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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奥罗修是早期基督教史学的代表人物，在中世纪极有影响，但在现代却饱受批判。其《历史七书》站在基督教的立场上，以“厚今博古”为主旨，对罗马历史的发展趋势作了系统的阐述。本文指出，奥罗修对晚期罗马帝国的乐观认识是与当今流行的"古代晚期”学术范式相通的，其史学地位在现代的降低是“罗马帝国衰亡”的史学模式造成的。 关键词：奥罗修 《历史七书》 基督教 罗马 作者：夏洞奇，1977年生，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在早期教会的众多史家中，奥罗修不是最有名的，却很有可能是最戏剧性的。他的传世作不过三种，真正大获成功的唯有一部《历史七书》。就是靠这部书，他一举成为中世纪西方人公认的历史权威，受推崇达一千年之久；但在最近的一百多年里，他却频繁地遭到了现代古典学家的怀疑和贬低；最有趣的是，尽管他的作品受尽了批评，但他的观点却正在照亮当代最时髦的学术研究。由于奥罗修生前不是什么显赫的大人物，现代学者找不出多少记载其生平的史料。就连他的全名究竟是不是叫做“Paulus Orosius”，也颇有可疑之处。现代人对其生平的了解，仅限于他一生中最“折腾”的几年。大致可以确定，他是西班牙人(在罗马时代的意义上)，其家乡有可能是布拉加(今葡萄牙北部)或拉科鲁尼亚(今属西班牙西北部的加利西亚)。约在411年前后，迫于“蛮族”的侵袭，奥罗修渡海来到北非，成为奥古斯丁的学生与朋友，随后，他拿着奥古斯丁的推荐信，途经大都会亚历山大城，前往巴勒斯坦拜见著名的基督教学者哲罗姆。但在415年的两次宗教会议上，哲罗姆与奥罗修败给了佩拉纠派。416年夏，奥罗修携新发现的圣司提反遗骨返回，中途在北非停留，顺道带回了哲罗姆的信函。鉴于西班牙的形势日益恶化，他在到达巴利阿里群岛中的梅诺卡岛之后，被迫折返北非。很可能是在此之后，奥罗修根据奥古斯丁的要求，用不足一年的时间匆匆创作了《历史七书》。除了完成该书的时间不早于418年，历史学家们对其余生就别无所知了。 考虑到“写作成本”，《历史七书》可以说是西方古代最成功的史书之一了。至少，到了5世纪末，奥罗修的著作已经成为基督教的经典作品。在整个中世纪，所谓的ormista(对奥罗修《历史》的称谓)都是关于古典历史的标准参考书。约达尼斯、都尔的格雷格里、比德、弗赖辛的奥托等中世纪史家都受到了他的影响。作为年轻后学的急就之章，奥罗修的《历史七书》拥有多达两百余种的传世抄本；横向比较，一代宗师奥古斯丁耗时十余年的“大制作”《上帝之城》，也才有约四百种抄本流传至今。可以说，《上帝之城》的历史哲学确实更有深度，但在整个中世纪，奥罗修对历史的分析却更有影响。由此可见，他的史书被誉为"基督教史学的斯典范”、"中世纪历史写作的模本“，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更有戏剧性的是，到了近代早期，奥罗修的声誉顿时急转直下，不仅“急剧衰落”，还到了“无人间津”的地步。确实，以现代实证史学的标准来衡量，“他的《历史七书》缺乏批判性、经常不准确”，所以遇到这样的"命运转折"是不难理解的。只要古典学家们稍稍比对一下那么多更符合“一手”标准的古代作品，就能轻而易举地在《历史七书》中找出各式各样、有意无意的年代错乱与史实错误。甚至有人不无讽刺地评论道："光凭着他这么标新立异，犯下了这么多的错误，现代学者对奥罗修的兴趣就还会延续下去。" 尽管主流的学术观点态度鲜明，但比奥罗修本身更有趣的问题是，无论是与那些亲身经历帝国兴衰的罗马人相比，还是与那些直接延续罗马记忆的中世纪人相比，这些充满自信的现代古典学家，是不是真的更有眼光?就奥罗修本身而言，这本早已被古典学家定案的《历史七书》，真的没有机会了吗了？ 1 厚今薄古今胜昔 要评价奥罗修，还是得从奥古斯丁说起。公元410年，阿拉里克率领的哥特人攻陷了号称“永恒之城”的罗马。