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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19世纪后，欧洲基督教徒将奥斯曼帝国主要视为“欧洲病夫”。然而，在近代早期，尤其是16世纪，当奥斯曼帝国在欧洲扩张达到顶峰时，欧洲基督教徒的奥斯曼观念是多元和复杂的。负面观念包括“世界的恐怖”“上帝之鞭”和敌人等，正面观念也不容忽视，有强大、秩序良好和体制高效等，甚至有些欧洲势力将奥斯曼人视为其在基督教世界内部政治、商业和宗教斗争中可资利用的工具或盟友。这些观念根植于欧洲基督徒对伊斯兰教来源已久的敌视、奥斯曼帝国的实力优势和对欧洲的威胁、欧洲国家间的相互冲突和近代世俗主义政治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欧洲基督教徒的奥斯曼观念也是欧洲在自我定位和建构自我认知过程中，将奥斯曼人作为参照物对比后产生的心理映象。 关键词 欧洲基督教徒奥斯曼帝国奥斯曼观念 19世纪中期，英国和俄国的政治家给奥斯曼帝国贴上了“病夫”的标签。此后，许多西方学者将奥斯曼人描绘为贫弱的“欧洲病夫”。“欧洲病夫”观念也逐渐成为人们熟知的、比较压倒性的奥斯曼人观念。然而，事实上，19世纪中期以前欧洲基督教徒的奥斯曼观念并非如此。尤其在16世纪，奥斯曼帝国处于鼎盛时期，向欧洲扩张达到顶峰，在政治、军事、宗教和心理等多方面严重威胁到许多欧洲基督教国家。笔者通过研读16世纪欧洲政治家、学者运用德文、法文、意大利文和中世纪英文等语言撰写的一手历史文献后，发现此一时期欧洲基督教徒的奥斯曼观念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和多元的，更与“欧洲病夫”这一观念大相径庭。那么，16世纪欧洲基督教徒的奥斯曼观念究竟有哪些？又缘何呈现出复杂性和多元性的特征？针对这些问题，国内学界尚未有专门的学术论著系统阐释；而国外学界对此有所研究，但相关成果或多侧重强调欧洲基督教徒对奥斯曼帝国的恐惧，或专门研究某个国家、地区或个人的奥斯曼观念，或从戏剧、文学、艺术中的某个角度考察欧洲基督教徒的奥斯曼（或穆斯林）观念。上述研究成果并没有全面展现16世纪欧洲基督教徒的奥斯曼人观念呈现出的多样性，也没有深入分析产生这种多样性的原因。事实上，笔者通过研读史料发现，在16世纪欧洲基督教徒内部，不同国家、地区、势力和个人的奥斯曼观念其实是有着一些整体的、宏观的共性和倾向性；这些观念不仅仅有负面的，还有正面的。因此，本文将从这两个方面入手，依据欧洲基督教徒政治家、学者、文学家、史学家撰写的原始文献，还有艺术和民间语言等史料，再现16世纪欧洲基督教徒一些宏观的、多元的、重要和影响深远的奥斯曼观念，并对这些负面观念和正面观念产生的根源和特征进行分析。 一、 16世纪之前欧洲基督教徒的奥斯曼观念 16世纪之前，欧洲基督教徒在与奥斯曼帝国的互动与交往中便形成一些奥斯曼观念。在此阶段，东南欧的瓦拉几亚和南欧的意大利等地区与奥斯曼帝国的直接冲突和交往较多。因此，它们的奥斯曼观念此时较鲜明且具有代表性。 奥斯曼人首先以恐怖的敌人和“野蛮人”的“他者”形象进入西欧基督徒的视野。整个中世纪时期，基督徒与穆斯林的长期冲突使得基督徒通常视穆斯林为敌人。从14世纪中期起，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斯曼人开始在欧洲扩张，这使当时许多欧洲基督徒认为奥斯曼人是一种威胁，是恐怖的民族。尤其是奥斯曼帝国灭亡拜占庭帝国后，“作为一个逐渐蚕食欧洲的危险的和异己的力量，土耳其人的这个形象在近代早期欧洲成为最普遍和最持久的（土耳其人）形象之一。欧洲人对土耳其人的惧怕部分源自于奥斯曼帝国扩张和完全征服拜占庭帝国，包括君士坦丁堡的速度”。奥斯曼人攻占君士坦丁堡后，在基督教国家中出现了许多血腥传闻，包括奥斯曼人屠杀、奴隶化和强奸等。