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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性格问题向来是历史人物研究中的核心内容。就性格与文化的关系而言，性格影响到文化创造和人类文化的进程；同时，文化创造的进程也对个体性格的升华起催生作用。英国诗人历史学家西蒙兹的性格文化史研究以历史的广阔视角对个性与文化创造之间的相互关系做出独特的解读，并留下诸多启人深思的个案研究成果。在19世纪的西方史学界，像西蒙兹那样将学术层面的性格文化史研究与个人的人生解疑过程结合起来，并在人物传记作品及其他历史研究作品中始终注意性格文化史的研究理念，还力图书写一部西方同性恋文化史著作的历史学家，堪称凤毛麟角。在后现代史学理念逐渐推广的今天，学人需要对上述情况予以新的探讨。 关键词 西蒙兹 性格文化史 《米开朗基罗传》 《惠特曼研究》 人生存于不同的文化环境之中，其性格中属于自然、本能的因素亦会受到文化的浸染并打上文化的印迹。就人的文化创造活动而言，历史上正是那些性格各异的文学艺术家们为人类留下了值得永久回味的文化精品。品味之余，更需要学人去探讨性格与文化创造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领域，群星璀璨，百花争艳。这吸引了同时代及往后的学人去撰写那些巨擘的生平，其中就离不开对性格问题的探究。英国诗人历史学家约翰·阿丁顿·西蒙兹（John Addington Symonds，1840-1893）的诸多历史人物研究作品一经发表便引来文坛各种关注的目光，并迅即成为历史学及文学艺术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究其原因，答案只能在西蒙兹独特的性格文化史的研究理念、方法、成果中去寻找。 一、 由两部历史人物评传作品引出的性格文化史思考 1892年，英国诗人历史学家西蒙兹的异国友人、“美国文艺复兴”的代表惠特曼辞世。翌年，以史著《意大利文艺复兴》出名的西蒙兹正步入54岁的学术研究黄金时期，但天不假年，病魔和劳累让这位19世纪的英国文坛奇才过早离世。也是在1893年，西蒙兹为学术界奉献了一部其历史人物评传的巅峰之作《米开朗基罗传：根据佛罗伦萨邦纳罗蒂家族档案所做的研究》（以下简称《米开朗基罗传》）。《米开朗基罗传》出版3个月即售罄，西蒙兹有幸见到了随即付梓的第2版。同时，惠特曼的辞世让西蒙兹倾尽全力整理相关文稿，埋头创作《惠特曼研究》，并于大限之日发表。同年，有多种版本的《惠特曼研究》面世，数年后又出新版。到20世纪，学术圈内外仍以极大的兴趣品读、引证上述作品。当代米开朗基罗研究专家布尔甚至将西蒙兹的《米开朗基罗传》放在19世纪该项研究参考文献的压轴之列。至于那些研究惠特曼在英国的影响之类的著述更不会忽略西蒙兹的《惠特曼研究》，并以此为线索去搜罗、评点两位文人之间的逸闻旧事、观念才气等。 西蒙兹的上述作品究竟给学界带来什么样的新气象？以《米开朗基罗传》为例，难道西蒙兹的研究渗透了更多资料来源方面的养分吗？事实上，西蒙兹像诸多文艺复兴史、米开朗基罗研究的学者一样，其写作主要依据文艺复兴艺术史的开山之作，即瓦萨利《意大利艺苑名人传》，同时参考孔迪威《米开朗基罗传》西蒙兹写作时参考的版本是孔迪威《米开朗基罗传》的内容。当然，西蒙兹根据档案资料做了仔细地考订。另外，根据西蒙兹《米开朗基罗传》“序言”中的说法，此书写作过程特别参考了米开朗基罗的书信。但这些情况在19世纪的西方学界算不上首创，在西蒙兹之前，已经有许多米开朗基罗评传作品都包含了类似的学术努力。就以西蒙兹主要参考、推荐的作品如高迪、格里姆、哈弗得、威尔森等创作的米开朗基罗传记而言，此等学术努力便跃然纸上。那么是西蒙兹的著述更详尽些吗？上述西蒙兹之前的作品在量的方面亦有几十万字之多，而且各有特色。至于20世纪，随着文化史研究受到学界广泛重视，更有大部头、高水准的米开朗基罗编辑、研究著述相继面世。其中，较著名者有克莱门茨、托奈、艾尼姆、穆雷、布尔等学者的米开朗基罗研究。用今天的学术标准看，上述作品在资料运用等方面均有新的开拓。那么在诸多米开朗基罗研究作品特别是20世纪诸多思想性、学术性俱佳的作品面前，西蒙兹的学术研究立足之地何在？再看看西蒙兹的《惠特曼研究》，就数量而言，也就是10万字左右的小册子。在学术参考资料方面，除引证当时出版的《惠特曼著作集》外，传记资料得自布基的《惠特曼传》较多。