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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月29日凌晨1点55分，张政烺先生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享年93岁。他的墓地选在北京西郊的福田公墓。那里有很多名人作伴，王国维在其北，邹衡在其南。每年清明，桃红柳绿，我们会去祭扫。他的墓碑，就像他的为人，朴实无华，上面写着他的人生信条：“真诚求实是为人为学之本。” 一 张先生是一位“老先生”。他的一生，可以清晰地划分为四个阶段： （1）1936年，他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在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一般称为“史语所”）工作过十年，对史语所图书馆（今傅斯年图书馆）的建设和保护有大功。在他的回忆中，押解史语所的图书入川是他最自豪的事情。这是第一段。[1] （2）1946年，他从重庆回到他的母校北京大学，在历史系任教，当过十四年教授，为北京大学培养过许多优秀的学生，然而北大却是他的伤心之地。这是第二段。[2] （3）1960年，由于有关部门禁止在高校讲授魏晋封建论，张先生被迫离开北大。中华书局的副总编徐俊先生告我说，他们至今还保存着他的调令，上面写得清清楚楚，是调他到中华书局当副总编。然而我没想到，他的人事关系虽在中华书局，但他本人却从未到任。师母说，当时他在迷摄影，他赌气说，他要到农村开照相馆，而其实呢，1960－1966年，这六年里，他是待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这是第三段。[3] （4）他回忆说，从1966年以来，他一直是历史所的研究员。[4] 张先生的研究领域主要是中国古代史。他上过北大，从马衡、唐兰学，深受清代金石学和罗王之学的影响；进过史语所，也继承了史语所用考古、古文字研究历史语言的传统；解放后，他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注重社会史、民族史和世界文化的比较研究，曾用魏晋封建论讲中国历史，很想编一部《中国历史图谱》。他特别重视古文字的研究。罗王之学的传人，唐兰先生那一辈是第一代，他和陈梦家先生、胡厚宣先生是第二代。胡先生也是史语所的老人。 遗体告别会那天，学术界的方方面面来了很多人。 骨灰安葬那天，台湾方面，史语所的所长王汎森送来了花圈。 回想当年，我读研究生那阵儿，史语所的老前辈，很多人还在，夏鼐先生还在，尹达先生还在；罗王之学的传人，中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除郭沫若、董作宾、陈梦家走了，别的老前辈，差不多都在。[5] 说实话，我有个错觉，一直有个错觉，这些先生始终都是“老先生”。当时我们只把这批先生叫“先生”，年纪轻一点儿的只叫“老师”。但这些“老先生”到底有多老呢？以今天的眼光看，好像也不怎么老。比如，就拿张先生来说吧，他在红楼整理组时，不过六十二三岁，和我现在的年龄差不多；带我读书时，也只有六十七八岁。 在我们称为“老先生”的古文字学家中，他要算是最年轻的了。 1979年，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最初的安排，我是跟唐兰先生读研究生，但唐先生突然去世，我才跟了张先生。这以后，秋风骤起，大树飘零。1983年，容庚先生走了；1984年，于省吾先生走了；1990年，柯昌济先生走了；1991年，徐中舒先生和商承祚先生走了；1995年，胡厚宣先生走了。最后，就连张先生也撒手人寰，离我们而去。 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二 老师走后，留下一部研究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的稿子，放在一个大纸盒里。师母把它托付给我，要我负责整理。这部文稿，现在已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即红色大开本的《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校读》一书。整理经过见我的整理说明，这里不再重复。 现在出版的《张政烺论易丛稿》，是汇集张先生研究易学的所有文稿。 全书分上下两编： 上编是先生生前已经发表的著作，一共有六篇文章，三篇和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有关，三篇与商周数字卦有关。 下编是先生生前未曾发表的遗稿，即上《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校读》一书的排印本，我们为每一篇写了简要说明，并在存有疑问的地方加注了整理者的案语。 最后，我们还在书后加了三个附录： 附录一是摘自中国古文字研究会首届学术讨论会（长春，1978年11月29日－12月8日）的会议纪要，这篇纪要记录了张先生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最初提出他对数字卦的想法。