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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抑商就成了经济史学界关心的热点问题，学者们围绕各朝代政府是否推行了抑商政策展开讨论。清代政府执行的是什么政策？对此大致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政府推行的是抑商政策；另一种则认为政府没有推行抑商政策，两种看法都可以列举出许多史料进行证明，致使清代的抑商问题争论相持不下，很难得到比较一致的结论。然而，在这些争论中，对于抑商到底指的是什么，几乎没有不同意见。 学者们通常认为，“抑商”主表现为“一加重赋税。二专卖制度。三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1]有人具体指出抑商政策的内容，“第一，抑制商人，但重视商业。以官商代替（部分地代替）私商，而非一般地阻碍商业的正常发展，更非不要商业。第二，为统一国家、举办公益事业或抵御外侮等必要的支出而筹措经费，从私人手中收回工商山泽之利，而非主要是奢侈浪费、搜括民财，搞单纯的聚敛。第三，从抑制兼并势力、减轻农民负担、均节贫富、缓和矛盾的角度出发，打击富商大贾，限制商业的畸形发展，损有余，补不足，而非简单的掠夺商人，尤其是中小商人。第四，从稳定农业劳动力，保护经济基础，增加粮食生产的目的考虑，遏阻农民弃农经商，限制工商人口过分膨胀，而非简单的压迫、榨取中小商贾，剥夺其正当的经营机会和生存权利。”[2]具体到清代，有人认为：“清政府的抑商政策主要表现为对商业的进一步垄断与控制。在国内商业领域，清代的抑商政策主要表现在专卖制度、榷关制度、牙行制度和行会制度等方面，利用这些制度对从事国内贸易的商业资本进行有效的垄断与控制，从而达到既能使商业资本为封建政治、经济服务，又能对商业资本瓦解封建经济的作用进行限制的目的。”[3]“抑商并不是简单地抑止商业的发展，而是封建国家利用政治权力干预商业经济的发展，把商业经济的发展控制在封建经济、政治体制所能容许的限度之内。既需要商业经济保持一定程度的繁荣，以便为封建体制，又需要防止商业经济的过度发展而危害封建体制，这就是清政府推行抑商政策的实质。只有这样理解，才能认识到恤商与抑商之间的内在联系。”[4]简言之，包括笔者在内，绝大多数学者都是用现代经济学理论来解释抑商所指内容的。在这里，我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就是当时的学者、决策者是如何认识抑末、抑商的，所以有必要对此进行重新探讨。 明清时期人对抑商的看法。永乐帝曰：“商税者，国家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5]吕坤曰：“夫百工之事，百货之通，以有易无，本为民便，故古者讥而不征。今税课设官，一则收余利，以充国家之用；一则征商贾，以抑逐末之人。”[6]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认为，商税不能取消，否则会导致“抑本崇末”。[7]俞正燮在《癸巳类稿》中认为，征商非抑末，“商贾民之正业”从未轻视。他既反对不征商税，又反对将征商视为“重征以抑末”。[8]顺治年间，有官员指出：“设关榷税，上以裕国课，下以通商民，诚非细务，故特遣部臣，专敕往督之。盖取商贾之纤微，以资军国之需，重本抑末之意，亦行乎其间。”[9]康熙年间的官员仍然认为，“窃惟国家取民，原有定制，故田赋而外，设有关税。固所以取商贾以资正供，亦所以抑逐末而稽奸宄，断未有市民交易原非兴贩，而亦税及纤毫者也。”[10]“关之有征，以抑末崇本，示重农也。”[11]“诸税之设，所以重本而抑末也。”[12]乾隆帝则明确指出：“国家设关榷税，定其则例，详其考核。凡以崇本抑末，载诸会典，著为常经，由来已久。”[13]因此可以认为，征商即抑末、抑商是当时决策者、执行者及学者的共同认识，政府也以此为基本国策。反过来看，除了征商是抑末、抑商的内容之外，当时人并没有提出别的抑末方式，所以征商也应该是抑末的唯一内容。命题的反面，即抑末也就是向商人征收商税。可见，明清时期的人们把抑末、抑商看成是对商人收税，而这就是抑末、抑商内容的唯一所指，并非包含其他内容。 之所以推行这种国策，与当时国家的经济结构有重要关系。雍正帝指出：“观四民之业，士之外农为最贵，凡士工商贾，皆赖食于农，以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14]所谓四民之业，是把农、士、工、商作为四种职业，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看，也可以理解为产业，即在农、工（主要指手工业）、商各产业中，农业是根本，手工业、商业是以农业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称为末业。