这与20世纪那些更大规模的惠特曼研究学术参考资料相比，不能同日而语。例如，20世纪美国在惠特曼研究方面的一项重大学术工程是《惠特曼著作集》的编辑、出版，由此，学界在惠特曼研究方面有一个标准版可供凭依、参考，其中的许多资料是第一次与读者见面。那么我们可以继续问：西蒙兹笔下的惠特曼形象又有哪些出彩之处呢？ 西蒙兹《米开朗基罗传》“序言”部分在评价自己学术特点时谦逊地指出，前人和同时代学人在米开朗基罗研究方面各有所长，如认为格里姆的著作给了学人探讨米开朗基罗的新途径，如此等等。西蒙兹自己则在米开朗基罗个性研究上着墨较浓，“我的目的是公允而完整地论述这位英雄的生平与作品，并且集中地关注其个性”。也就是说，西蒙兹《米开朗基罗传》的魅力主要不在于传记资料的丰富翔实，而是来自贯穿始终的性格问题研究。阅读全书，给读者的直观印象就是西蒙兹的评叙以性格问题作为中心线索，处处注意性格对米开朗基罗艺术人生方方面面的影响。同时，将米开朗基罗性格的演变史与文化创作之间的关系做了环环相扣的呈现。在最后的章节，西蒙兹更是对米开朗基罗的性格及其与文化人生的关系做了集中点评，这也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这样，西蒙兹给学人奉献了一部学术上乘且感人至深的性格文化史著述。就文艺复兴的历史情境而言，西蒙兹强调性格问题的研究也是一种回归历史的史学创作态度。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艺术大家均充溢着新的人文精神，个个秉性鲜明，这需要后人特别是历史学家以自己纯净的心灵和同样富有个性的历史写作方法与先贤对话。回顾史学、艺术史的创作领域，那些文艺复兴时期开近代史学先河的大家已经在性格文化史方面探路先行。其中，艺术史家瓦萨利《意大利艺苑名人传》（Giorgio Vasari， Lives of the Most Eminent Painters Sculptors and Architects）中的“米开朗基罗传”章节对艺术大师性格的着力描述是这部作品名垂青史的重要因素。从瓦萨利的著述情况看，其性格研究并非学究式评论艺术家个性与艺术创作之间的关系，而是比较强调对性格的叙事本身。在描述米开朗基罗的个性时集中地体现了这种叙事特点，如米开朗基罗与教皇尤利西斯二世发生龃龉的生动事例等。这些事例将米开朗基罗孤独、自我奋斗的性格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瓦萨利的这种性格文化史研究特点被以后的历史研究工作者继承、发展，其中西蒙兹的研究可谓独树一帜。再从《惠特曼研究》一书的情况看，能够吸引学人之处也只能从西蒙兹聚焦性格与文化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寻找。 经启蒙时代历史学的铺垫，19世纪的史学大家在历史人物性格及其与文化创造关系问题研究方面又上了新的台阶。那时经常有《常人及其著述》（As Man and His Work）之类的书卷标题，其立意无非想探讨书中主人公的人格特点。哈弗得《米开朗基罗传》就辟专章介绍这位艺术家的性格问题。这一切说明，西蒙兹的前辈和当时的学界同仁已经在这方面下了不少功夫。20世纪60年代，《米开朗基罗书信集》的编撰者拉姆斯顿在“导论”中就格里姆、哈弗得、杜巴、西蒙兹各自对米开朗基罗性格的描述做了梳理和简要点评。可见学界对相关史学情况的关注度。西蒙兹之后的文艺复兴史研究领域，对当时诸多人文主义大家的性格问题的探讨仍是学人关注的重点。以个性（personality）和性格（character）为题的著述已成为学界常谈，在这方面留下了不少耐人品味的著述：泰勒《佛罗伦萨人列奥纳多·达·芬奇：一项性格研究》R.A.泰勒：《佛罗伦萨人列奥纳多·达·芬奇：一项性格研究》力图揭示这位艺术家复杂的个性；马修斯《弗兰西斯·培根：一部性格扼杀的历史》对培根温柔、直率的性格与其生平关系做了铺陈性的研讨，等等。至此仍旧要问：西蒙兹的著述与众多涉猎性格问题研究的著述相比，其性格文化史研究的亮点何在？显然，前文提及的西蒙兹的谦逊自评一定有其更深层面的意蕴，或者说一定注入更多独到的思想、学术养分。为此，学人需要弄清楚西蒙兹性格文化史研究理念形成的来龙去脉及其整体框架。 二、 西蒙兹的人生困惑与性格文化史研究理念的形成 笔者以为，诗人历史学家西蒙兹的性格文化史研究，其目的之一是要解答自我的人生难题并实现自我超越。