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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民族资本近代工业和航运业的产生 如在第一章中所说，本书所称民族资本是采习惯用语，它不是相对外国资本而言，而是对于官僚资本而言；在本节涉及的时期（甲午战争前），它是相对于上两节所述洋务派的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企业而言，亦常称为商办或民办企业。采矿方面，民间办矿，为应付官场和地方势力刁难，大都加上官督商办名义。对于这些矿，只要不是包括较多官款或由官府直接控制，我们仍归入民族资本。 鸦片战争后，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实际有两条道路：一是近代工业（新式工矿业）的发展，一是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还有一种商号或工厂向劳动者发原料，收成品的制度，在讨论资本主义萌芽时称包买商形式，从工业生产上说即是散工制，又叫资本主义家庭劳动，它也属于工场手工业这条道路。长时期内，这两条道路并行发展，甚至在一个行业内，也能并行前进。并且，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工场手工业（以及散工制）的发展，无论在行业、户数、劳动力和产值上，都大于近代企业。这是我国半殖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征，不容忽视。但是，本章是专论近代企业的生产，本节也只讲甲午战争前发族资本近代企业的出现。对于这期间工场手工业（以及散工制）的发展，为使资料连贯，都放在第五章第五节“资本主义手工业”一节中去考察。可是，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的出现，有一部分是在原来工场手工业的基础上、或通过工场手工业形式发展起来的。因而，本节在讨论它们产生过程时，又必须联同本行业的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一并考察。又本期内，曾从国外引进一些新工业，引进后由于机器设备昂贵或市场狭小，改用手工生产；而这些工业原是我国所没有的，习惯上视作近代工业，我们也在本节一并考察。 民族资本近代工业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但除广东的缫丝厂外，都是到80年代才有发展。首先出现的是船舶修造业、缫丝业，继有火柴、造纸、印刷等业兴起。都属小厂，创业资本数千两，最多不过数万两，仅一家丝厂达10万两。进入90年代，设厂增多，并有轧花、棉纺织厂兴起，资本二三十万两者已不罕见，有达50万两者。然而比之洋务派企业，仍属小型，技术设备亦多因陋就简。民营使用机器之工厂，原来并无合法地位[1]，惟80年代后期，基本已无阻禁。矿业方面，则均须经官府批准，大都冠以“官督商办”名义，仍不乏保守势力干挠。80年代初期，曾兴起一股民间开矿之风，但经营大多失败，至90年代反而消沉。矿场多投资不足，都是手工开采，机器仅用于排水和产品加工而已。航运业方面，虽倡仪甚早，而阻力重重，到90年代才有寥寥可数的几家小火轮公司出现。 下面我们分行业介绍民族资本近代企业产生的情况，并力图作一投资额与雇工人数的估计，以便与以后的发展比较。由于资料缺乏，这种估计十分粗糙，且不免漏列；又所估基本上是创办资本和初期雇工，以后有些有了积累和发展，又有些是亏损或停闭。至于资产估值，另见第六章附录甲。其各行创业的曲折艰辛历程，则颇可供研究我国工业化过程者深思，尤其是机械与手工相互关系这一眯，过去甚少研究，本节愿为此提供材料。 根据下文所述，甲午战争前，民族资本近代企业的产生情况大体如下： 单位数 投资额（万两） 雇工人数 工厂 145 539 54,740 矿厂 22 280 7,800 小火轮公司 3 60 100 一、船舶修造业和机器制造业 船舶远航来华，例需修理。最早是木船，即在中国老式船坞中手工承修。50年代以后轮船渐兴，同时外国人先后在广州、上海开设船坞，修理轮船。50年代末，有广东人甘章集资在上海虹桥设立了一家船坞，据说“大得其利”，但关于它的情况我们几乎无知[2]。外商船坞修船，除雇用中国铜铁工人和头脑（工头）外，也由中国铜铁作坊代锻、代制机器零件以及锚链等物。有些作坊业务扩大，具有了工场手工业的规模，它们再进而添置车床，就使它们的工艺过程具有近代性质了。车床是近代工业的重要设备，具有工作母机性能。早期中国老师傅凭五些手摇或足踏车床，即可制造出蒸汽引擎和多种工具机.这些船舶修造工厂再进一步添置锅炉和蒸气引擎，就变成使用机械动力的近代企业了。同时，它们也可制造一些比较简单的机器，当时主要是缫丝机和轧花机。甲午战争前民族资本的船舶修造业和机器制造业，就多半是这样产生的。 上海的发昌机器厂，可作为这类企业产生的典型。该厂原是以打铁为业的方举赞和孙英德在1886年合伙设立的一家打铁作坊，资本不过二三百元，工人四五个人。它设在虹口外商老船坞的对面，专为老船坞打制修配船用零件。据访问材料称，发昌在1869年已开始使用车床，虽无文献证明，但1873年该厂在《申报》上所刊广告已称“发昌号铜铁机器车房”。至1876年又有该厂广告称有“小火轮出售，由英国来的，并有自造的数只”；次年，又广告称“专造大小火轮船机器，已经造起数艘。……兼造门市车床、汽锤、铜铁器皿”。当时造小火轮船身均用手工，轮机亦可用脚踏车床制造，但象发昌这样的商业性生产，当已是使用蒸气动力了。 1879年，方举赞退休，该厂由方逸侣经营。据说他是个“能绘轮船图样，通晓机器，熟悉外文”的人，大约早就在发昌工作。