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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吉县隶属临汾市，地处南流黄河东岸、吕梁山南端。对于山西先秦的文化格局而言，这一地区仍然是一个未知数，是与晋南的中原系统相同，还是属于晋中或者是更北的吕梁山的文化谱系呢？最近出版的《吉县州川河流域区域考古调查发掘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将揭示这一地区的先秦文化序列和文化归属，从中可以看出山西境内先秦文化动态的文化格局。 这套《报告》是张忠培先生在国家文物局立项的《河套地区先秦两汉时期文化、生业与环境研究》项目的子课题——山西黄河东岸吉县、柳林和保德考古调查的一部分。从张先生为这套丛书所写的书序可知，这个课题是在国家开发大西北的形势下把考古研究与文物保护结合起来的一个重要举措。为了能在大规模经济建设与开发之前做到胸中有数，考古部门必须摸清家底。《报告》是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历时7 年对这一地区发现的遗迹和遗址系统调查和全面整理与研究的重大研究成果。 张先生之所以选择黄河河套地区，是从中国北方的大课题考虑的。20 世纪90 年代北方地区东部的赤峰正在进行中美考古调查，张先生准备从东向西全面了解中国北方的文化遗存分布。河套地区与50 年代以前外国人调查到独特的北方青铜器，如“绥远青铜器”或“鄂尔多斯青铜器”有关，更与50 年代之后中国考古学者在吕梁山脉发现的石楼、保德青铜器密切相关。这些青铜器多是采集的，没有共生的陶器，所以考古学文化属性不清楚，但是一定与吕梁山区的考古学文化有关。80 年代初，晋中白燕遗址的发掘就出土了吕梁山区石楼类型金耳环，说明这种青铜文化已经向东影响到了晋中地区。于是张先生便以晋中为基点，向西北推进到吕梁山区乃至更远的河西走廊。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发现是山西柳林高红遗址调查、忻州游邀遗址和甘肃民乐东灰山的发掘。在国家开发大西北的背景下，河套项目研究与文物保护相结合，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大力支持并在2003 年得以立项。张先生除了关注北方考古学文化序列，还一直关注生业形态，提出了两种经济类型和农牧两种文明。中国北方长城沿线正是农牧交错地带，最终在春秋中期进入游牧社会。所以课题的学术研究任务一是搞清河套地区考古学文化和诸考古学文化的关系，以及与周边文化的关系，二是搞清诸考古学文化的生业及其与环境的关系。2006 年课题组部分成员随张先生从陕北、晋北和内蒙古河套地区逐一进行实地考察。在侯马南山库房，张先生认真地看了吉县调查的陶片，为报告的体例把关，并把吕梁山区考古调查的学术意义提升到整个山西先秦两汉文化格局与经济形态转化等重大历史层面。 《报告》所涵盖的工作包括2003 年8 月至11月历时三个月的系统调查和试掘，以及2004 年的复查和根据这些成果在2007 年的再一次试掘，对吉县境内州川河流域先秦两汉的考古遗存有了全面系统的了解。吉县地广人稀，河岸沟壑纵横，交通极为不便，调查人员只能自支帐篷，中午只能自带干粮，连喝水都是问题。在这样艰苦的工作条件下，调查人员凭着执着的事业心在调查区域的168 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发现255 处遗址。课题组成员又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对这些资料进行分析整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一套4册的调查发掘报告。 《报告》的第一个特点是资料全部发表。调查中获取数量最多的遗物就是陶片，有些陶片连口沿部分都没有，整理这样的资料需要的是耐心与细心。从报告的体例看，遗物的发表分为线图和照片两大类，为了节省篇幅和成本，照片全部放在报告后面所附的光盘中，这种科技手段使得资料的发表更加全面和完善。在没有口沿等特征部位的陶片上，最重要的资料价值就是上面的纹饰，在计算机上看到的照片表现得十分清晰与真实。报告的第二个特点是客观性。资料的介绍完全是按照调查发现的编号逐一客观介绍，最后再讨论各自的年代，确定每一个地点的年代。在整个报告体例中，客观介绍与主观分析是严格区分的。