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20世纪后半期，随着现代精神医学的发展，很多人开始判定牛顿的精神心理问题是阿斯伯格综合征（Aspergers syndrome）。这是一种没有智能障碍的自闭症，它是有确定病理基础的精神病，不是偶然的原因造成的，也不会自愈消失。很多人认为，1692—1693年牛顿较为严重的精神问题只不过是伴随其一生的阿斯伯格综合征的临床表现之一。 约翰·兰登·唐（John Langdon Down，1828-1896）是第一个描述阿斯伯格综合征的人，他是19世纪伦敦皇家医院的医生。1866年，他将婴幼儿期心智发育不健全定义为先天愚型（即现在的唐氏综合征）。1887年，他在《儿童与青年精神疾病》一书中详细描述了该症状的临床表现。1944年，奥地利人汉斯·阿斯伯格（Hans Asperger，1906-1980）发表了他的毕业论文《儿童期的自闭症》，他认为这种发展失调是基因导致的。1981年，洛马·温医生重新评估了阿斯伯格的研究，并确立了该病症的诊疗标准。综合来讲，阿斯伯格综合征有以下临床表现：第一，非语言交际贫乏、共情缺乏、发展友谊失败体现出来的社会性损伤；第二，缺乏与别人交流的兴趣；第三，只有一个占据支配地位的兴趣，固守程序性的东西。患阿斯伯格综合征的人在智力上往往很正常，甚至是智力超常，擅长数学等。但他们很难理解正常社会的微妙，对别人的感觉也没有洞察力，无拘无束和行事直接而经常冒犯或疏远别人。他们也不能有效地处理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因为社会关系对他们没有刺激力，他们也不担心是否被喜欢。他们不喜欢被选中，一般会通过沉默来避免麻烦。但在那些非常狭窄的兴趣上，他们的话却很多，并全神贯注于此，心无旁骛，在失败的时候会出现临床上的沮丧和强迫的行为等。 据此，以医生西蒙·贝伦科汉（Simon BaronCohen）为代表，很多人认定牛顿曾经得过的就是阿斯伯格综合征，并认为许多伟大的科学家或艺术家都是这种病症的患者。在20世纪后半期，米开朗基罗、皇家学会会员亨利·卡文迪什（1731—1810)、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1879—1955)、居里夫人(1867—1934)、路德维希·维根斯坦（1889—1951）以及皇家学会会员保罗·迪拉克（1902—1984）等人都曾被学者们认为患过这种精神疾病。当然，他们都是在死去之后才被研究“确诊”的。 医生西蒙·贝伦科汉关于牛顿在社会交往上有困难、罹患阿斯伯格综合征的依据来自于汉弗莱·牛顿所作传记中对牛顿的描述：“他总是躲起来搞学术，很少访问别人，也很少有几个来访者。我从来没见到他休息或消遣，也不出来骑马或者是跑步、打保龄球或从事其他的运动，所有时间都在思考。” 另一医生琼·詹姆斯（Joan James）引用司徒克雷的一篇报道，推断牛顿就是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爵士小时候总是冷静、沉默、沉思的，从来不出来与孩子们一起玩那些充满稚趣的游戏，而是选择待在家里。”詹姆斯指出，牛顿是个不爱说话的孩子，很少主动与别人交谈，对别人的批判非常敏感，经常会与别人争执。作者认为，这与牛顿幼时遭母亲遗弃、缺少母爱、成长环境过于冷漠有关系。 1968年，弗兰克·曼纽尔（Frank Manuel）在《艾萨克·牛顿的画像》中写道：“他与朋友断绝了联系，自己蜷缩在墙角，指控他的亲密朋友图谋害他，报道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对话。”他在自己的手记中忏悔过，这个手记目前存于菲茨威廉的艺术馆。他说自己违反了宗教戒律第13条：“我恐吓过父亲（指继父）和母亲要烧死他们、烧掉房屋”；也违反了第14条：“我希望死，也希望其他人死去。”他的母亲对他的兴趣不支持，阻止他去剑桥大学，导致他比正常时间延迟一两年才到剑桥大学，弗兰克认为这也影响到他的心理健康：“他受伤的自尊心一直没有被修复……而是需要通过消除威胁他微弱安全感的任何东西来不断地支撑和强化。同样地，作为一个成年人，对于自己适合做什么工作，他还是充满孩子般的怀疑，这意味着他需要免于恐惧、怀疑、焦虑和不信任的自由。母亲的离弃危害了他的自尊心，这是骑士的荣誉、皇家学会的主席身份或是世人的崇拜和声誉都无法弥补的。” 