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记录。 附录二是外国友人的纪念文章，一篇是吉德炜（David N. Keightley）教授寄我，让我转交张先生的一封信，原信写于2000年1月14日，我把它翻译出来，加了个题目，收进张先生九十寿辰的纪念集：《揖芬集》；一篇是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教授得知张先生去世的消息，特意给《古代中国》（Early China）第29期（2004年号）写的讣告。吉德炜教授是美国最著名的甲骨学家，夏含夷教授也是美国很有名的古文字学家，他们都对张先生的为人和学问表示了由衷的钦佩，特别是张先生对易卦起源的研究，更被他们视作张先生的最大学术成就。 附录三是我记录上述纸盒内其他材料的清单，这些材料是和他的手稿放在同一个纸盒里，对理解张先生的思路或许有帮助。 最后，我从张先生的自述《我与古文字学》中摘录了一段话，是他自己讲自己对易学的研究，作为全书的引子，放在最前面。 三 古人说，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我想，读张先生的书，首先要了解他的为人。 第一，他是个老实人，少言寡语，非常低调，老实到近于木讷。 第二，他深居简出，很少串门，散步，总是破帽遮颜，低头而行，避免和人打招呼。 第三，他不爱争论，不好攻击，对别人的伤害，从不分辩，哪怕是最伤自尊、最受侮辱的事。 第四，他乐于助人，材料、想法都可送人，从不抢材料、抢风头、抢发明权。 第五，他群而不党，不传衣钵，不立门派，没有自己的学术队伍。 张先生不善言辞，讲课总是敲脑瓜。 夏含夷教授回忆，1980年，他在伯克利开会，有人嫌他讲话慢，他用山东话说，我这个人，走路走得很慢，吃饭吃得很慢，说话也说得很慢。 由于他的憨态可掬，美国汉学家称他为“大娃娃”。 在我脑海中，一直有个形象，抹不掉。他爱逛书店，直到很晚，还在买书，胸前总是挂个绿色小军包。 忠厚笃实，勤勤恳恳，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是大家一致的看法。大家都说，他是难得的好人。好人比什么都重要。 至于为学，我不想吹捧自己的老师。我想说的只有一点，读他的书，最最重要，首先你要理解，他是个执着的探索者。他一生追求的并不是什么铁板钉钉、颠扑不破。他的想法是个开放的探索过程，既对别人开放，也对自己开放。他对古代的未知世界始终保持着童心般的好奇，他是把探索当最大享受，因此从不以“终结者”自居，把自己想象成什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集大成者，既终结了别人，也终结了自己。 回顾张先生的学术生涯，易学研究无疑是很重要的一方面。这里，我想把我近年的学习体会讲一下，也顺便对某些误解和曲解澄清一下。 四 中国的古书，有些很难读，也很枯燥，谁都着迷，谁都不读，《周易》是典型。着迷是迷算命，不是为了研究。 古人说，孔子老而学易，老有多老？据说只有五十岁。 张先生也是老而学易，比这个岁数更大。 张先生淹通经史，从小就熟读古书，其中也包括《周易》，但没有兴趣。他说： 我幼年讨厌《周易》，曾经认识懂《周易》的人而没想学《周易》。老来整理帛书《周易》，脑力已衰退，不能有所发明，只求无大过而已。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发现，对古代筮法产生不少新的想法，坦率的发表一些肤浅的意见，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教。（《易辨——近几年根据考古资料探讨〈周易〉问题的综述》） 这是大实话。 我们要注意，他是因为整理考古资料，六十多岁，才迷上《周易》。 挑战来自考古发现。 张先生对易学的探讨，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一个时期是“文革”十年的最后三年，主要是整理马王堆帛书的《周易》经传；一个时期是“文革”以后，主要是探讨《周易》卦画的起源。 1966－1976年，一般人都以为，十年浩劫，学术有如沙漠，什么都荡然无存。他们不知道，事情还有另一面，即使“文革”期间，学术要配合政治，很多事都是奉命而行，但仍有很多学者，而且是中国最优秀的人材，做过许多极其重要的学术工作，从古籍整理到外文翻译，学术的薪火并未中断。特别是“文革”后期，特别是“批林批孔”期间，有一批重大考古发现，恰恰集中在这一时期，研究学术史，谁都绕不过去。比如简帛研究，1972年银雀山汉简的出土，1973年马王堆帛书的出土，就是划时代的大发现。1974－1975年，国家文物局成立了银雀山汉简和马王堆帛书的整理小组，从全国抽调最好的古文字专家，集中在沙滩红楼，通力合作，参加整理，这是学术史上可以比美孔壁、汲冢的大事。[6]他们整理出版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贰〕和《马王堆汉墓帛书》〔壹〕〔叁〕〔肆〕，至今仍是简帛整理的典范。 张先生参加红楼整理组，对银雀山汉简，对马王堆帛书，从头到尾，方方面面，贡献很大，其中下力最多是《马王堆汉墓帛书》〔贰〕，即帛书《周易》经传部分的整理。