第三个特点是在资料全面介绍的基础上又深入研究。第二章各遗址分期与断代，体现了课题组对这些遗物的研究水平与最终成果。一是对所有的遗址按编号介绍了它们的年代，并以列表的方式予以介绍，简单明了。然后分别对每一期的年代进行讨论，这种讨论主要是基于和周边已有研究的比对。这种比对图非常直观。通过残破的甚至是没有口沿的陶片进行年代和文化属性的判断，只有极少量的专家才能做到。但是根据这张比对图，很多考古学者都会得出自己的看法。从比对图的数量可知，课题组成员做了大量的分析比较研究。为了了解先秦两汉生业的变化，调查组还在试掘过程中采集了大量的自然遗存标本，并进行了科学检测。全书的谋篇布局体现了课题组对调查结果的学术意义的深入研究。 《报告》的学术意义还需要从山西的先秦两汉考古的学术史中来理解。吉县位于山西西部黄河东岸，是吕梁山脉的南端。它的南边是典型的中原文化的陕晋豫地区，东北是晋中地区，它和更北的石楼、柳林和保德又同属于吕梁山文化区。报告将吉县州川河流域的先秦两汉遗存分为十五段，最早的属于枣园文化，最晚的是两汉时期。通过与周边文化的比较可知，从第一段的枣园文化到第六段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吉县都属于晋南文化区。到了第七段的龙山时期，文化面貌多样化，与晋南、晋中甚至晋北陕北都有很多相似性。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第十段的商代晚期到西周早中期，而且从第八段的夏代开始遗址数量明显减少。从第十一段的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开始，吉县的文化面貌又与晋南的晋文化完全相同了。报告在调查收获中指出，此次调查发现的夏、商、西周时期的遗址很少，可能是自然环境的变化，也可能与这一时期的非华夏人群有关。笔者认为这两者是密切相关的。在吉县属于晋南农业文化区的时期，也是自然环境适宜农业耕作的时期，遗址数量和堆积都非常丰厚；在吉县文化因素复杂的时期，说明这里不适合农业经济，有相当的牧业比重，正是环境变化所导致的。吉县调查所显示的文化归属的变迁以及经济类型的变化，对于理解整个山西先秦两汉的文化格局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报告》所揭示的年代序列中，文化因素众多、文化面貌复杂的时段是夏商西周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化有晋南的中原文化、晋中的白燕文化和南流黄河两岸的石楼、保德类型文化。从吉县以往的发现可知，这里的商代晚期遗存有吉县上东村的发现，在这里发现了被破坏的半截墓葬，人骨的上半身随葬有短剑和战斧以及一对马镳，属于保德青铜器类型。石楼类型的金耳环出土在白燕遗址被扰乱的五座商代大墓中，说明在商代晚期石楼类型对东部的晋中地区有影响，但是早商时期的白燕文化是特点十分明确的土著文化。柳林县高红遗址，既发现过以短剑战斧和铜胄为代表的青铜器遗存，也发现过以H1 为代表的晚商遗存，近年来还发现了大型夯土基址。这些现象表明，南流黄河两岸在晚商时期有很强大武装性和移动性的人群，对中原构成了威胁。这些已有的发现，使得我们对吉县的考古发现更加期盼。从吉县的发现来看，商代早期的少量早商文化遗存都与白燕文化相同，而商代晚期遗存的通体绳纹、空袋足、口沿压花边的特征，与柳林高红H1 和李家崖文化更加接近。这说明在商代晚期北方文化因素最发达的时期，这种文化因素已经南下到吕梁山区南端的吉县，更加印证了以前上东村的发现。《报告》由于陶片量大，绘图任务很重，有些图绘得不尽如人意。不过光盘中的照片可以部分弥补这一缺憾。另外，《报告》所采集的自然遗存还有待深入研究，距离了解当时的环境与生业还有很大差距。 总之，吉县的考古发现，加之以往的晋中、晋北和吕梁山区的发现与研究，说明山西南部大部分地区在新石器与晋国的分封之后，农业的中原文化占据着主导地位，而在龙山末年开始到西周这段时间，环境的变化和农牧混合经济使得山西大部分文化面貌复杂，定居人群减少。农业和农牧混合经济在山西境内的先秦两汉时期有一个消长的过程，这是晋国与周边戎狄交往的经济与文化基础。 这套《报告》是在张忠培先生刚刚离开我们后出版的，他生前主持的项目的成果将陆续出版，这是考古人对他最好的怀念。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7年11月28日6版） 责编：韩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