阿斯伯格综合征的这些回溯性推断也可以用来解释牛顿的古怪性格和行为：1692—1693年的疯癫问题是这一精神疾病的临床表现，是有此种精神疾病的牛顿在遭遇各种不幸事件之后，不能理性处理自己身心的表现。与之相对应，20世纪的很多牛顿传记都对牛顿童年时代的经历浓墨重彩，着力突出牛顿童年的孤独、冷漠和悲惨。但是，牛顿不仅有与阿斯伯格综合征临床表现相一致的行为，他还有许多超越于此的行为。例如，在司徒克雷的描述中，牛顿除了沉静、呆板、擅长数学，他还写道：“这个小伙子不仅对机械工具非常熟练，他的用笔也很讲究，他在格兰汉姆住所的所有墙上都画了满满当当的鸟、兽、人、船和数学图式，设计得很好。”他还擅长做极需技巧和经验的实验，如炼金术和望远镜、光学实验，这也使得他成为一个非常有成就的经验主义者。 另外，与阿斯伯格综合征诊断不相吻合的行为还有，牛顿并非是一个单调的缺乏社会实践能力的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认为，牛顿是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和最有效率的公务员之一。他是一个成功的投资人，克服了‘南海泡沫’危机，去世时他是一个富人。他几乎拥有人类智力上的所有天资，他作为法学家、历史学家、神学家的天资并不少于作为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的天资”。这些都说明，断言牛顿就是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是不充分的、有失公允的。 四 阿斯伯格综合征是一种回溯性的诊断，一方面它有很多歧义，另一方面也没有资料证明牛顿在1692—1693年之前和之后出现过类似的症状。真正的阿斯伯格综合征是持续的，不可能只是一过性的疯癫。即便是后人引以为证的牛顿患病的信件，其实也已经限定了他患病的程度。譬如，1693年9月13日牛顿写给佩皮斯的信中，虽然承认有一段时间是厌食和失眠的，但是，那时候他显然已有自我省察的能力了，而在当年年底牛顿已经在撰写新的论文了。显然，牛顿的疯癫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也没有严重到足以将其摧毁的程度。由于已有的解释和判断中存在着无法自圆其说的问题，因此20世纪后期，有学者提出汞中毒导致了他在1692—1693年出现了不正常的疯癫状况。 汞中毒的说法来自于牛顿热衷于炼金术，因为汞是当时炼金实验中的重要材料。20世纪末期，传记作家迈克尔·怀特（Michael White）称，牛顿是中世纪最后一个炼金术士。实际上，在牛顿生活的时代，炼金术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化学，化学与炼金术有着密切的关系。牛顿第一次对炼金术感兴趣是在1669年，他买了6卷本的《化学讲坛》（Theatrum Chemicum），又买了两个炉子、化学眼镜以及各种各样的化学器皿。在他去世时，他的藏书中有170部书是关于炼金术的，还有大量记录他炼金术实验的手稿。这些手稿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1678—1688年和1692—1696年。最早的一篇炼金术手稿写于1678年12月10日，最后一篇则是1696年2月。在这前后18年中，牛顿进行了几百次的炼金术实验。其所使用的材料包括硫黄、卤沙、碳酸钾、氯化汞、乙醇、硝酸和硫酸、锑、银、金、汞、铁、锡、铋、铅、砒霜、铜以及其他矿石。 1688年三一学院的大卫·罗根（David Rogen）曾把牛顿的实验室绘制出来，据描绘，这是一个带窗户的木制棚屋，坐落在牛顿住所的花园里，在教堂的旁边，面向三一大街。屋里有两个炉子，但是没有烟囱，作为助手的抄写员汉弗莱·牛顿会在牛顿做实验的时候陪伴他。据汉弗莱的描述，“在春天和秋天，牛顿会花6周的时间待在他的实验室里……他在那里溶解他的金属，金属的内化作用是他的首要设计”。牛顿在1692年12月到1693年1月进行的化学实验，主要是在开放式的坩埚中进行，目标是加热金属让他们发生转化进而挥发，有的程序甚至需要几天的时间。而室内通风不好，也没用口罩、手套等防护措施，这样，牛顿难免会吸入汞等有害物的烟气，或是沾染到手上而没有及时清理，更何况有时候牛顿还要亲自品尝其所炼制的金属，牛顿的实验笔记中就记录了他有108次品尝金属的经历。因此，牛顿从开放式容器的高温金属或是他们的矿石或混合物中吸收有毒物质的可能性是非常之大的。 