在方逸经营下，发昌在80年代大发展。它经营铜铁翻砂、铁工，制造各种机器，造小火轮仍为主要业务。1887年并为办黄河工程的魏温云造平底双暗轮扒沙船。它大约与李鸿章也有往来，并可能造过炮车架等。据老工人称，到1890年，发昌有车床、钻床、牛头刨、龙门刨、铡床等近20台，厂内“可容纳200人工作”，另有翻砂、制模等车间，和“水汀炉子间”供应蒸汽动力。但是，这时老船坞已归规模甚大的英商耶松船厂所有，不再由发昌加工零件。至1895年，发昌业务已冷落，全厂仅60余人，也不再造船了。至1899年，发昌无法维持，盘给耶松，成为老船坞的一个车间[3]。 在上海，类似发昌的还有建昌铜铁机器厂，系1875年左右由发昌的打铁工人林文创办。初创资本仅200元，分包老船坞打铁配件，林文打铁，其妻拉风箱，雇几个学徒。1880年左右购进旧车床一台，雇工手摇，开始作轮船船面的修理。1895年时，已有翻砂炉、打铁炉各5座，龙门刨、牛头刨和大小车床10余台，使用16马力卧式蒸汽引擎。又邓泰记机器厂，原是铜铁作坊，1880年前后购进车床，成为机器厂，除修船外，还制造消防用手扳水龙，营业颇盛。远昌机器厂，原为打铁作坊，约1885年使用车床，修理船舶。还有永昌、合昌二家修船厂，也是这样。又广德昌、通裕、大昌三家创设在1885年以后，资本大些，它们都制造小火轮，通裕即后来的公茂机器船厂。这时的小火轮大都是几匹至十来匹马力，还有的如广德昌所造义济、仁济两只缉私轮是“不用煤火，而雇四人推轮而行”；大昌也曾制造“脚踏小火轮”，行驶苏杭一带。 这期间，上海曾出现一家规模较大的均昌船厂。它曾造120匹马力的犀照号、兆昌号，150匹马力使用复式膨胀汽机（康邦机）的江练号，以及排水113吨的淮庆号等6只小火轮，报纸颇为宣扬。惟该厂设立情况未见记载，常与发昌混同，经调查，它大约是轮船招商局的高级职员李松云于1880年左右租下招商局附设的同茂铁厂建立的，业务上得招商局支持。其广告称：“承装轮船，接造汽机，兼办轮船车房，开矿造屋各种器具”等。但到1884—1886年，这一罗具规模的均昌船厂即告停歇，为时不过五六年。 1888年左右，上海永昌机器帮由船舶修理改向制造意大利式缫丝车，继之大昌也由制造小火兼造缫丝车，它们并承造丝厂所用蒸汽锅炉和引擎。另有张万祥锡记铁工厂、戴聚源铁工厂则制造和修配轧花车；这两家也都是由打铁铺发展而来的[4]。 上海以外，其他地方的资料都不完整。据已有记载，广州的陈联泰机器厂，在鸦片战争前系一制造土针的打铁作坊，战后不久便转为修理外商的船舶，70年代初仿造了木制脚踏车床，1873—1874曾为继昌隆丝偈改装和安装锅炉设备，1876年以后主要制造缫丝厂的动力设备，并曾制造过几只小火轮。至甲午战争前，陈联泰已发展成为较具规模的一家机器厂，惟以后承包筑堤工程失败，1907年破产。陈联泰取得发展后，陈姓家族拆伙，1888年由陈桃川设立均和安机器厂，亦具有一定规模，主要业务为制造缫丝厂的动力设备，并制造小火轮和修理船舶，甲午战争前雇工100多人[5]。广州修造船舶和制造缫丝设备的工厂绝不只此，惜无资料。 天津的德泰机器厂，亦系由打铁作坊发展而来，估计在1870年左右开始使用车床，业务为修理船舶，制造压榨机、抽水机，1900年前已停[6]。汉阳的荣华昌翻砂厂设于1872年。后来颇为著名的汉阳周恒顺机器厂，大约成立于1897年，但该厂创办人周仲萱在1860年即开有冶铁炉坊，其由冶炉坊发展为机器厂大约与当时张之洞在湖北创办汉阳铁厂有关，汉阳厂于1894年出铁。 我们将有资料可寻的16家船舶和机器修造厂，以开始使用车床时为准，估计其资本和雇工200人，其后衰败，1899年将机器等以4万元卖给耶松，仍为始业时资本的57倍。故维持经营各厂，其实有设备，物料当不只始业资本10倍。情况如表3-24.表列车员6家资本共约1万两,雇工不足500人.惟此时该业经营情况颇好,如发昌到1890年时可能有雇工。 二、缫丝工业 机器缫丝是民族资本最早建立的近代工业之一。它的出现，显然是由生丝大量出口所推动。太平天国革命期间，江浙一带战事频繁，生丝出口趋向广州，机器缫丝工业也自广州开始，创始人是南海县简村人侨商陈启源。据宣统《南海县志》称，陈启沅（源）“壬申岁（1872）返备粤，在简村乡创设缫丝厂，名曰继昌隆，容女工六七百人，出丝精美，行销于欧美两洲，价值之高倍于从前”。陈启源的丝厂，“名曰丝偈，以其用机器也，又名鬼忄恒，以其交洋人也”。因为他“期年而获重利，三四年间，南[海]顺[德]两吧相继起者多至百数十家”[7]。到90年代，“顺德县有蒸汽缫丝厂二百家以上”[8]。“当广东蚕丝线极盛时，全省共有鬼忄恒 三百多间”[9]。 关于陈启源设继昌隆的历史，有不少可讨论之处。陈启源回粤大约在1873年，继昌隆的建成投产大约是1874年。它初建时不可能是“容女工六七百人”的大厂，后来吕学海的调查说，它最初有“数十缫丝釜位”似较合理。又据陈启源的后代陈天华等所写资料，继昌隆的创办资本为7,000两，除收茧等流动资金外，用于建厂的约4,000两，设300釜位。即以300釜计，亦只容女工三四百人。不过，后来该厂发展，确曾达800釜位。更重要的是，根据陈启源自己的蚕《蚕桑谱》中所绘的“机汽大偈图”和陈天杰等所写资料，继昌隆最初所建蒸汽锅炉并不是用于驱动缫丝车的，而是用来输送热水煮茧，即广东人所称“汽喉”[10]。继昌隆最初所用丝车大约仍是脚踏驱动，但他是仿法国式丝车制成，其机使两绪丝互绞（忄恒 ），用卷轴抽去废丝头，再将两根洁丝互绞，成四绪丝。故马君武说，陈启源“创设足踏机械，以人力代火力，所制生丝较之法国所产无多逊”；“其后遂进而改用蒸汽原动力”。[11]继昌隆改用蒸汽动力的年代的详，惟1879年陈植榘等在南海设立的裕厚昌，“用机器展动各轮”，“每一女工可抵十余人之工作”[12]大约已是蒸汽动力了。 我们考察这种情况是想说明，民族资本由手工业向近代工业过渡有一个过程。