这一部分的合作者是于豪亮先生。本书的大部分稿子，上编的三篇文章和整个下编的七篇遗稿，都和这一工作有关。 张先生的七篇遗稿，没有准确年代可考。但这部遗稿的开头，有用铅笔标注“存底”的一段话，是讲如何修改于豪亮先生的稿子。显然他在考虑，将来如何统稿。 于豪亮先生的遗稿，就我所知，主要有两篇，一篇是《帛书〈周易〉》，由红楼整理组的负责人韩仲民提供，发表于《文物》1984年3期；一篇是《马王堆帛书〈周易·系辞〉校注》，由于豪亮先生的女儿于采芑女士提供，发表于《出土文献研究》第三辑（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于先生的遗稿《帛书〈周易〉》，据《文物》杂志的编者说明，是写于1976年。我估计，张先生的遗稿大约也写于这一时期，比于先生的稿子晚一些，但不会太晚。 五 张先生研究帛书《周易》，主要在“文革”末期。帛书分经、传两部分。经的部分，释文发表于1984年；传的部分，后来一直未发表。未发表，不是他攥在手里故意不发表，像流言所传，而是出于自尊，义无再辱（个中原因，这里不便讨论）。前两天，《马王堆汉墓帛书》的老编辑吴铁梅先生跟我在电话上说，张先生给她讲过一个他们老家的故事，有个人不打算活了，一根葱，两头蒜，该还的都还，什么事都做了了结，然后喝了卤水。她说，从此她再也不催张先生。 此事按下不表，我们还是看看张先生留下了什么东西。 现在，我们要想了解他对帛书《周易》的研究，一要看他的遗稿，二要看他生前发表的三篇文章。 张先生的遗稿，还是“文革”末期的旧稿，主要是据王弼本校经、韩康伯本校传，并参考了汉唐石经，以及《经典释文》、《周易集解》等书所引的各种古本。 这部手稿只是一部未完成稿。 另外三篇文章，有些比此稿早，有些比此稿晚。 1974年，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刚刚成立。《文物》1974年9期发表了署名“晓菡”的文章：《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概述》。“文革”期间，时髦用笔名。据考，这是商承祚先生给韩仲民先生起的笔名。这篇文章的后面是《文物》编辑部邀请部分整理者在京座谈的纪要：《座谈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座谈时间是8月28日。纪要中有张先生的发言，可以反映张先生最初的考虑。当时，于豪亮先生还没来北京，未能与会。 这篇纪要，多数发言是谈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本和其卷前卷后古佚书。当时，尊法批儒，黄老是宣传重点，这很自然。但张先生和周世荣的发言，重点是谈《周易》。张先生指出，帛书《周易》只有六十四卦，卦序排列与今本不同，不附《彖》、《象》、《文言》，不分上下经；《易传》的《系辞》不分上下篇，也没有“大衍之数”章。他怀疑，今本经的部分，卦序也好，分篇也好，都是汉代的改造，很晚才形成；传的部分，也与孔子无关，肯定在汉初以后，《系辞》和《说卦》都是后起。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张先生还是以《周易》指经的部分。本书所收《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座谈会上的发言》，就是摘自这篇纪要。 张先生第二次讨论帛书《周易》是在十年后。它是配合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的发表（刊于《文物》1984年3期），即本书所收《帛书〈六十四卦〉跋》。此时，于豪亮先生已经去世两年。张先生的文章后面，是于先生的遗稿：《帛书〈周易〉》。于先生的遗稿仍是以《周易》为题，但整理小组正式发表的释文，题目却是《六十四卦》，可见这个题目是张先生考虑再三重新命名。事实上，本书下编所收张先生的遗稿，也把经的部分叫《六十四卦》。 《帛书〈六十四卦〉跋》，重点是探讨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的卦画和卦序。 卦画，《六十四卦》以一横为阳爻，同于一字；一撇一捺为阴爻，同于八字，这点是新发现。作者认为，今本《周易》的阴阳爻是从数字一、六或一、八演化而来。他说，阜阳汉简《周易》是以一为阳爻，六（写成∧）为阴爻；马王堆帛书《周易》是以一为阳爻，八为阴爻。一是代表九六之数的九，八是从六分化，代表九六之数的六。这里我要说明一下，张先生的想法是源自他的“《周易》八卦源于商周数字卦”说，下面还要谈。这里，他除再申他在《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中提出的观点，还补充了《阜阳汉简简介》（刊于《文物》1983年2期）刚刚发表的新材料。遗憾的是，《阜阳汉简简介》报道有误，误导了张先生。[7]事实上，阜阳汉简《周易》的卦画和马王堆帛书《周易》的卦画并无不同，写法都是一、八，而不是一、六。 卦序，作者是以易家所谓的“父母六子”说为解，认为它的排列与宋朱熹《周易本义》卷前《周易图说》的《文王八卦次序》最接近，此说可上溯于邵雍，上溯于陈抟，上溯于北周卫元嵩《元包》，根子是《易传·说卦》，画成易图，应属后天图，而非先天图。由于帛书卦序与今本不同，张先生认为今本卦序是后来才有，故他把经的部分改题为《六十四卦》。 