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28日，钱先生先生辞世那天，正是先生九十八岁生辰。就在半个月前，我趁着到上海开会之际，约了杨扬兄，接钱先生到他喜欢的高岛屋翡翠酒家，提前为钱先生做百岁寿辰。一只蛋糕，一根蜡烛，祈愿钱先生健康长寿，日月长明。那时的钱先生精神朗朗，思路清明，很是开心。我们还说到做口述自传的事，想把钱先生的人品、文品、才学以口述的形式保存下来，钱先生欣然答应，约了国庆后开始做第一次访谈。那天的场景还历历在目，钱先生却突然驾鹤西去，风流顿逝，留下了巨大的遗憾和无尽的哀思。
    我已不能确记最早是什么时候见到钱先生的了，现在回想起来，最早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次是1989年秋天，那年11月中旬，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理事会在苏州大学召开，许杰先生、王瑶先生、钱先生等学界泰斗云集苏州，我那时是刚毕业的小硕士，诚惶诚恐地到本部老招待所（今已不存）拜见几位先生。那应该是我第一次亲聆钱先生教诲，至于说了些什么则完全不记得了。想来更多的是一种追星心理的满足，根本还谈不上什么请学求教。倒是王瑶先生离开苏州前，遵乐黛云老师之命，我陪同王瑶先生和乐老师去游览虎丘，虎丘后山，野风阵阵，我们只得走马观花，匆匆下山。万万没想到，王瑶先生从苏州到上海就病倒了，竟至一病不起，溘然长逝于上海。钱先生有一篇《哭王瑶先生》，开头就写到了这次苏州会议。1990年代后期，我的导师范伯群老师几乎每年都会请钱先生来苏大主持博士论文答辩或参加活动，1999年钱先生还担任了我博士论文答辩的主席，我也就有机会往返接送，随侍左右，很快就跟钱先生熟悉了起来。
    后来，我几乎每年都会专程去上海看望钱先生一两次，还有机会多次陪同钱先生出游。我们一起去广东海陵岛大啖海鲜（那张黄昏时分钱先生在海边的照片，就是我拍的，我偶然拍出这么好的照片，很得意，钱先生也肯定有加，一直把这张照片放在书房的书架上），到苏州西山赏太湖日落，到无锡阳山看桃花盛开，当然，更多的是在苏州的园林里喝茶聊天。有一次说好了去重庆玩，钱先生临时没去成，还特地写信致歉，说是杨先生不同意。那时杨先生已经生病，对钱先生很依赖，钱先生也就尽量不出远门。有一次，我们在钱先生的书房聊天，钱先生几次起身去看一眼杨先生，有些失忆的杨先生会大声问，你是谁啊？钱先生则大声回答，我是钱谷融啊！两位鹣鲽情深的老人的对答，让人莫名地感动和温暖。钱先生一生爱玩，喜欢四处走走，感受大自然的美妙，可是最近几年，大家已轻易不敢请钱先生出门，更不敢请钱先生去外地。不能时时与自然晤对，钱先生内心其实是挺孤寂的，一直说要来苏州玩。去年春天，杨扬兄陪钱先生来苏州，我们在沧浪亭听雨喝茶，闲坐半日，钱先生特别开心，说大家现在不敢带他玩了，只有杨扬愿意带他，言下颇为无奈。也就是去年在沧浪亭，钱先生突然几次对我说，季进，你长大了！我笑称，是我老了吗？钱先生说，不，是成熟了，季进终于长大了！我一直跟钱先生没大没小，口无遮拦，乱开玩笑，钱先生从来不以为忤，总是哈哈大笑，机智应对，原来在钱先生眼里，我一直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不断地给我以关爱。钱先生在给拙著写序时就说，“季进博士是我的忘年交，我已不记得是哪一年开始与他相识的了。仿佛我早就认识他，远在与他见面之前就已经认识他了；又象他始终就在我身旁，从来不曾离开过我一样。人与人相处，难免有界限，得遵守一定的礼数。与季进在一起，就不觉得有界限存在，彼此仍很自在，怡怡然如鱼之相忘于江湖一样。单是为了享受这样一种感觉，就很愿意和季进在一起。但是他在苏州，我在上海，又各自为工作所缠，要见一次面，实在不容易，更不免增加了我的思念之苦。秋月春风，每每不胜神驰。”现在，我长大了，钱先生却去了，再也不能随时拔打那个熟悉的号码，大声向钱先生问好了，再也听不到钱先生爽朗的笑声了，再也没有机会登上那咯吱作响的老式楼梯，与开门的钱先生热烈拥抱了……，如果能留住钱先生，我宁愿象《铁皮鼓》中的奥斯卡那样，永远不去长大。
    在我与钱先生长期的交往中，我深深地感到，钱先生其人散淡自处，其文自然真诚，钱先生的品行襟怀，总是让我想起“圆融空明，光风霁月”这几个字。与钱先生交谈，比跟家中长辈谈心还要自在，春风化雨，雨露滋润。钱先生总是说我给人的印象是“轻、灵、秀”，嘱咐我应该反其道而行，要“重、拙、大”，不断勉励我，不要受各种纷繁复杂的外界因素的干扰，专心一志于学，持之以恒，精进不懈，才能所有成就。以前电话交通不畅时，常凭书信往来，钱先生逢信必复，在信中既会叮嘱我留心季节变换、注意出行安全，也会不断地勉励我，要“珍惜自己的才能，好好护持它，培植它，做一个正直而有用的人。”（钱先生1999年6月23日来信）。现在重读书信，感慨系之，钱先生其人其文，已成绝响，我何其幸运，在我人生中能遇到钱先生，得到先生的厚爱、关心和指导。正如王晓明兄在《送别先生》中所说的那样：“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有他近距离地给我们示范：即便世道恶劣、天地局促，人还是可以保持高洁的品性，涵养人之为人的大器之志。”