西蒙兹是一位有“性倒错”倾向的诗人历史学家、文人。这种倾向隐匿在其内心深处，终生为之纠葛。同性恋现象在维多利亚时代会遭到一些社会人士的冷眼。西蒙兹去世后的1897年，由西蒙兹与蔼利斯共同撰写的《性倒错》一书正式面世。《性倒错》中就有反映西蒙兹自己“性倒错”的案例。在《性倒错》以后的版本（包括选入蔼利斯代表作《性学研究》中的《性倒错》）中，西蒙兹的名字消失了。这里面有西蒙兹生前对家庭等诸多因素的考虑，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那个时代比较狭隘的容忍度。西蒙兹在世时，凡涉及自身同性恋问题的各种探讨都做了不同程度的“隐秘”处理。尽管有上述情况，西蒙兹仍以主要精力研究同性恋现象的生理、心理及与此相关的文化内涵，并第一个以回忆录的形式在近代文人领域说出自己的“隐秘”事例。不过，作为有社会名望、为人处世讲究社会道德影响的文人，西蒙兹确实在如何处理同性恋问题上感到棘手难办。从表面上看，西蒙兹的人生不乏“克制”的色彩，因为西蒙兹经常要在当时各种知名杂志上著文传道，又经常会登上讲台传播文化，凡此等等都需要“克制”。作为斯多葛主义者的西蒙兹还向往理性、情感、宗教三位一体的和谐人生。他在诗文中将理性、意志、情感称作“三姐妹”。但所有这些并不能真正“克制”住西蒙兹内心深处的那座火山，反而促成西蒙兹更为复杂的性格。西蒙兹的性格是孤僻、忧郁、独创与理想、激情、宽仁的混合物。因此，西蒙兹的人生之路显得很焦虑。西蒙兹自己也承认，其学术成就与焦虑的感情有直接的关系。西蒙兹始终被如下一系列性格与文化关系的问题所缠绕：同性恋究竟是怎么回事？同性恋与文化的关系如何？能否以同性恋为一个学术的支撑点展开更大范围的文化研究？归结为一点，西蒙兹需要在思想文化观念上找到一种能够使人生更实在地走下去的目标，同时找到一个学术研究的突破口。 真正对西蒙兹的思想、人格、学术具有转折性影响的人物是美国诗人惠特曼。惠特曼使西蒙兹懂得如何表现本真的自我，进而形成了完整的性格文化史研究理念。当然西蒙兹的性格文化史理念是由系列著述构成的，包括《思索与设想论集》、《蓝之抒怀及其他文论》等。西蒙兹对惠特曼的关注要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那时惠特曼《草叶集》初版不久，西蒙兹立即被其中的文字和思想深深打动。1871年，西蒙兹再次致函惠特曼，说起自己6年前拜读《草叶集》时的激动心情。后来还一再提起惠特曼的影响：“当我25岁第一次阅读《草叶集》时，它对我的影响超过除《圣经》外的任何一本曾经读过的著作；要比柏拉图的大，比歌德的大。要我审慎地说出究竟是何原因让它渗透进我生命的肌理和骨髓之中，这是不可能的。”同时认为这种影响和启示是带给所有读者的。 如何认识、表现无意识层面的各种心理因素及相关性格，这是19世纪西方文人心目中的前卫创作课题。惠特曼的伟大不仅是因为其歌颂真善美、歌颂自我、歌颂民主自由、歌颂开放的事物而令人敬佩，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讲，还因为惠特曼将无意识层面的丰富人性世界以诗的形式呈现给大家，并让世人的心灵得到洗练。他让所有人懂得这样一个道理，即完整的个体不仅存在着那些社会认同的普遍生理、心理因素，还存在着用社会普遍道德伦理无法解释且只属于自己的私下情理。于是惠特曼“眼睛向下”，在平常的人物和个性中探究美的个体世界。西蒙兹注意到，惠特曼诗笔所呈现的那些平常的、自然的现象，即“惠特曼习惯于思考和书写的不是那种文化的人群、精致的品位、文学与社会传统的见解，而是被他称作‘神圣平常’（the divine average）的需求与希冀。他希望用其诗句去描述那种粗狂有力的、健康的人”。这些平常之人说到底就是一个个性格各异的鲜活“自我”。后来西蒙兹仿而创作“自我辩”（Debate on Self）组诗并选入其《十四行诗集》。在诗集《新与旧》中用短诗“个性”（personality）来表现自我内心世界。为了形象地说明这一点，西蒙兹的《惠特曼研究》用整整一章［第3章“个性或自我”（“Personality or Self”）］描述惠特曼的个性。西蒙兹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开放的惠特曼，并认为这位美国诗人大胆地说出了自己内心深处的话语：“现在是到了我说出其中缘由的时候了。