当然其中许多说法是夸大的，是出于刺激公共舆论的目的，有些则完全是哗众取宠。此外，在欧洲还流传着一些传闻，包括奥斯曼人烧毁君士坦丁堡珍贵的古希腊书籍等，这使许多欧洲基督徒给奥斯曼人贴上“新野蛮人”的标签。例如，15世纪的人文主义者贝萨利翁（Bessarion）称奥斯曼人是“最无人性的野蛮人和基督信仰的最残暴的敌人”，是“最凶猛的野兽”。总体而言，由于持续的军事征服，奥斯曼人与萨拉森人和犹太人同样成为人文主义者想象中主要的“他者”形象，甚至在欧洲人眼中，土耳其人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犹太人和萨拉森人，成为近代早期基督徒眼中的主要他者和敌人。 攻占君士坦丁堡后，奥斯曼帝国在东南欧和东地中海持续扩张，欧洲基督教徒对奥斯曼人的敌意和警惕进一步加深。奥斯曼人在当时的瓦拉几亚等国（现巴尔干地区）的军事进攻招致一些基督教骑士的敌视和武力反抗。反抗者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为瓦拉几亚的弗拉德三世（Vlad Ⅲ），其抗击奥斯曼人的形象和事迹对后来欧洲的文学和艺术产生了影响。在南欧，1480—1481年奥斯曼军队曾短暂占领意大利南部的奥特朗托城，引起欧洲基督教徒的极大恐慌。意大利人，尤其是威尼斯人和教皇甚至感觉奥斯曼人“已经打到他们大门口了”。为了预先得知奥斯曼帝国是否和何时会向欧洲发兵，高度紧张的基督教国家统治者甚至向东地中海地区派出大批间谍，刺探消息。这“不仅仅出于恐惧，也是为了准确地估量（奥斯曼人）威胁的严峻程度”。 然而，此时欧洲人的奥斯曼观念不仅仅是恐惧和敌视，有些意大利人，尤其是威尼斯人还视奥斯曼帝国为一个持久的“异教”商业伙伴。由于威尼斯在地中海东部和黑海拥有诸多商业利益诉求，其与统治这些地区的奥斯曼帝国保持友好的商业关系至关重要。许多意大利邦国还将奥斯曼帝国视为其对抗意大利地区其他邦国的“工具”。布克哈特认为这种观念具有极大普遍性，他指出，尽管意大利各国对于土耳其人和来自他们的实际危险感到极大恐惧，但几乎没有一个有影响力的政权不与奥斯曼帝国的穆罕默德二世和他的继承者密谋来反对其他意大利国家的。 总之，在16世纪之前，欧洲基督教徒对奥斯曼人的看法，既承继了以往欧洲基督徒对东方穆斯林的敌视和恐惧，也因为此时期奥斯曼帝国的强大、进攻和威胁，而有了新的内容，包括“新野蛮人”、“商业伙伴”和“可利用的工具”等。 二、 16世纪欧洲基督教徒负面的奥斯曼观念 进入16世纪，奥斯曼帝国更加强盛，而且更大规模、更猛烈地进攻欧洲基督教徒。奥斯曼人的征服、杀戮和破坏给基督徒造成巨大心理恐慌和伤害。同时，随着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基督教徒之间的直接冲突和联系逐渐增多，欧洲基督徒眼中的奥斯曼人形象逐渐变得更加鲜明和多样化。因此，当时在欧洲基督教徒中流传着许多负面的奥斯曼观念，其中较为鲜明普遍的三种为：“世界的恐怖”、“上帝之鞭”和基督教世界的“敌人”。 （一）“世界的恐怖” 苏丹苏莱曼一世（1520—1566年在位）即位后，奥斯曼人从中欧和地中海两个方向进攻欧洲基督教国家，并接连取得一系列胜利。到16世纪末，奥斯曼帝国几乎从东方和南方包围了欧洲基督教国家。奥斯曼人在战争中的残忍行为以及给基督徒带来的伤害使一些欧洲基督徒将奥斯曼帝国视为“世界的恐怖”。在中欧，奥斯曼人占领并直接统治了匈牙利的大部分领土，给匈牙利人带来恐惧和苦难。频繁的战争、饥荒和瘟疫使匈牙利总人口从16世纪初的400万至500万下降到17世纪末的300万。许多匈牙利人逃亡到欧洲其他地区。匈牙利逃亡者、一些匈牙利学生和曾在中欧和地中海前线作战的基督徒将其对奥斯曼人的恐惧和仇恨传播到欧洲各地。关于奥斯曼人的各种传说和小册子甚至传播到了欧洲最西部的不列颠。例如，当奥斯曼人在1529年进攻中欧的时候，伦敦很快出版了呼吁抗击奥斯曼人和伊斯兰教的著作。