1984年后，张先生已从他呕心沥血的帛书整理抽身而退，闭口不谈帛书。帛书《易传》主要是由其他人陆续发表。1992年，马王堆汉墓国际学术讨论会在长沙召开，湖南出版社出版了傅举有、陈松长合编的《马王堆汉墓文物》一书，第一次向外间公布了帛书《系辞》的照片和释文（118－126页）。由于材料已经发表，在陈鼓应先生的反复劝说下，张先生才写出了《马王堆帛书〈系辞〉校读》，刊于《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这是他最后一次谈帛书《周易》。 六 张先生对商周数字卦的研究，主要在“文革”以后。就他个人而言，这一研究是从前一研究生发和延伸，但就学术界而言，张先生的研究只是学术史上的一个片断，在他前面还有很多学者探讨这一问题。他是踩着前人的脚印，回答前人提出的问题。我们最好还是把它当作一部认识史来看待。 学界所说的数字卦，宋代就已发现。这种符号是从青铜器上发现。北宋重和元年（1118年），今湖北孝感出土过著名的安州六器，其中的中方鼎，铭文最后有一组符号，就是这种数字卦，当时，宋代学者曾释为“赫赫”，或“十八大夫”、“八大夫”。这组“奇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八百多年，一直是个谜。1932年，郭沫若说，这是器主的族徽。其说只是一种猜测，问题还处于混沌之中。 解放后，这类材料越来越多，局面才慢慢打开。1950年，河南安阳四盘磨出土的商代卜骨有这种符号三组。[8]1956年陕西长安张家坡出土的西周卜骨有这种符号两组。这两个发现对后来的研究很重要。1956年，李学勤先生猜测，这类符号似与《周易》的九六之数有关。1957年，唐兰先生更明确指出，卜骨上的铭文是由一、五、六、七、八（“二”是误释）等数组成。[9] 人的认识，总是真知灼见夹杂错觉误解，很少能一步到位，再聪明的人也不能幸免。 1977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听过唐兰先生讲课。他老人家，年事已高，滔滔不绝，一连几小时，拒绝休息。我还记得，他说，我把这种符号释为数字，有人来问我，难道古人是用电报的方式交流。由于周人崛起西土，民族背景很复杂，当时，他是把这种数字当作一种失传已久的少数民族文字。虽然这一理解并未被学界采信，很多人觉得，他这样的高人怎么也会犯这种“低级错误”（这种错误，年轻人最容易想不通），但我们不要忘了，正是由于他把这些符号释为数字，才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基础。 张先生是唐先生的学生，对唐先生执礼甚恭，每见先生必垂手立。[10]他对唐先生在古文字研究上的贡献非常推崇。[11]解放后，他协助郭沫若院长做过很多资料查证的工作，对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也十分佩服，原来很想接着做（可惜未能实现，只留下他在《大系》一书上的批注，将由中华书局出版）。[12]这两位前辈，对他影响很大。铭文，他是采用唐兰的考释；性质，是从郭沫若之说。只不过，他以为学界习称的族徽是父系家族的称号，因而叫做“家号”。 这是张先生的研究背景。 唐兰和郭沫若的认识，不管正确和不正确，都是张先生做进一步研究的线索，有些可能是启发，有些可能是误导，我们不能苛责前人。 1977年春，陕西岐山凤雏宫室遗址的11号灰坑和31号灰坑出土了17000多片西周甲骨。这一年，张先生参观过周原遗址，看过这批甲骨。这是真正推动张先生重新思考上述问题的原因。 1978年11月29－12月8日，中国古文字研究会首届学术讨论会在长春召开，会议第一天，徐锡台做《周原出土甲骨文字》的报告，就是介绍这批甲骨。第二天，大家撺掇张先生发言，要他就这一发现讲几句话，于是他做了《古代筮法与文王演周易》的简短发言。凤雏甲骨，出自周人故地，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古人所谓“文王演周易”的传说（见《史记·日者列传》、《汉书·五行志上》等书）。他第一次就这一问题发言，就是以此为话题。他是把凤雏甲骨上的数字符号按今本《周易》加以转写，希望借此说明，这是卜筮并用的结果，筮占的本质是数占，易卦的根子是数字卦。这一看法获得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本书附录一就是讲这件事情。 张先生正式就商周数字卦做详细论证，是在1979年。这一年的春天，他再次参观周原遗址，不仅看甲骨，也看其他文物。他在铜器、陶器和瓦片上都发现了不少筮数。回到北京后，他遍检群书，收集到64个卦例，终于写出正式的文章，即本书所收《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这一年的6月初，他和夏鼐、马承源、张长寿同行，参加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举办的“中国伟大的青铜时代”展览和讨论会，[13]在会上宣读过这篇论文。这篇文章的中文本是发表于《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英文本晚一点儿，是发表于《古代中国》（Early China）第6期（1980－1981年）。