前目所说的船舶和机器修造业，就大多是由手工作坊添置手摇或是踏车床，然后再使用蒸汽动力的，其间并不乏“以人力代火力”之事。广东的缫丝业其实也是这样。原来我国宋代已有足踏缫丝车，清代在江浙已通用。在广东，则一直沿用手摇机。宣统《南海县志》说，陈启源设蒸汽丝揭后“事招众忌，乃改创缫丝小机，……而小机之利尤普”[13]。此即陈在《蚕桑谱》中所说足踏的“单车”，广州府“用此法者不下二万余人”[14]。吕学海说，“数十年来，汽机缫丝与足机并行不悖”。同时，手机仍在流行“此种手机丝多销流于内地为织造纱绸之用”[15]。其在顺德，是“咸、同间用手机，……老绪初又用足机，……及光绪中叶，用汽机者日盛”“至光绪末，……又有子子 结丝一类与东丝并行欧美，其制法用脚踏机”[16]。 值得注意的是，在广东缫丝业中，不仅是汽机、足机、手机“并行不悖”，从资本主义发展形式说，近代工厂、工场手工业和散工制也是并存的。足机原为个体户所用，“厥后渐有商人创设足机多具，收购蚕茧，雇工缫之。更有集股公司，设置场所，购备足机百数十具，排列成行，并由炭火蒸水改用蒸热水，俨如汽机缫丝厂焉”；这都是工场手工业。又前述子子结丝，“其制法中输出额亦占粤丝三分之一”[17]；这也是工场手工业。还有，“盖丝厂间有将劣茧选出，另设小室或小工场，雇用女工用手机摇之”[18]；这是附设于丝厂的工场手工业。丝厂“复设小机器，每人一具，携归家自经”[19]。这就是散工制了。附带说，据海关统计，广州出口的生丝中，1884年厂丝已占52.4%，1894年竟占89.3%。这里的“厂丝”并非全是近代丝厂所产，也包括工场手工业所出。海关报告中也说：“所谓厂丝，包括仿造的厂丝，或‘煎制厂丝’，实际不过是改良的七里丝”[20]（七里丝即土丝）。 上述情况也使我们明白，本文开始所引广东缫丝厂有“百数十家”“三百多间”等说法，必不限于近代企业，而包括工场手工业。近代企业有多少？我们只能作些估计。 南海：1881年有“机器一十一座”，即11厂，其中知厂名者3家[21]。这是该年发生丝织工人捣毁裕厚昌事件时南海知县所作调查禀告，当属可信。以后无记录，到1904年有个调查说有35厂，均有厂名[22]。是1882—1904年平均每年开一厂。依此估计，到1894年，南海共开24厂。 顺德：1874年首创厂于龙山乡，以后知厂名者7家。至1887年有42厂，不过此系广东厘务总局调查，可能有工场手工业在内[23]。又知1881—1887年开设10厂，1888—1894年开设26厂，均有厂名[24]。以此估计，1874—1894年顺德共约开设60厂（即减除手工业8厂）。 此外，新会1887年有3厂[25]。三水约在 1885年设立一厂，手工缫丝，约1894年改用机器，雇工280人[26]。 以上广东共88厂。这是甲午战争前广东开的近代缫丝厂数，不是1894年实存数。 现在我们试估一下这些厂的规模和投资。 吕学海的调查说：“当鬼忄恒 起源之初，规模甚小，每间只可容数十至二三百忄恒 丝女工不等。嗣后渐次扩充，每间可容三四百人至八九百人”[27]。早期情况可能是这样，但在农商部登记的1881—1911年顺德86家机器丝厂中，除一家外，都不足700人。这个材料比较完整（虽然未必准确），我们按5年时距将它列如表3—25。表见80年代开设的丝厂有增大趋势，以后又有缩小趋势。我们估计方法“南海70年代所开11厂，按原资料所述，每厂400人计，以后所开13厂按每厂500人计。顺德70年代所开24厂，按每厂400人计，以后所 36厂，按原统计每家实数合计。新会、三水系300釜小厂，按400人计。估计结果见表3—26。 表3—25：广东顺德86家缫丝厂概况（1881—1911年）
资料来源：农商部《第一次农商统计表》，纺织业特别调查，第162-175页。 1904年有个调查说：“从前四五百人之厂，需建造银一万五六千两，近则需二万以上”[28]。又据外国人调查，20世纪初创办一个500人的丝厂，约需动力设备2,500元，缫丝设备10,000元，厂房茧仓6,000元，杂费3,000元，共计21,000元[29]，合15,000两。按表3—25原统计，80年代之厂，资本平均为22,072两，而90年代初为18,351两。我们把南海70年代所开厂按每厂15,000两计，以后按22,000两计。顺德70年代所开厂按15,000两计，以后按原统计每家实数合计。新会、三水系小厂，均按15,000两计。估计结果见表3—26。 广东的丝厂，主要由绅士、丝商、银号主投资，并得力于华侨资本。陈启源与史陈启枢在越南经商十余年，其继昌隆曾屡次拆迁改名，最后为世昌纶，有800釜位，据说后又改名为足踏，一直经营到1937年[30]。较晚设立的顺德永合纶，由荣发纶丝庄经营，由华侨资本发展，形成集团[31]。1884年在顺德设立的永贞祥，后来也发展成为集团，共有三厂[32]。当然，其中也有不少帮中途停止，以至旋开旋废，这些都不能在表3—26中反映。 在讨论另一个机器缫丝中心上海以前，先提一下山东烟台。据海关报告，1877年，外国人在烟台开设了一个小型缫丝局，全用手摇机缫丝。1882年由一个“几乎全部是中国人出资”的公司接办，开始一半使用蒸汽机，产量每日70斤。1886年以关平银3万两卖给烟台道台，1895年租给泰兴号，全部改用蒸汽机[33]。 上海在60年代初怡和洋行就试办机器缫丝厂，失败。20年后，旗昌洋行的旗昌丝厂才于1881年正式生产，1882年，有怡和洋行和公平洋行（Lveson ＆ Co.）的丝厂开业。中国人所办第一家丝厂即公和永丝厂也在这年开业。公和永又名祥记，系公和洋行（Gilmour ＆ Co.）的买办黄佐卿所设，并且委托公和洋行和洋行经营，所以外国人叫它公和洋行丝厂。但黄佐卿也是大丝商，开有祥记丝栈，是上海丝业的领袖人物之一。该厂创办资本10万两，向法国订购缫丝车200部，锅炉两具和引擎、吸水器等全套设备，1884年丝车扩充至232部，但这时上海厂丝在国际市场并无声誉，加以公和永的产品质量不佳，营业不振，资金损耗殆尽。