    后之来者，再也没机会亲聆钱先生的教导，领略先生散淡而从容的高洁品性，所幸的是，钱先生了留下了宝贵的文学遗产，他的著述对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史乃至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钱先生最好的纪念，就是不断地重读钱先生的著作，汲取无穷的滋养。我曾经有文章介绍过钱先生的文学思想，在这里，我不避重复，只想再次强调，钱先生文学思想最核心、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一点，就是一以贯之的“人的文学”的审美选择，即使在当下的文学语境中，钱先生的论述依然有着巨大的启发意义。
    1957年，钱先生发表著名的《论“文学是人学”》，具体阐述个体思想在文学作品中的重要性，尤其是文学与人学的天然联系，重新接续起了五四“人的文学”的启蒙思想。在那个文学服务于政治的时代里，这篇论文如黄钟大吕，空谷足音，引起了巨大反响。钱先生以独特而富有激情的语言呼唤一种真正的“人的文学”的观念。他驳斥了文学是政治和阶级斗争的“工具论”思想，批评了那种从“整体现实”、“生活发展规律”或者“生活本质”出发的所谓“现实主义”创作观念。钱先生旗帜鲜明地提出，文学是“人学”，这个人学的对象是具体可感的而不是抽象整体的，那种“整体现实”、“工具论”和“反映论”都离开了具体的人。钱先生强调文学表现的对象是人，这不仅是对作品表现对象的规定，而且也是针对创作主体的，“在艺术领域里，不管是创作，还是鉴赏，人们总是带着自己的情绪色彩来观察对象的，总是要将观察对象跟自己的生活、兴趣，跟自己的整个个性联系起来。”创作主体首先要有独立的思想和个性，是有着一定的思想感情和独立的个性的人。1950年代的中国社会现实是知识分子的思想越来越被禁锢在意识形态结构中，因此，要想使作家创造出来的人物具有独立的情感和意识，首先得要求作家自己必须要有独特的思想情感，只有作家真实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情感，他所表现的对象才会具有独立的情感和意识。
    钱先生的这些思想当然不容于当时社会。他反对以国家、集体和阶级的名义扼杀作家的文化个性，这实际上已经直接触动了当时经典文论的几个概念。他直截了当地质疑“人民性”、“爱国主义”和“现实主义”等概念的合法性，认为这些概念如果不跟个体真实的的思想情感结合起来，就毫无意义。“如果评价一切作品都用人民性、爱国主义、现实主义等等标准，那么李后主的词，王维、孟浩然以及许多别的诗人的许多诗篇，就都只能被排除在古典作品之外。”但在现实生活中，“人民性”、“爱国主义”和“现实主义”这些抽象的集体概念制约着作家的思想、创作和实际生活。他们所要做的唯一工作就是全盘否定自己的自由思想，把自己变成一个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工具”。从这个角度来说，《论“文学是入学”》不啻是对当时社会整个文学规范的反叛。钱先生把自己的人学思想总结为“人道主义”，而“人道主义”的核心便在于“人”，一切以具体感性的人为起点和终点。钱先生并不是不知道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现实危险，所以他采取了泛化的“人道主义”观，把“人道主义”看作是亘古有之的精神现象，指出在东方的孔子、墨子，西方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思想里都存在着人道主义精神。尽管钱先生的“人道主义”论述无法完备，“人道主义”也不是万金油，但是钱先生的论述确实石破天惊，看到了整个社会制度的弊端和症结就在于对独立的个人思想的忽视，看到了无所不在的个人被当作工具而不是人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钱先生对人学思想的阐述，宣称了独立思想的重要性，生动体现了文学领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确认文学应该认同“个体”价值，实际上把中国新文学中断的“人学话语”重新接续了起来，建构了当代文学的“人学话语”。
    “文学是人学”的思想不仅体现了钱先生以“人道主义”立场和角度对自由个体和文学乃至整个社会制度关系的思考，而且也显示了他对文学审美价值的关注。始终强调文学作品的审美品格是钱先生终生实践的文学理念。在几十年的文学实践中，钱先生始终保持着独特的审美眼光，坚决反对文学的说教，即使文学应当具有教育和认识作用，也应该在审美实践中不知不觉地完成。在文学的认识、教育和审美这三种功用中，钱先生最为重视的就是审美作用。在他看来，文学作品之所以成为文学作品，就是因为它具有特殊的审美力量，正是这种审美力量渗透到读者内心世界中，才使得读者喜欢和认同文学，如果文学作品缺乏了这种审美因素就不能称为文学作品。