美国汉学家对张先生的印象，主要是来自这篇文章（参看本书附录二）。 在《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中，作者已经注意到早期筮法的复杂性。他心里很清楚，他说的商周数字卦和《周易》是有区别的。商周数字卦在前，是多位数字卦，而《周易》在后，却只有九、六之数和阴阳爻。我们并不知道早期筮法是用什么样的方法（蓍草有多少根，挂怎么挂，扐怎么扐），也不知道早期筮法如何过渡到晚期筮法（如《易传·系辞上》的《大衍之数》章和朱熹《周易本义·筮仪》所说的筮法）。为了探讨这一问题，作者写了“筮法拟测”一节，他用牌戏中的“上牌”打比方，借助敦煌卷子《周公卜法》，推测早期筮法可能有另一套“游戏规则”，无论策数、余数还是分组的方法可能都大不相同。 这是他的第一篇文章。 第二篇文章是作者到湖北武汉参加第一次《周易》讨论会（武汉东湖，1984年5月30日－6月5日，由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和武汉大学主办）的发言。本书收录的《易辨——近几年根据考古材料探讨〈周易〉问题的综述》，就是他的发言稿。文章除综述作者对商周数字卦的理解，还补充了两种新材料： （1）1980年陕西扶风齐家出土的卜骨，上面有七个卦，其中刻于背面右下的两个卦是作：六九八一八六，九一一一六五。过去，从摹本看，我曾怀疑，第一个“九”字其实是“八”字，中间的斜笔乃骨面裂纹或羡画，后来，曹玮先生发表了缀合完整非常清晰的照片，我们从放大照片看，张先生的释读完全正确。[14] （2）1987年湖北江陵天星观楚墓一号墓出土的占卜简。简文有16个卦，张先生说他从来不用别人未发表的考古材料（案：这是史语所的规矩，也是社科院考古所的规矩），但为了说明自己的思路，犹豫再三，还是摘录了其中的八个卦，供会议讨论，声明如正式发表的话，可以删去（但出版者并未删去）。这八个卦，有一、六、七、八、九六个数字。 前者的重要性是发现了九字，后者的重要性是一、六特别多。 《连山》、《归藏》、《周易》，古人号称“三易”，说是夏、商、周三代之易。 夏、商在东土，周人在西土。《连山》、《归藏》贵八，《周易》贵九。作者说，周人用九，殷人用八，这可能是东西方两种文化的不同。 天星观楚简六数并用，说明《周易》虽大行于世，但早期筮法并未断绝。作者认为，简文卦例，一、六最多，正是阴阳爻的前身。 关于阜阳汉简的阴阳爻，前面说过，它的阴阳爻其实是作一、八，而不是一、六，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做了纠正，指出两者都作一、八。 第三篇文章是本书所收《殷墟甲骨文中所见的一种筮卦》（原刊于《文史》第24辑，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4月）。这篇文章与第一篇文章不同。第一篇文章主要是讨论商周时期的六爻卦（即所谓“重卦”）。这种例子越来越多，作者说，已有百十来例，准备另文加以探讨（案：并未实现），此文主要讨论商周时期的四爻卦。材料包括卜骨二、鼎铭一，补记还增加了巴黎吉美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卜甲。这四个例子，在《易辨》中已经做过披露，这里是专门讨论。 这篇文章，从表面看，似乎只是材料的补充，又增加了四个例子。其实不然，它引起的是作者对古代筮法的进一步探讨。 第一，他尝试以“互体说”解释这类卦象。互体说出郑康成，源头据说是费氏易。 第二，他说，“筮法不容易解决”，再次借助民俗学的材料，如杨恩寿《坦园日记》卷三所说浔阳府城“番摊馆”的卜法，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的“九天玄女”课，推测四爻卦的筮法。 和前面的文章一样，张先生说，这不是复原，只是拟测。 这是作者的最后一篇文章。 七 什么叫雕刻？罗丹有一句名言：砍掉多余的石头。道理似乎很简单，砍去多余，剩下的就是美丽。但什么叫“多余”，却远非一目了然。 有人以为，人的认知也是这样，铲除错误，就是真理，但什么是“错误”，同样并不简单。 消灭细菌就不会得病，这是无知幻想。同样，消灭错误，也不会有真理。 我这辈子，见过很多老师，他们各有各的风格。 有一种老师，他只告你可以干什么，并不告你不可以干什么，一切都很现成，书永远读不完，事永远干不完，以有生之涯，干无穷之事，其乐无穷。 有一种老师，他只告你不可以干什么，却不告你可以干什么，叫你慎言慎行，少写或不写，唯恐白纸黑字，铸成大错，因为害怕犯错误，所以关注的全是错误。 还有一种老师，他并没有这种非常实际的指导，只是用自己的榜样，鼓励你去探索，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不较一时一事之短长。 张先生是哪一种老师？是最后这一种。 探索是要犯错误的。 “先生之学说或有时可商”（陈寅恪语），老师也会犯错误。 子曰：“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我并不认为，老师的学说就不容商榷。 比如下面五条，就可以讨论： （1）先生认为，今本《周易》的面貌，包括卦序，是形成于汉代，现在从上博楚简《周易》看，恐怕要重新修正。我分析，简本卦序还是同于今本，文字经破读，也大同小异。