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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夏，柯立夫和杨联陞两位老先生同时从哈佛大学东亚系退休。柯立夫（Francis Woodman Cleaves）是美国蒙古学的鼻祖，一位研究《蒙古秘史》的专家；杨联陞是一位历史学家，东亚系的第一位华裔资深教授。杨联陞在哈佛任教35年，而柯立夫就更久了，如果算他二战期间在美国海军服兵役的时间在内，那就长达39年。在哈佛远东系（1972年改称东亚系），他们一起度过了半个世纪。 柯立夫是东亚系系史上唯一从未休过学术假的教授，退休后远住新英格兰北边的新罕布什尔州的阿尔顿镇（Alton，New Hampshire）霍尔孜山（Halls Hill）自己的牧场。杨联陞退休时已从哈佛大学所在的康桥（Cambridge, Massachusetts）挪到北边的阿灵顿镇（Arlington），离学校不远。虽然身体欠佳，但他还是时时来到校园里神学街2号系里给他留着的办公室做研究、会朋友。他俩一同离开东亚系的讲台后，虽然时有联系，但是见面的机会没有以前多了。杨联陞竟在1984年8月2日的日记里写着：“梦见柯立夫，或是思念之故。” 柯立夫喜欢教书，用他自己的话说，世上再没有别的事儿能像教书那样给他带来如此的满足和快乐了。可是各方压力下，1980年他很不情愿地离开了讲堂。那时他的得意门生傅礼初（Joseph Fletcher）已在系里任教多年，此后便接着承担了所有和中国边疆研究有关的课程，可是傅礼初不幸于1984年6月英年早逝，东亚系就没人教满文和蒙文了，于是1985年春季只得把柯立夫请回任教。柯立夫退休四年后，又恢复了教书的常规。他并不计较报酬，每周定时大老远（176公里）从新罕布什尔来康桥上课。这么一来，柯立夫又常有机会和杨联陞在系里见面了。 那段时间，每逢柯立夫从新罕布什尔牧场来康桥上课的那一天，杨联陞的太太宛君（缪鉁）一大早就张罗着准备炒饭、饺子，有时杨联陞自己也准备好一个大三明治，带到系里，等柯立夫下课来办公室一起吃午餐。杨联陞在日记里对这一学期和柯立夫见面的细节都有描述。2月5日，柯立夫十二时半下课，与日本学者小林正美（研究道教史的日本学者，任教于早稻田大学，当年正在哈佛燕京学社做访问学者）相谈甚欢。那一天，杨联陞带来了饺子、啤酒还有三明治。柯立夫饮啤酒、吃三明治。小林亦饮啤酒。交谈中，柯立夫聊起自己牛马羊成群（每种近30），金毛犬亦不少。为照顾牲口，他不能外出旅行，又谈到新受处理傅礼初留下的藏书之托。二时柯立夫还有一堂课要上，临走前他告诉杨立陞下星期二会再来。一周后，原定十二时半一起就午餐的，可是柯立夫近一时才来。杨联陞一直在办公室等着。他们又一起进餐，又有饺子和啤酒。柯立夫跟杨联陞诉苦，说自己忙与普林斯顿的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等接洽，商议普林斯顿大学购买傅礼初遗留的藏书事宜。他还说，费正清本来说哈佛不要这批藏书的，可是节外生枝，这会儿又出面说服哈佛大学图书馆来接收。两周后，杨联陞七时起，照样特意为柯立夫做一个大三明治和炒饭，带到学校后才知柯立夫不能来。于是把炒饭和啤酒改请了吴文津（当时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接着三个星期，每个星期二杨联陞同样准备午饭带到学校，但是柯立夫接二连三都不能前来。杨联陞的日记里写道：“（2月26日）柯立夫又不能来，余今日又带炒饭（自吃）。”“（3月5日）柯立夫不知何故，又不能来。”3月12日，他记下：“近七时半起，雨。有时大雨。作两三明治，宛君炒饭。十时半到校（冒大风雨）。柯立夫近午未来，颇令人失望。”于是一直到4月5日复活节前的星期五，两人才见上面。柯立夫匆匆赶来，说近日太忙，皆为处理傅礼初的藏书一事，以后再和他联络。等柯立夫忙完了这一阵子，从4月16日一直到学期结束，每逢周二，杨联陞都早起，为柯立夫做热炒饭、饺子和三明治等，照常带到学校。