著名的英格兰奥斯曼史家理查德·诺尔斯在其书中称奥斯曼人为“当今世界的恐怖”。在欧洲，一些描绘奥斯曼人恐怖和残忍形象的文学和艺术作品也应运而出。例如，在德意志城市纽伦堡，版画家艾哈德·朔恩（Erhard SchÖn）制作了版画《土耳其骑士与俘虏》［Turkish Riders with Captives（1529—1530年）］，展现了奥斯曼人残暴成性。类似的艺术作品在尼德兰等欧洲其他地区也有出现。 在地中海地区，奥斯曼的扩张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其中1571年奥斯曼军队开始掌控塞浦路斯，这是奥斯曼人和欧洲基督教徒关系史中一个重大事件。英格兰人在一份报告中将奥斯曼人描述为“凶狠的土耳其人吸食基督徒的血液”，“残忍的土耳其人”等，这显然是夸张和妖魔化的描述方式，也鲜明表现出作者对奥斯曼人的恐惧和仇恨。 （二）“上帝之鞭” 许多欧洲基督徒还从基督教神学角度出发，将奥斯曼人视为“上帝之鞭”。具体而言，他们认为上帝因基督徒的罪孽而发怒，并将奥斯曼人作为惩罚基督徒的鞭子。例如，路德在其著作《九十五条论纲释解》（1518年）和其他论述中将奥斯曼人视为上帝惩罚基督徒罪孽的鞭子。许多德意志作家与路德持类似看法。瑞士新教改革家皮埃尔·维雷宇也认为：“土耳其人今天……是上帝的笞杖、刑鞭和狂怒。”匈牙利著名新教改革家加斯帕·卡罗依（Gάspάr Kάrolyi）、英格兰人杰弗里与巴西勒和威尼斯的乔瓦尼·巴蒂斯塔·纳扎里（Giovanni Battista Nazari）也持相似观点。一些匈牙利人则将莫哈奇之惨败理解为“一个合乎逻辑的，对匈牙利人不忠于上帝的惩罚：如果人们回到背负十字架的基督，他们的苦难就将会减轻”。匈牙利宫廷牧师本尼迪克·康加第（Benedek Komjάthy）把奥斯曼帝国对匈牙利的征服视为上帝“因我们的罪而派带着头饰的异教徒来惩罚我们”。在宗教色彩依然十分浓厚的16世纪欧洲，作为新教改革先驱人物的路德和一些宗教学者的观念在基督徒中影响较大。 从深层次分析，“上帝之鞭”观念源于基督教神学。在《圣经》中，瘟疫、战争、饥荒和死亡被比喻为征兆中主要的“四骑士”。这是一些欧洲基督徒将奥斯曼入侵视为上帝的启示和惩罚的神学来源之一。总而言之，在宗教神学依然占有重要地位的欧洲，“上帝之鞭”观念是当时基督徒重要的奥斯曼观念之一。 （三）基督教世界的“敌人” 在16世纪的基督教世界，奥斯曼帝国作为“敌人”的形象广泛存在于基督徒的观念之中。 近代早期，西班牙和葡萄牙两个国家对奥斯曼人的敌视既有历史渊源也有现实原因。两国在中世纪曾经被穆斯林占领，这种仇恨和敌视深深留存在两国的历史记忆中。它们“同奥斯曼帝国的敌对被认为是再征服运动的自然延伸”。而现实原因是，16世纪，两国又分别同奥斯曼帝国长期交战，争夺海上霸权，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新旧商路的竞争。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时期，西班牙的盾牌阿达甲（adarga）上甚至刻有击败穆斯林的装饰画，这生动地表明西班牙人对奥斯曼人的敌视。 1529年奥斯曼人围攻维也纳，其对德意志的威胁迫在眉睫。德意志内部，尤其是新教势力对奥斯曼人的敌视也进一步加深。所以尽管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没有对新教徒做出宗教让步，新教势力也参加了抗击奥斯曼人的军事行动。而马丁·路德的奥斯曼观念也有所变化。在其布道、评论、通信和著述中，路德认为奥斯曼人不仅仅是“上帝之鞭”，还是基督教世界的“敌人”。他还主张，帝国臣民应在皇帝的领导下抗击奥斯曼人。 16世纪，许多欧洲国家都有一些文学、史学和艺术作品，将奥斯曼人刻画成敌人形象。例如，1526年尼德兰艺术家扬·斯瓦特·冯·格罗宁根（Jan Swart van Groningen）的作品《苏莱曼和他的随从》（Süleyman and His Cortege）表现了对可怕敌人的某些担忧。