可见《周易》的面貌很早就略同今本，这和我们得自《左》、《国》筮例的印象也比较吻合。[15] （2）先生说，马王堆帛书《周易》的卦序是后天卦序，现在经学者讨论，恐怕还是和先天卦序更接近。[16] （3）先生把中方鼎的卦画解释为“家号”，恐怕也值得重新考虑。他认为，史墙盘铭文中的“以五十颂处”，“是说给了他们以卦为名的邑”，我觉得，铭文既然是讲赐邑，唐兰先生把“五十颂”读为“五十通”，要比这种解释更贴切。铜器铭文中的卦画，缀于铭末，恐怕还是和择吉铸鼎有关，未必是徽号。[17] （4）四盘磨卜骨有三组卦画，先生把“七八七六七六”下的字释为“曰隗”，现在看来应改释为“曰甶（思）女（？）”；先生把“七五七六六六”下的字释为“曰魁”，现在看来应改释为“曰甶（思）女”。因为释文改变，先生以之为《连山》首卦的猜测不免落空。[18] （5）饶宗颐先生提到的吉美博物馆藏甲骨，摹本有误，所谓“卦画”，从照片看，其实是“戈六百”三字。张先生在其自存的样书上已经删掉了这条材料。[19] 老师也是人，老师也会犯错误，既有别人的误导，也有自己的错觉，这很正常。但我完全不同意某些人的评价。比如从前受教于北京大学，现在供职于台湾史语所，有个叫李宗琨的学者，他对大陆学者的探讨采取全盘否定，特别对张先生的成果更是一笔抹杀。[20]这种评价就很不公允。 大陆学者讨论“数字卦”，积半个世纪之努力，虽然意见不尽统一，过程时有反复，但就总体而言，还是取得很大突破，并非如他所说，张先生的研究全是主观臆说，大陆学者都是风行草偃。 这里，我把我的体会总结一下： 第一，商周时期，卜、筮并行，是最重要的占卜，地位高于其他数术。学者从铜器、甲骨和其他出土物上发现过去称为“奇字”的神秘符号，其实是早期筮占的遗存，年代可以早到商代晚期，很可能本来是殷系的筮占，后来传入西土，才有了周系的筮占。就像龟卜，殷系和周系不尽相同。卜筮是卜算。[21]筮占在本质上是一种数占，占卜工具是筹策类的计算工具，占卜结果也是用数码形式表现，足以说明这类占卜的源头究竟是什么。这些符号，经大陆学者共同研究，可以肯定是由数字组成，其实是一种数字卦。虽然这种数字卦，在《周易》大行之后，仍有较长的延续，可以晚到战国、西汉，但没有证据可以支持，《周易》类的新型占卜是另有源头，一开始就与早期数字卦是平行关系，跟数字完全无关。早期数字卦，现已发现的实例，数量相当可观，毫无疑问，全是得自十位数的数字系统，我称之为“十位数字卦”。[22] 第二，《周易》一书，学者多认为是形成于西周时期，《左传》、《国语》可以证明，至少东周时期已非常流行。这种筮占，与《连山》、《归藏》并称“三易”，都是以九六七八之数和阴阳爻为形式，显然是一种新型的筮占。这种筮占，也许是脱胎于周系的十位数字卦，而不是商系的十位数字卦，但不大可能是脱离原来的背景，与比它更早的筮占无关。现在我们有三个古本：上博楚简《周易》、马王堆帛书《周易》和双古堆汉简《周易》，其卦画都是以横画表示阳爻，两撇表示阴爻，书写形式完全同于早期数字卦的一、八。王家台秦简《归藏》的卦画与之类似，唯一的不同点，只是除了一、八，还有一、六。六字的写法还是同于早期数字卦。这绝不是偶然的。你说，这种筮占与早期的数字卦无关，别有源头，古本所见卦画不是数字，这是信仰，信仰可以随便讲。但事实上，战国、秦代和西汉，所有的阴阳爻都这么写，没一个例子是采用横画断连，像今本这样。横画断连的阴阳爻，见于出土物，最早的例子是熹平石经和乐浪式盘，都是东汉的东西，这些证据，你说你不信，也可以，但不信的证据在哪里？一点反证都没有。这样抬杠就没意思了。我把这类卦画叫“两位数字卦”。 上述两种筮占可能有关，可能无关，这是一回事。它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其实是另一个问题。说实话，这是一个还要继续探讨的问题。目前学界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有关，比如张先生和多数学者都持这一观点，从筮占的性质看，从卦画的形式看，从奇偶二元化的趋势看，都比较合理；另一种意见认为无关，只有金景方、李学勤等少数学者持这一观点。这两种意见，哪种对？关键要看证据，也要看道理。简窄，不便书写，就把阴爻写成两撇，这种理由太勉强；从古文字材料找平写的阴爻，也至今没有找到。 李宗琨的文章，属于支持后说，但于后说没有提出任何正面的支持和积极的证据。他的文章，完全是从负面立说，没有创造，只有攻难，只破不立，当然很轻松。[23] 他的攻难，主要是两条：第一，张先生常用《周易》转写商周数字卦（李学勤先生，还有很多学者，他们也这样做），但两者并不能证明是同样的东西；第二，张先生并没有令人信服地证明，十位数字卦怎么变成两位数字卦，两位数字卦怎么从九六七八变成一、八。 关于第一条，我想说的是，大陆学者并非全都如此，比如我就不这样做。我认为，这样做，很容易使人误解，以为十位数字卦等于两位数字卦。但学者这样讲，我们应抱“了解之同情”。我们要理解，当初学者是在探索新发现与旧知识之间的联系，《周易》是我们的认识起点，转写只是一种通俗的讲解，目的是帮读者了解，这些出土发现是一种类似《周易》的数占。事实上，你只要认真读一下张先生的文章，你就会发现，他并没有认为，这两种数字卦是直接对等。李宗琨抓住这种表达方式不放，以为张先生是以《周易》简单比附商周时期的数字卦，这是见其小而忽其大。其实张先生要论证的是，《周易》是从早期数字卦发展而来，而不是等于早期数字卦。两种数字卦，可能有某种继承关系。 