1887年以后，在法国销路找开，该厂得以复苏并有发展，到1892年已有丝车380部，资本30万两，职工1,000人。这时扩充的丝车已可在上海制造。同年，黄佐卿增设了新祥机器缫丝厂，资本估计约33万余两，有丝车416部，职工850人，黄佐卿1902年去世，公和永由其弟四子黄晋绅接办，改名为绅记丝厂。 1886年，有华商裕成丝厂设立。进入90年代，上海丝业旺盛，又有延昌恒、纶华、锦华、信昌、乾康等丝厂设立，至甲午战争前共有8家，其概况如表3—26。华商丝厂的创办情况很烽有文献记载，仅1897年日本松永伍作和1910年版日文《江南事情》所列调查较完整，而其中错植、错笔、误译之处甚多，两者亦歧异。表3—26所列，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缫丝工业史》编写组根据各种史料和调查访问资料考订的。资本额一项则是按每部丝车投资800两估算。 上海丝厂是使用较先进的意大利式丝车。它与法国式不同的是，每绪丝都先自捻，然后由4—8绪丝互绞，在互绞中经上下三个小轮再进入大轮，故又称单扌然 式或行走式。上海丝厂一开始就使用蒸汽动力，一般是四绪缫，规模比广州丝厂大得多。但上海不是桑蚕区，只能用干茧，茧是从浙江湖州一带运来，受领有茧贴的茧行垄断，另人不准烘茧。又广东蚕一年可有六七造，丝厂可长年开工，浙江蚕只一二造，丝厂用头造，只能季节开工。这又助长了上海丝厂的租厂制度，生产者经常易主、易名，记载混乱。上海华商丝厂的产品均靠外国洋行销往国外，又有上海外商丝厂的竞争，因而经营情况并不好，带有投机性。而上海厂在出口中并不占优势，至1894年，上海生丝出口中，厂丝还占不到10%。 上海的缫丝业虽然一开始就使用进口机器和机械动力，但不是说在生丝出口中没有资本主义手工业的发展。原来浙江蚕农，常将两根白丝合纺、加汤成为经丝，“自纺其丝售于经行，曰乡经；取丝于行代纺而受其值，曰料经”[34]。这种“取丝于行代纺而受其值”即是散工制，纺经之家称车户。这种经丝售与苏州机户的称苏经；售往广东的称广经。同治季年，商浔周姓经行，仿日本经丝，令震汉车户纺成东洋经，“销与夷商，大为称许”。原来苏经是由左旋右，东洋经是由右旋左，又条分粗细不同，有方经、大经、花车经等名目[35]。出口统称辑里大经。于是，原来的洋庄丝客纷纷收买白丝，“售与浔，震之经丝行，摇为辑里大经”，“南浔附近各乡居民及震泽、黎里一带，约有车户二三千家，每家平均有车四部，每部小车每日出经十两，……每年出口达一千余万元之谱”[36]。这二三千家都属散工制。 缫丝手工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不限于散工制。经丝海称为捻丝，据海关丝业调查特辑说，在福建漳州有249家捻丝作坊，湖北省约有120家制造捻丝的场所。我们还不能肯定这些作坊是否已具有工场手工业规模。辽宁和山东都有柞蚕丝出口。据外国人记载，在辽宁凤凰城有400家以上缫丝作坊，宽甸县有60家。这种典型缫丝工场有三四个缫丝间，二个煮茧间，用足踏丝车，雇工20多人，行计件工资，供食宿。山东“没有正规的作捻丝的作坊”，但又说烟台的缫丝工人“每缫丝一两得工资三十文，并供给饭食”。这个调查特辑是1917年出版的，不过在19世纪末恐怕已有这种迹象了。 表3—26：甲午战争前民族资本近代缫丝业（1872—1894年）
资料来源：见本文。 三、轧花业和棉纺织业 棉纺织业曾是民族资本最大的近代工业，它在19世纪90年代才出现。又在这以前有机器轧花业，我们也附志于此目。 最早的机器轧花厂是宁波的通久。它是一家手工工厂，建于1885—1886年，用40台日本制足踏轧花机。这种轧花机用铁木两个滚轴对转，和中国太仓式轧车同一原理[37]，但加有皮棍卷花。据说它“在去籽方面比我们（美国）的锯齿轧花机较好”，大约也优于英国式轧机，“因此颇值得英国车内机器制造商及时注意”。1887年，改为通久机器轧花局，资本5万两，增置蒸汽动力设备，年来获利甚丰。1891年扩建新厂房，购置日本新机和英国锅炉及引擎，雇工二三百人，1893年生产皮棉达6万余担，主要供出口。1894年，它又招股30万两，购买纺纱机11,048锭，即通久源纱厂[38]（因该厂矿869年才开工生产，不在本节范围。） 上海的轧花厂，有1891年以前开设的棉利厂，资本15,000两，有机器40台[39]；1891 年开设的源记厂，据说有资本20万两，机器120台，1893年开设的礼和永厂，资本5万两，有机器42台[40]。这些厂的前身是否手工工厂，不得而知，但轧棉手工工厂早在上海兴起，则是肯定的。它最早是由经营棉花交易的行庄附设作坊，雇工轧棉，所用也大多是日本式足踏轧花机。一个日本人的调查说，在1896年以前，上海拥有这样大作坊的行庄有27家，共有轧花机682台，最大的隆茂恒有120台，规模最小的沈恒泰也有12台[41]。这都具有工场手工业的规模了。 日本轧花机不仅流行口岸，也深入内地。如1903年运往湖北沙市者即达4,000台。它们主要为乡民购用，以至“无处不有 ，辚辚之声，入耳可听”[42]。这处足踏轧花机在内地售价 20—30两，日产皮棉70余斤，故主要是用以生产商品棉，其间自不免有行庄组织的资本主义性质生产，但无记载证明。 中国最早的机器棉纺织业是上海机器织布局，我们把它列入洋务派企业，已见上节。不过，该局创办时都是商股，仅借有少量官款，前后主办人郑观应、经元善、杨宗濂、杨宗瀚都力图把它办成完全商办企业，若说它是民族资本，也未尝不可。 上海织布局1890年开业后利润十分优厚，一时在天津、重庆、广州、镇江等地都有人酝酿筹建纱厂，但未成功。这一方面是上海织布局获有专利，十年之内不准另行设局，但主要原因还是集资困难。不过，在甲午战争前，上海已有华新、裕源两家华商纱厂建成投产，在筹建者尚有裕晋、大纯、宁波通久源等。 上海华新纱厂是在一家华新轧花厂的基础上扩增开办的。