他们一边在办公室吃午餐，一边细聊处理傅礼初藏书一事。 以上杨联陞在1985年的春季学期里每周二就他和柯立夫一起吃午餐写的日记，寥寥数笔，却蕴含了他俩至深的学友之情，而这份情谊可追溯到1930年代末的北平。 相识北平 1938年夏末，柯立夫结束了在巴黎两年的学业，游学欧洲数国后来到了莫斯科，然后坐上跨西伯利亚的国际列车前往哈尔滨。那一年他年仅27岁，作为哈佛大学远东研究专业的一名博士生，第一次来到亚洲，此行的目的地是北平。当他还在欧洲时，很多学者建议，在兵荒马乱之际，他还是选走印度支那的远路或是走经过日本的海路更加安全、可靠，但他还是听从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叶理绥（Serge Elisséeff）的建议（他当年从日本留学回莫斯科走的就是这条线路），说是从莫斯科走跨西伯利亚的线路没有问题，从哈尔滨可以转车到北平。柯立夫研究中国边疆语言和历史的漫长学术之旅从此启程。 柯立夫在美国波士顿西南部的尼德姆（Needham）镇长大，是家里五个兄弟姐妹中的老大。1929年从尼德姆高中毕业后，以学校最优异成绩得到奖学金进入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攻读古希腊文和拉丁文。他在大学里遇到的一位最重要的老师就是大卫·拉铁摩尔（David Lattimore），也就是赖德懋（即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的父亲。老拉铁摩尔不仅教拉丁和希腊文，而且也懂中文，是他激发了柯立夫学中文的兴趣。本科毕业后，他来到哈佛大学的比较语文学系（Comparative Philology）攻读博士学位，进研究生院一年后转入刚刚创办的远东研究的博士项目。从1935年开始，在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下，在叶理绥门下专攻远东语言。 叶理绥于1934年开始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的首任社长和远东系的系主任。哈佛燕京学社是一家私立的基金会，自1928年创办以来，学社全心致力于发展亚洲的人文研究和高等教育，但是创办后的开始几年里社长一职一直空缺。学社董事会曾经力邀胡适来领衔，但遭婉言谢绝。又请当时名振遐迩的汉学大师伯希和（Paul Pelliot）和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从巴黎前来任职，也遭谢绝。经过多方咨询和协商，经伯希和推荐，学社终于在1934年请到了伯希和在巴黎索邦大学和法兰西学院的晚辈同行叶理绥来担任社长。 在叶理绥率领下，哈佛燕京学社资助和发展哈佛大学的汉学研究和东亚研究，很快成为美国远东研究的大本营。叶理绥是毕业于东京大学的第一位外国学生，身为俄裔，专攻日本史。当时巴黎是西方汉学的重镇，也是叶理绥心目中发展美国汉学研究的朝圣之地。伯希和堪称当时汉学第一人，在中亚语言学方面的造诣首屈一指。而哈佛大学远东研究项目正处于创办阶段，没有师资和条件为柯立夫提供正规的学术训练，于是叶理绥总是把自己的博士生派往巴黎伯希和门下求学。他先派自己的另一学生赖世和（Edwin O. Reischauer）去巴黎进修，接着又派柯立夫到伯希和门下进修中亚语言。从此，欧洲汉学开始传入美国，也是日后欧洲汉学发展而为现今的中国学迈出的第一步。这是20世纪初美国的亚洲学学术史上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 就这样，柯立夫在1936年夏辞别父母，离开哈佛，赴巴黎求学。哈佛燕京学社每学年为他提供2000美元的奖学金，如果学业进展顺利，可续多年。刚到巴黎时，人生地不熟，叶理绥非常关心柯立夫的生活，两人频繁通信，柯立夫将他在巴黎的生活和学业一五一十地给叶理绥做了报告。