在英格兰，西奥多·巴西勒（Theodore Basille）把奥斯曼帝国描述为“基督宗教的致命敌人，基督信仰的摧毁者，所有良好秩序的破坏者，所有神圣和完全纯洁的践踏者”，并认为奥斯曼人是“基督教最残忍的敌人”。还有一些文献明显有公然煽动基督教统治者“同土耳其血战”的目的。在奥斯曼人进攻欧洲期间，在欧洲许多国家出现了关于奥斯曼问题的著述，其中一些作品是由奥斯曼人给基督徒带来的痛苦和灾难所引发，尤其是由匈牙利问题所引发的。 在欧洲基督教徒内部，奥斯曼人也成为不同国家、势力和个人间相互斗争的负面“语言符号”。在当时的许多欧洲国家，无论在社会上层还是下层平民中，用“奥斯曼”作为语言符号辱骂和攻击他国或他人的现象都存在。例如，“在16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把感知到的奥斯曼威胁转换为强有力的政治性和讽刺性隐喻，是英格兰人的‘土耳其’观念的核心”。16世纪后期，伊丽莎白一世的大臣沃尔辛海姆（Walshingham）将奥斯曼帝国和西班牙都比作 “魔鬼的四肢”。甚至许多基督徒民众会用“异教徒土耳其人”（pagan Turks）作为负面的语言表达方式相互辱骂。奥斯曼军队在欧洲激起了极大的愤怒和迅速复仇的呼声。16世纪欧洲人文主义运动主要代表人物伊拉斯谟指出，一旦愚昧的民众听到“土耳其”这个名字，就会立即勃然大怒并呼吁血债血偿，称他们为狗和基督徒的敌人。显然，欧洲基督徒赋予了“奥斯曼”这个词语语言层面的负面意义，其中有明显的侮辱和妖魔化倾向。总之，许多欧洲人将奥斯曼作为一种语言符号，为欧洲基督教徒内部的政治宗教斗争和人身攻击而服务。 三、 16世纪欧洲基督教徒正面的奥斯曼观念 在欧洲基督教徒中，不仅仅有一些负面的奥斯曼观念，也有一部分欧洲人将奥斯曼帝国视为正面的“他者”。有些基督徒还通过对比奥斯曼帝国与基督教国家的社会状况与体制，从而对基督教国家的内部体制和其他社会问题进行反思，并认识到自身的一些问题。这些正面观念对欧洲国家的外交、改革和发展等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实际影响，不容忽视。 （一）强大、高效和令人倾慕的国家形象 在16世纪，面对奥斯曼人的入侵，一些欧洲基督徒最深的感受之一当数奥斯曼帝国的强大和不可战胜。正如美国学者詹姆斯·哈珀所阐述的，君士坦丁堡陷落后，在欧洲基督教徒出现的一系列主导性奥斯曼观念中，“第一个便是‘不可战胜的土耳其’形象，这一形象被一系列胜利所证实，并被令人钦佩的军事纪律，还有对俘虏可怕的残忍的传说所夸大。这一形象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事实上，这种认为奥斯曼帝国不可战胜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甚至破坏了当时欧洲人对自身力量和体制的信心。 也有一些欧洲基督徒对奥斯曼强大的根源进行了深层次分析。例如，重要的欧洲学者马基雅维里在其《君主论》一书中，曾冷静地论述了奥斯曼帝国统治制度之有效性。还有一些欧洲人认为，基督教世界内部的四分五裂和相互斗争，是基督教文明相对于奥斯曼帝国处于弱势的重要原因；反之，正是奥斯曼帝国的“统一使其成功”。在这些对奥斯曼持有正面观念的欧洲人中，哈布斯堡王朝驻伊斯坦布尔大使奥吉尔·盖斯林·德·布斯贝克（Ogier Ghiselin de Busbecq）亲眼看到奥斯曼的富强，并将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国家进行对比，更进一步深入到体制和社会层面探究奥斯曼帝国强大的根源。他认为奥斯曼帝国是高效率和秩序良好的国家，他写道： 像哈布斯堡皇室与奥斯曼帝国那样不同的制度之间的争斗必定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呢？