自从启蒙时代的历史权威爱德华·吉本以来，“罗马帝国的衰亡”早日被“常识化”，因此罗马城的陷落自然就被视为"衰亡"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当然，那时候的罗马人未必如此高瞻远瞩；但是，确有一批残存的多神教信徒借机抨击基督教，认为抛弃传统神祇遭到了报应。为了反击“异教徒”对“基督教时代”的指责，奥古斯丁决心撰写《上帝之城》；而奥罗修的《历史七书》，就是《上帝之城》的“配套工程”。 根据《历史七书》的《序言》，奥古斯丁在完成《上帝之城》的前10巻之后，要求奥罗修"根据流传至今的史书和编年史的记载，简明扼要、井井有条地罗列所有的麻烦，包括各种战争、疾病的创伤、饥馑的悲伤、地震的惨事、突发洪水的灾难、火山爆发的恐惧、闪电与冰雹的暴烈、骨肉相残的悲剧以及其他的罪行"(1. Preface. 10)。作为对神学大师奥古斯丁“执礼甚恭”的后学，奥罗修极其谦卑地描述自己的任务"大人您正在全力以赴地创作驳斥那些异教徒的第II卷，犯不着为这点小事而分心。您的前10卷光芒万丈，瞬间照亮了全世界，在灯塔上教会的光明照耀四方。"(1. Preface. 11) 话虽如此，作为一个无名气而有才情的后辈文人，奥罗修并未满足于编辑一本“简明扼要”的“灾难汇编“来应付任务，而是一举拿出了一部篇幅长达7卷的大部头。该书从上帝创世开始，以6卷回顾从亚当受造到基督道成肉身、奥古斯都统治罗马的“古代史”，再以第7卷叙述从奥古斯都时代以来的“基督教时代”(下限迄于公元416年)，堪称一部基督教视野下的世界通史。 奥罗修写作《历史七书》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从基督教的角度来思索“古今之辩“，驳斥那种思古伤怀、“厚古薄今”的论调。当然，在一个不存在国家统计数据的时代里，如何判断世道的好坏。确实是一个大问题。奥罗修提出的直观标准，就是天下是否太平。他的直接对手，就是那些"异教徒”：“他们看不见未来，忘却或是不知道过去，却污蔑现在是一个特别罪恶的时代”（1. Preface. 9）。他义愤填膺地说：“就让某些人去厚古薄今吧!有谁能视而不见，人人都在城市和行省里嬉戏终老，看看比赛，逛逛剧场?想当年，他们都得投身军旅，抛骨于野！曾经强绝一时，企图统治整个东方的城邦就是斯巴达，最后它只剩下了100多个老头子。因为永远都是厄运缠身，它不得不悲凉地将年轻的一代挥霍殆尽。而在如今的城市里，老老小小济济一堂，年轻人平平安安地走遍四方，牟到致富以供家用消遣。他们究竟有何资格抱怨自己的命运呢？（3.2.12-14） 按照“罗马衰亡”史学的常识，在公元410年罗马城陷落之后，帝国自然就进入日薄西山的没落阶段了。与此不同，奥罗修却信心满满地声称，如今的"天下太平"不是诡辩家的信口雌黄，而是广大人民的切身感受：“虽然还有一小撮人躲在角落里抱怨基督教时代，但我觉得不必太拿他们当回事，因为全体罗马人民已经众口一词地表明了立场和态度。他们无比有力地指出，他们在短期内一度丧失过的惯常卒受不过是鸡毛蒜皮而已，因为他们已经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要是赛车也能恢复起来，我们就啥也不缺啦。这就是说他们觉得，哥特人的刀剑对罗马秋毫无犯，要是罗马人还能继续看赛车就好啦。"(1.6.3-4) 直到今天，还有一些学者赋予410年的事件以重大的历史意义。以奥罗修的认知来衡量，这纯属莫名其妙的小题大做：”建城以来第1164年，阿拉里克攻进了罗马城。虽然人们对此事记忆犹新，如果你去找罗马城里的大多数人，看一看，听一听，你就会发现，正如他们所说。’啥也没发生。’除非你刚好目睹了个别废墟的余烬，你压根儿就不会知道发生了什么。"(7. 40. 1)一方面，陷落的事件对罗马城的实际破坏相当小；另一方面，罗马城早在800年前就失陷过了，如今又失陷了一次，又何须大惊小怪呢?更何况，与高卢人在公元前390年制造的惨剧相比，哥特人在公元410年的作为何足道哉?实际上，罗马的两次陷落是相似的，可以互相比较。