它从1888年起就由任上海道的龚照瑗筹备，得到李鸿章的许可，称官商合办华新纺织新局，这显然是为了应付上海机器布局的专利权。1890年，聂缉木规 任上海道，接办筹设华新，并投资54,000两。华新的创办资本10余万两，部分是由上海道库垫借，任上海道库的严厚信便成为华新的主要负责人，此人也是上述宁波通久源纱厂的创办人之一。华新于1891年建成投产，起初规模不大，约只有纱锭7,000枚。但不久还清道库垫款，成为完全商办企业，到1894年，已有纱锭15,000枚，并有布机350台。后来，聂缉木规 收买该厂全部股权，改称恒丰纱厂[43]。 上海裕源纱厂是由一个有道台衔的商人朱鸿度所办，1894年建成投产。关于该厂资料甚少，仅知所用为英国纱机25,000锭。估计资本约30万两。后来由朱鸿度次子朱鸿接办，并另创办裕通纱厂，与裕源并称。 中国的资本主义棉纺业一开始就是机器生产的大工业，不是从工场手工业过渡而来。但棉织业的情况有所不同。早期的棉纺织厂中有的虽设有布机，但是以纺纱为主，故通称纱厂。而在手工织布业中，则资本主义形式颇有发展。这是因为，当时通用的单锭手摇纺车效率过低，而中国的足踏投梭布机，在手工工具中还是比较先进的。当时国外也还没有自动布机，机织的效率不是很高。据严中平估计，这时一个机纺工人的出纱能力约为手纺工人的80倍，而一个机织工人的出布能力只相当于手织工人的4倍[44]。又美国学者赵冈估计，机纺的劳动生产率约比手纺高44倍，机织的劳动生产率约比老式投梭机高16倍，比铁轮手织机高4倍。[45]长时期内，手织布保持着自己的国内外市场。而机制纱的出现，以其比较坚匀和规格一致，又国织布业手工工厂和散工制创造了条件，遂使织布这一最重要的手工业终于开始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虽然它是发生在近代棉纺织工业产生之后，仍然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 手织业中资本主义形式的发展主要是在20世纪初日本式手拉机引入中国之后，但在甲午战争前已有出现。太平天国事件后，清政府一些地方官吏提倡桑棉事业，以恢复经济。福州在闽浙总督卞宝第的倡导下，于1888年设织布局，官为之倡，民间继办，用印度纱织布，远销减免厘金。到1891年，共有织布局60余所，年可出土布100万匹。它们是如何经营，示见记载。原卞定第的政书中有“按斤授纱，按尺输布”之语；又1890年民办的广春和织布局招艺徒百余人，分教各户妇女纺织，“每人每日可得织资百余文”；看来似是以散工制为主[46]。又1900年以前，福州已有整经专业出现，他们“接受机房委托而从事工资劳动”[47]，则为厂外工人无疑。英国一个商会的考察团报告中，则明确记载四川万县的几家织布工厂，“接近于我们（英国）手工工制度”，有织布机12台至50台不等，大的雇工达80人，全是男工。广州的织布工厂，雇工约30人，全是女工。又云南府（昆明）的一家工厂，“摆满了织布机全都在开工织布”，用印度纱作经纱。贵州的黄草土具 镇是个织布中心，估计有织机2,500台，行计件工资，每匹银5分，供伙食；等等。这个考察作于1896—1897年，所述情况大约1894年已多少存在了[48]。 据已有资料，总计甲午战争前民族资本机器轧花业和机器棉纺织业的情况如表3—27。表列4家轧花厂资本共31.5万两，雇工1,000人；2家纱厂资本共48万两，雇工1,300人。其雇工人数系据孙毓棠估计[49]，惟通久原似偏高，酌减。 四、其他制造业 甲午战争前，民族资本创办的近代制造业还有面粉厂3家，火柴厂11家，造纸厂2家，印刷厂8家，榨油厂2家，电灯厂1家。 表3—27：甲午战争前民族资本机器轧花业和机器棉纺织业（1887—1894年）
资料来源：见本文。 1、面粉业 近代面粉工业是民族资本的一个大行业，但其发展是在1900年以后，甲午战争前创办的还不是完全近代意义的面粉厂，而是一种常称为“火磨”的机器磨坊。它是以蒸汽机带动石磨磨粉，其余工作仍完全用手工。在西欧，这种磨坊经过水力、风力进至蒸汽动力，而磨粉原理无根本变化。1860年以后，创用钢磨，是用钢筒转制粉，又称罗拉（Roller）法，近代面粉工业才告完成。据测算；我国原来的手工磨坊，一人一畜的日产量约为面粉100斤；这种火轮磨坊平均每人日产量约为200—300斤；而近代钢磨面粉厂平均每人日产量可达50包，即2,200斤。[50]所以，在火轮磨坊和机器钢磨面粉厂之间还有个不小的距离，火轮磨坊可作为手工磨坊与近代面粉厂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而它的发展也是与手工磨坊并行的。 1863年，上海有英商开办了一家得利火磨坊。1878年，曾任天津招商局总办的朱其昂在天津紫竹林创办贻来牟机器磨坊，据称有机器一座；司务两人，小工十余人，但当年即将续到机器一座，又1897年的记载说，该磨坊年获利六七千两。以创业2套机器计，估计约需资本1.5万两，雇工30人，日产粉能力150包。1883年，上海《申报》登有裕泰恒火轮面局的招股广告，拟续招4,000两添入老股。该面局的生产经营情况则不详，我们可作资本1万两、雇工20人来估计。1891年，武举李福明在北京东便门外开设一家机器磨坊，据说每日能产细粉200担。[51]这个产量将合450余包，未免偏大；不过，该厂“为乡下人磨面索费低廉”，可见它是兼作外加工的。我们估计它与天津贻来牟规模相等。这个厂，不知为什么触怒官府，李福明被捕，厂亦查禁，时在1895年。 1894年前，所知仅此三家机器磨坊。手工磨坊则随着城市人口增长颇有发展。手工磨坊，大约有二三副以上大石磨者，即需雇工十余人，包括洗麦、打筛、饲养牲畜等劳动，具有工场手工业规模了。可惜我们未见早期记载。仅知1860年以前，上海城区有黄长泰、黄长兴、黄顺兴等4家，似属家族联号，到1890年，手工磨坊已增至58家。