惠特曼投射出清晰的真理光芒，此真理是我模糊地感觉到的，它鼓动着我说出以前只是羞羞答答持有的想法。”确实，《草叶集》中有大量赤裸裸的性描写（包括同性恋描写）。惠特曼是以诗歌的形式揭示“性倒错”等心理的自然正当性。相应地，西蒙兹《惠特曼研究》的第4、5章着重探讨了性爱问题。这里有必要提及一事，即西蒙兹非常想知道惠特曼的同性恋问题，西蒙兹曾特别将《草叶集》中的《芦笛集》与同性恋挂钩并私下询问惠特曼对同性恋的看法，对此惠特曼做出冷淡甚至是不屑的答复。长期以来，学界对惠特曼生平中的同性恋问题持一种似是而非的态度，如知名惠特曼研究专家阿塞利诺的观点等。现今大量的资料和研究表明，惠特曼是有同性恋心理倾向的诗人。对于当年惠特曼的刻意回避态度，西蒙兹在一系列文字中做了得体的处理。事实上，就西蒙兹对性格问题的认识及西蒙兹《惠特曼研究》整部作品而言，这位诗人历史学家并非单一地聚焦于同性恋的生理、心理取向及与此相关的私下问题，而是看重性格（包括性倒错心理、性格）的复杂多样性及惠特曼笔下那些离经叛道的描述本身。对于《芦笛集》中的性爱亦做了文化层面的开掘、解释。不过，惠特曼私下对自身同性恋问题的回避态度亦衬托出西蒙兹同性恋观在19世纪的“前卫性”。西蒙兹自己也喜用“前卫人士”（pioneers）之词来评论同性恋问题。无论如何，惠特曼能够在19世纪的文坛将同性恋等各种压抑在心理底层的因素用诗的美感形式加以描述，并将各种在社会文化主流意识看来是离经叛道的内容和盘托出，这何其不是石破天惊之举，何其不是“孤独吟诵者”心境的映照。无怪乎文学评论家卡彭特（Carpenter）如此称道惠特曼：“在19世纪欧洲、美国那些传播爱、同志之谊的人群中，他是首屈一指者。” 总之，西蒙兹从《草叶集》中得到启示，“性倒错”心理倾向是自然的，与此倾向相关的各种性格成分也是正当的。再联系到性格与文化的关系，西蒙兹引述惠特曼的设问：离开了具体个人、个性的文化又有什么意义呢？按照惠特曼的观点，任何文化现象都伴随着个体、个性而生发。换言之，都是由个体、个性催生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惠特曼的《草叶集》就是对个性、本能的文化包装。以此为理论依据，西蒙兹认为文化创造、文化史研究等特别应当去观照“性倒错”心理现象，并给予此类个性以审美的外观。例如，具有性倒错倾向的艺术家会将忧郁、孤独等个性与柏拉图理想之爱融合起来，并贯穿整个美的艺术创作过程。西蒙兹有一首诗作的题目就叫“艺术是爱”。这里很自然地涉及性格的升华问题。正如关注米开朗基罗一样，西蒙兹亦十分关注惠特曼的独特性格与文化修炼、诗歌创作的关系，注意惠特曼个性中的智者大气的一面。西蒙兹将其概括为：宇宙整体的意念；自我与性的感受；渗透爱的同志之情；人人平等的民主观；等等。所以惠特曼性格中的自我是具有独立判断的个体，表现为人应当用自己的思想来分析一切、判断一切，也可以像撒旦那样反抗世界。或者说，个体的人由自己的精神引导着面对世界、投身生活。西蒙兹在《惠特曼研究》中特别提到惠特曼所主张的观点，即“个体的精神活力弥漫着整个世界”（one spiritual vitality pervades the whole）。从美国文化特质的角度看，上述评论点出了惠特曼身上所具有的美国超验主义个体精神。当个性取得如此精神、文化的外观，性格中自然的一面就和文化的因素融合在一起，或者说性格进入一种升华的状态。这时就不能纯粹用自然的一面来理解性格，而要从性格与文化的整体角度给予诠释。用惠特曼自己的话来讲，就是养成一种多面性（diversity），西蒙兹则称为完美性（perfection）。也有学者从精神性、现实性和接受性等方面来综合分析惠特曼的性格。当然就性格与文化的关系而言，惠特曼认为“多面性”意义的根仍扎在自然性的土壤里。或者说有生命力的个体是原本性的，它会呼唤美的事物，它会指引诗人走向唯美境界。当文化人找到了专属于自己的文化表达形式并投身于此类文化的创造活动之中，这时便实现了自我境界的超越。因此，发生在惠特曼身上的那种自然天性与智慧的合体才是西蒙兹真正看重的文人境界。西蒙兹通过惠特曼的作品不仅认识到性倒错心理的本质，认识到自身的性格升华途径，而且坚定了作者进一步研究具有性倒错心理倾向的诗人、艺术家之性格及文化创作活动的信念。理所当然，撰写包含性倒错心理、性格与文化关系的历史作品成了未来西蒙兹学术研究的突破口与亮点。 