金属汞在成为气体的时候毒性最大，容易引起口腔、牙龈发炎，也容易使牙齿脱落或流涎，这些症状牛顿都没有，到死之前他不过是掉了一颗牙齿。汞中毒也会导致类似疯癫的行为，可能表现为兴奋过度、烦躁、沮丧、失眠、注意力不集中以及神经质等其他症状，有时候是幻觉、妄想和躁狂。这里的有些症状牛顿应该是有的。1979年，英国的两位科学家斯帕戈和庞兹用现代高科技手段分析了牛顿的头发标本，发现了其中含有大量的汞、砷、铅、锑等有害物质，特别是汞的浓度严重超标。他们认为，由此推断牛顿的精神问题是汞中毒的可能性非常大。 但另一科学家迪奇伯恩不赞同斯帕戈和庞兹的解释，他认为牛顿的疯癫与化学实验没有关系，牛顿所遭遇的是抑郁症，只不过这个抑郁后来自然恢复了。迪奇伯恩所以持有这种观点，是因为抑郁在当时比汞中毒要普遍，而且，他对用头发做检测也存在疑问（如牛顿去世之后他的头发仍然可能接触到汞）。同样对汞中毒持反对意见的斯托尔认为，尽管牛顿有一些症状与汞中毒相似，但汞中毒的一般症状，如颤抖、掉牙等并没有在牛顿身上出现，因此牛顿不是汞中毒，而是精神失常。而米罗·凯恩斯则认为，牛顿的疯癫最有可能的是既有汞中毒又有抑郁症，他的症状不可能是一种问题导致的。 除了以上关于牛顿1692—1693年间疯癫病因的物理或生理学解释，20世纪下半期，由于牛顿信件和牛顿手稿等文献资料的公开还引发了人们对其进行社会心理学方面的阐释和构建。 弗兰克·曼纽尔在1968年出版了《艾萨克·牛顿的画像》一书，对牛顿1692—1693年的疯癫问题进行了心理分析。他指出，疯癫问题根源于牛顿的性格，而他的性格根源于孤独的童年。他年仅三岁母亲便再次嫁人，在此之前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于是他便将自己献给了真心承认的唯一的父亲——上帝。曼纽尔展示了牛顿在儿童时期所遭受的精神创伤是如何被内化的，这位才华横溢、身世坎坷的年轻清教徒最后是如何变成18世纪早期那位老气横秋的“暴君”的。 前述的迈克尔·怀特也在其《最后的炼金术士——牛顿传》一书中总结了导致牛顿1692—1693年疯癫的原因。首先，他的科学研究遇到的困境。《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给他带来了极高的声誉，他可能认为自己的事业已经达到了顶峰，无法再次自我超越。其次，虽然他继续炼金术的研究，但是这份努力却无法证明他当时的新研究——“统一场”的理论。再次，怀特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牛顿与瑞士数学家尼古拉·法蒂奥·丢勒（Nicolas Fatio de Duillier，1664-1753）之间同性恋关系的破裂，因为牛顿的疯癫是紧随着他们关系的破裂而出现的。当然在事实上，并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牛顿与丢勒之间的关系是同性恋。最后，怀特认为是工作压力太大造成牛顿出现了精神问题。但是，牛顿一直就是勤勉工作、孜孜不倦的人，这个理由显然也不成立。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罗布·艾利夫（Rob Iliffe），他是当代牛顿研究的专家，也是目前英国牛顿研究项目的主持人。他指出，认为过度工作、汞中毒、对丢勒的迷恋以及未能在伦敦谋得一份好的职位这些原因导致牛顿疯癫都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五 牛顿研究专家穆雷恩·麦克尼尔（Maureen Mcneil）在他的文章《作为国家英雄的牛顿》中称，理解牛顿积极的创造力和他的形象，有赖于理解“谁是牛顿、牛顿重要吗、牛顿意味着什么的文化含义来获得，因为从来就没有一个‘独立’的牛顿存在”。同是牛顿研究专家的杰弗里·肯特（Geoffery Cantor）也表示，想要评价牛顿，就需要研究牛顿与他的科学成就对不同历史场景或背景下的个人或群体来讲意味着什么。而从上述人文与科学对牛顿疯癫的多方阐发也可以看出，牛顿的疯癫从最初的书信开始，到后来的不断阐释修正，都不是客观历史的单纯的、严谨的呈现，对牛顿疯癫的阐释是与牛顿人生的种种经历、时人对牛顿的认可以及社会需要一个怎样的牛顿联结在一起的。在17—18世纪，牛顿是智慧与品格的完美结合，这主要源于他的科学成就、社会名声和地位，也是因为当时人们的观念。 