武汉临麦产区，1880年左右已有磨坊数百家。麦产区的北方各省，仅知山西在1884—1921年间开设磨坊2,000余家而已。[52] 2、火柴业 火柴制造是鸦片战争后从国外引进的新工业。最早是1879年日本归侨卫省轩在广东佛山设立的巧明火柴厂，它完全是手工制造。排梗是制火柴最繁重的工序，该厂是将从日本进口的柴梗连同夹立板发给附近居民去插枝，再送回厂里上油、上药，就是说，一开即就使用资本主义家庭劳动。该厂日产十余笠，约合2箱（每箱7,200合）。以此推算，资本不过3,000两，厂内工人不过数十人。广东是当时火柴业较发达地区，1889年有文明阁火柴局设于广州；1893年有隆起公司设于九龙，资本4.3万元；又义和公司设于广州，资本1万元[53]。这些厂有无机器设备未详。文明阁后来发展为文明火柴厂，其创业资本可估为2万两。广东四家雇工可共估为800人。这时的火柴就是硫磺火柴，曾有材料说义和生产安全火柴，但那是1917年的调查。 1887年，杨宗濂与汇丰银行买办吴懋鼎在天津设立一家火柴厂，资本1.8万两，1891年被焚，重组天津自来火公司，拟招股4.5万两。该厂雇用的德国匠师曾借故向德国领事馆兴讼索钱；后用英国匠师，并由李鸿章批准15年专利，德公使竟提出抗议，李以“此系中国自主之政”拒之。[54]天津自来火公司设备较好，资本可估为3万两，雇工400人。 1889年，四川人卢干臣在重庆设森昌泰火柴厂，资本5万两；1893年又设森昌正火柴厂，资本3万两。卢干臣是旅日侨商，据说曾在日本设火柴厂，“嗣因日本专利，不容华人贸易”，遂回国投资，并由川东道黎庶批准他在川东火柴专利25年。1894年，有人从怡和洋行贩火柴来重庆，“聚昌自来火公司”以其违反专利，不准发售。事情到李鸿章那里，李致函说，专利权“只能不许华人在该处再开，不能禁止洋商贩运贸易”。这个“聚昌”大约是森昌泰、森昌正的销售机构，不是另一家厂。有材料说二家森昌年产量各6.3万箱，恐不可能，若共产6.3万箱，亦颇具规模。但它们还是“全部制造过程都用手工进行，火柴盒则由女工和童工或在工厂或在家里糊制”[55]。两厂工人共估为800人。 这期间，字林西报称上海陆续有三家华商火柴厂建立。但除叶澄衷所设的燮昌一家外，都无所闻。我们只计燮昌一家。它大约设于1890年，据称日产能力达50箱，雇工800人，资本或称5万，或称20万，叶澄衷是大商人，姑作20万两。以旅日侨商张阿来为技师，其妻系日本火柴工人。燮昌是当时规模最大的火柴厂，而1907年一个调查说，它是用欧洲药料，日本梗木、箱材和包纸，工资“按件数计算者……排梗二板一分”[56]。可见其排梗尚用手工，其余上油、上药、折烘等工序就更是手工了。 此外，还有1887年在厦门设立的火柴局，1889年在浙江慈奚谷设立的火柴厂，都用日本工匠。又1892年在太原设立的火柴局，资本2万元，1894年改为晋升火柴厂[57]。三厂可都按资本1.5万两计，雇工各200人。 各火柴厂简况见表3—28。这时期的火柴厂基本上都是工场手工业，但是一种新的产业，我们仍归之为近代工业。惟天津自来火公司，《北华捷报》报导中有“中外合办”，“办买机器”“订购新机器”等语。它可能备有排梗机、卸梗机，但未提蒸汽动力，在没有电力以前，排梗机也常是手摇或足踏的。在1919年以前，国内还没有梗片制造，药料也倚赖进口，只重庆二厂用国产硫磺。 3.造纸业 最早的华商机器造纸厂是80年代初曹子俊、曹子扌为 兄弟创办的上海机器造纸局，经李鸿章批准，约1884年投产，历年亏损，1892年停工。该厂实缴资本11万两，惟主办人陆续添筹76,500余两，1892年由韩之鹏以87,500两买收，改为伦章造纸局，亦负债累累，1906年停工[58]。1890年，商人钟星溪在广州开办宏远堂机器造纸厂，资本15万两，用外国技师，工人65人，日可产纸62担。该厂亦经营不利，屡有停工，1906年加入官股，改为增源纸厂[59]。 华商造纸业经营失败，主要是因为不能与进口洋纸竞争。当时无木浆，造洋纸用破布絮，老洁度差。上海机器造纸厂有鉴于此，放弃洋纸生产，改造连史、毛边等中国纸，而原料困难，不能与竹、楮产地的手工造纸竞争。手工书写纸系单面，不适印刷，但在这时尚未受机制纸竞争。随着文化普及，工场手工业有发展。江西铅山老造纸区年产值四五十万两；瑞金、石城均纸区；宁都在1883年开始发展，年产值达20万两，魏、李两家因此致富。福建造纸业于此时期大盛，建阳、沙县、永安均是产区。福州1886年有纸房三四十所，闽纸年产值亦数十万两。广西昭平亦新兴产区，有纸厂。四川铜梁有人于1876年改良土纸，后有人筹款万余元用机器生产，反遭失败[60]。 4.印刷业 自1872年英人创办《申报》以来，各口岸也陆续有华人报纸出现。它们先是由印刷所代印，惟1875年已有上海《益报》印刷工人被机器砸伤的记载。印报用凸版，最初是手工滚墨、手板压印。《申报》开办时已用手摇机，可自动上墨；到1891年才改用煤气机。故1873年创办的汉口《昭文新报》，1874年创办的上海《汇报》（《益报》），1886年广州创办的《广报》，当都属手工印刷。报馆的投资不属工业，又无资料，我们也不计入。 这期间较有发展的是石印工业。最早是1876年上海的山湾印刷所，该所虽系法国人与邱子昂合设，邱实系最早从事石印的华商，1877年著名的英商点石斋开业，即聘邱子昂为技师。石印用油墨抄写，铺纸于进口的石板，工人用钳砧压模，上架刷印。点石斋成立时已用手摇机，每架需8人轮作。1882年，徐润创办上海同文书局，有机12台，雇工500人，大约即是一个规模颇大的手工工厂。不过该局后来改用蒸汽动力，1893年失火时报导损失有发动机、锅炉、印刷机等1.5万元。 同文书局以印刷二十四史及承办清廷百部本图书集成而闻名，推为石印之冠；终以压本过多，1898年停办。继起者有宁波人设立的拜石山房，凌佩卿设立的鸣文书局，钟寅伯设立的积石书局，何瑞堂设立的鸿宝斋石印局等，都在上海。