我一想到这一点就不寒而栗……一方面是他们的帝国，极为富有、资源完好、武装训练有素、士兵经验丰富、胜利接连不断、对困难准备充分、团结一致、秩序井然、纪律严明、崇尚节俭、时刻警觉。而我们这边则是国库空虚、奢侈无度、资源耗尽、精神颓丧、军队缺乏作战经验且桀骜不驯、将领们贪得无厌、军纪涣散、胡作非为、人们沉溺于酗酒和淫逸，而最糟的是，敌人习惯于胜利，我们却习惯于失败。这种截然不同的情况会导致怎样的结果，难道我们还要怀疑吗？ 同时，作为一位长期生活在等级森严的欧洲的人，布斯贝克敏锐地意识到奥斯曼帝国人才选拔制度的优越性，并将其与奥地利的选拔制度进行对比。他称赞苏丹任人唯贤，依据下属的才能和人品提升官职。反之，他批评奥地利的“空缺职位决不留给那些立功的人；衡量一切的标准是出身，显赫的出身才是在政府部门得到晋升的唯一关键所在”。 不满于欧洲天主教势力对宗教信仰的严格控制，一些欧洲基督徒还将奥斯曼帝国的宗教宽容政策视为社会进步。法国著名学者让·博丹在其《国家六论》（1576年）中提到奥斯曼帝国苏丹宽容的宗教政策，他还认为奥斯曼帝国的良好秩序和制度是其他国家学习的榜样。马丁·路德抨击教皇，反之，他肯定奥斯曼帝国的宗教信仰自由，他认为“土耳其人总是允许每个人遵循他自己的信仰……教皇对身体和灵魂的权力比土耳其人的权力要恶劣十倍”。 除了以上正面观念外，还有一些欧洲基督徒对奥斯曼帝国（或伊斯兰）文化、艺术和科技有一定的欣赏和借鉴，广为人知的是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对奥斯曼文化和建筑风格的学习与借鉴。例如，威尼斯建筑中蕴含许多伊斯兰因素，奥斯曼人的地毯也在欧洲许多地区流行。威尼斯还出版了一些有关伊斯兰东方的旅行见闻录和历史书，其中有对伊斯兰建筑和花园的描述。这些对近代早期意大利的园圃艺术产生了影响。托斯卡纳大公爵费迪南多·德·美第奇（1587—1609年在位）欣赏奥斯曼文化，他对奥斯曼人的服饰感兴趣，还借鉴土耳其技术，包括从自然哲学到园艺设计等领域。此外，他还资助一个印刷所，其出版的有关伊斯兰世界的著作对欧洲基督徒的观念产生了一定影响。总之，部分欧洲人对伊斯兰（包括奥斯曼）文化、科技和艺术的仰慕和引入，促进了东方语言、文化和艺术在欧洲的传播，对欧洲的奥斯曼观念的塑造起到一定作用。 （二）“同盟者” 一些欧洲基督徒不仅仰慕奥斯曼帝国的强大、高效等，还有一些欧洲国家的统治者将奥斯曼帝国视为本国的“同盟者”或者潜在的“同盟者”。 法国是16世纪欧洲公开将奥斯曼帝国视为“同盟者”的欧洲国家。弗朗西斯一世将奥斯曼帝国视为政治和军事同盟，并且于1536年正式结盟，共同进攻查理五世的哈布斯堡帝国。在经济上，随着奥斯曼帝国振兴旧商路贸易，法国统治者认为奥斯曼帝国能为法国的葡萄酒、纺织品和金属器皿提供市场，并能使法国“分享来自远东和新世界的贸易的利益”。在法国对经济利益的渴望的驱使下，两国于1536年签订了《奥斯曼帝国与法国友好与商业条约》。尽管当时的一些欧洲基督徒将奥斯曼帝国和法国联盟视为“邪恶的联盟”，是“百合花和新月的渎圣的结合”，“但这（与奥斯曼帝国结盟）仍不可抵挡地诱惑着法国的外交”。两国的特殊关系，使得法国人在公众印象、艺术、文学和语言方面对奥斯曼帝国的描述在整体上也与其他欧洲国家有所不同。在法国，“人文主义者的反土耳其人修辞未成功扎根。……间歇性的政治亲近与地理上远离奥斯曼帝国边界（和奥斯曼帝国扩张的直接影响），共同弱化了法国公众的土耳其观念，并导致法国艺术中对土耳其主题的描述不那么频繁，紧迫性较低，且整体上更俏皮”。 此外，英格兰和荷兰的统治者在16世纪后期也将奥斯曼帝国视为潜在的“同盟者”。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曾经在信中以十分友好的语气表示希望苏丹给予英格兰商人以经济特权。并且，伊丽莎白一世1582年写信给奥斯曼帝国苏丹，希望双方结成联盟并发展友谊。