首先，牛顿在数学、力学、光学等自然科学领域中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这些成就有力地推动了近代英国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使得牛顿成为享誉世界的伟大科学家。此外，在人文领域，牛顿的科学和神学观念也对17—18世纪英国盛行的自然神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由此进一步影响了欧洲的启蒙运动。这些成就和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不容否定和抹杀的。 其次，构建牛顿正面的伟大形象也与各个时期的社会需要有直接的关系。将牛顿构建为天才，如同将莎士比亚、弥尔顿构建为天才一样，具有多重的政治和国家民族含义。例如，社会上层称颂牛顿的伟大成就，将牛顿定义为天才，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说明特权阶层生来就具有非同寻常的头脑，他们高高在上、掌管社会是天经地义的。而牛顿的巨大成就和世界影响则成为英国上下引以为荣以及炫耀自身文化、教育优越性的资本。 再次，从精神医学史来看，在牛顿及其之后的一段时代，抑郁、疯癫等精神心理问题往往被看成是知识分子和天才具有的特质。那个时期，学者、文人不需要为抑郁、疯癫等精神问题而羞耻，他们也不会因此而受到非难和指责。对此，近代早期牛津大学神学家罗伯特·伯顿（Robert Burton，1557-1640）在他的《抑郁的解剖》一书中有专门的阐述，他说：“看到学者们的苦恼样儿，就知道缪斯是抑郁的人。”而当时有医生也在研究到底哪种体液会使人精神有问题，致使某些知识分子智力超常，成为天才。因而，即便当时真的能证实牛顿患有精神病，也并不会动摇牛顿的地位和损害牛顿的形象。 但是到了19世纪，牛顿形象开始被质疑。编辑牛顿早期传记集的吕贝克·西吉特（Rebekah Higgitt）在《艾萨克·牛顿早期传记》的前言中指出，就像牛顿作为一个天才的观点受到挑战一样，在19世纪，牛顿作为一个道德上的完人也受到了质疑。牛顿的疯癫再次引起人们的注意，不论从医学史还是社会文化史的角度来看，都不是偶然的。 19世纪是精神医学确立的时期，疯癫、抑郁等都被疾病化。精神疾病被认为是一种机体的缺陷，在临床诊断上经常会将精神病与个性缺陷联系起来，患有精神病的人也断然不会是完美的人。而且，经过18世纪末期到19世纪西欧对疯子的监禁，疯癫、疯子、精神病等都已带有了侮辱性的印记，不再是文艺复兴到17世纪时期人们所认为的“不疯不成才”了。因而，从广阔的社会文化史的范畴来看，19世纪和20世纪前半期，人们不会不明白牛顿患有精神疾病对他的形象来讲意味着什么。反过来说，正是由于牛顿的形象出现问题，人们才敢于在事实模糊、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将牛顿定义为精神病，而形塑这一切既是科学和思想观念自身发展演变的结果，也是这一时期英国社会上下在各种利益纠葛和需求背景下所做出的自觉或不自觉的选择。 首先，自然神论在18世纪末趋于衰落，原因很多，如理性主义兴起、该理论内部分歧严重、理论枯竭、卫理公会的宗教复兴、公众注意力转移到更为吸引人的政治与军事事件上，等等。当然还有一条，那就是对社会普遍的公共道德败坏的不满。人们指斥自然神论破坏了宗教约束力，称自然神论者的生活腐朽堕落。牛顿在自然神学中居于重要地位，因而也受到殃及，科学超人的成就让位于现实批判的需要，他不再受人景仰便是顺理成章的了。 其次，在19世纪，牛顿罹患疯癫的传言再次蜂起也与科学领域对牛顿个人崇拜的减弱有关。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到了19世纪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越来越多，科学的专业化、职业化、世俗化程度越来越高，科学工作者受到专业培训，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科学方法与技术上，科学发现不再那么神秘，而科学工作者作为一种职业，其成就跟其个性品德等也不再那么相关。 再次，从历史学角度来看，相关文献的公开和发掘也起了很大作用。人们在越来越多的相关文献的公布中，发现牛顿与其传统所描述的伟大形象有诸多出入。牛顿不再是高高在上、完美无缺的伟人、神人，他也有着多面的形象，如个性上有时怪异、心胸有时狭隘、晚年贪权好名等，这些文献成为解构和重建牛顿形象的重要基础。 最后，是门户之见。