清代前期历届政府都认为“民以食为天”，所以他们不敢轻视农业，但在决策时也并未把农业、手工业与商业对立起来，而是以农为本业，其次是手工业、商业。由于从事手工业、商业所获得的报酬比从事农业来的快且多，就会促使更多的农民去经商，历届决策者都害怕弃农经商的人多了，影响农业发展。雍正在同一上谕中还称：“市肆中多一工作之人，则田亩中少一耕稼之人。且愚民见工匠之利多于力亩，必群趋而为工，群趋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致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小民舍轻利而趋重利，故逐末易而务本难……惟在平日留心劝导，使民知本业之为贵。”[15]乾隆帝称：“至于商贾，阜通财贿，亦未尝无益于人。而古昔圣王，尚虑逐末者多，令不得衣丝乘车，推择为吏，以重抑之。”[16]“朕欲天下之民，使皆尽力南田。……将使逐末者渐少，奢靡者知戒，蓄积者知劝。”[17]可见，清代前期决策者认为，向商人征税可以抑制经商人口增加，但从当时的实际看，经商人口不但没有减少，而且还有所增多，在整个地主制经济的运转中，农业、手工业、商业比例适中，是协调发展的，从未发生只发展农业，不发展手工业、商业，使比例失调的情况。因此，抑末政策并未能起到抑制商业人口的作用，商业仍不断发展。 其次，从政府征收商税的主要目的，相关政策，以及收税重还是轻，可以说明政府推行抑末政策的情况。商业税主要包括关税和杂税。杂税中“有当税、有牙税、有契税，各省皆征之。其余或有或无，原编不一。其目有牛税、马税、驴骡税，有鈩税、有酒税、有坑税、有铁税、有茶税、有木筏税、有烟税、有靛税、有曲税、有石膏税。市集之地有落地税，皆随征随解，附于地丁奏销。”[18]政府始终把商税征收，作为国家财政收入和推动商品流通，便于百姓衣食住行的主要目标。“设关榷税，上以裕国课，下以通商民，诚非细务，故特遣部臣，专敕往督之。盖取商贾之纤微，以资军国之需，重本抑末之意，亦行乎其间。”[19]国家财政收入重要自不待言，但值得指出的是政府非常注意恤商、便民。顺治帝曾说：“榷关之设，国家藉以通商，非以苦商。”[20]官员对上谕的理解也很准确，“职细阅恩诏一款，关津抽税原寓讥察，非欲困商。”[21]“商贾虽四民之末，而备物致用以利天下，率本诸此。至于设关榷税，国家自有成宪，疏商便民，法至善也。”[22]“国家取民，原有定制，故田赋而外，设有关税。固所以取商贾以资正供，亦所以抑逐末而稽奸究。断未有市民交易原非兴贩，而亦税及纤毫者也。……臣查榷关之设也，税课税务诸司皆征其本地出产，与夫兴贩杂货，或船装车载，或列肆造作，原系商贾，自当遵例输助国用。”[23]康熙说：“桥道渡口处所概行收税，于朕恤商裕民之意不符。”“桥津地方贸易船车等物，仍停其征收。”[24]以后又说：“不可专以税额为事，若立意取盈，商贾不至，与禁止何异？”[25]雍正帝称：“朕念商贾贸易之人，往来关津，宜加恩恤，故将关差并归并巡抚兼管，以巡抚为封疆大吏，必能仰承德意，加惠商旅也。”[26]乾隆帝则认为：“管理关税，莫过于恤商便民，国课其次耳。”[27]他从乾隆7年到13年，全免各关粮食税。免税受到一些官员的反对，乾隆不以为然，“宽赋一事，诸臣动辄以关税为言，不知关税正额，本无害于商民。”[28]这种决策与行为，表现出乾隆对通商便民意义的深刻认识，所以才有后来的上谕：“国家设立关隘，原以查察奸宄，利益商民。”[29]嘉庆帝继承了祖父们的理念，他称：“将关税赢余酌加裁减，原以体恤行旅，加惠商民。”[30]道光帝也说：“各关税课之盈绌，由商贾之多寡，而裕课必先恤商，恤商必先除弊。”[31]政府在征收商税的同时，注重便商、恤商、保护商人利益。 与此同时，决策者对扰累商人的事情也十分重视，时常下令除弊。顺治“令各关差刊示定例，设柜收税，不得勒扣火耗，需索陋规。并禁关役包揽报单。”“各关纳银数多，给票数少者，许商民首告议处。”[32]康熙帝说：“商民领吴逆资本者甚多，隐匿者亦或有之，若据告追究，恐无赖之徒，借此诈害富民，有累百姓。商人为四民之一，富民亦国家所庇，藏富于民，不在计此铢两，以后有首告者，应不准行。”[33]雍正帝“谕各省商牙杂税，固有关国课，亦所以便民。是以各有额设牙帖，皆由藩司颁发，不许州县滥给，所以杜增添之弊，不使贻累于商民也。”[34]乾隆帝认为：“其为商民之害者，乃胥役之需索，额外之诛求耳。督抚大吏，身任地方，于此等事不能留心查禁，以苏商困，而但欲妄减惟正之供，可乎！”[35]嘉庆帝指出：“关市之设，所以通商便民，成法极为详备。近日该管官奉行不实，日渐废弛。