荷兰统治者与英格兰统治者相似，也抱有与奥斯曼帝国维持一定合作的渴望。这是因为：首先，两国都有与奥斯曼帝国合作以应对共同的敌人的诉求；其次，从地缘因素角度看，两国距离奥斯曼帝国较远，而且主要是面向大西洋发展，而非地中海。所以，在国家间总体关系和认知的影响下，英格兰和荷兰的艺术家们对土耳其人的描绘较少，在整体上要更富有同情心，忧虑也较轻。 有些欧洲基督教国家甚至视奥斯曼帝国扩张为机遇。例如，在匈牙利受到奥斯曼毁灭性打击之时，哈布斯堡家族反而趁火打劫，占领了匈牙利的一部分。奥地利国王斐迪南一世的奥斯曼观念也颇有特色，一方面他视奥斯曼帝国为其主要敌人之一，另一方面又利用奥斯曼帝国的压力，推动自己在奥地利的中央集权化改革。而威尼斯与奥斯曼帝国的“复杂关系被简明地概括为‘最亲密的敌人’，因为尽管苏丹们侵占威尼斯海上帝国的一大片又一大片地区，威尼斯共和国依然依赖于同东方的贸易来保持其经济的强大”。 然而，总体而言，在当时的欧洲基督徒中，对奥斯曼持有正面观念的人相对较少，且主要是少数精英，基本局限于一些欧洲国家的统治者、决策者和学者之中。因此，尽管他们的这些正面观念在整个欧洲看起来并不普遍，却通过决策和书籍出版等方式，对欧洲国家的奥斯曼帝国政策和欧洲自身变革起到较大作用，影响深远。 四、 欧洲基督教徒奥斯曼观念的根源和特点 总体而言，16世纪欧洲基督教徒比较普遍和重要的奥斯曼观念有以上几种。而这些观念同时也是复杂、多元和不断变化的，甚至是彼此矛盾的。那么，这些观念产生的根源有哪些？又是哪些因素造成了这些观念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从历史记忆的角度来看，事实上，16世纪欧洲基督教徒的一些奥斯曼观念是中世纪时期基督徒的伊斯兰观念的历史延续。中世纪时期，在长期的宗教战争中，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形成了许多敌视认知。基督徒视穆斯林为“上帝的愤怒之鞭”“反基督者”“异教徒”、外部敌人和淫荡的穆斯林等。到15世纪后期和16世纪，同样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斯曼人在欧洲扩张，取代了阿拉伯人成为基督教世界的主要敌人。从而，16世纪的欧洲基督徒也将其历史记忆中对阿拉伯人的认识中的一部分承继下来，并构成这一时期基督徒的负面奥斯曼观念的历史来源。 但是，相对于中世纪时期基督徒对伊斯兰（穆斯林）的认识，16世纪欧洲人的奥斯曼观念在深度、广度、客观性和理性方面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并有所改变。造成这种变化的最根本的原因之一是奥斯曼帝国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优势，和奥斯曼进攻给基督教世界带来的巨大压力和威胁。因此奥斯曼帝国在这一历史时期引起欧洲人的广泛关注和巨大反响，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而奥斯曼帝国的这些优势，也给一些欧洲社会精英带来心理冲击，从而成为本时期欧洲人的正面奥斯曼观念的来源。 从欧洲基督教徒的内部情况来看，16世纪欧洲基督教徒内部是非常复杂的，由数百个相互竞争的政治单位和宗教派系组成。这些势力相互冲突、秩序混乱。这使它们有不同的立场，因此与奥斯曼帝国形成了不同的关系，并由此催生出不同的奥斯曼观念。而随着时间和形势变化，某些基督教国家的奥斯曼观念也发生着变化。 在16世纪，欧洲的天主教和新教相互斗争和竞争。天主教和新教对奥斯曼的态度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总体而言，虽然新教势力和天主教势力都对奥斯曼帝国有一定的敌视，但在许多案例中，天主教势力对奥斯曼帝国的敌视和仇恨相对较深，教皇坚定地支持受到奥斯曼帝国直接冲击的欧洲“前线”国家。