而叶理绥还多次亲自到尼德姆看望柯立夫的母亲，向她通报柯立夫在索邦和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求学的情况，给予柯母安慰。叶理绥在信中还不时鼓励柯立夫在巴黎求学的同时，多出去走走，了解欧洲其他国家和日本的汉学研究近况。第一个圣诞假期，柯立夫就去了德国、意大利。他在第一学年里还抽空去了日本，拜访京都的汉学家。 1936年到1938年两个学年里，在伯希和的指点下，柯立夫在文字学方面得到了非常扎实的训练。在巴黎索邦大学和法兰西学院，他修了汉语、蒙文、满文和藏文。此外，他跟戴密微一起阅读宋、元和清的史料，跟伯希和修了中国印刷史和有关马可·波罗中国之行的课。他还修了蒙文入门课，不久即开始阅读施密特（Isaac Jacob Schimdt）编的蒙文教材。他又跟马伯乐（Henri Maspero）修六朝道教和唐朝佛教课，选读《四库全书》，跟葛兰言（Marcel Granet）阅读《后汉书》，跟巴考（Jacques Bacot）读九世班禅喇嘛的著作。后来定居印第安纳大学的中亚研究大师塞诺（Denis Sinor）在追忆伯希和的文章中特意提到，他的这位导师对学生尤其挑剔，以致于真正得到他承认的学生屈指可数，而这其中就有柯立夫。在巴黎求学的后期，在伯希和的影响下，柯立夫的研究兴趣渐渐明朗，他决定潜心专攻中亚语言和文字学，有志于从事蒙古史的研究，而且选定以《松漠纪闻》为题做博士论文。 在巴黎大学的学业结束后，他继续游走欧洲，先去了伦敦，拜访翟林奈（Lionel Giles）和慕阿德（Arthur Charles Moule），去大英博物馆看了斯坦因的藏书和中文典籍，拜访西门化德（Walter Simon），并和他一起进午餐。在去北欧之前，他还去了一趟伊斯坦布尔，见到了托马斯·惠特莫尔（Thomas Whittemore）。后来杨联陞和柯立夫两位在哈佛任教多年后，又再见到了惠特莫尔，是他一手创立了美国拜占庭研究所，并且在土耳其政府的支持下保护圣索非亚大教堂。 在荷兰，他本来计划拜访莱顿大学的戴闻达（Jan Julius Lodewijk Duyvendak），但不巧失之交臂。他接着去了汉堡、斯德哥尔摩和隆德。在斯德哥尔摩，他拜见了斯文·赫定（Sven Hedin）和高本汉（Bernard Karlgren）。接着，他在赫尔辛基有机会见到了古斯塔夫·约翰·兰司铁（Gustaf John Ramstedt）。得知柯立夫的研究兴趣，兰司铁欣然告诉他说，现在美国也有学者从事阿尔泰语方面的研究，实在令他欣慰。 之后柯立夫来到圣彼得堡和莫斯科。虽然叶理绥建议他趁机前往拜访俄国的汉学家，还提议他从哈尔滨前往北平时中途走访盛京皇宫，但是联系不便，他不仅未能见到俄国的汉学家，也没能进莫斯科的博物馆，于是径直搭乘国际列车前往哈尔滨，中途也没顾上在沈阳逗留。1938年9月，柯立夫从哈尔滨来到了北平。中国北方已经陷入战乱，但这些似乎与他无关。柯立夫一在北平安顿下来，就马上制定了紧凑的学习日程，开始在京三年的学业。 当柯立夫离开巴黎乘坐跨西伯利亚列车前往北平时，23岁的杨联陞在清华园由于“七七事变”而卒业，正在寻求就业、深造的机会。 杨联陞是河北保定人，幼年时上过私塾。1933年他从北师大附中毕业后，被保送到北京师范大学和燕京大学就读，而他自己又考取了清华大学的经济系和北京大学的国文系。在长辈家人的劝告下，杨联陞进了较为实用的清华经济系，专治中国经济史。可是他还是有心于人文学科，修了很多与经济学并不相关的课程。他上学时就已发表论文，是清华园内众所周知的高材生。就读清华时，杨联陞有一批最优秀的老师，比如“国文朱自清、通史秦汉史雷海宗、隋唐史陈寅恪、中国经济史陶希圣，此外（他）曾选修或旁听俞平伯讲词、闻一多讲楚辞、张荫麟讲学术史、杨树达讲《说文解字》、唐兰讲古文字学、王力讲中国音韵学、张星烺讲中西交通史”。对他影响尤深的是陈寅恪上的隋唐史课。杨联陞在《追忆陈寅恪先生》一文中回忆1935年上课的场景时写道：“于陈先生隋唐史课前，每得在教员休息室侍谈，课后往往步送先生回寓。”