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前，华东师大中文系文贵良教授打来电话，也发来邮件，说学校要为钱谷融先生的99岁诞辰出一本书，望我也能写点文字。我犹豫了一下，答应了，后来却没有写。如今在高校，似乎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如果没有读过某位先生的博士，似乎就不能算是某位先生的弟子。照此说来，我没有资格来写这样的文章。后来，文贵良教授又打来过电话，我就支支吾吾的把这个意思表达出来了。文贵良教授劝我还是写几句。没想到，今天中午我打开电脑，就在网上看到钱先生在99岁生日当天驾鹤西去的报道。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负责人李敬泽先生告诉我，已安排人代表中国现代文学馆送花圈悼念钱先生，又责成我代表中国现代文学馆起草唁电。起草唁电的时候，想起钱先生在现当代文学史上的意义，我一时不免悲欣交集。
    我第一次听到钱谷融先生的名字是在1983年。那一年，我进入华东师大中文系读书。当时学术界有“南钱北王”一说，“南钱”指的是钱谷融先生，“北王”指的则是北大的王瑶先生。不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课上，冉忆桥老师告诉我们，写论文时要引用经典作家的观点。她举例提到，钱谷融先生的观点就是经典作家的观点。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冉老师曾做过钱先生的助手。冉老师本人就经常引用钱先生的话来说明问题，引用最多的自然是《论“文学是人学”》和《<雷雨>人物谈》里的话。如今回忆起来，冉忆桥老师是非常优秀的大学教师，她手把手教我们如何写作业，如何写论文，在中学语文和大学文学教育之间做了一个很好的衔接。冉老师也告诉我们，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当中，施蛰存先生、徐中玉先生、钱谷融先生、史存直先生，可以称为“先生”，别的教授，你们可以称为老师。我们自然能听出这句话的份量。在此之前，我们只知道“先生”是鲁迅先生的专用名词。
    当时给我们上课的老师，有钱先生的多位弟子，他们也刚刚毕业留校任教，中文系83级是他们的第一届学生。这些老师都属于知青一代，大都有过下乡插队的经历，对教学和研究都极为认真，教同一门课的两位老师，一位在台上讲课的时候，另一位也会坐在下面听讲。我记得很清楚，宋耀良老师和夏中义老师当时给我们讲《文学概论》，他们就互相听课，当然这也可能是系里的要求。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宋老师在文史楼一楼朝北的小教室里讲课，夏老师就坐在我旁边阅读朱光潜先生翻译的黑格尔的《美学》，并做了很多笔记。当时中文系办公室是一排平房，就在文史楼的后面，门口盛开着夹竹桃。它们暗香浮动，但据说带有某种毒性。给我们上《中国现代文学史》课和相关选修课的，还有许子东老师和王晓明老师，他们是钱先生的研究生。关于钱先生的很多观点，很多习惯，我们自然又从这些老师那里知道不少。钱先生的另一位弟子殷国明就在我们班上实习。我记得他讲的是《小二黑结婚》。我还记得那天特别冷，钱先生本人亲自陪同前来，就坐在下面听讲。殷国明老师上来就介绍自己是钱先生的弟子。他当时既紧张又兴奋，有点结巴，“小芹”这个名字有时候能重复多遍。殷国明老师当时又黑又瘦，课后我们就直接以“小二黑”称之了，也胡乱议论“小二黑”是不是觉得某个女生像“小芹”才这么紧张和兴奋的。扭头一看，钱先生就在旁边，吓得我们直吐舌。钱先生对殷国明说，多讲几次就好了。钱先生的另一位有名的弟子李劼，当时还在读研究生，喜欢演讲。他更是言必提到钱先生。如果我没有记错，李劼的硕士论文就叫《“文学是人学”新论》。李劼最喜欢提到的另一个词叫“双向同构”，大意是说审美客体与接受主体是“双向同构”的关系。在文史楼三楼朝南一间大教室里，李劼说，钱先生的理论就是“文学是人学”，我的理论就是“双向同构”。从事文学创作或研究，最重要的素质是敏感，钱门弟子无疑都是敏感的。但龙生九子各不相同，钱门弟子每个人又有着自己鲜明的风格。