反之，有些新教徒有时会认为奥斯曼在欧洲出现具有一定合法性，甚至支持奥斯曼。部分新教徒对奥斯曼帝国的正面观念，首先是因为崛起中新教力量要与天主教势力争夺生存空间，这使新教势力有时会渴望或试图利用奥斯曼帝国抗衡天主教，故而对奥斯曼人有一定的接受。其次是因为奥斯曼帝国对天主教和新教的不同态度和政策。由于天主教势力是奥斯曼人的重要敌人，所以奥斯曼人对新教有一定认同和支持。苏莱曼在其写给德意志新教诸侯的信中曾“明确表示，他认为新教徒同穆斯林很相近，因为他们也破坏圣像并反对教皇。支持和保护新教徒与加尔文教徒反对天主教，将是奥斯曼人在欧洲的政策重点”。奥斯曼人对新教的认知和态度也产生了实际影响。例如，在占领匈牙利初期，奥斯曼帝国打击天主教势力，而对匈牙利新教势力有一定的宽容。而匈牙利部分新教徒对奥斯曼人的统治也有一定的认同、支持和利用，所以新教此时在匈牙利发展较快。 地缘因素也是影响不同国家的奥斯曼观念的重要因素之一。一些在地缘上与奥斯曼帝国相对接近的欧洲国家，还有部分与奥斯曼帝国直接冲突的欧洲国家倾向于对奥斯曼人有更强烈的担忧、敌视和厌恶，同时也由于直接接触而有机会获得更直接和准确的认知。例如，一些直接受到奥斯曼人威胁甚至占领的国家和地区，如匈牙利、奥地利、德意志、意大利和西班牙，以及在印度洋与奥斯曼帝国争夺霸权和利益的葡萄牙等国，在16世纪的大多数时间内更倾向于将奥斯曼帝国视为威胁和敌人。但是，这些国家中也有少部分人对奥斯曼帝国有极其深刻的认识，甚至有一定程度的学习和利用。而受到奥斯曼冲击较小的英格兰、法国和荷兰等国，则对奥斯曼帝国威胁的压力感受较轻，反而受到来自哈布斯堡帝国的巨大压力和威胁。因此，这些国家的部分统治者希望与奥斯曼帝国合作对抗哈布斯堡，从而产生了奥斯曼帝国是“同盟国”的观念。 欧洲各国内部不同的阶层、群体和个人的奥斯曼观念也并非单一，而是互有不同，甚至相互矛盾。例如，一些欧洲国家内部会出现政府与奥斯曼帝国结盟，但许多宗教人士和平民依然厌恶奥斯曼人的现象。这是因为，政界和王室有时需要理性地考虑实际的国家利益，将奥斯曼帝国视为同盟。而在世俗文化中，民众往往是通过宣传、宗教、书籍和传言等渠道获得关于奥斯曼的信息，进而形成其奥斯曼观念。在这些渠道中，奥斯曼人往往作为一种负面的形象和辱骂性的语言符号出现，而这种简单的善恶两元论在多数文化水平不高的基督徒之间，更容易得到理解、传播和追随。 一些欧洲基督徒个人的奥斯曼观念也是复杂的，甚至自相矛盾。例如，部分欧洲国家的统治者一边将奥斯曼帝国视为敌人和恐怖，一边运用“奥斯曼”作为负面语言符号羞辱和攻击他人和他国，一边却心怀与奥斯曼帝国合作（甚至结盟）以获取经济和政治利益的渴望。而一些欧洲基督徒个人的奥斯曼观念在不同时期也是有所变化的。例如，如前文所述，马丁·路德的奥斯曼观念曾经发生过变化。 从欧洲人奥斯曼观念的产生、传播和形成的途径看，既有通过直接接触而独立产生的奥斯曼观念，也有通过口耳相传或阅读书籍等间接方式获得的奥斯曼观念，还有通过夸张、想象和妖魔化而建构的奥斯曼形象。从前文选取的不同领域和形式的史料来看，欧洲基督徒采用文学、绘画、雕塑、戏剧、宗教、政治和学术等不同形式反映自身的奥斯曼观念。这些资料也鲜明生动地反映出16世纪欧洲基督教徒奥斯曼观念的多样性。在一个国家内部的以上各种领域，欧洲基督徒表现出来的奥斯曼观念也可能有所不同。而且，欧洲基督教徒每种奥斯曼观念背后的形成动因也不同，有的来自神学或宗教话语，有的政治属性明显，有的是文学和艺术的情感表达，有的则隐藏在经济利益背后。 最后，需要指出的一点是，中世纪时期，许多欧洲基督教国家的统治者对伊斯兰政权的宗教仇恨色彩十分鲜明；而在16世纪的欧洲，许多基督教国家对奥斯曼帝国的认识和政策中的现实主义成分明显增加了。例如，更多的意大利城市国家以国家利益为中心制定外交政策，而相对弱化了对宗教仇恨的考虑。法国公然将奥斯曼帝国视为盟友，这被一些基督徒认为是对基督教事业的亵渎和背叛，但对于法国统治者来说，这是基于现实的地缘政治诉求而做出的选择。