1937年，他在陈寅恪和陈垣指导下完成了题为《租庸调到两税法》的毕业论文。虽然杨联陞精于学业，但读书做学问之外，他不乏其他才能。他喜好唱京戏，也爱画画和书法，下围棋，打麻将，样样都行。后来在哈佛大学定居后，他一得空就享受琴棋书画之乐趣。 在清华，除了上专业课，杨联陞还跟钱稻孙勤修日文。毕业后，他依然时常拜访钱稻孙，前往钱府借书，协助钱稻孙编辑《日华小字典》。经钱稻孙介绍，他还认识了不少研究中国文史的日本学者，又为文殿阁《国学文库》中有关边疆的著作做标点。熟习日文，并有机会结识日本的汉学学者为杨联陞以后的学术研究拓宽了不少空间。 当时杨联陞认得从燕京大学毕业专攻南北朝史的周一良，他俩都是精通日语的年轻学者。正是通过钱稻孙和周一良的介绍，杨联陞在1937年至1938年间认识了从哈佛大学来北平做研究的贾德纳（Charles Sidney Gardner）。贾德纳在1935年从哈佛大学的历史系获得博士学位，专攻中国史学史，在哈佛开了第一门中国历史课。1937年，贾德纳被哈佛燕京学社聘为助理教授，聘期三年。1930年代，哈佛燕京学社不仅派学生，也派教员去北平进修。学社原定派他在1937到1939年到中国进修两年，但1937年初，由于战事纷扰，贾德纳决定先留在美国。经过一段耽搁，贾德纳于当年10月动身前往北平。叶理绥希望“他能利用在北平进修的机会，进一步提高阅读中国史书的能力”。 贾德纳来到北平后，继续有关中国传统史学史的研究。期间他需要参考大量的日文资料，于是1938年，经燕京大学洪业介绍，周一良开始担任贾德纳的研究助理，协助他阅读日文资料和介绍日本学者的著作。1939年周一良获得哈佛燕京学社奖金，离开北平前往哈佛攻读博士学位，不能再为贾德纳工作。贾德纳希望钱稻孙和周一良推荐其他通日文的学友，于是经他们引荐，杨联陞接替周一良为贾德纳工作。杨联陞在1938到1939年间为贾德纳阅读《支那学》和《东方学报》等重要的日本汉学期刊，然后用英文做提要，同时他还从各家书店送来的书中挑选合适的书籍供贾德纳自己或为哈佛燕京图书馆购买。他俩每星期见三次面，用中、英文交谈。就这样，杨联陞为贾德纳做了大约一年的私人秘书和研究助理。杨联陞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虽帮他中日文，在其他方面，实在是他的学徒。” 在北平，柯立夫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学汉语、蒙文和藏文，日程排得满满的。谷华辅和韩儒林（当时在辅仁大学任教）教他汉语文言。柯立夫和韩儒林可谓巴黎索邦大学的同门师兄弟，只是柯立夫到巴黎后不久，韩儒林就学成回国了。同时教他藏文的是一位叫比利可图的蒙古学者，而比利时籍的牧师田清波（Antoine Mostaert）是他的蒙文导师。 柯立夫在北平时的另一任务是整理汉印研究所（Sino-Indian Institute）内的大量手稿、资料和书籍。1928年，哈佛燕京学社成立不久，钢和泰（Alexander von Sta？l Holstein）受邀来到哈佛大学做了一年的客座教授。此后回到北平，在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下，钢和泰担任燕京大学的中亚文字学教授，并在燕京大学创立了汉印研究所，搜集有关佛学和边疆研究的资料和典籍。1937年钢和泰在北平去世后，汉印研究所的一大堆资料和日常事务无人照看和管理。此时柯立夫即将结束在巴黎的学业。叶理绥在哈佛燕京学社董事会上汇报了柯立夫在巴黎出色的学业，介绍说他宣读的论文得到汉学行家的赞赏。大家不仅一致同意继续资助他前往北平进修，而且决定让他负责汉印研究所的事务。正如他一年后给哈佛燕京学社汇报的，他在北平的第一年几乎都用来整理这家研究所的资料，管理研究所的各类事务。 上个世纪30年代末，在北平有一批来自美国和欧洲的专攻汉学的留学生，柯立夫和他们时有交流，在学语言和进修文字学的同时也结识了不少年轻的同行。