各关口应立之税课木榜，并详单小本，均不竖立刊刻，商贾不知税例多寡，任听家人吏役额外抑派，多收少报，亏课病商，丛滋弊窦。”[36]道光帝则进一步提出扰累商人的弊端，就是管理人员乱征商税，并且税官与商人结合共同贪占税款。“乃近闻各关奸丁蠹吏，勒征卖放，及以正作罚，上下分肥，加之奸商偷漏绕越，粮船包揽夹带，百弊丛生，亏短日甚，转藉口年岁歉薄，商货短少。试思商民贸通有无，往来络绎，断不致逐年大相径庭，总由经征各员，任听丁胥人等例外横征，通同舞弊，以致商人裹足不前，于榷务大有关系。”[37]各省地方政府还以勒碑示禁的立法方式，对商人进行保护。保护商人的地方性法规有很多，不便一一例举。[38]这些无疑是清楚而正确的认识和做法。 政府推行的一些免税政策，参见表一。[39] 各朝免税情况表一
从表一中可见，免税主要针对的是粮食，这是因为“民以食为天”，粮食价格不稳定，社会就不会安定，所以政府对粮食流通格外重视。这种重视程度以乾隆朝最为明显，乾隆认为：“其米豆各项，向因商人贩贱鬻贵，是以照例征输。第思小民朝饔夕飧，惟谷是赖，非他货物可比。关口征纳米税，虽每石所收无几，商人藉口额课，势必高抬价值。是取之商者仍出之民也。朕御极以来，直省关税，屡次加恩减免。又恐榷吏额外浮收，刊立科条，多方训饬。每遇地方歉收，天津、临清、浒墅、芜湖等关口商贩米船，概给票放行，免其上课，皆以为民食计也。”[40]“蠲免各关米豆税银，本以食为民天，关税优免，则市价可减，是以不惜一万正课，为小谋饔飧裕计。”“朕意欲试行数年，果否于民食有裨，再行酌量。乃数年来，税免而米豆之价不惟不减，且昂贵时或有加，”[41]所以只得恢复征税。免税证明价格与关税并无一定关系。但免税的效果是过关商品粮食数量增多，加之当时粮食流通量在所有流通商品中占主导地位，所以经营粮食的商人确是直接受益者。 各地方的免税情况，见表二。[42] 各朝免税情况表二
表中反映的内容虽然不够全面，但是也可以说明地方免税主要是对“穷乡僻社，些小生理，无关课税者，永行革除。”[43]也就是说，各地方不是对所有买卖商品的人都征税，对那些本小利微的小商人，也包括仅为了生计进行商品交换的农民是免税的，可见，小商人是各地方免税的受益者。 最后，对清代前期通过税关的商品税率[44]进行简单探讨，从中可见关税轻重。税率是税关征收诸商品税的数量，与该商品在该关所在地区的价格比率，以此为定义，笔者曾在《清代前期税则制度的变迁》[45]一文中，对一些税关，特别是以粮食为主要税种关的税率进行过估算，文献资料及计算过程请参见该文。这里只取结论，列表说明。 税率表（单位：%）
从粮食税率看，浒墅关康熙和雍正时的税率都是最高的，应该说税率如此之高，只是理论上的估计，因为如果苏州当地的米价很低的话，那么商人就不会倒贴钱，把外地米运入苏州城，这样浒墅关进口米量就基本不存在了，所以实际税率只能低，不会等于或高于这个水平。浒墅关的米税率，从低走向高，至雍正时最高，到乾隆及以后，米价上升，税则不变，税率下降的趋势是很明显的。临清关的情况与浒墅关相似，雍正税则改革前税率较低，在改变征税方式之后税率升高，但总体上临清关米麦税率，大概不会超过5．5％的水平，因为这是按最低价格计算的，乾隆之后税率趋于降低。扬州关粮食税率分两部分，一是从北方向经扬州关的来船，另外是从从河南光州运到扬州关的米，再由邵伯镇船户转贩苏州。两部分粮食的税率不同，但都不到1%。夔州关雍正年间改变了粮食税则，表中是用最低米价计算的税率，所以最高。清代前期以商品粮食为主要税种的常关，大约在雍正7年以前，都进行了税则改革，税率也增长了，但从实际看，商品粮食税率并不高，其中夔州关的粮食税率最高，因为四川是粮食输出省，当地的粮价应该比湖北、江南的粮价低，才有外运的可能性。所以浒墅关与夔州关税率相同是完全不可能的事，由此可以估计，各关的粮食税率一般不会超过夔关的水平。 白蜡税率，芜湖关和浒墅关都没有超过1％。四川重庆是白蜡产区的集散地，白蜡价格比较低，而苏州、芜湖是销售区的集散地，白蜡价格比较高，因此夔州关的白蜡税率应当最高，估计其他各关的税率当不会超过夔州关的水平。中丝、土丝的税率都没有超过1%，而当时杭州是丝的主要产地，所以通过北新关的丝税率应该最高，在其他销售集散地各关的丝税率，不会超过北新关的水平。棉花税率，是以崇明县的棉花价格为基础计算的，同时期安徽各府棉价，北方陕西地区棉价，都比崇明的棉花价格高，说明浒墅关棉花税率比较高。崇明县是棉花产区，如果不遇到灾荒，那里的棉花价格是比较低的，估计其他各关的棉花税率要低于这个水平。山海关锦口青茶税率当比较低，因为山海关锦口是青茶销售地，产地税率要高于2．4％的水平。 清代前期各关的情况不尽相同，各种商品的税率也相异，应该进行具体分析。税则下降，而该关附近的物价上涨，税率下降；或者税则不变，该关附近地区的商品价格下降，该商品的税率会下降的情况都可能存在。