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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鸦片战争前主要商品市场估计说明 一、人口 全国人口，据孙毓棠、张寄谦：《清代垦田与丁口的记录》（载《清史论丛》1979年第一辑），1835年为4.017亿，1840年为4.128亿，1845年为4.213亿；较晚材料如1887年为4.015亿，1901年为4.264亿。1840年的记录可能偏高，为便易计，我们把鸦片战争前夕的人口作4亿计算。 非农业人口，包括城市人口、驻军、矿工、游民等。有人计算1900—1910年66个城市人口共1，710万人（Dwight H.Herkins，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1969，p.292—295）。有人估计1843年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5.1%（William G.Skinner：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1977，p.211一220）。我们按5%计，即2，000万人。 二、粮食 第三章第一节中，我们估计原粮年产量为2，320亿斤，是按4亿人口平均每人占有580斤估计的。 商品粮：（一）非农业人口2，000万人，所需口粮低于平均占有粮数，按人均500斤计，共需原粮100亿斤。（二）经济作物区，依下述估计，茶农130万户，蚕农160万户，集中棉产区棉农440万户，连同蔗农、烟农以及渔民、灶户等，总共不下1，000万户，即5，000余万人。但他们大多也种粮食，象蚕桑基本上是副业，棉花常与粮食轮作，盐户也常兼种粮食。以平均每人口粮500斤中有一半须购入商品粮计，共约需原粮125亿斤。（三）商业性酿酒、制酱及纺织品上浆、表糊等用粮。用粮最多的是酿酒糟坊。下面是事例： 河南，麦曲外销，年耗麦数千万石。（尹元孚《禁止麦曲疏》，《切问斋文钞》卷一七。） 西北五省，按每县40个糟坊计，岁耗谷千数百万石。（方苞：《请定经制札子》，《方望溪全集》集外文卷一。） 南京，日销酒千石，谷1300石。（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二六。） 济南坊100余家，谷50，760石，麦17，280石。（马国翰：《对钟方怕济南风土利弊问》，《皇朝经世文编补》） 贵州怀仁县，糟坊20余家，年需粮不下2万石。（道光：《遵义府志》卷十七。） 这样，全国至少要3，000万石了。不过，这些记载意在禁酒，不免夸张。且糟坊，酱园大都地主富户所开，所用粮食只有一小部分购自市场。至于棉布上浆，依下述估计，年需37.7万担，也只小部分用商品空。总计这项所需，可估为原粮1，300万石，按每石150斤计，合20亿斤。 以上三项商品粮合计245亿斤，占产量的10.5%。不过，其中有些还不是真正的商品粮，已详正文。 鸦片战争前后的粮价，我们所见仅上海、常熟的米价有些记载，列表4—7。 表4－7：鸦片战争前后江南米价
注：银一两合钱数：1831年1250文，1833－1834年1300文，1835－1836年1250文；据郑光祖及其他材料。1元＝0.715两 表中有些大灾年份，粮价偏高，而1838一1846年系昭文县的开仓价，其值偏低。考虑各种因素，我们把鸦片战争前江南米价评为每石2两，这已比乾嘉之际下降许多（主要由于银价上升）。此价尚需折成原粮价。清初官家收赋常接“一米二谷”计，即谷价应为米价一半。但有记载谷价为米价46%（4雍正朱批偷旨）第四十七册雍正三年十一月十四日乔于瀛奏广西事），乃至仅为米价的30.9%（第四十七册雍正二年六月十五日禅济市等奏台湾事）。至鸦片战争前，出米率应有所增进。可是道光二十年（1840）包世臣说：“况两三年内，年谷顺成，收获时，谷一石仅值钱五百上下”以银荒小补说》，《安吴四种》卷二六）则又更低。但这是指江西粮食输出区，又系顺年叩获时价，不足为据。又商品粮中有一部分是小麦，小麦价格约为米价的70%（郑光祖：《一斑录·杂述》道光《横径志稿》卷七）。因此，通盘考虑，我们仍按“米一谷二”把原粮价格评为每石1两。 这样，鸦片战争前商品粮245亿斤，按每石150斤计，合16，333.3万石，值银16，333.3万两。 三、棉花 棉花和下项棉布的产量和商品量，是采用徐新吾同志及《江南土布史》（待刊稿）的估计；其商品价格，则我们另行估计。棉花产量的估计，是参照近代棉产统计，调查人均棉布和絮棉消费量及其变化趋势，估定全国棉花消费量，再按进出口修正，得出全国棉花应有产量。这种方法，须有较长期（1840—1936年）的数据参验，将详载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这里仅将其1840年的估计结果列表4—8。 表4－8：1840年出花产量估计