柯立夫在哈佛时就认识贾德纳，而他们同样得到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来北平进修。因此，柯立夫刚到北平就向叶理绥打听贾德纳的行踪。他们两位先后到北平安顿下来后，柯立夫在1938年经常和贾德纳联系。当时正值杨联陞和钱稻孙、周一良和贾德纳交往甚密之时。不久，经贾德纳介绍，柯立夫和杨联陞结识，而且出于对历史和语言的共同兴趣，他俩成为了好友。从1938年柯立夫抵达北平到1939年底贾德纳离京返美这段时间，柯立夫、杨联陞和贾德纳三人在北平大约有一年时间有机会相互来往。 柯立夫在1939年里给叶理绥的信中常常提到贾德纳。他在5月9日的信中写到：“我常常和贾德纳博士见面。他正在用功做研究，几乎没什么空余时间。每个月的第一个周三晚上，他会组织一次汉学晚餐。卫德明（Hellmut Wilhelm）、福赫伯 （Herbert Otto Franke）、福克斯（Walter Fuchs）、艾锷风（即艾克Gustav Ecke）、莫拉德（Mollard）、迈克纳（Harley F. MacNair）、柯睿格（Edward Augustus Kracke）、斯坦勒（Stanley）和我本人总会参加。我们就有些议题的讨论很有趣。每周一晚上，我还会到福克斯那里，一起阅读一些参考文献的目录，他还把有关满洲的书籍给我一一做介绍。我们还将计划一起学满文。”那段时间，北平荟萃了一批来自欧美的年轻学者，他们很快将成为未来几十年里最重要的汉学家。 柯立夫还在信中告诉叶理绥，他就博士论文选题一事向贾德纳咨询：“我在京都时得知羽田亨博士的一些学生已经对《松漠纪闻》的研究成果做了整理，其成果即将出版。那该会是对这本书的诠释。不过，贾德纳博士跟我说，即便他们已经做了相关的研究，我照样还可以对《松漠纪闻》做我的研究。” 柯立夫在北平时把很多时间花在整理汉印研究所内的资料上。1939年10月15日，柯立夫写信给叶理绥说：“想来贾德纳博士回去后会把汉印研究所重组的详情，如他所见当面给你一一做介绍。我相信他能把一些细节给你做些说明。当你读到此信，也许你已经和他谈过了。”一个月之后，他还说：“贾德纳博士离开北平之前把他的自行车留给我了，因此现在我常常蹬着单车在城里转悠，得到了不少锻炼。”1939年底，贾德纳回康桥时带回了由哈佛燕京学社出资在京购买的北京版《大藏经》，而且贾德纳以个人藏书的名义把明朝万历版的《大藏经》带回康桥。同时他还带回许多满文词典，用以推动当时一项编辑汉英词典的项目。可是对这一段柯立夫和杨联陞在北平交往的细节，学界所知不多。 1939年年末，贾德纳结束在京的研究要回康桥，于是杨联陞就无法再继续担任贾德纳的研究助理了。眼看杨联陞即将面临失业的窘境，也没有其他固定的收入，贾德纳就给他留了一部《宋史》和一部《后汉书》，让他帮忙做标点，仍按月为杨联陞提供生活费。贾德纳回到哈佛后，周一良已经开始了在哈佛远东系的学业。贾德纳本来计划就近仍请周一良帮他阅读日文杂志，但周一良已经领有哈佛燕京学社的全额奖学金，不得兼职。于是贾德纳决定自费邀请杨联陞从北平来美一年，接着做他的研究助理，而且杨联陞也可以在哈佛求学深造。期间办理来美的手续繁琐，杨联陞直到1941年春季开学才来到哈佛大学。 而柯立夫继续在哈佛燕京学社资助下在北平求学，他一直住到了1941年夏天。期间他整理汉印研究所的材料和手稿，收集中文典籍，和在京的欧美学者交流。他不仅勤修汉文、蒙古文、藏文和梵文，并且基本上完成了博士论文。1941年7月，他结束了在巴黎和北平五年的留学生活打道回府。回康桥时，他还顺便把钢和泰为学社收集在汉印研究所的藏书带回汉和图书馆（也就是后来的哈佛燕京图书馆）。于是柯立夫和杨联陞，还有贾德纳都来到了哈佛，他们三位重聚于康桥。 康桥重聚 1930到1940年代初正是哈佛燕京学社在哈佛大学创办远东系的起始阶段。以哈佛燕京学社为缘，柯立夫、杨联陞经贾德纳在北平相识，结交为友，也正是通过哈佛燕京学社，这两位年轻的学者在哈佛找到了终身致力于汉学教研的平台。