从清代前期来看，乾隆以后，税则基本不变，商品价格总趋势是上涨的，税率自然显示出下降趋势。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清代前期政府规定征收的商品税率是比较低的，商品税也是不重的。尽管如此，大多数商人并不一定能享受到这种优惠政策，这一方面是因为前述决策者们提到的种种扰累商人的现象，另一方面则是税则制度缺陷造成的。但是商人自有对付的办法，许多商人偷漏税款，而且商人与税官联合起来漏税也不是少数，所以最终大中商人还是受益者。 综上所述，作为向商人收税的抑商政策，确实贯穿于清代前期的始终，实践证明这种政策是十分合理而正当的，因为税收是每个政府管理国家经济的正当手段，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清代政府征收商税的目的非常明确，为了得到能使政府正常运转的经费，同时疏通商品流通的渠道，保证百姓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所谓抑末、抑商实际是政府控制经商人数的方式，而作为农业国，商业人口当然要少于农业人口，无疑也是正确的。但从实际看，这种抑制有一定限度，在产业结构不改变的情况下，商业人口继续增长，商业也不断发展。政府有诸多法令保证抑末政策的推行，其中不乏保护商人利益，及低关税率。虽然社会上存在种种屡禁不止扰害商民的事情，商人实际上能得到多少政策的保障值得考虑。然而，清代前期决策和执行者对抑末、抑商的看法，确与我们把抑商完全賦予现代经济学的内容毫不相干，所以讨论抑商问题的基本点，应该是当时人的认识。当然也不妨用现代经济学理论，从整体上分析清代前期政府推行的商业政策，而这应该是包含抑商政策在内，且比抑商问题涵义更广泛的课题。 注释： [1]叶茂《略论重农抑商的历史根源》，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14～21页。 [2]李克毅《论抑商政策》见《平准学刊》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5年，第1辑，第183～202页。 [3]昌景琳，郭松义等主编《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山东：齐鲁书社，北京：文津出版社，1996年，第4册，第420－421页。 [4]昌景琳，郭松义等主编《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4册，第423页。 [5]（清）张廷玉等撰《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卷81，《食货五·市舶》。 [6]（清）郑端《政学录》官箴书集成，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第2册，卷2，《税课司》。 [7]转引自王成柏，孙文学《中国赋税思想史》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第513页。 [8]转引自王成柏，孙文学《中国赋税思想史》第551页。 [9]顺治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御史伊辟题本，见《历史档案》1983年，第1期，第30页。 [10]康熙十一年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赞元奏折，见《皇清奏议副本》稿本，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室。 [11]《浒墅关志》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6年影印道光7年（1827）刻本，卷18，《原序·康熙十二年苏州府知府宁云鹏撰序文》。 [12]（清）吕耀曾等修《盛京通志》乾隆元年（1736）刻本，卷24，《税课》。 [13]《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商务印书馆，光绪34年（1908），卷237，《户部·关税》。 [14]《清世宗实录》中华书局，1986年，卷57，雍正五年五月已未。 [15]《清世宗实录》卷57，雍正五年五月已未。 [16]《清高宗实录》中华书局，1986年，卷6，雍正十三年十一月辛丑。 [17]《清朝通典》商务印书馆，民国24年（1935），卷1，《食货1》。 [18]《钦定大清会典》商务印书馆，光绪34年（1908），卷18，《户部》。 [19]顺治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御史伊辟题本，见《历史档案》1983年，第1期，第30页。 [20]《清世祖实录》中华书局，1986年，卷54，顺治八年闰二月乙卯。 [21]顺治四年浙江巡按秦世祯揭帖，见《历史档案》1982年，第4期，第29页。 [22]顺治八年十二月初一日江宁巡按上官鉝题本，见《历史档案》1982年，第4期，第29页。 [23]康熙十一年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赞元奏折，见《皇清奏议副本》。 [24]《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239，《户部·关税》。 [25]《清圣祖实录》中华书局，1986年，卷207，康熙四十一年正月丙午。 [26]《清世宗实录》卷26，雍正二年十一月甲辰。 [27]《清高宗实录》卷36，乾隆二年正月是月。 [28]《清高宗实录》卷14，乾隆元年三月乙巳。 [29]《清高宗实录》卷50，乾隆二年九月戊子。 [30]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240，《户部·关税》。 [31]《清宣宗实录》中华书局，1986年，卷53，道光三年六月丙寅。 [32]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239，《户部·关税》。 [33]《清圣祖实录》卷97，康熙二十年八月丙申。 [34]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247，《户部·杂赋·禁例》。 [35]《清高宗实录》卷14，乾隆元年三月乙巳。 [36]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204，《户部·关税》。 [37]《清宣宗实录》卷53，道光三年六月丙寅。 [38]散见：苏州历史博物馆著《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福建省例》台湾文献丛刊，第199种；（清）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培远堂藏版，道光7年（1827）；（清）凌燽《西江视臬纪事》剑山书屋藏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善本；《西江政要》江西：布政司藏本；以及各地方志。 [39]资料来源：（清）陶澍等修《安徽通志》卷78，《食货志·关榷》，道光10年（1830）刻本。光绪《钦定大清会典》卷23，《户部》。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239，卷237《户部·关税》。《清宣宗实录》卷99，道光六年六月己卯；卷106，道光六年九月丁未；卷216，道光十二年七月丁未；卷236，道光十三年四月辛酉；卷249，道光十四年二月丙午。 [40]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237，《户部·关税》。 [41]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237，《户部·关税》。 [42]资料来源：《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247，《户部·杂赋》；卷239，《户部·关税》。《宫中档雍正朝奏折》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民国68年（1979），24辑，349页。《清高宗实录》卷12，乾隆元年二月庚午；卷41，乾隆二年四月丁亥；卷44，乾隆二年六月壬戌；卷78，乾隆三年十月壬午；卷107，乾隆四年十二月辛卯；卷90，乾隆四年四月己丑；卷147，乾隆六年七月庚辰；卷141，乾隆六年四月壬戍。《清宣宗实录》卷175，道光十年九月丙子。王庆云《石渠余纪》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卷5，《纪酒禁》。 [43]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247，《户部·杂赋·禁例》。 [44]杂税税率另文论述。 [45]原载《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第153～168页。 原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