资料来源：《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第一章（待刊稿） 说明：棉布均折算成标准土布，每区重会馆秤20两，宽1.2海尺，长20海尺。 原估计又根据棉花生产状况和当时棉产的分布，估算当时全国约有棉田3，487万亩，植棉户2，836万户，但大多是兼种一些棉花的，其在集中产区可称为棉农者，约440万户。又根据手纺织的劳动生产率，参考近代的调查，估算1840年全国约有棉纺织户3，426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45%，其中，约有80%本身是植棉户，20%是购用商品棉。絮棉的消费大体也是这样。不过，植棉户中也有少数自己不从事纺织，非植棉纺织户中也用有少量洋纱。这样估算1840年国内市场棉花的商品量为316万担，占棉花消费量的30.6%，国产棉花的商品量为255石万石，占产量的26.3%。其情况如表4—9。 表4-9：1840年棉花市场估计
资料来源：《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第一章（待刊稿） 棉花价格，以郑光祖的《一斑录·杂述》（卷六）所记较详：“道光元年，以连岁丰收，［棉花每担］价降至三千二三百。三年水荒，次年春价至十一千。后数岁以四千四五百为常。十三年冬又至十千。十五年冬八千四百。后复旧。二十年后，连岁价至八九千。自二十四年而后，价一落再落，近又以五千为常矣。”又（卷八）“自道光二十一二年，每担洋钱五元三四角。……二十三四年，落至四元四五角。二十六年落至三元三四角。本年（二十九年）水未没，价已渐增至五元六七角，自冬及春增至洋钱八元。”按自1838年后银价大增，约每两合1600文，洋价更无常，郑光祖所记1840年前后棉价“八九千”文（合5.3两）与“五元三四角”（合3.8两）自相矛盾。又此系常熟、昭文棉价，仅道光四年（1824）有上海价，反较常昭为高。通盘考虑，取较长期趋势，我们将棉价评为每担银5两。 这样，鸦片战争前国产棉花的商品量为255.5万担，值银1，277.5万两。 四、棉布 棉布的产量系从消费量导出，并以纺织户本身的消费量代表自给布产量，其余为商品布。估计结果如表4—10。 表4－10：1840年棉布产量和市场估计 棉布产量 全国棉布消费量（1）60，000.0万匹 出口土布(2)5.9万匹 进口洋布(3)273.2万匹 全国棉布产量(4)=(1)+(2)-(3)59,732.7万匹 自给布 全国农村纺织户人口17，100.0万人 年人均消费总量=自给布(5)1.65万匹 占产量比生(5)÷（4）47.2% 占消费量比重（5）÷（1）47.0% 商品布 国产棉布商品量(6)=(4)-(5)31.,517.7万匹 占产量比重(6)÷(4)52.8% 国内商品布流通量(7)=(6)-(2)+(3)31,785.0万匹 占消费量比重(7)÷(1)53.0% 资料来源：《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第一章（待刊稿） 说明：均折成标准土布计算，每匹重会馆秤20两，宽1.2海尺，长20海尺。 棉布价格，国内文献，我们仅见乾隆末记载，约合每匹200—400文（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一，生计篇）。五口通商后，外国人记载有：宁波产16英尺×24英尺的头等白布，每匹60Ｏ文；长21.5尺的“南京布”，每匹售0.4元（R.M.Marlin:China,Political，Commercial and Social,Vol,11，见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第1卷第557、616页）。所述宁波布，合20石6海尺长，1.14海尺宽，与本文所用标准土布规格相仿。所述“南京布”实即松江布，其规格亦略同、前者每匹600文合银0.3两，后者0.4元合银0.29两。又天津海关报告记1853—1859年调查土布每磅值441文（Trade RePorts,1866，天津，Ｐ.89）。按本文所用标准上布每匹重约1.45磅，应为6395文，合银0.32两。外销布系由上海运广州出口，价格较高。1817—1833年广州出口南京布1，923.3万匹，价值1，325.4万元（H.B,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1926，Vol.Ｉｌｌ，ｐ.308一384；Vol.ＩＶ，ｐ.4—370各表综合），合每匹0.9元，即0.49两。因此，可将棉布的国内市场价格评为每匹0.3两，1840年左右大约相差不大。 依此，鸦片战争前国产棉布的商品量为31，517.7万匹，值银9，455.3万两。 五、丝 鸦片战争前，我国丝的生产还是作为农家副业，农民自养蚕、自缥丝，没有生茧的市场。但丝织业已基本上与制丝分离了，据估计，农民自缀丝、自纺织者大约只占纺织用丝的10%，其余的纺织用丝都已是购自市场了。出口的生丝当然也是商品丝。至于野生的榨蚕丝，情况不明，不过，鸦片战争前榨蚕丝还没有出口，国内市场也有限，我们这里从略。 丝和下项丝织品的产量、商品量、商品值，都是采用徐新吾同志和《江南丝织工业史》（待刊稿）的估计，而在计价上有所变动。1830—1837年，广州平均每年出口生丝9，053关担（Ｈ.Ｂ.Ｍoｒｓｅ，Ｔｈ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Chinese Empeire,1910,ｐ.413），即以此数代表1840年的出口量。