波斯文、古英文、古保加利亚文等多种语言，有“非汉语语言学之父”的美誉。可以说，胡适、洪业曾经不同程度地推动过《颜氏家训》英译本的翻译工作。 英译本的特色与出版过程 为了帮助西方读者更好地理解《颜氏家训》的内容，体现原著学术价值，译者在准确理解和精心翻译的同时，首先在译著的开篇增加了长篇引言，内容包括：1、家训在中国的地位和作用；2、颜氏家训的写作背景；3、作者颜之推的个人经历；4、作者在社会和教育方面的思想；5、本书在哲学素材方面的综合优势；6、本书与佛教与儒家学说的关系；7、关于翻译方面的陈述。 上述前六大方面内容的写作，只有在仔细阅读原著、充分理解作者的思想，并且要经过译者的提炼、加工之后，才能完成。即便是用中文写作，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接下来译著按照《颜氏家训》的原著内容分为二十篇，其细目如下： 一、序致篇；二、教子篇；三、兄弟篇；四、后娶篇；五、治家篇；六、风操篇；七、慕贤篇；八、勉学篇；九、文章篇；十、名实篇；十一、涉务篇；十二、省事篇；十三、止足篇；十四、诫兵篇；十五、养生篇；十六、归心篇；十七、书证篇；十八、音辞篇；十九、杂艺篇；二十、终制篇。 关于译著的正文，邓嗣禹在“翻译陈述”部分说明，最后的译本是以周法高1958年出版的《颜氏家训汇注》为参照蓝本，增加了大量的注释、参考文献、索引等内容。其中，仅注释的内容就有近百条之多，这就极大的增加了翻译的难度和工作量。 另外，译者还将三部分内容补充在书中：其一是1961年周法高在台北出版的《颜氏家训汇注补遗》；其二是陈縏发表的“读《颜氏家训》札记”；其三是1964年王叔岷在香港大学出版的《颜氏家训集注》。这些成果的引用，进一步丰富了西方读者对于《颜氏家训》原著的理解程度。 邓嗣禹在“翻译陈述”部分，还介绍了这本译著曲折、艰辛的翻译过程。他提到，仅译著手稿修订、打印的程序，前后就经历过七次之多，每次则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1966年，第一版书籍出版之后，邓嗣禹为了加强西方读者对于书中缩写词的理解，同时方便查找书中的相关资料，在原著的基础上另外增加三部分附录内容：缩写词列表、参考书目提要、补充了索引等内容，将译著由原来的228页增加到245页，并于1968年再次出版。目前，1966年的版本仅收藏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图书馆中。 美国汉学家丁爱博（AlbertE.Dien）于1973年发表书评指出：“英译本《颜氏家训》本身很好阅读，值得高度赞赏。……邓嗣禹的译本将非常有助于未来的六朝研究”（《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Vol.93,No.1,P.84，1973）。王伊同在《邓嗣禹先生学术》一文中，评价英译本《颜氏家训》“开南北朝经典英泽之先河”（《燕京学报》新四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在致谢的名单中，我们可看到这样一些活跃在中美学界的历史名人，不仅有燕京大学代校长梅贻宝、东亚文学系主任顾立雅（H.G.Greel）、东亚图书馆馆长钱存训；也有像董作宾、陈荣捷、张钟元等知名汉学家。可以说，当时有众多的中美学者，从不同层面对于英译本《颜氏家训》的翻译、出版做出过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