一次肆虐了6个月，一次前后才3天。高卢人消灭了人民，摧毁了城市，罗马之名几乎化为灰烬。哥特人放弃了劫掠的图谋，把一队队茫然失措的市民赶进了避难场所，也就是城里的各大圣所。第一次陷落时，元老们几乎全军覆没，就连那些想逃的也未能幸免；第二次陷落时，几乎没有一位元老丧生，只有个别人在东躲西藏时出了事故。我完全敢说，第一次陷落时得救的人致，就和上一次陷落时丧生的人数差不多。 当然，如果总是对话生生的现实挠百不见，总是对人民群众的痛苦麻木不仁，就难免会被许多人视为颠倒黑白、良知泯灭。奥罗修当然深知这个最简单的道理。所以，他的论辩策略不是否认当今存在的痛苦，而是对比古时更大的苦难。 无法否认的事实是，“我们的时代”并不是普世和平的乐土。毕竟，在充斥于现代的各类历史教科书中，公元5世纪都是一段“蛮族入侵”、帝国瓦解的黯淡岁月。事实上，当时奥罗修的家乡西班牙已经遭受了“蛮族”的侵袭，他本人就有一段虎口余生的记忆：“如果我可以说说自己的经历，说说我如何第一次目睹闻所未闻的蛮族，如何逃脱他们的毒手，靠着奉承那些掌权的，提防那些可疑的，智取那些缉拿我的，最后又如何趁着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雰的掩护，侥幸逃脱了那些从海路而来，挥舞着石头和怆矛，差点就要捉住我的敌人，我想所有的听众都会感动得落泪吧。”(3.20.6-7) 非常引人注目的是，对于所谓的"蛮族”，奥罗修居然克服了“国恨家仇”的思维定势，提出了一种非常辩证的认识。我们可以将其相关论述概括为四点。其一，外族的侵略不绝于史，不值得过度发挥。以西班牙为例：“西班牙各行省遭受人侵，饱受摧残与屠戮。但这并非首次发生。在敌人的刀剑肆虐的两年里，西班牙吃尽了蛮族的苦头。但在罗马人手上，西班牙已经受了两百年的苦了。在加里恩努斯(253-268年在位)当皇帝的时候，日耳曼人还在西班牙横行过将近12年。"(7.41.2) 其二，"蛮族"愿意接受罗马的招安，实际上能为帝国补充新鲜的血液。与血流成河的战争相比，招安显然是更加合理的选择。“现在所谓的哥特人，就是那些亚历山大想要避开的，皮洛士感到畏惧的，就连恺撒也不愿招惹的人。他们背井离乡、蜂拥而入，冲进了罗马帝国的各个行省，尽管一直令人生畏，但他们不是用武力来抢夺，而是愿意被罗马人招安。尽管他们完全可以自行其是，强占已经踏在脚下的整个世界，但他们却只要求一小块家园，地方不是自己挑，而是由罗马人来选。就连那些无敌的王国都畏惧他们，但他们却自愿来保卫罗马人的国家。”（1.16.2-3）有鉴于血淋淋的历史教训，现行的“蛮族政策”毋宁说是利大于弊的。 第三，不能过分夸大“蛮族“的破坏性。正如上文所说，“啥也没发生”的410年罗马陷落事件，就是现成的典型案例。毋庸讳言，在招安政策“失灵”的时候，充满野性的“蛮族”确实有可能造成很大的损失，但野蛮的破坏只在一时，和平共处才是大势所趋。在西班牙，“在放纵了一段时间，到处烧杀掳掠、谋财害命之后(现在他们自己也有那么一点点后悔了)，他们瓜分了地盘，各自定居下来，直至今天"（7.40.10）；“蛮族放下屠刀，化干戈为犁锄，与剩下来的罗马人友好相处。结果，有些罗马人宁愿要一无所有的自由，也不要罗马治下的烦恼与捐税，干脆加人了他们的队伍。"(7.41.7)长远来看，“蛮族”将会与罗马人"化干戈为玉帛”，融合为一个新的社会，共同建设罗马世界。 其四，站在大历史的高度上看，成王败寇原是常事。对于眼下所谓的"蛮族"，未尝不能以更加洒脱的历史眼光来看待。如奥罗修所说，"亚历山大和罗马起先都发动了战争，被征服者后来都接受了他们的法律。同样，蛮族现在也在扰乱他们的敌人，假如征服得以实现······蛮族也会按自己的方式来进行统治。因此，当下我们眼中最凶残的敌人，将会被子孙后代当作伟大的君王。”（3.20.12） 为了支持自己的论点，奥罗修特意讲述了一位“蛮族”之王阿道尔夫的故事。在西哥特人攻陷罗马城之后，他与被俘的罗马公主加拉·普拉奇迪娅(狄奥多西大帝之女)成婚，在阿拉里克死后成为哥特人的王。