除出口生丝外，其余丝全部作为纺织用丝，织造丝织品。根据几个重点地区织机数与机户工匠人数等材料估计，1840年纺织用丝的产量约为5.5万关担。并依此估计茧产量约为106万关担，蚕户160万户。 1830—1832年广州出口生丝的平均价格为每关担327.79元(H.B Morse The Chronices.Vol.ＩＶ，ｐ.222—341各表综合)，但其中包括少量废丝，因此，估计1840年的出口价格为每关担350元。内销丝的价格约为出口生丝的70%，即每关担245元。此外，在制丝中尚有废丝、废茧等副产品，均可出售，其价值约为丝价的9.19%。 依此，估算1840年全国丝产量为7.7万担，商品量为7.ｌ万担，值银1，202.3万两，如表4—11。 表4－11：1840年丝产量和市场估计
资料来源：《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第一章（待刊稿）。 六、丝织品 丝织品包括绸类、缎类和丝线、丝带等，产量均无资料可寻，只能从丝产量上来估计。生产一担丝织品平均需耗丝1.35担。按表4—11纺织用丝产量为5.5万关担，即可制成丝织品4.07万关担，折合市制4.9万担。这包括农家自织之丝织品，亦视为商品。（至于官织局，这时已基本停产，可不计。） 丝织品的价格，差异极大，并无记载。淮大路货是绸，照丝绸行业的说法是“—底一面”，即丝织成绸，价值加一倍。按表4一11，内销的价格为每关担245元，加一倍即490元。考虑到缎类价格较高以及出口之绸缎价亦较高，我们统按每关担500元计，则全部丝织品（包括出口部分）价值为2，035万元，折合银1，455万两。 七、茶 茶的产量、商品量、商品值，是采用徐新吾同志和《近代上海华商国际贸易业》（待刊稿）的估计，而在计价上有变动。 茶的国内消费量，前人多有估计，大都偏高，兹按每年人均0.5斤估算，即年需200万担。鸦片战争前，我国茶叶已是占第一位的出口品，1834—1838年广州平均每年出口42.3万关担，加上陆路运往俄国10万普特，共约45万关担。两者合计即商品量，亦即作为产量。并依此产量，估计有茶田520万亩，茶农130万户。 内销茶的价格，地方差异很大，也罕见记载，只能按近代标准，按出口价的一半计算。而在出口价上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即鸦片战争前是广州一口通商，菜价特高。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中国几乎是唯一的茶出口国，而更重要的是因为浙江、安徽茶须经人力背挑过瘐岭到广东，耗费过巨。这样价格与茶农的收入无关，据此估价，必致歪曲国内市场的计量关系，与本文目的不合。因此，我们改用鸦片战争后的上海出口价，比较有代表性。1850—1856年上海几种出口茶的平均价格为每担20.7两（姚贤镐：4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一册第582页），并以其50%，即每担10.3两，作为内销茶的平均价。 依此，估计1840年茶的商品量为260.5万担，值银3，186.1万一两，见表4—12。 表4－12：1840年节产量和市场估计
资料来源：《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第一章（待刊槁）。 八、盐 盐是先根据十一个盐产区户部额定的引（票）按不同配盐数计算其销售量，这个销售量也就代表官盐的产量。再按每个盐区不同的销区的发售价计算其销售金额，此价大体相当于批发价价格。计算结果列人表4—13。即每年销盐约24.2亿斤，价值4，812.9万元。这是官盐。 表4－13：清中期官盐销量和销售金额估计
资料来源：各地区盐法志、《清盐法志》、《中国盐政纪要》等。 说明；价格折算，均用乾隆五十九年户部规定，每钱十文作银一分。 官盐之外，尚有新疆、内蒙、河南等省的少数地方用上盐，以及私盐。土盐数量难考。私盐则各地区情况不一。本书第五章第五节中曾测算，四川的官盐销售量为计口授食需要量的83.4%，即有166%依靠私盐。四川是私盐较少的地区。其他地区说法不一，甚至有说与官盐相培者。不过有条规律，凡是私盐猖撅的地区官盐总是滞销，象两浙、两淮在嘉庆、道光间常积压相当一年半的引额，所以两者互为消长。我们假定私盐平均占官盐的三分之一，则有8亿斤。私盐的价格较低（并且质量也较好），私盐猖狱的地方（如两淮）只有官盐价的一半。我们按官盐价三分之二计，即每斤0刀13两，则私盐价值为1，040万两。这样，全部盐的销售量（也就是产量）为32、2亿斤，价值银5，852.9万两。 雍正时按计口授盐配引，规定每人每日需盐五钱，即每年11.4斤。那么，按4亿人口计，需盐45.6亿斤。若以此数为准，私盐就几乎和官盐相等了。不过，我们知道，有些地方群众没有盐吃的现象还是常有的，文献也有“淡食”记载。更有些地区，群众不都是买盐吃，盐中也存在自给经济，特别是在沿海和池盐、岩盐、土盐产区。所以，就市场上商品盐流通量说，上述估计是可行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