    钱先生本人，我们只能在一些学术讲座上遇到。不过，钱先生从来不讲，都是他陪着别人来讲。他甚至都懒得坐到讲台上，而是和学生一起坐在下面。钱先生曾陪着王瑶先生来华东师大讲课。王瑶先生口音极重，讲的是什么，除了来自山西的同学，我估计很少有人听得懂。我只记得王瑶先生讲上几句，就朗声大笑，露出满嘴黑牙，并因为笑得厉害而气喘不已。我当时还感到纳闷，这样的老师怎么会是一代大师呢？徐中玉先生也曾陪着李泽厚先生来华东师大讲课，但李泽厚先生讲的却是刘再复先生的《性格组合论》。李泽厚先生粉丝众多，一般的教室盛不下，所以讲课的地点换成了学校的礼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华东师大中文系，能领全国风气之先，徐先生和钱先生无疑是起了极大作用的。某种意义上，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钱先生和徐先生已经成为华东师大中文系的象征。
    大学毕业之后，有一次我从河南去上海，去过钱先生家里一次，是与格非一起去的，当时格非在读钱先生的博士，然后我们在师大二村的小饭馆里陪钱先生吃饭。钱先生点了响油鳝糊和豌豆苗。我也曾陪着格非去过徐先生家里，每次格非都要在师大后门买一瓶红酒。钱先生不抽烟，徐先生则抽牡丹烟，我与格非由此讨论过抽烟对身体到底有没有害。五年前，有一次在北京开会，我请徐先生吃饭，赵丽宏和南帆作陪。年过九旬的徐先生，一次还能喝二两茅台。与学生在一起，这两位先生一点架子都没有，说“如沐春风”当不为过。
    大约在2010年，有一次我去华东师大讲课，当时的中文系主任谭帆教授约徐中玉先生和齐森华先生一起小聚，谭帆教授说，钱先生知道我回师大了，本来也要来的，临时有事来不了，托他问个好。我当时自然是感动不已。2013年夏，我去杭州开会，路过华东师大，在逸夫楼下的咖啡馆里，我有幸与钱先生有过一次闲聊。我记得李莲娣向钱先生介绍说，这是李洱。他说知道知道，我们师大的学生。当时有不少人看到钱先生，都过来与钱先生合影。钱先生手拄拐杖，非常配合，来者不拒。我还记得钱先生当时的眼睛。年过九旬的老人，眼睛还那么明亮，还那么灵动，能随时观察到周遭的一切动静，让我着实暗暗吃惊。2016年11月，钱先生来北京出席中国作协第九次代表大会，我去看望过他，并陪他吃了两次工作餐。有一次，南帆、吴俊、杨扬和我，陪着钱先生在餐厅吃饭，我发现钱先生只吃肉，不吃青菜，钱先生解释说，这是因为青菜嚼不动。钱先生嚼不动青菜，却嚼得动烤鸭和酱鸭，令我们感到惊奇。晚上我送了几盒茶叶给钱先生，杨扬在旁边说，这是好茶啊。钱先生的一句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不是好茶，明天早上喝了就晓得了。”杨扬照了几张铁凝主席与钱先生的合影，我及时转给了铁凝主席。算下来，这是我与钱先生仅有的几次近距离接触。
    众所周知，在现代作家中，钱先生最喜欢的作家是鲁迅和周作人，手不释卷的是《世说新语》。钱先生本人写得很少，著作等脚，但这双脚走出来的路，却是一条与当代中国文人不一样的路。众人皆看到了钱先生的散淡，钱先生本人也常自称“懒惰”，但我常常觉得，这“散淡”和“懒惰”中，或有深意存焉，不然，他的文章不会写得那么好。钱先生早年曾著有一篇散文《桥》，据说那只是他二十岁出头时写的一篇作文。我至今没有看到这篇文章，只是听格非讲过其中的大意：人们都说要到河的对岸去，但“我”却以为没必要过去了，那边的风景跟这边是一样的，看了这边就行了。不过，不久我又在另一篇文章中看到，钱先生关于“桥”还有另一种说法。钱先生认为，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千古的悲剧，就是因为缺少了一座桥。钱先生无疑是有大智慧的人，这大智慧中，怎能少得了对人生苦况的深刻理解。认为千古悲剧是缺少一座桥的钱先生，在他的晚年何不是把自己当成了一座桥，试图让更多的人通过文学，好走出那千古悲剧？
    钱先生仙逝于9月28日，这一天也是孔夫子诞辰的日子，台湾将这一天定为教师节，大陆的很多专家学者也建议将我们的教师节从9月10日移到9月28日。作为一个在现代文学馆工作的人，我或许也应该顺便提到，这一天也是中国现代文学馆峻工典礼的日子。钱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馆是很关心的，也是现代文学馆的学术顾问，是“唐弢批评奖”的顾问，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顾问。我在替中国现代文学馆起草的唁电中说：“钱谷融先生，中国当代最杰出的文艺理论家、文艺批评家、文学教育家，他杰出的工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赢得了荣誉。钱谷融先生，生前是传奇，身后是传说。”我想，了解钱谷融先生的人，或许都会认可这个说法。
    传奇和传说，注定是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