从文化传承的角度讲，文人、诗人历史学家、文学艺术家的职责与功能就是用独特的文化符号去表现个性，表现完整的自我。为何文人能够恰当地担当起传达个性的文化使命？根据西蒙兹的观点，因为个性中有非逻辑的因素，就像人生有超出理性解释的内容。特别是那些浸透文化养分的个性充满美的意蕴，这时需要善于领略美感世界的文人去传达许多复杂的个性世界。西蒙兹并不像一些以心理分析见长的作品那样对各种性格进行详细的个案研究，西蒙兹觉得这不是他的专长。在很多场合，西蒙兹谦逊地将这种心理分析的任务交给专家去处理。这里表现出诗人历史学家西蒙兹作为一名学者的严谨态度。西蒙兹留给自己的任务是做那些情感学问，也就是从个人与社会的历史情境中探索研究对象的个性演变史。事实上，西蒙兹的一生就是用自己丰富深厚的人文学养和带着文人风骨的流畅笔触去开拓人物研究的新途径。以《米开朗基罗传》为例，西蒙兹力图使自己的文化创作成为柏拉图精神感召下的诗人历史学家与诗人艺术家之间的心灵对话。借此将读者引向唯美的境界，并激起学人在文化的创造中实现自我超越的内在冲动力。在惠特曼那边，他认为每一个灵魂都有自己的表达形式，于是选择诗歌来表现自我，这与作为诗人西蒙兹的理想不谋而合。西蒙兹如此表白，可见诗人具有完整的人性，因而能用诗歌来表达完整的人性。西蒙兹的诸多人物评传作品（如《西德尼传》《琼森传》《雪莱评传》等）选择诗人作为研究对象亦含此等诗性的文化传承考虑，其中不乏涉及各位作者充满爱意的个性及相关诗作的生动评述。 经过惠特曼的启迪，西蒙兹的性格文化史研究理念逐渐形成。概括为：其一，就研究对象、目的而言，性格文化史重在梳理、评析文学艺术家的性格与文化创造之间的关系，特别关注具有性倒错心理倾向的文学艺术家的性格（如忧郁、孤独、追求理想美等）与文化创作活动的关系，以展示性格与文化互动关系中的丰富、生动历史内涵。其二，就研究方法而言，诗人历史学家需要发挥自身的天赋并从个案研究、专题研究及文化史研究各个角度全方位展示性格与文化创造之间的关系。其三，就研究价值而言，将性格（包括性倒错心理和性格）与文化互动过程中产生的美感文化成果及性格升华状态加以描述、阐释，给世人以积极的人生启示。 三、 用性格文化史理念写活米开朗基罗的艺术人生 在具体的人物评传中，西蒙兹特别想了解历史上那些具有性倒错倾向、具有柏拉图式爱意的艺术家们的性格与文化创造的互动状况。西蒙兹选择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大师米开朗基罗作为性格文化史研究的对象就有上述考虑。米开朗基罗是一位有性倒错倾向的艺术家，这种生理、心理的因素再加上其他个性因素使米开朗基罗的艺术创造无一不带有独特的风格。西蒙兹明确指出，不了解米开朗基罗的个性就无法对其人生、作品做进一步的研究。为了更好地表达此等意思，西蒙兹将孔迪威给米开朗基罗的信件完整译出，并附于文中。其中孔迪威指出：“他们想象不出他的辉煌是性格使然。”西蒙兹《米开朗基罗传》还就艺术大师的“柏拉图式”精神恋爱现象做了详细评述，如第12章评述涉及与科隆娜、卡夫里埃利等人关系的细节，以便读者透彻、形象地了解米开朗基罗的性格。与此学术研究相呼应，西蒙兹曾以同情、雅致、传神的韵文来翻译米开朗基罗的情诗。反映在《米开朗基罗传》的写作中，西蒙兹运用米开朗基罗的献诗来描述复杂的感情，很有感染力。对于米开朗基罗来讲，这种爱既是神圣的，又是一种折磨。但西蒙兹不过多地去分析米开朗基罗性格中留有的“性倒错”等心理问题，而是侧重展示其由复杂心境支撑的艺术创作过程，即侧重于性格与文化关系问题。对于有些不甚理解、又难以解释的爱恋情节则给予保留性地提及而已，如已进入老年的米开朗基罗还迷恋于年轻时的情感问题，等等，这再次表露出西蒙兹在性格文化史研究中的一种大气。事实上，学人可以经过细致的对比，指出米开朗基罗艺术作品中哪些画面具有同性恋的意蕴等（利博尔特对《神圣家族》中圣约翰形象背景中的同性恋分析就是典型的例子），但缺乏米开朗基罗的自我陈述，任何评论也只能停留在评论家的“他者”想象之中。就米开朗基罗一生的艺术创作实践而言，其作品不是让人停留在忧郁、孤独、挣扎、力量、爱恋等的艺术形式上，而是让人的个性在艺术美的境界中得到陶冶与升华。西蒙兹在评述时充分注意那些给读者带来美的精神享受的因素，基于这方面的考虑，西蒙兹把米开朗基罗比作人类的“榜样和象征”。 西蒙兹还进一步指出，米开朗基罗的艺术理想、艺术创作生涯又影响、充实了这位文艺复兴艺术巨擘的个性，使其成为一个完美的人文主义艺术大师。