最初，他企图消灭罗马帝国，在罗马的土地上建立哥特人的帝国；但后来，他终于认识到充满野性的哥特人是无法无天的，既然没有法律就没有国家，正确的选择就不是取而代之，面是领导哥特人来复兴罗马帝国(7.40.2, 7.43.1-6)。 除了耽心虎视的"蛮族"，还有此起彼伏的内战。奥罗修认为，当代的内战和过去的内战存在着重大的差别。首先。性质大不相同："在我们的时代里，这一切(指内战)都是不得已才发生的，所以并不那么可耻。我们的战争和胜利都是有原因的：为了推翻骄傲的篡位者，为了制止变节的同盟者，或是为了伸冤复仇。(5.22. 10)甚至还有更加文学化的表达："看吧！在基督教时代里，在基督徒统治者们治下，只有在迫不得已之时，内战才会发生。捷报频传，城市归降，篡位者束手就擒。传檄而定，轻而易举。"(7.35.6) 其次，烈度大不相同：“谁能怀疑，今天所谓的‘内战’更加温和、更加仁道?其实不如说，那些行动只是镇压，还称不上战斗呢！在我们的时代里，有谁听说过一场内战会持续十年，或者一场战争就会屠杀15万条生命?就连敌军交战都未曾如此，何况是在公民兄弟之间呢?"(5.22.11一12)对于当代的一场"内战"，他曾经如此描绘其场景：“没有人背信弃义，没有人列阵而战，可以说就没有人拔剑出鞘。尚未流血，最可怕的战争就已经以完胜告终，胜利的代价只不过是两个人的性命。"(7.35.7)甚至于，"为了言简意赅一些，其实我还可以说，当年在和平年代里被杀害的勋贵的人数，就能比得上我们今天在战场上牺牲的普遍战士的人数了。”(5. 22. 15) 总之，追古抚今，罗马世界巳经变得更太平，罗马帝国已经变得更加明，因此当代人没有理由不感到欣慰：“摧残他们的战争，我们从未经历。我们生于和平之中，在和平中渐渐老去，而他们要到奥古斯都统治、基督诞生的时候才尝到和平的滋味。对于他们，奴隶制是强迫性的负担；对于我们，只不过是为了自我保护才采取的自愿奉献。古今之别何其巨大！为了放纵淫欲，罗马曾经用刀剑来强迫我们，现在它却在和我们分担国家的利益。”(5.1.12-13) 2 同心同德新气象 奥罗修不仅力主"厚今薄古"，还企图为"今胜于营"提供一种解释。在逻辑上，他的解释是从对罗马社会伦理的病理分析开始的。为何无数场战争的胜利都换不来罗马人民的幸福生活?为何这个最强大的共和国却被内部的灾难“撕成了碎片”?(5.24.20)与奥古斯丁的诊断十分相似，奥罗修的诊断也指向了古典伦理中的一大痼疾——骄傲："一切痼疾的根源就是骄傲。正是骄傲激发了内战，正是骄傲使得战乱蔓延。"如何治疗"骄傲"这种痼疾？"应当学会忍耐，接受统治，由一人掌握最高的权力，所有人都过上一种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人人都做到谦卑尊重而不是蛮横放肆。为了实现这种健康的状态，我们就需要一位教导谦卑敬义的导师(耶稣基督)。”(6.17.9-10)按照这种思路，基督敬所倡导的谦卑，恰恰就是医治“骄傲”之疾，拯救病入膏育的罗马社会的对症良药。 不仅如此，信仰一神的基督教还为四分五裂、自相残杀的古典社会提供了同心同德的凝聚力。掩卷反思背信弃义、骨肉相残的"异教"时代，"人们已经知道，只有在独一至真的基督敬信仰降临之后，依靠庄严宜誓的中保，他们才能与敌共处、互不侵犯。当他们回忆往昔时，是不是该感到面红耳赤?毫无疑问，现在他们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立而盟誓，宰牲为约'了，而是以福音的名义宣誓，一同称颂他们的造物主和主宰，在罗马人和蛮族人之间恪守忠义。”（3.23.66-67）他强调，多神教是不可能提供凝聚社会的道德力量的：“过去全世界硝烟四起，每个行省都有自己的王、法律和习俗，不同的力量相互角力，从来没有任何同伴情谊可言。那时候，有什么力量能够将形形色色的蛮族部落团结起来?须知他们就连宗教都四分五裂，各有不同的祭祀仪式。”（5.1.14） 与血淋淋的“异教”时代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代的教会潜移默化地发挥着教化人民的作用，就连那些野蛮不羁的“蛮族”，都开始显出向善之心，受到了道德的约束。