他俩在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下攻读博士学位，学成后在哈佛远东系的教职也是由哈佛燕京学社资助和聘任的。总而言之，这两位学者的求学旅程、教职经历和哈佛燕京学社创办的初衷、发展人文教研的理念和推动美国的汉学发展的竭诚努力密不可分。 巴黎为柯立夫打开了欧洲汉学的窗口，而在北平的几年，他不仅有机会了解中国传统学术的深厚背景，也为往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功底。海外留学五年里，他受益于欧洲汉学的训练和民国时期中国学术的熏陶，成为美国年青一代中一位颇有影响的汉学家。在京三年，他还和中国学者建立了密切的学术关系，除了杨联陞，他和燕京大学的洪业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杨联陞和洪业是他往后在哈佛的教授生涯中最重要的两位华裔学友，而洪业1948年来哈佛后，和柯立夫每天下午三点喝茶聊学问几十年没有间断，早已成为康桥学界的佳话。 从北平回到康桥，柯立夫走的学者之路可是一帆风顺的。回来后不到一年，柯立夫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并开始担任汉语课的助教。1942年5月1日，柯立夫递交了以《1362年的汉蒙碑文研究》（A Sino-Mongolian Inscription of 1362）为题的博士论文（后来发表在《哈佛东方学报》1949年6月第一期上）。可见他上交的论文并不是在北平时给叶理绥信中曾提到的《松漠纪闻》，因为他离开北平时，把收集的大多材料装成了五箱运往美国，一路辗转，经日本海运往美国，其中三箱顺利运到了康桥，但另外两箱遗失多时，直至1946年10月才在神户失而复得。不过庆幸的是他随身携带着汉蒙碑文材料，因此并没有耽搁他完成博士论文的进度。杨联陞在10月10日的日记里写到：“午后与柯立夫谈，知彼之《松漠纪闻》译稿失而复得，甚可喜。” 1942年5月哈佛燕京学社的董事会上，叶理绥对柯立夫的学业和博士论文做了很高的评价。他说：“弗兰西斯·W.柯立夫通过了资格考试和博士论文答辩。他递交的博士论文，是有关元朝的蒙古碑文，相当出色。过去一年里，我们还可以看出柯立夫也是一位深得学生喜欢的好老师。他精通汉文、蒙文、藏文和梵文，是一位非常独特、富有潜力的学者。柯立夫先生在国外留学足有五年，现年30。为了能使他留校任教，远东系已投票决定向学社推荐，聘任他为助教，任期为五年。”时值太平洋战争，叶理绥特意指出，如柯立夫应征入伍，现定的五年聘任期便于他退役后即可返校任教。柯立夫的学业和教职的进展实在不能再顺利了。他6月初才参加了毕业典礼，而到6月29日已经被正式聘为远东系的助理教授！ 正如叶理绥预计的，柯立夫刚教了一学期的中文就应征入伍。1943年初，柯立夫加入美国海军，被派往远东，服务于驻中国北方的美国海军。这段时间里他和方志彤（Archilles Fang）和赫夫（Elizabeth Huff）交往频繁。他们在1940年就已在北平认识，而且柯立夫把方志彤介绍给赫夫作她的汉语老师。这一学友的联系一直延续到二战后很长一段时间。1947年，方志彤在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下，参加一个汉英字典项目，后来一直留在哈佛任教。而赫夫也在柯立夫和魏鲁南（James R. Ware）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柯立夫在北平结识的汉学圈子再一次通过哈佛燕京学社扩大了。 第二次来到中国时，柯立夫服务于驻扎在天津的美国海军之时，他也担任汉印研究所的代理主任，继续整理钢和泰遗留在北平的资料。上次在京求学时，柯立夫就已经开始收藏古籍，采购一系列善本书，其中包括拉萨版的《大藏经》，满文和蒙文史料。