西蒙兹《米开朗基罗传》非常鲜明地表达出这样一种观点，即性格是自然天生的部分加后天精神渗透的合成物。因此，对有些性格（例如，米开朗基罗身上那些与性倒错心理融合在一起的忧郁、孤独等）做就事论事的一般性解释，那等于把米开朗基罗拉回到常人的境界。至于米开朗基罗身上其他复杂的性格如激情与理想、爱意与宽厚、暴躁与计较等，对此亦不能做简单的处理。事实上，米开朗基罗的一生沉浸在艺术创作所独有的境界与欢愉之中。当那些性格特征与米开朗基罗的艺术境界交融在一起的时候，它们便显示出与常人不一样的色彩。在这一点上，西蒙兹十分赞赏瓦萨利、孔迪威对米开朗基罗性格的理解。正是这两位传记作者提醒世人要从米开朗基罗的艺术人生角度去评判那些看似众人都具有的性格，甚至有些看似缺陷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也应当视为米开朗基罗艺术专注所导致的现象。5个阶段的作品依次有《圣母怜子》、《女先知德尔菲卡》、《晨与暮》、《垂死的奴隶》、《耶稣下十字架》，等等。针对这些作品，《米开朗基罗传》的每一章都有相应的性格描写内容。仅仅从欣赏的角度看，西蒙兹让读者领略到米开朗基罗作品中那些英雄形象身上所散发出的孤独、忧郁感，圣母怜子中的悲伤之情，奴隶反抗之无望的挣扎，如此等等。如果从西蒙兹性格文化理念的角度进一步体验便不难意识到，西蒙兹着意呈现的米开朗基罗的性格已经不是天性的方面，而是一种升华的性格。其中比较突出的是米开朗基罗性格中那些与更高境界关联在一起的成分，如柏拉图式的爱意、为艺术而生的情感等。为此西蒙兹特别留意美第奇家族及柏拉图学院对米开朗基罗性格的影响。米开朗基罗在大洛伦佐开设的学院中结识了许多著名的人文主义者，接受新柏拉图主义的精神洗礼。虽然米开朗基罗自己不擅长从理论的方面来阐述新柏拉图主义的艺术理论，但那些大量记载日常事项的朴实信函加上其他类似的文件则淋漓尽致地透露大师的新柏拉图主义艺术情怀。庇护人还为米开朗基罗一生沉浸在艺术的天地之中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所有这些使米开朗基罗为艺术而生的理想成为现实。在西蒙兹的心目中，米开朗基罗是纯洁的艺术家。西蒙兹认为米开朗基罗“在艺术中表达自己强烈的个性……缠绕着米开朗基罗的是：深邃的哲学思考、死亡观念和评判、严肃的心灵斗争等，他用宗教的情怀来侍奉美的世界。……米开朗基罗将艺术当作高贵的和心灵指使的思想之工具”。与此相关，米开朗基罗逐渐养成为艺术而生的性格并升华为所有性格要素中的主导成分。这样，一般的性格渗透进艺术家理想美的精髓并在艺术人生中发生新的作用。以孤独性格为例，米开朗基罗在艺术中的孤独蜕变为一种自我的放逐，是最大的自由，或者说是不孤独。西蒙兹对米开朗基罗其他性格问题的研究（如与拉斐尔的性格做比较等）都是基于上述性格文化史理念所做的判断，是对瓦萨利相关性格研究的深化，由此带来各种性格问题研究的新境界。例如，在西蒙兹的笔下，米开朗基罗的忧郁、孤独因为有艺术精神的介入，从而产生一种艺术家的自我克制性。西蒙兹的《米开朗基罗传》对艺术大师的“自我克制”（Self-control）性格做了高屋建瓴式的评述。从艺术人生的角度去反观米开朗基罗的性格就会对各种禀性产生新的理解。或者说，天才身上的性格因素直接与文化的创造过程交融在一起，并诞生出完整的艺术与人生“自我实现”（self-realization）世界。如果说米开朗基罗没有将自己“克制”在艺术的境地里，那么所有惊世骇俗的创作都无从谈起。正是有了这份“克制”，米开朗基罗将自己的人生塑造成一幅艺术史上的英雄形象。西蒙兹不无理由地将米开朗基罗与音乐家贝多芬进行比较。从历史对话的角度看，西蒙兹对米开朗基罗“克制”的评论亦是西蒙兹自我内心世界和性格的一种折射。前文述及，西蒙兹的文人境界始终有“克制”的因素，并造就其诗人历史学家的学术辉煌，两相对照，互映互衬。 四、 性格文化史研究的另一项工程：西方同性恋文化史的撰写 西蒙兹的人生经历表明，其历史研究成为解答私人问题与文化史疑点的手段。经过惠特曼等大家的精神洗礼，西蒙兹开启一项撰写西方同性恋文化史的巨大学术创作工程。从某种意义上讲，西蒙兹的整个学术生涯都与撰写西方同性恋文化史有关联。为此，西蒙兹需要搞清楚历史上和同时代人对同性恋生理、心理倾向的看法；需要找到更多的资料证明具有同性恋倾向的文学艺术家在个性上有哪些特征；更需要向世人展示历史上具有同性恋倾向的文学艺术大师在各自的文化创造方面有何特点，如此等等。