哪怕是在西哥特人杀进罗马城的危急关头，基督教都有力地显示出了信仰的力量：“阿拉里克来了，围了城。带来一片恐慌，还冲进了战栗不已的罗马。不过，他首先下了一条命令：凡是躲进各个圣所的，尤其是使徒圣彼得、圣保罗的教堂的，一律秋毫无犯。他还要求手下们，在忙着搜刮战利品的时候，要尽可能地避免流血。"(7.39.1) 奥罗修强调，"蛮族"之所以如此"文明"，正是因为他们巳经受到了基督敬信仰的熏陶："那些有限无珠的异教徒，尽管他们已经看不到靠着罗马人的勇气来赢得什么的时候了，却不愿相信这一切都是靠罗马人的信仰赢得的”；"他们不肯直面事实：正是依靠使天下万民在信仰中亲如一家的基督宗教的恩惠"，那些最血腥的“蛮族”，“未经一战，就已经臣属于他们了。” (1. 16. 4) 站在教会的立场上、他甚至认为，“哪怕只是为了让匈奴人、苏维汇人、汪达尔人、物艮第人和无数不同种族的信徒能有机会加人遍布东西方的基督教会，让蛮族进人罗马的疆土也是好事。我们应当赞美、讴歌天主的仁仁慈。虽然我们牺牲很大，但这么多人都认识到了真理。没有这样的机会，他们就不可能如此。"(7.41.8)其实，奥罗修之所以认同帝国的招安政策，相信民族融合的未来前景，不正是因为他对基督敬的教化作用深信不疑吗? 奥罗修认为，他的亲身经历足以证明，共同的信仰能够提供最好的社会纽带。要是在“异教”时代，“一个迫于艰难时世，为了躲避仇敌不得不背井离乡的人，作为一个他乡异客。还能有何出路?在四面楚歌之中，被视为敌人的他，还能向谁祈求怜恤?"(5.1.15)可以说，“要不是被约为盟友，要不是受到共同法律的约束，要不是能在宗教的团契中找到安全感。谁敢相信初次遇见的面孔?"(5.1.15)他坚信，正是教会的团契将整个罗马世界凝聚在一起，在如此辽阔的范围里带来了信任和安全，保障了法律的统一和有效：“因为我是罗马人和基督徒，来到了基督徒和罗马人中间，无论是在东方的广袤土地，在辽阔的北方，在南方的边陲，还是在和平安宁的各大海岛上，我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法律和民族。我不必畏惧当地土著的神抵，不必担优他们的宗教会谋害我的性命，在四面八方都不必忧虑、因为当地人都不能肆意妄为，外来户都可以满足自己的合理要求。没有一个地方，当地人的法律是和我不一样的。人人都敬爱独一的天主。在这个祂所意愿的时代里，祂已经规定了这个统一的国度。顺从独一天生的同一套法律，在四面八方都有效力。不论任何地方，当我初来乍到的时候，都不必担心突遭袭击，孤立无援。”(5.2.3-5) 在奥罗修看来，教会与帝国相辅相成，共同支撑着地中海世界的秩序：“在四面八方，我都有自己的国家、宗教与法律。”（5.2.1）这种秩序不仅具有政治上的积极意义，还具有人文主义的深刻内涵：“身为罗马人中间的罗马人，基督徒中间的基督徒，人群中的人，我可以依靠国家的法律、共同接受的宗教、共同的人性。”（5.2.6）可以说，罗马帝国与基督教相互协力，共同促进了人性的实现。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才会自信地坚持“厚今博古”的立场：“我们这个时代”享受着三大好处，即“和平的现在，未来的盼望，还有共同的庇护”，而“我们的祖先······无休无止地身陷战争之中，不能乔迁别处，只能悲惨地在原地坐以待毙，或是在羞辱中被奴役"，"从未充分地拥有这好处。"（5.2.8） 这样一种基督教罗马帝国的架构之所以能够实现，不是因为某些现代人所臆想的“政教合一”（毋宁说，在5世纪“国家”的基督敬化远未完成），而是由于“基督教皇帝”对信仰的服膺、在其《历史》的第7卷中，他极力谴责了过去那些迫害基督徒的暴君，热情讴歌了当代的"基督教皇帝'。他认为，正是由于当代的皇帝们具有基督徒的德性，罗马帝国才得以"避免"了最伟大的东方帝国巴比伦最终覆灭的命运：“看吧！巴比伦与罗马有相似的开端、相似的权力、相似的疆域、相似的年龄、相似的善与相似的恶，但就终结与衰落而言二者却毫不相似。巴比伦丧失了王国；罗马依然存在。在君王死后，巴比伦成了孤儿；而罗马是稳固的，皇帝是平安的。何以至此？