这些石印局多印考场用的小字“夹袋书”以及工具书、小说之类，营业甚佳。其中1887年李木斋设立的蜚英馆规模较大，有火轮机十数张，内有钞书、画格、描字、绘图、磨石、校书、装订等处和照相房。另外，1882 年广州有石印书局，1892年杭州有家蒸汽机发动的两台印刷机的石印厂，据说武昌、苏州、宁波也有石印厂[61]。 一部蒸汽引擎可带动五六台印刷机，而印刷机并非连续开动。这时的一些小石印厂恐怕仍是工场手工业。抄绘、压模、上下版、装订等都是手工工序，又当时用竹纸，无卷筒纸、供料亦必手工，故用工较多。又印刷业储纸、积压书占用相当资金，有的专设积书房。上述各厂都无资本记载，只能粗估。同文可作资本3万两，雇工500人，其余7家共作7万两，雇工1,500人。 除报馆外，尚有其他小型铅印厂，大抵手工，因无资料，从略。 5、其他 1879年汕头成立一个蒸汽机榨油厂。机器榨油早在营口试办过，以出油率不如手工榨油而失败。汕头此厂则以制豆饼为主，1880年日产300块，1883年日产600块，工人70人。1893年开一厂，据说两厂各能产900块，大约规模相同[62]。不知资本额，可各估计1万两。至于工场手工业的榨油业，其技术改进和发展是在甲战争后，将在第五章第五节中并叙。 1890年，美国华侨黄秉常在广州设立电灯厂，备100匹马力蒸汽机两座，可供灯1,500盏，据说经营尚可[63]。上海的外商电光公司系用直流电机，1893年才添置交流电机，广州厂则一开始就有1,000伏交流发电机二座，当时属先进。依此估价资本约5万两，雇工100人。惟至1899年该厂即宣告清算了。 1878年左右，商人张某在上海设立一个木厂，营业日盛，后添置锯木机器一套，时间不详。1890年，有人在台湾基隆设发昌煤厂，将煤粉用外洋机器制成煤砖，后况未详。 1882年，有人在上海成立一个玻璃制造厂，聘有外国雇员，至1888年被英商福利公司以2万两收买。约1886年有人在上海成立一机器制冰厂，至1890年被外商上海制冰公司以6,500两收买。 约1887年，有人在福州试办机器制糖厂，不久失败。1890年，谈水亦有人用机器制糖，亦失败。同时有人在台南购买外国铁磨制糖，但以畜力代蒸汽动力，似属成功。 上述7项[64]，或规模过小，或失败，均可不计。又过去有1861年福州开设机器砖茶厂、1863年上海开设洪盛机器碾米厂等说法，已有人考证不确[65]。 表3—28所列26厂，估计创办资本共85.27万两，雇工5,880人，都是据现有资料，不免遗漏。连前各目，甲午战争前民族资本的制造工业估计如下： 厂数 创业资本 雇工数 船舶和机器修造业 16 10,000 450 缫丝业 97 3,723,990 46,150 轧花和棉纺织业6 795,000 2,300 火柴业 11 415,200 3,400 其他制造业 15 447,500 2,440 合计 145 5,391,690 54,740 一如前述，这个估计是历年创办数，不是1894年实存数。 表3—28：甲午战争前民族资本其他近代工业（1878-1894年）
资料来源：见本文。 注释： [1] 清政府并无明令禁止民间使用机器，但有此种政策。当1881年广东南海发生织工捣毁缫丝厂事时，知县徐赓升即禀称：“随查沿海各省制办机器均系由官设局，奏明办理，平民不得私擅购置”；但因未见明令，下举轮船招商局禁民办轮船为例。见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957年版第1辑第964页。 [2]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创办人可能就是大英轮船公司的买办Kowk Acheong ,见《北华捷报》1859年1月15日。 [3] 发昌资料据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等：《上海民族机器工业》1979年版， 76—86页；炮车架事见孙毓棠：前引书第1029页。 [4] 以上上海各机器厂资料均据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等：前引书第88—102 页。又过去著作中常有1883年祝大椿以10万两资本在上海设源昌机器五金厂之说，经详细调查并无其事。 [5] 陈滚滚：《陈联泰与均和安机器厂概况》，《广东文史资料》第20辑，1965年，第146—151页。 [6] 陈真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1957年版，第852页。 [7] 宣统《南海县志》卷二十一、卷二十六。 [8] 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1，下卷第264页，三水。 [9] 吕学海：《顺德丝业调查报告》原稿，见彭泽益：《中国近代工业史料》1962年版第2卷第52页。 [10] 徐新吾：《我国第一家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的考证》，《社会科学》（上海）1981年第3期。 [11] 马君武：《三十年中国之工业》，见彭泽益：前引书，第2卷第44页。 [12] 彭泽益：前引书，第2卷第46页。此系1881年发生丝织工人捣毁裕厚昌机器事件后，南海知县徐赓升所作禀文，应属可信。 [13] 宣统《南海县志》，卷二十一。 [14] 陈启源：《蚕桑谱》序。 [15] 彭泽益：前引书第2卷第51页。 [16] 民国《顺德县志》卷二十四，子子 结丝一节系吕学海转引，见彭泽益：前引书 1卷，第53页。 [17] 彭泽益：前引书第2卷第53页。 [18] 彭泽益：前引书第2卷第51页。 [19] 宣统《南海县志》卷二十六。 [20] 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年第554、577页广州，1892—1901年下卷第177页广州。 [21] 彭泽益：前引书第2卷第49页。 [22] 姚绍书：《南海县蚕业调查报告》，见彭泽益，前引书第2卷第356页。 [23] 程耀明：《清末顺德机器缫丝业的产生、发展及其影响》，见广东史学会：《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形态研究》1985年版第250页。 [24] 资料来源见表3—25。 [25] 广东史学会，前引书第257页。 [26] 彭泽益：前引书第2卷第386页。 [27] 彭泽益：前引书第2卷第52页。 [28] 姚绍书：《南海县蚕业调查报告》，见彭泽益：前引书第2卷第356页。 [29] C. W. Howard, A survey of the Silk industry of south China ,1925,p.120-123. [30] 1981年3月14日及23日陈天杰致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信件。 [31] 李本立：《顺德蚕丝业历史概况》，《广东文史资料》，第15辑第122页。 [32] 广东史学会，前引书251页。 [33] 彭泽益：前引书第2卷第286页。 [34] 民国《南浔志》卷三二，引咸丰《南浔镇志》。又见于道光《震泽镇志》卷二，其经行称牙行。 [35] 民国《南浔志》，卷三二，周庆森：家庭琐语。 [36] 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吴兴农村经济》1937年版，第11-12页。 [37] The Maritime Customs :Special series ,silk,1917,引自彭泽益前引书，第2卷，第93-98页。 [38] 参见本书第1卷，1985年版第384页。 [39] 据《北华捷报》，英领事报告及海关报告，见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957年版，第1辑第973-974页，977-978页。 [40] 孙毓棠：前引书第1辑第679-680页。 [41] 绪方二三调查，见彭泽益：前引书第2卷第237页。 [42] 彭泽益：前引书第2卷，第237页。 [43] 参见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恒丰纱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1958年版。 [44] 严中平：《中国纺织史稿》，1955年版第81-82页。 [45] Kang Chao, The Development Cotton Textile Production in China, Havard ,1977,p.180、184-185. [46] 彭泽益：前引书第2卷第25、260页。 [47] 日本人高桥正二所记，见hina 彭泽益：前引书第2卷，第257页。 [48] Report of the Mission to china of the 13lack burn Chanber of Commerce 1896-97，见彭泽益：前引书第2卷249、251、259、260页。 [49] 孙毓棠：前引书第1辑第1197页。 [50] 上海市粮食局等：《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1987年版第13页注。 [51] 上述三例均见孙毓棠：前引书第1辑第985-988页。 [52] 手工磨坊据上海市粮食局等，前引书第4—6页。 [53] 广东资料均据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中国民族火柴工业》，1963年版第5—6页。 [54] 孙毓棠：前引书第1辑第988—992页。 [55] 孙毓棠：前引书第1辑第995—999页。 [56] 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前引书第5—6页；孙毓棠：前引书第1辑第993-995页。 [57]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前引书第5-6页。 [58] 伦章造纸局过去多认为是李鸿章所办，经考证不实。见黄汉民：《关于我国第一家民族资本造纸厂的辨误》，上海《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 [59] 孙毓棠：前引书第1辑第1000-1001页。 [60] 彭泽益：前引书第2辑第117-119、483页。 [61] 本节资料主要据张静卢：《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1953年版，二编1954年版，及孙毓棠：前引书第1辑1005-1011页。 [62] 孙毓棠前引书第1辑第1012-1014页。 [63] 同上书，第1019—1020页。 [64] 资料见孙毓棠：前引书第1辑第1011、1014—1018页。 [65] 严中平：《编辑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工作的初步总结》，《经济研究》1956年第4期；良工：《我国民族资本最早使用机器年代的辩误》，《解放》1961年第10期。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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