19世纪牛顿消极形象的奠立者——法国数学家比奥把牛顿刻画成一个有着病痛的天才，在长期的发明与思考之后精神崩溃。尽管证据不充分，但还是被“确诊”为精神病，背后的原因非常复杂。在吕贝克·西吉特（Rebekah Higgitt）的牛顿传记集中，他对比奥将牛顿判定为精神失常的主观动机进行了分析：比奥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而牛顿是清教徒，他与牛顿宗教观念的差异是比奥将牛顿从神坛拉下来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比奥是法国数学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 1749-1827）的忠实信徒，他所崇拜的人不是牛顿。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事例。 1936 年的苏富比拍卖，首次披露了牛顿对炼金术和异教神学的兴趣，此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并研究牛顿的“非科学”工作，由凯恩斯彻底颠覆牛顿传统形象开始，现代牛顿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20世纪下半期，随着社会思潮与学术思想的转变，重新解释与构建牛顿形象的热潮又开始了，如前所述的怀特、弗兰克、艾利夫等人的牛顿传记中均对其疯癫问题进行了多方解读。但是到目前为止，在牛顿相关文稿已十分丰富的情况下，我们看到的仍是不同学者、媒体以及民众对牛顿疯癫的不同阐释，因此也很难确定牛顿疯癫的历史真相在何时会有圆满的结论。 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牛顿在1692—1693年的疯癫行为在当时并没有被冠以精神病，但在他去世多年后的19世纪，却被确诊为精神病，而被确诊这件事恰恰与精神医学在这一百年之内是否发展、能否确诊牛顿的疯癫问题几乎毫无关系。因为19世纪的精神医学刚刚萌芽，远没有能力为已去世100年的牛顿进行诊断。事实上，牛顿被确诊为精神病不是医学诊断的结果，而主要是社会文化的阐释构建。近百年来，精神医学虽然获得发展，但是它的科学性仍处于激烈争议当中。学术界借助于现代科技手段对牛顿的疯癫再次进行所谓的科学的阐释，但很遗憾，结果仍不能令人信服。 牛顿的疯癫已随牛顿远去，它留给我们的只是零碎的残缺不全的记录和不同时代人们所做出的各种阐释和解读。这些阐释为他们自己甚至为所属的时代所确信，认为那就是历史上牛顿及其疯癫的本来面目。显然，牛顿的疯癫在为每一个“我”所感知、阐释之时，就已不是一个绝对客观、标准的存在了。笔者认为，这就是历史研究中客观性的限度问题，亦即我们在历史研究中再现的过去与真相并不是一个标准的、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而是受到各种历史文化因素的制约与现实社会的推动，使得我们在阐发的时候不自觉地充当了某些价值观念、文化和现实利益的代言人。这一结论是崇尚史学研究要绝对客观的客观主义史学和实证主义史学坚决反对的，但在批判的、分析的历史哲学家眼里，这一切都是正常的。后者认为，客观性本来就带有主观愿望，它与每一个时代连接在一起，只有能够与时代产生共鸣、符合时代需求的历史才可能被认可，才是那个时代的“真”历史、“客观”历史，但这种“真”历史显然是主观选定的历史。同样，作为认识者的人也是历史中人，社会文化塑造了他们观念、认知的基础。在这一点上，后现代主义认为，语言是受文化、权力制约的，没有中立的、客观的语言，语言构成的文本都有虚构性。新文化史对此进一步发挥，直接指出文化构建了历史，并切实地引入到历史研究实践中。因而，历史客观性是有限度的，这一切源于人类历史本身的复杂性。所以，传统与现代的客观主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史学实践中都有进一步反思的必要，我们需要检视客观主义、历史独断论与绝对真理等一元化的既有理论和观念，这一点已为大多数史家所认同。 虽然牛顿的疯癫至今仍是雾里看花，但是远不能像后现代主义所说的那样，把牛顿的疯癫判断为完全是虚构的，这会导致历史研究中绝对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或者按照新文化史家的意愿，把牛顿的疯癫完全等同于社会文化的构建，也并不可取。