因为前者的王荒淫可耻，受到了惩罚；而后者的王保持了基督城教的分寸节制"(2.3.6-7) 或许是为了忠于历史，或许是为了取悦于在位的统治者，或许是为了表现"基督教时代"与时俱进的文学主题，在《历史七书》中被树立为“基督教皇帝”之楷模的，不是作为“第一位基督教皇帝"(7.28.1)扭转乾坤的君士坦丁，而是狄奥多西王朝的开创者狄奥多西大帝。在奥罗修笔下，狄奥多西甚至比帝国前期最杰出的统治者图拉真还要伟大："论凡人的美德狄奥多西足以与图拉真匹敌，但就忠于信仰、践行宗敬而言，狄奥多西是图拉真所无法比拟的。一个迫害教会，而另一位扶助教会成长。图拉真连亲生骨肉都没能留下，王朝断绝；狄奥多西后嗣尊荣，一代代地同时君临东西方，直到我们现在。"(7.34.3-4) 在《历史》的第7卷中，狄奥多西被塑造为战无不胜的伟大君王：“狄奥多西相信，一个承受着天主雷霆之怒的国家，只有神的仁慈才能匡正。他全心全意地信赖基督的扶助，一往无前地进攻强大的斯基泰部落，不顾他们曾是我们历代祖先的厦梦······就连亚历山大大帝也不敢招惹。那些部落已经消灭了罗马的大军，用罗马的骏马和武器装备自己。尽管如此，他还是捷报频传，击败了阿兰人、匈奴人和哥特人，凯旋地进入了君士坦丁堡······目睹狄奥多西的勇气和宽厚，哥特人的各大部落就都服从于罗马的权力了。"与此同时，那些曾经多次打败罗马皇帝、贪得无厌的波斯人，“奴颜婢膝地遣使君士坦丁堡，向狄奥多西求和，于是双方缔结和约，从此整个东方实现了和平，直至今天。"(7.34.5-8)在仁厚虔诚的"基督敬皇帝"的英明领导下，罗马帝国不仅没有王朝末路的衰颓之气，还呈现出了一派“四夷宾服”的盛世气象。 在395年狄奥多西大帝驾崩之后，他的儿子阿卡迪乌斯与霍诺留分别统治帝国的东西部。对于狄奥多西王朝君临罗马的整个统治期，奥罗修的判断都是相当乐观的：“狄奥多西与他的儿子霍诺留已经应对了一场又一场的战争，其中既有外战，也有内战；然而，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战争均以干净利落、兵不血刃的光辉胜利告终。"(7.35.9)他甚至还极度自信地说，“无数的战争皆已告终，大批的篡位者相继覆灭，最野蛮的部落陆续战败、降伏，在流血不多、未经一战、极少杀戮的情况下就已经奄奄二息了。"(7.43.17)在"后吉本"的现代人眼中，在“罗马帝国衰亡”的宏大历史叙事之下，狄奥多西王朝很容易被涂抹上“永恒之城”颓然失陷、伟大帝国穷途末路的黯淡色彩。与这种刻板印象相比，奥罗修所极力渲染的伟大王朝，是不是有点出人意料，甚至难以置信了呢?”  钱币上的狄奥多西一世 3 人性的弱点 概括而言，奥罗修的历史认识可以概括为两项相互联系的基本判断。其一是正向的判断，即“基督教时代”的进步性：“我自信地说，从创世直到今天，假若历史上还有过别的如此幸运的时代，你们就随便批判这个基督教时代好了。”（7.43.16）其二是逆向的判断，即时代的进步归因于基督教化：“离真宗教的救赎越远，就更加悲哀凄惨。”（1. preface. 14）公平地说，《历史七书》的作者可以夸耀的不是如实直书的史家品格，而是纵观历史论辩力量。他不仅努力地论证“今胜于昔”的正方立场，还企图给反方所执念的“厚古薄今”一个交代。 奥罗修的剖析主要是从心理的层面人手的。首先，人的心理感受并不能准确地反映现实生活的痛苦程度。正因为古代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前人们对苦难的忍受力才会更强：“昔日之人与当代之人的不同在于：他们镇定地忍耐着难以忍耐的，因为他们就是在那样的事情之中长大成人的，当然就不知道还会有更好的事；然而，现在的人早就习惯长久国泰民安的平静生活了。只要见着了一丝阴云，不论它有多小，都会惊惶不安。"(1.21.18)因此，在见惯了历史上罄竹难书、骇人听闻的种种灾难之后，合理的结论就只能是：“不是他的祖宗们只受过一点点的苦，而是他就连一点点的苦也受不了"(4. preface. 10)；说的更刻薄点，正因为承平日久，现在才有很多人把小小的麻烦当成了不堪重负、闻所未闻的惩罚(1.6.5)。 