再次来到北平，他继续为哈佛燕京学社的汉和图书馆收集了不少珍贵的藏书，其中最大的收获就是日本战败后退出天津时，柯立夫说服侨居天津的日本人为汉和图书馆捐书，之后由哈佛燕京学社支付运费运往康桥，一下子为图书馆收集到5000多册日文书籍。他自己也收集了不少满文和蒙文的珍本典籍。对哈佛燕京学社这段时间在北平收集古书的活动，谢兴尧在其《书林逸话》中就琉璃厂书店在1940年代的销路时写到：“时购买力最强者，若哈佛燕京社、大同书店，皆购寄美国，年各约数十万元。……由近三四年来，燕京大学及哈佛（燕京）社因时会关系，挟其经费力，颇买的不少佳品。于是珍品秘籍，多浮海而去，言之令人浩叹。”在北平六年，柯立夫确实为后来的哈佛燕京图书馆增添了不少善本藏书。 1946年7月，柯立夫退役后，按原计划回到了哈佛，继续在远东系担任原定的助理教授一职。此后，他再也没有机会重返中国。 杨联陞毕业于清华，而清华大学在清末民国年间通过庚子赔款项目为优秀的中国学生留美提供了机会，但是和胡适、赵元任和梅贻琦等那批考取清华庚子赔款来美留学的优秀生比，杨联陞走的并不是官费留学的渠道。正如他在1977年写的《自传》里所说：“贾德纳是我最好的西友，也是我能来美国的大恩人。要说我的英文，在清华做学生时成绩只在乙丙之间，做梦也没有过考取留美公费生的妄想。”杨联陞自己也称之为“偶然而又偶然的机会”。这大概也就是何炳棣在清华校庆时介绍杨联陞提到的“由于特殊私人机缘”来美留学。学识和运气，两者实在是缺一不可缺。认识贾德纳是杨联陞求学的转折点。此后，他不仅学有所用，并且得以赴美留学。贾德纳慧眼相识，杨联陞直言“贾公每以汉学界前十名相期”，而且“1941年4月春假，贾公命游纽约、华盛顿等处，见学界老辈”。 杨联陞来到哈佛的第一个夏季，就忙着“帮友人柯立夫（蒙文专家）授北京话”。他一边继续帮助贾德纳做研究，一边入学哈佛历史系，攻读硕士学位，第一年的旅费和生活费均由贾德纳承担。杨联陞完成硕士学位后得到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从1942年秋季进入远东系继续深造，攻读博士学位。珍珠港事变之后，杨联陞为赵元任主持的哈佛陆军特训项目教汉文文法，任教一年三个月之后又到耶鲁短期执教。那时，杨联陞一边攻读博士学位，一边协助赵元任课。 在哈佛求学期间，杨联陞不仅在学业上得到贾德纳的指教，而且生活上也一直得到贾德纳夫妇的关照，吃住都在离哈佛园不远的康桥柏克莱街上的贾德纳的寓所（杨联陞总是称之为“贾府”）。杨联陞日记里对此有不少记录，其中1945年2月10日的一段日记给后人留下当时康桥汉学家聚集的一幕盛况。那天晚上，贾德纳请伯希和、胡适之、赵元任、罗伯特·布莱克（Robert P. Blake）、叶理绥、魏瑞、张晓峰、裘开明、周一良、张福运和杨联陞等来他家就晚餐。“席上谈及火药，伯（希和）以为中国最古所用似bomb，炮实外国发明。又论佛教之外，惟摩尼教深入民间（吃菜事魔），其他宗教莫能及也。……又言‘作损’之‘损’字是阿拉伯文译音。”晚餐客人散后，杨联陞和贾德纳两人单独谈到凌晨两点，贾德纳提议他应计划做英法之游。 1946年2月，杨联陞上交了以《晋书·食货志译注》（Notes 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Chin Dynasty）为题的博士论文，获得历史系和远东系合授的博士学位。那时柯立夫也已从中国服兵役回来，于是他俩又能经常见面叙旧、聊天和切磋学问。杨联陞对这段时间的交往时有记录。比如，1946年10月21日，他下午找柯立夫略讲中亚、北亚民族，谈及女真语，说自己“颇有意一研女真小字”。晚上又请柯立夫来家吃晚饭，之后还忘不了到贾府去看望贾德纳，和他闲谈。期间，柯立夫还自愿教杨联陞蒙古语。杨联陞毕业后，柯立夫最先告诉他哈佛燕京学社有意聘请他留校。虽然那段时间杨联陞对留校任教并不十分感兴趣，但他还是不时通过柯立夫了解这一教职的细节。 当哈佛大学远东系决定正式聘任他时，杨联陞对去留是有过犹豫的。