如同不能把历史客观性绝对化一样，历史的解构、重建也不能没有限度。后现代主义历史学解构历史客观性、新文化史家构建历史事实的模式，不能成为我们简单效仿的模板。目前来看，历史有其不可否认的客观性的一面，这是我们知识增长、学术发展的基础。而且，历史研究必须要有证据，历史真相的魅力仍然在吸引着我们。时至今日，仍有很多学者在研究牛顿的疯癫，正是源于我们对疯癫真相的期待和对历史真理的追求。 实际上，历史客观性有其限度这一点早已不是新的论题。因为从19世纪兰克创立客观主义史学开始，已经提及要对历史学家的立场、观点、宗教信仰和为人等进行考证，说明兰克学派已了解到历史客观性可能受到的影响。后现代主义的看法，其实是无视客观性这一概念在人文学家与科学家使用中的差别。实际上，除了客观主义、实证主义史学家，大多数历史学家视野中的客观性几乎从来不是科学家视野中的客观性。至少20世纪以来，训练有素的东西方史家中极少有人会将历史学中的客观历史与科学范畴中那个标准的、可以度量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客观物体等同起来。人类历史的客观性虽然与自然科学的客观性不完全相同，但也不是完全不同，他们仍有极大的共通性。过往的历史是不可否定的存在，牛顿毕竟不是文学作品中的哈姆雷特，历史上确有牛顿存在过；牛顿的疯癫与哈姆雷特的疯癫行为也有根本的不同，因为前者是有历史事实的记录和流传的。 不可否认，历史客观性、历史证据仍是当前史学研究的根基。但历史不会自己说话，历史已经过往，无法自我呈现，它有赖于当事人的记录和史学家的研究、叙述。而这种记录和叙述显然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历史研究者不是一面镜子，而是有思想的人。所以我们强调历史的客观性，追求历史认识的客观性，但不能否定历史认识也有主观性，而且这种主观性就隐藏在历史认识的客观性之中，正如本文对牛顿疯癫的考察中所显现的那样，这是难以避免的。 需要注意的是，在史学研究中主观性并非完全是消极的、负面的、必须排除的东西，相反，它是具有积极的推动和引领作用的。譬如，研究者的丰富的学识、客观的立场、进步的观点、坚定的意志等。一度十分盛行、现在仍然不乏支持者的客观主义史学、实证主义史学对此多持反对态度，反对史学研究中理论的指导，认为这会影响史学的客观性。实际上，即便是单纯考证也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的。因为我们选择什么样的史事进行考证是有目的性的，比如，关于牛顿的疯癫，研究者可以有意地避免对其进行研究，这就是早期对牛顿伟大完美形象塑造的需要。不关注牛顿的负面因素，只关注和研究牛顿的正面形象，那么，实际产生的效果就是牛顿完美无缺。而如果不断地挖掘和纠缠于牛顿的阴暗面，即便采用实证主义的考证方法，最终呈现出来的牛顿疯癫也不可能是纯客观的。所以，客观性本身并不能保证自身的客观性，历史研究中的客观性必须与研究者的主观因素相结合，在研究者正确的观念立场引导下才能接近史学的客观性，尽可能地逼近历史的本来面目。当然，这就对史家自身的修养和史学外部的生态环境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总之，透过历史上人们对牛顿疯癫问题的阐释及其构建，我们可以看出，理解历史事实的呈现模式与历史客观性的限度是非常必要的。我们理解在历史资料背后社会文化对历史客观性的影响，明白历史研究中研究者本身也是社会文化推动和构建的，我们以什么方式思维、选定什么课题作为研究对象以及我们做出怎样的评价都与我们身处其中的历史文化有密切的关联。但是，历史客观性有限度并不是指历史毫无客观性，或者历史是完全虚构的。虽然历史文献、著作、研究者等在解读历史客观性时有其限度，但是通过长期不断地研究，最终所呈现与揭示出来的历史会更加丰富、生动和接近事实。正是由于历史的真相难以确定，才会促使史学家不断求索，这是历史学家的责任与担当，也是史学的魅力。在不断拨开牛顿疯癫重重迷雾的过程中，作为真实的“人”的牛顿已在慢慢显现，这就是积极的成果与答案。对历史真相的追求，诸如对牛顿的疯癫等诸多历史问题与理论问题的研究仍然处在学术探究的路上。 本文作者邹翔，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博士后。 原文载《世界历史》2017年第2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