其次，从心理机制的角度来看，人们对"过去"与"现在"的评价总是不平衡的："其一，过去实际发生的事情越糟，事后就越值得吹擂。其二，人们总是相信未来会更美好，因为我们的愿望从来不肯安于现状。其三，当麻烦正在当下时，是不可能心平气和地比较我们的苦楚的。因为当下的困难无论再小，也总是比过去或将来的困难更难受；哪怕后者再巨大，在正在说事的当下都是并不存在的。"(4.preface, 2-3)可以说，抬高过去而贬低当下正是最合乎人性的。这只不过是因为人们总是希望日子越来越好。 基于心理层面的分析，奥罗修认为“厚古薄今”之论不足为凭，无论那些"宝贝的牢骚鬼们"如何抱怨他们所受的苦，都"不能附和"(4.preface. 6)。不仅"不能附和"，他还反戈一击，对那些"厚古薄今"论者提出了深深的质疑：“看看那群的苦难吧！那些抱怨现在的人，有没有读过历史?可以说，他们就算读过，也是根据偏见而非判断来下结论的。在无形中朝使着他们的，是一根无法宜之于口的大刺棒：他们之所以呻吟，不是因为我们的时代有多糟，而是因为这是基督教的！“(4.6.34一35)这样，心理的弱点最终上升到了信仰的立场。归根结底，奥罗修所谓的“我们的时代”，毕竟就是“基督教时代”啊。 《历史》手稿·于佛罗伦萨 4 《历史七书》在漫长的中世纪广为流传。这足以说明奥罗修的“厚今薄古”曾经很有市场。直到18世纪末，在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问世以后，奥罗修才遇到了真正的·命运转折。将近200年之久，吉本所确立的“罗马帝国衰亡”模式支配了西方人对罗马晚期、中世纪早期的基本认识。与启蒙时代的思想结构相一致，吉本强调迷信(基督教)战胜了理性，野蛮(蛮族)战胜了文明，于是“罗马帝国衰亡”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历史事实”，晚期罗马帝国只不过是曾经辉煌的古典文明的最后阶段。可以说，在奥罗修的"厚今薄古”主导西方人的历史认识1000年之后，依靠启蒙历史学家吉本确立的“罗马帝国衰亡”模式，当年的。厚古薄今"终于复辟了。 在1500多年后，在罗马史研究的“后吉本”时代里，“厚今博古”的奥罗修终于跌入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这位中世纪人心目中的历史权成，不仅不再受到重视，还饱受毫不留情的诋毁。弗伦德(W. H. C. Frend) 所谓的 “缺乏批到性、经常不准确"还可以算是技术层面上的批评。1964年版的英译本甚至评论道：《历史七书》 “既肤浅又破碎” ，其中大半本只是护教作品而非正经的历史，只有第7卷的最后几章“包含着一些公元378年以后阶段的当代信息”，所以“还算有些价值”。考虑到该译本还算代表着美国天主教学术传统的《教父新译丛书》（The Fathers of the Church: A New Translation）的一册，奥罗修的当代地位实在是窘迫之极！ 然而，《历史七书》真的彻底过时、"万劫不复"了吗?非常有趣的是，如果我们愿意采纳当今西方最时髦的历史观点，就不难发现，这位1600年前的基督教史家，巳经不知不觉地遇上了一种全新的可能性。乐观地看，力倡"厚今薄古"的奥罗修，正在渐渐地与他的第二次“命运转折"相遇。 简单说来，由于历史研究范式的更替，奥罗修正在面临双重的新机会。第一个新机会是“罗马帝国衰亡“的模式相对衰落，"古代晚期"(Late Antiquity)的新范式已经占据主流。不闻于吉本以降的旧模式，产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于当今兴旺发达的“古代晚期”范式已经不再将"罗马帝国衰亡"视为客观的事实。所谓的"古代晚期"研究将整个地中海世界，将从罗马晚期到中世纪早期的五六百年历史视为一个整体性的大过渡时期。按照“古代晚期”的旗手彼得·布朗的见解，罗马晚期的历史不再是一部帝国衰亡的历史，而是一个为现代欧洲奠基的新时代。与此相应，“罗马世界转型”的模式也取代了"罗马帝国衰亡"的模式。