就这项工程而言，《性倒错》是带有专业性质的理论分析著作，《希腊伦理问题》和《近代伦理问题》则是历史性评述的代表作。其间，离不开西蒙兹参考同时代诸位学者在同性恋问题上的各种探索和研究成果，更离不开与其好友蔼利斯在专业方面的相互切磋。在西蒙兹的年代，书写西方同性恋文化史，这无疑是一个创举。西蒙兹除了会遇到时代的和私下的各种难题外，另一项学术难题便是：先前及同时代尽管有不少涉及同性恋的描述，但真正要找到那些以自叙的形式揭示作者本人同性恋的历史作品谈何容易。不过所有上述障碍并不影响西蒙兹在历史作品中梳理同性恋的内容，从而写出一本至少由文字记载的、稍显零散的西方同性恋史。同时需要说明的是，在西蒙兹的著述中并不存在“西方同性恋文化史”字样的作品，不过从西蒙兹相关研究的实际情况看，冠之以“史”的称号名副其实。目前西方学术界在西方同性恋史的文本梳理、评述方面有不少关系到西蒙兹的内容，成绩不容小觑。 西蒙兹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先后私人印制了两本涉及“性倒错”现象及其与文化的关系论集：即前面提及的1883年《希腊伦理问题》和1891年《近代伦理问题》。《希腊伦理问题》由20章构成，全书以文化的大视野梳理希腊文学艺术中涉及的“性倒错”现象及其与文化环境的关系。时间上包括整个古代希腊文化的进程。其中第1章“导论”谈处理这一主题的方法，往后章节涉及《荷马史诗》、各种悲剧、喜剧、爱情诗、艺术作品中出现的同性恋情节；还着重分析柏拉图、阿提卡法律等相关论述；最后评点希腊的同性恋现象为何在罗马、基督教、骑士世代渐趋消沉的原因；等等。《近代伦理问题》由10章构成，从中世纪晚期一直论述到西蒙兹所在的19世纪。从不同的角度探讨“性倒错”现象，其中占较大篇幅的是对文学中的“性倒错”问题做了系列研究。全书首先评述基督教、一般大众对同性恋的偏见。随后就重要文学大家（如Carlier、Ulrichs等）著述中的观点逐一进行分析，包括专题评论惠特曼诗歌中所表露的“性倒错”象征。仅以此两书而论，它们叠加在一起便是一部简明的西方同性恋文化史专著。西蒙兹的其他著述如《希腊诗人研究》、《意大利文艺复兴》、《但丁研究导论》、《英国戏剧史上的莎士比亚前辈们》与《米开朗基罗传》、《惠特曼研究》等合在一起，共同构成西方同性恋文化史的学术大框架。在写作、出版的时间上，《英国戏剧史上的莎士比亚前辈们》起笔于1862年，历22年而成；《希腊伦理问题》写成于1873年；《但丁研究导论》于1872年面世；《希腊诗人研究》于1873年杀青付梓；《意大利文艺复兴》第1卷则于1875年出版，其他不一一列举。由此情况看，西蒙兹的大规模文化史写作的起步阶段就与其同性恋文化研究密切相关。西蒙兹力图证明或西蒙兹内心的想法是，同性恋中包含的“爱”与文学艺术、形而上学思考中的爱关联在一起，会引申出意蕴无穷的审美意境。西蒙兹需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解答“性倒错”现象与文化创作之间的关系问题。西蒙兹试图向世人展示这样一幅历史画卷，即具有同性恋生理、心理问题的文学艺术家是怎样在文化的苑地里升华自己的性格、人生，并将唯美的境界当作人生的希望。同时又如何通过创作将自己浸透着神圣之爱的内心世界表现出来。 稍稍涉猎《但丁研究导论》的相关内容便能体会到该书有特色的部分是最后一章，即第8章。在这一章里，西蒙兹集中探讨了但丁的爱及但丁爱情诗的本质。西蒙兹认为，但丁所体现出的柏拉图之爱是对肉体的净化。这种爱既不是禁欲，也不是简单地听从肉体的驱使，而是将人的感情引向更高境界。所以，西蒙兹从撰写《但丁研究导论》始就在有目的地进行性格文化史的探讨。《希腊诗人研究》的中心线索是总结希腊文化的特点、不同诗歌体裁的特点及不同诗人的生平创作特点等，但纵观全书不时有同性恋内容的描述。不过在涉及这些内容时都运用比较婉转的史笔。例如，《希腊诗人研究》涉及同性、异性之间那种“典雅”之爱时使用“骑士情感”或“典雅情感”（chivalry）之类的用词。反观《希腊伦理问题》，它通篇直接使用“娈童恋”（paiderastia）、“男同性恋”（masculine love）之类与同性恋相关的词语，并以此陈述、评论各种“性倒错”现象。无论如何，通读《希腊诗人研究》的文本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希腊伦理问题》的内容。