1946年秋，纽约的联合国机构需要聘任语文研究员一名，当时杨联陞已到了旧金山，正准备回国任教，他考虑了一下还是先接受这一机会，但是半年后，他觉得联合国的这一工作甚无聊，思前想后，还是决定回到教职为好，才开始认真考虑哈佛大学的聘任。和柯立夫顺顺当当留在哈佛大学远东系，一心一意担任教职的学术之途不同，杨联陞当时面临几个选择，一下子拿不定主意。叶理绥希望留他在远东系任教，哈佛燕京学社董事会也表示支持，但是他自己对留校任教没有十分的兴趣，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家眷（太太和两个女儿）还在国内，而且原本和胡适说定，取得博士学位之后即回北大任教。此外，1946年初，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和张其昀（晓峰）也有意聘他去浙大任教。 1947年初，杨联陞就自己何去何从一事悉心征求胡适的意见。他给胡适的信中提到他并没有马上答应哈佛远东系的聘任邀请，而且和胡适坦陈权衡去留哈佛的利弊，且在信中特意跟胡适介绍学友柯立夫。他写道：“（同事雷夏[Edwin O. Reischauer，后来常作“赖世和”]）柯立夫史学都有根柢，也肯用功。柯君之于蒙古学，将来有承继伯希和之望，我也想跟他弄一点这方面的东西。”正当杨联陞犹豫不决，又不得不作出决定时，胡适发来电报。杨联陞在日记中详细记着：“（1947年3月5日）下午四时半得胡先生电报，只有简短三个字：Advise accepting Harvard（建议接受哈佛一职）。”这一电报来得正是时候，帮杨联陞一锤定音。此外胡适还给他吃了定心丸，说是往后他任何时候想回北大，都没问题。为此，杨联陞在1947年3月5日回信感谢胡适说：“等我回国时，北大仍旧要我。您对我实在太好了！” 相比之下，贾德纳的学术之途就没有这两位后生来得顺利。当年在北平，是他介绍柯立夫和杨联陞相识，并且帮杨联陞走上西方汉学之通衢，可是他自己1939年末在北平进修两年回到哈佛后的教职反而一筹莫展。 虽然他历来精于目录学，早在1937年就出版了《中国旧史学》（Chines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这书绝版后在1966年由杨联陞作序再版。根据杨联陞介绍，贾德纳“除了对西洋汉学著作如数家珍之外，对中国日本学人的造诣，也颇了解”，但是他的博士论文《清史稿康熙本纪译注》因“叙论太长，牵涉太广，修改不易”，未得出版，因此他受聘于哈佛燕京学社的助理教授一职并未顺利得到晋升。他的受聘任期到1940年9月即止，不过学社把他的任期延长了一年，当作带薪的一年学术假。因此，到了1941年秋天，贾德纳只得离开哈佛燕京学社和远东系。杨联陞回忆恩师贾公时满怀憾意：“我做研究生时他帮我英文，帮我法文，不知道费了他多少时间。可惜他太不自私，而且对自己的著作，定的标准太高。差一点的就不肯随便发表，这样把自己在哈佛的终身职的机会错过了。”贾德纳后来四处求职，接受短期聘任，在好几所大学任教，“终不十分得意”。1944年前后，贾德纳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一年，后来杨联陞在1947年给胡适的信中也提及：“贾（德纳）今年在耶鲁教目录学及远东文化史，聘期只是一年。这位先生外交是吃亏点，学问实在不错。”贾德纳1960年在康桥家中过世，他的个人藏书第二年全都捐给了布朗大学（贾德纳之子在此任教），成为布朗大学图书馆内有关东亚研究的一批最重要的藏书。 自从认识贾德纳以来，杨联陞和他相处一直亲如家人。对杨联陞和柯立夫两人而言，贾德纳不仅是他们学业和学友之谊的桥梁和恩人，而且也是学术上的志同道合者。作为哈佛最早以欧洲汉学的方法从事中国史学史教研的美国学者，贾德纳提携杨联陞步入西方汉学界，使得当年自己的研究助理成为美国汉学界独当一面的大学者。正如杨联陞说的，如果没有贾德纳，他都不知道“自己现在身归何处”！ （作者为哈佛燕京学社副社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