一旦"帝国衰亡"不再天经地义，一旦“古代晚期”变成了一个充满创造性、为现代欧洲奠基的大时代，奥罗修极力坚持的“今胜于昔”就再也不是一厢情愿的肤浅之论了，很明显，“厚今薄古”的判断是与"罗马世界转型"的模式内在地兼容的。 彼得·布朗 · “古代晚期”研究范式的旗手 正如弗伦德所说，在写作《历史七书》的年代里，西部帝国的命运尚未最终决定，在这样的形势下，奥罗修仍对基督教罗马帝国抱有期望，是可以理解的。其实不仅如此。按照比较时髦的历史观点，所谓的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已不再被视为客观的事实。有美国古典学家指出，所谓的"灭亡"只是一种代表君士坦丁堡朝廷政治意图的直传而已；直到6世纪初，占有意大利的东哥特政权仍然可以算作合法的罗马统治者。与此相应，最新的研究表明，在意大利之外，“西罗马帝国灭亡”的观念影响很小，当时的史家们普遍认为罗马帝国依然存在，谈不上灭亡。因此，假如我们愿意摆脱"罗马帝国衰亡"的先人之见，改以当时人的视角家看待4、5世纪之交的狄奥多面王朝，奥罗修对基督教罗马帝国的乐观期待就不再不可理喻了。 奥罗修"对蛮族破坏性的最小化"，对“对罗马-哥特共同体的政治期望”，是他常常被现代学者批评的另一大原因。但恰恰是在"蛮族"问题上，他巳经得到了第二个新机会。《历史七书》的最新译者尖刻地批评他：“奥罗修想靠蛮族的血来使基督教帝国重焕生机，这是注定要失败的。”然而奇怪的是，罗马人与“蛮族”在“基督教世界”的旗帜下融合与境一，本是欧洲中世纪史的一项基本常识。如果我们可以变得时髦一些，拒绝一下“西罗马帝国灭亡”这一建构出来的观念，那么公元800年查理大帝所复兴的“帝国”，不正量实现了奥罗修所憧憬的未来吗? 进一步说，“后吉本”史学对“蛮族”破坏性的强调，也已经照得不合时宜了。总体上，“蛮族入侵”这个历史概念已经被晚近的古代晚期研究淘汰了。可以说，对“蛮族”的强调，本身就是现代民族主义的副产品。二战以后，日耳曼民族的神话已经受到了质疑，，“蛮族入侵”的旧概念也逐渐让位于“民族迁徙”的新观念。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主流观点认为，“日耳曼蛮族”的概念是现代民族国家政治宣传的产物，所谓的“蛮族入侵”也不是恰当的历史描述；与此相反，东哥特等“蛮族”政权继承和发展了罗马的传统，是罗马文明的延续形式。在微观层面上，奥罗修“对蛮族破坏性的最小化”，也已经找到了其他史料的支持。根据奥地利学者迪夫雅克(Johannes Divjak)于1975年新发现的书信来看，在奥罗修写作《历史七书》的那几年里，西班牙东北部地区的社会秩序已经相对安定下来，新来的“蛮族”虽然被视为杀人越货的盗匪，视为一件新出现的麻烦事，却并非人们眼中的心腹大患。 公平地看，不独奥罗修，罗马晚期的许多史家都对所处的时代持有乐观的态度，相信罗马的进步趋势。因此，“厚今薄古”并非奥罗修个人独创的高明见解。有趣的是，由于一种现代史学范式的强烈影响，那种在古代晚期和中世纪长期占据主流的罗马史观，反而被许多人斥为浅薄之见。必须承认，作为具有明显神学色彩的“急就之章”，在具体史实上奥罗修确实有意无意地犯下了不少错误；尽管如此，毕竟是他最充分地论证了“厚今薄古”的时代主题，是他高屋建瓴地指明了中世纪欧洲的未来方向。这样的见识与高度，要远远超出超出“开创基督教世界史”的意义。更何况，按照现代史学的一般标准，单纯完成“如实直书”的任务，只能算作古代意义上的史书，并非真正的历史研究；如此来看，《历史七书》对“世界历史”的系统解释，恰恰是相当接近现代历史学的标准的。 奥罗修决不是古典学问最深厚的文人，也不是神学造诣最高深的思想家。然而，作为同时热爱基督与帝国的罗马人，作为“蛮族”迁徙浪潮的见证者，作为足迹遍及大半个地中海世界的旅行家，他确实拥有远见卓识。 在这个“古代晚期”正在取代“罗马衰亡”的学术时代里，确实可以说，奥罗修正在重放光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