例如，《希腊诗人研究》（第2系列）第2章“阿基里斯”中的内容不失为《希腊伦理问题》第3章的一个详注，这种情况当然会引起相关文选编撰者的注意。其他对照性的内容不在此一一列举。《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核心内容是人物评传，并且用许多单章的形式进行人物评叙。其中对“文学三杰”与“艺术三杰”等柏拉图情爱的描述尤其生动。与《希腊诗人研究》相仿，西蒙兹在行文中也使用“高雅、纯正之爱”（chivalrous love）之类的用词来表述存在于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等诗人身上的“典雅”之爱。《意大利文艺复兴》关于米开朗基罗的生平部分也离不开评叙艺术大师与科隆娜、卡夫里埃利之间的爱恋问题。另外，《英国戏剧史上的莎士比亚前辈们》以单章形式评论马洛其人其著，而马洛自己恰恰在同性恋描写上留下笔墨。所有上述学术内容只是西蒙兹西方同性恋史研究中的冰山一角，要真正让其显山露水还需学人做进一步“破冰”的努力。 五、 西蒙兹性格文化史研究的启示 西蒙兹的人生就是性格与文化创作之间的互动过程。从消极面看，西蒙兹的文艺复兴史研究等成了自我的一种“逃避”。只要认真翻阅西蒙兹书信、回忆录等便不难发现这种人生磨难的踪迹。对此，西蒙兹的远亲、文学评论家亚瑟·西蒙斯曾在文学评论集中做了感叹式的精辟分析。但从积极的角度看，西蒙兹的性格文化史研究可算作人生的探索。如果读者也以探索的心境去阅读西蒙兹的性格文化史著述，那么从中也能获得启示与美的享受。例如，沿着西蒙兹的性格文化史研究思路去分析米开朗基罗与惠特曼的文学艺术人生会使学人体验到：米开朗基罗与惠特曼两人在性格上都流淌着“柏拉图式”的爱恋情感；同样都通过文学艺术的美感创作活动而超越自我；同样都带着纯洁的人性冲动间或参与现实的政治活动，最终又折回文学艺术的殿堂；同样都是不同时代中各以独特性格走向文学艺术巅峰的象征。有了这些启示，已经很感谢西蒙兹的学术指引了。然而，在西蒙兹《米开朗基罗传》与《惠特曼研究》等著述的背后还有更深邃的性格文化史内容值得挖掘。 以上清楚地表明，西蒙兹留给学界的是带着他个人情感、史识、文风的希腊诗歌史、意大利文艺复兴史、英国前莎士比亚戏剧史、系列人物评传等性格文化史作品。这些文化史学术成就拓宽了历史学研究的领域，同时提高了历史作品的可读性。在历史学领域，涉及性格问题的研究著述不乏其例。但像西蒙兹那样将性格文化史研究当作个人人生修炼的一个环节，并用性格（特别是“性倒错”心理、性格）与文化的相互关系理论穿引文化史代表人物的整个人生和创作过程，还力图从文化史、断代史和当代史的各个角度全方位展开研究，这并不多见。从文化的广阔视角来看，还值得研究的有性格与政治史、性格与社会史等相互关系内容。只要有人类活动的地方，生理规律、环境影响等的支配作用都是普遍的，但唯独性格与文化的合体将人之为人的独特之处呈现出来，并由此构成人类社会的绚烂精彩场景。西蒙兹的性格文化史研究能使读者产生如此共鸣：一种生命体加上相应的文化，这就是健全的人之象征。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使个体的性格得到一种救赎意义上的自我反观，于是个体赢得一种真正的自由。由此看来，只有文化才是体现个体自由的真正途径，或许这是西蒙兹性格文化史研究留给我们的终极遗产。在19世纪，个体自由等与人的存在密切相关的课题已经在工业文明的大环境下凸显。学人需要更完整地认识人自己，从而在人类文明未来的演进中不至于失去生存的目标。其时的文艺复兴史研究领域，诸多历史学家以史为鉴、以史为线介入上述人学探究的潮流之中。布克哈特、西蒙兹、佩特等文艺复兴史研究引领者的人学探讨更有抛砖引玉的文化效应，其中西蒙兹的《米开朗基罗传》、《惠特曼研究》等作品在主客观两个方面提供超越自我、完善自我的经典范本。作为历史学界的同仁，我们要以欣赏、理解、批判的多重角度与西蒙兹对话。我们也有责任用21世纪的性格文化史理念去创作具有提升人格、审美价值、沁人心脾等多重效应的历史人物评传作品。 本文作者周春生，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历史系教授。 原文载《世界历史》2017年第1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