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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16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三届中国人民大学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北方考古与欧亚文明”上，新疆温泉县阿敦乔鲁、呼斯塔等遗址的发掘成果，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浓厚兴趣。 近年来，阿敦乔鲁的草地，迎来了一批批远道而来的中外学者。带着浓厚的兴趣和各种问题，他们纷纷“上天山”来探访这处知名度越来越高的青铜时代遗存。而在此持续多年开展工作的考古工作者，经历了他人所难以理解的甘苦。对他们来说，为了心中热爱的考古事业，为了这片令人热爱的土地，这一切都值得。 “风云变幻”的阿敦乔鲁 8月18日，记者走出博乐机场准备乘车前往温泉县时，开车的蒙古族司机伯海师傅，善意地提醒记者穿得有点儿少了：“你们要到工地去啊。那里这两天可是冷呢，穿着大衣都难受。你们可要做好准备。” 车窗外，是一派初秋景象，秋风和煦，阳光灿烂。记者有几分难以相信，此时山上的阿敦乔鲁遗址与墓地，真的可能与这里是两重天吗？ 次日，记者就亲身体验了阿敦乔鲁的“风云变幻”。阿敦乔鲁上午还是晴空万里，中午已是阴云四合，而下午飘落起了小雨点，天气变化之快有些令人惊诧。 “你们今天来得正好。昨天还冷得握不住笔。”考古工作者淡淡地说，显然，对于这里的天气，他们已经习以为常。7月底、8月初，很多地方还是炎炎夏日，这里则已经下过一场小雪。记者看到远处的山峰上，还有洁白的残雪所形成的冠冕。由于此时夜间气温很低，工作人员已经无法睡在营地的蒙古包里。 在外人想象中，在阿敦乔鲁开展考古工作，是一件充满新奇甚至刺激的事情。实际上，这项工作中充满了艰辛和孤寂。 项目组工地距温泉县城40多公里，由于地处山上，手机信号在这里也时断时续。这里没有电力和自来水供应，电力就靠小型发电机；而生活用水就依靠附近的山泉水，去泉边打水也是项目组的日常工作之一。阿敦乔鲁项目组的考古营地位于山脚下的背风处，包括一座作为厨房兼餐厅的绿色帆布帐篷、两座用作整理材料的工作间和休息室的蒙古包。 午饭时分，厨师做好了一桌子饭菜。帐篷内的地面坑洼不平，吃饭时得注意坐稳。这一天，因为出发的时间早，县城里的农贸市场肉食摊位还没有开张，所以大家午饭吃的全是素菜，但没有一个人有丝毫的不快。经过一个上午的紧张工作，能够饱餐一顿，大家已很满足。记者还注意到，桌上放着一罐牛肉酱。饭后，在蒙古包里简单休息一阵后，大家又奔向工地开始下午的工作。 勇于第一个吃“螃蟹” 生活上的艰苦，习惯田野工作的考古人能够一笑置之。对他们来说，最大的挑战来自发掘工作中所遭遇的技术和学术难题。阿敦乔鲁遗址与墓地的发掘，可供参考的有关材料并不多，关于这处遗存的直接材料更是寥寥无几。 2003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工作者曾发表《温泉县阿敦乔鲁遗存的考古调查和研究》。在该文的结尾处，作者写道：“这是一处有遗址、墓葬、岩画和祭祀设施复杂的共同体。尽管时代上有些差别，但都属青铜时代晚期到早期铁器时代。在新疆，目前所做工作较多的焉不拉克文化、察吾呼文化、克尔木齐文化等都属于这一时代。看来在我区（即新疆），青铜时代晚期到早期铁器时代是一个文化繁荣的时期。因此，对阿敦乔鲁遗存这一文化共同体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记者查阅了《中国文物地图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册》对“石栅古墓群及阿敦乔鲁岩画群”的介绍，结尾处有这样一句，“其时代和性质尚难确定”。 项目组在发掘工作中所遭遇的难关和挑战，在发掘被称作“大房子”的F1时表现得淋漓尽致。草原荒漠地区与农业地区不同，前后相续的地层堆积并不多见，无法简单照搬过去在农业地区的发掘方法。而倒塌、废弃的F1在未发掘前，就是一堆令人无从下手的乱石头。 参与合作发掘的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考古系研究员贾伟明清楚地记得，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在生前来工地视察时曾经说过一句话，“考古研究要勇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你们正是这样一批人”。 丛德新对张忠培先生到阿敦乔鲁工地参观和指导的情景记忆犹新。他说，“张忠培先生走遍大江南北，但是来新疆的次数不多，最后一次应该就是2012年来温泉的阿敦乔鲁工地，给予了我们极大的支持和悉心的教诲，彼时情景，如今仍历历在目”。他还告诉记者，张忠培先生一直强调，考古要跟着材料走，对自己发掘的遗址，首先是要将自己的材料掌握清楚，心中要有把尺子，不要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只有把自己发掘的遗址了解清楚，才能将其作为一把尺子去衡量别人。 项目组面前的这只没人吃过的“螃蟹”，的确难以对付。阿敦乔鲁遗址和墓地的发掘工作，无法叫人轻松，每天都被问题推着走，脑子无法停下来。也正是依靠越来越丰富的材料，他们逐渐在国际的前沿热点问题上发出了中国学者的声音，也越来越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