关于第二条，我想说的是，只要不带偏见，只要有足够的理解力，在张先生的三篇文章中，你会发现，他始终认为，早期筮法是个很大的谜，因而并未为这个问题下最后结论，也不认为现在可以下这个结论，更没有认为大家不可以讨论。相反，他把这个问题看作一个开放的问题，希望大家提出别的方案。如果他真的以为，早期筮法就等于晚期筮法，他就不会借助打牌提出他的种种拟测。他讲打牌，表面上看，毫不相干，无论如何算不上什么过硬的证据，但我认为，这种考虑最有启发。早期数字卦，我们看见的只是一组数字，而看不见数字背后的东西，这就像我们手中有牌，但并不知道怎么玩。事实上，他要告诉我们的并不是某种确定答案，而是问题的范围和可能性，是占卜的基本原理。 显然，张先生并没有傻到李文所想象。他的头脑很清楚，当时挂怎么挂，扐怎么扐，怎么分组，怎么排序，肯定不是按照“大衍之数五十”的方法来进行，而是有另一套方法。 八 张先生是个老派的学者，像很多老先生一样，留下的著作并不多。但他学养深厚，胸怀博大。在他身上，我们还能看到罗王之学的探索精神和史语所的博大格局。[24] 他像一面镜子，可以照见今人之油滑、刻薄、猥琐、固陋。 现在的古文字学界，在新一代的年轻学子中，有一种风气很不好，就是争强好胜，党同伐异，如蚊嗜血，如蝇逐臭，闻他人之过则喜，有一得之见则狂，专以纠谬订错、攻击他人为目标，不是诲人不倦，而是毁人不倦。 这已经远离了正常的学术批评，积极而富有建设性的批评。 批评并不等于纠谬订错。说实话，学者称为“硬伤”的绝大多数错误，其实都不值得批评。只有针砭时弊，才需要大刀阔斧，迎头痛击。 学术不是“吸尘器”。 我说过，批评是要怀有极大敬意的。 如果值得批评，一定是别人给你铺了路，哪怕别人的失误，也是重要启发。你通过你的批评，可以和你的同行，共同推进学术，如果你是踩着别人的肩膀说话，就该客气一点。你对你的批评对象要怀有极大的敬意。 说句大实话，不犯错误不是人。 其实，错误是与生俱来。人不可能出口成章，毫无口误，文章也很难一气呵成，总要反复修改，为什么？就是因为有这样那样、或大或小的错误，每时每刻都会犯。累了会犯，病了会犯，一不留神就会犯。知识不够会犯，学问大了也会犯。大人物就不犯错误吗？没有的事。老头子，不识盈虚有数，明明体力不支，记忆力不行，还要挺着撅着玩命干，错误岂能幸免？同样，年轻气盛，不知天高地厚，目空一切，自以为是，也会犯错误。 不许自己犯错误，办不到。不许别人犯错误，更是最大的错误。我说过，“天地之间最没有常识的一件事就是认为别人没有常识”。[25] 九方皋，想看的看，不想看的不看，得其精而忘其粗，见其内而忽其外，连牝牡骊黄都分不清，当然是“硬伤”，但他独识千里马。[26] 牝牡骊黄，并不是学术目标。 学术是一种追求，学术是一种探讨。我向往的学术，更像艺术创作，而不是体育比赛。 我是学考古和古文字的。很多人都以为，这两门学问最基础，最实在，什么都是铁板钉钉，这是说反了。其实，这两门学问都是最开放的学问，上不封顶，下不保底，就认识的总体而言，最不可能定黑白于一尊，很多想法都要集思广益，反复探讨，反复修正。谁想称王称霸，唯我独尊，只能自取其辱。 在这篇读后感的结尾，我想把张先生的两段话抄在下面： 卜筮是人类在无力掌握客观规律的情况下，希望借助于某种符号的变化窥测神明的意向。至于怎样取得和怎样辨认这些符号，卜筮人所用各种方法却都是人为的规定，没有客观规律或逻辑的必然性。就如同许多游戏一样，都是以意为之，我们看各地发掘出许多六博的工具，但是无法恢复其游戏。以象棋或扑克牌来说，不经传授，谁也无法推测出其原定的规则。所以这里提出的筮法只是拟测的一个方案，借以增加对那些考古材料的理解，谈不上复原问题。（《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 最后，应当声明一下。我不是说这二骨一鼎的铭刻必须这样讲，既然发现了三个四爻卦，顺便说出自己对它的解释，这只是个人一时的意见，并不排斥其它的说法，还请方家多多指教。（《殷墟甲骨文中所见的一种筮卦》） 读张先生的书，我还记得，他说，很多问题，他还想接着写，重新写，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但他的书，文如其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尽心焉而已矣”。 一个人，尽了他的心力，留下他的追求，这难道还不够吗？ 先生留给我们的是一片广阔天地，只要辛勤耕耘，一定会有收获。 2010年6月12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今天是我的生日。 [1]参看：张政烺《我在史语所的十年》，收入《张政烺文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846－850页。 [2]参看：张政烺《我与古文字学》，收入《张政烺文史论集》，851－866页。 [3]从1954年参加筹建这个研究所，他就是该所的学术委员。张先生也是社科院考古所的学术委员。 [4]参看：张政烺《我与古文字学》。 [5]当时只有大师，没有“大师热”。现在相反，只有“大师热”，没有大师。 [6]关于红楼整理组的这段历史，还没有专门的著作研究。承吴铁梅先生告，此事可参看：王可《王冶秋传》，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246－265页。 [7]据发掘整理者韩自强先生说，《简介》所说“阴爻作‘∧’形，与今本《易经》、马王堆帛书《易经》等皆不同”有误，下文所述临卦之象才是正确的，二者矛盾，发稿时未能统一。参看：李零《中国方术正考》，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204页。 [8]四盘磨卜骨的族属和年代，是个引起讨论的问题。唐兰认为是周人进驻安阳后留下的东西，郭宝钧、陈梦家认为是商代的习刻卜辞。张政烺先生是取后说。现在看来，这件卜骨应属殷墟出土的周人甲骨，参看：曹定云《殷墟四盘磨“易卦”卜骨研究》，《考古》1989年7期，636－641页；李学勤《周易溯源》，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203－206页。 [9]参看：李零《中国方术正考》，200页。 [10]傅学苓《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校读》序，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11]张政烺《唐兰〈古文字学导论（增订本〉）出版后记》，收入《张政烺文史论集》，545页；《〈唐兰先生金文论集〉序》，收入《张政烺文史论集》，835－836页。 [12]张政烺《郭沫若同志对金文研究的贡献》，收入《张政烺文史论集》，636－640页。 [13]关于此事之筹划，可参看：1979年11月19日夏鼐致张光直信、1979年11月27日张光直致夏鼐信，见李卉、陈星灿编《传薪有斯人》，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183－184页：261－262页。 [14]曹玮《周原甲骨文》，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154－155页。 [15]参看：李零《读上博楚简〈周易〉》，《中国历史文物》2006年4期，54－67页。 [16]参看：连劭名《读帛书〈周易〉》，《周易研究》1988年1期，8－14页；李学勤《马王堆帛书〈周易〉的卦序卦位》，收入氏著《李学勤集》，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351－361页；李零《中国方术正考》，235－236页。 [17]参看：李零《重读史墙盘》，收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吉金铸国史》，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42－57页。 [18]参看：李零《中国方术正考》，206页。案：“甶”字常见于周人的甲骨，过去有各种误释，应从夏含夷说读为“思”，见[美]夏含夷《试论周原卜辞■字——兼论周代贞卜之性质》，《古文字研究》第17辑，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304－308页。这是周原甲骨发现后的新认识。 [19]承法国高等实验学院的风仪诚（OlivierVenture）先生寄示照片，谨致谢忱。 [20]李宗琨《数字卦与阴阳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七本，第二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6年，279－318页。 [21]睡虎地秦简《日书》乙种把“卜筮”写成“卜筭”，“筭”与“筮”可能是同源关系，参看：李零《唯一的规则——〈孙子〉的斗争哲学》，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55页。 [22]这类卦画，已经发现的数字是一、五、六、七、八、九、十，没有发现的数字是二、三、四。为什么没有二、三、四？张先生的解释是，卦画是竖写，如果积画为之，无法区别。 [23]李宗琨的文章是呼应胡平生在达园宾馆会议（2000年8月19－22日）上的发言。参看：李零《参加“新出简帛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几点感想》，收入氏著《上博楚简三篇校读记》，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2年；又大陆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129－144页。 [24]我所知道的罗王之学，是个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献学家、古文字学家共同参与，格局非常博大的学问，绝不是今天那种除了撅屁股认字，其他什么都不闻不问的所谓古文字学。 [25]李零《大音希声，善言不辩》，收入氏著《花间一壶酒》，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195－203页。 [26]李零《马年说伯乐》，收入氏著《花间一壶酒》，190－194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