    钱先生认为导致文学危机的重要原因，就是对审美层面不够重视，尤其是在20世纪很多作家过分追求文学的思想深度或炫人技巧，不但没有增加文学的魅力，相反损害了文学本身的纯粹性，破坏了文学作为文学的独立品格。钱先生深受黑格尔的影响，非常赞同把文学作品看成是一个主体心灵的对象和产物，而不愿意把文学作品简单地看成现实世界的客观反映，所以他在讨论到艺术创作时说，文艺作品表现的现实生活，“是经过作家、艺术家的心灵的折射的，是作家、艺术家本人所认识所理解的现实生活，而且其中还渗透着作家、艺术家的爱憎感情，包含着作家艺术家的理想和愿望在内的。”创作必须要有“强烈而真挚的感情”，用心灵去创作。同样，评论家在批评作品时也应该具有“强烈而真挚的感情”，才能接近作品领悟作品，从而获得“审美愉悦”。“真正的文艺批评，就应当是一种关于艺术与生活、艺术与心灵，以及艺术作品中的生活与心灵的关系的研究。”
    文学作品必须具有审美特征，要想获得审美特征，必须倾注作者的情感，让作者的心灵进入黑格尔所说的自由领域，但是直觉的表现、心灵的展示和情感的流露并不意味着创作主体可以为所欲为，完全不顾忌作品的客观性，钱先生认为作品虽然是由作家创造出来，但作品却具有独立自足的品性，创作主体不能随心所欲地爱怎样写就怎样写。作家不能“强使他的人物按照他自己的愿望、自己的主观臆想去行动，而总是把人物摆在一定的现实关系中，让他们按照他们自己的性格去行动的。”钱先生的《〈雷雨〉人物谈》是细读批评的经典之作，通过对《雷雨》剧作的文本细读，尤其是人物的对话和行动场景的细读分析，证明了《雷雨》中的人物对话都是从人物内心发出，都是在规定的情境中说她们自己要说的话，而不是作者强要他们说出，而且每一句话中都充满说话者的个人情绪，都符合他们各自的身份地位和性格特点。并不是因为作品是创作主体的心灵产物，作家就可以任意而为，《雷雨》中人物的思想情感和意识都是自然流露，没有人强迫他们说出一些不符合他们身份的话。钱先生认为好的文学的审美情感渗透往往是不知不觉的，读者也是不知不觉中感受到，读者正是在不知不觉中体会到了作品所传达出的“诗意”和“情致”，正是作品中的“诗意”和“情致”才使得读者保持了长久的阅读兴趣。
    钱先生毕生都在追求着文学和人生的诗意，1989年他在《对人的信心，对诗意的追求》中表达了对整个20世纪作家缺乏诗意的创作倾向的不满，认为无论是思想还是感情，都必须蕴育在诗意中。他也像本雅明一样看到了在商业物质发达的时代，艺术“灵韵”的丧失，而正是文学灵韵的丧失才导致文学的危机，所以钱先生要求人们无论是在政治时代，还是在商业化时代都应该保持一种诗意生活。在钱先生的文学思想中，我们看到他持之以恒地坚持以审美代替宗教伦理和革命伦理的诗人倾向，而这一切都是以“人”为本，也就是钱先生多年坚持的“人道主义”的思想信念，钱先生本人也正是通过充满诗意的批评建构起了他的“人学理论”。
    尽管钱先生对“人学”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批评在1950年代已基本完成，但他的文学活动并没终止于50年代。在此后的几十年中，虽然外部环境变动不居，他依然写了《曹禺戏剧语言艺术的成就》、《〈雷雨〉人物谈》、《艺术的魅力》、《文艺创作的生命与动力》、《谈文艺批评问题》等论著。从数量上来说，他发表的文章不多，但他从来不用像很多理论家那样，得根据时代变化来不断修改自己的艺术主张，钱先生的文学思想始终保持着一致性，即坚持文学是人学，集体主义不能代替个人思想，商品主义也不能取代个人思想。他的“人学”理论并不是只在1950年代的政治情境中才彰现其历史意义，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末商业主义兴盛以后，“人学”仍旧是他文学批评的思想原则，仍然焕发着耀眼的理论光彩。不但如此，钱先生的人学思想必须放到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历时性流程中加以考察，只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思想史的历史脉络中，我们才能更深切地认识到，钱先生的“人学”理论所具有的历史价值，不仅是中国新文学“人的文学”思想的历史延续，同时也奠定了当代“人学”思想的基本形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钱先生及其“文学是人学”的论述，有着无可逾越的历史标高。
    钱先生一生孜孜以求地追逐着自由、艺术与生命之美，追求着真、善、美的“人”的境界。这是永不会老去的，与世长存的情致与诗意。唯其有了这样的情致与诗意，才给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带来了一些温暖与亮色。
    又到了秋风乍起，菊黄蟹肥的时节，每年这个时候，我都会给钱先生送去他爱吃的螃蟹，可是，现在再也无处寄送了，每思及此，禁不住沧然而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