英格兰、威尼斯等国家的部分统治者和商人也在一定程度上将奥斯曼人视为盟友。这些跨宗教与跨文明的合作和结盟正是欧洲基督教徒世俗主义政治实践发展的表现，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了近代世俗主义政治原则和世俗性国际体系的发展。 总而言之，16世纪欧洲基督教徒的奥斯曼观念，是在双方巨大差异的背景下形成的，也是近代早期奥斯曼帝国的优势和不同之处在欧洲基督徒的思维模式中被多重建构的结果。 五、 结语 在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交往和斗争的历史上，16世纪是一个特别的时期。此时奥斯曼帝国强大并在欧洲扩张，而基督教世界则处于守势。在种种历史和现实根源的作用下，处于相对弱势的欧洲基督教徒对奥斯曼帝国表现出非常复杂的情感。欧洲基督徒的奥斯曼观念在恐惧、敌视、憎恨、倾慕、赞美和渴望之间徘徊。 然而，对于近代早期的欧洲基督教徒来说，奥斯曼人不仅仅是其主要的敌人、威胁者、盟友和学习对象，还是其潜意识中构建自身形象和认知的主要“他者”参照物之一。16世纪是近代欧洲“自我”观念和“他我”观念形成和演变的关键时期之一，是欧洲开始被界定为一个有共同的政治和文化身份的时期。在不断与“他者”形象的对比中，欧洲基督教徒逐渐建构起对自身观念和道德标准的认识。在这些他者中，萨拉森人、奥斯曼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是重要的他者形象。然而，以往学术界对欧洲人眼中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等其他国家和族群的形象研究较多，却相对忽视欧洲人的奥斯曼观念也曾经是这些“他者”观念中至关重要的一环。而事实上，许多基督徒认为奥斯曼是“残忍”“恐怖”“不可战胜的”“上帝之鞭”“野蛮的”“道德败坏”的“异教徒土耳其人”等；而反之，欧洲基督教将自身的形象想象为其反面——仁慈、宗教信仰正确、高尚和道德的等。而同时，这些影响较大的负面奥斯曼观念无法掩盖部分欧洲基督徒正面的奥斯曼观念，以及由此引发的基督徒对欧洲自身问题的反思和批评。在一些欧洲人眼中，奥斯曼是统一、强大和不可战胜的帝国。少数精英甚至深入到奥斯曼帝国体制进行深入分析，认识到奥斯曼帝国的统一、强大、行政管理、宗教政策和人才任用制度等的优越性；反之，欧洲基督教徒是分裂、混乱、弱势、等级制度顽固、贫穷和腐败的。由此可见，在近代早期的欧洲自我认知形成、自我形象建构、改革和走向富强的重要历史阶段，奥斯曼帝国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物。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东西方对峙”的观念和“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对峙”的观念并非开始就有，而是逐渐产生和演变的。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基督教国家的对峙，则是其演变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在16世纪，基督教文明对东方伊斯兰文明的心理恐惧和敌视达到历史上的高峰之一，是欧洲基督教徒难以抹杀的历史记忆。其也是继十字军东侵以后，两大文明相互敌视的进一步延续和深化，该历史记忆甚至一直影响后世。 本文作者宋保军，西北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原文载《世界历史》2017年第2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