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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3日晚，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秦岭副教授做客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为同学们带来了题为“不爱远航的稻农——近海史前生业经济传统与海洋偏好”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历史文化学院靳桂云教授主持，部分教师及相关专业同学参与了讲座。 秦岭老师首先介绍了“语族-农业扩张理论（language-farming model）”的基本观点：农业的发展导致人口的急剧增长，迫使人群不得不对外扩张，以获取更多的土地和生存资源。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史前稻农沿着海路扩散到东南亚等地并逐渐取代当地原住民，形成“南岛语族”。根据大量的考古发现，秦老师对该观点提出两点质疑：新石器时代的人群/语族在扩张中为什么仅仅关注水稻？稻作文化的传播是否一定伴随着人群的迁徙？由此引出早期稻作文化和稻农可能并没有海洋偏好的观点。 接下来，秦老师用两个具体案例进一步阐释自己的观点： 第一个案例来自长江下游地区。河姆渡文化的田螺山遗址处于稻作农业起源的阶段。动植物遗存研究表明，田螺山遗址稻作农业在生业中所占比重逐步上升，但先民对林地资源（如橡子、大型鹿科动物）的利用强度由早及晚呈现下降趋势，与此同时对淡水资源（如菱角、淡水鱼类等）的利用程度加大。另外，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显示先民的肉食性食物来源主要是鹿和猪，并没有发现明显的利用海洋资源的证据，遗址资源域分析同样支持以上结果。由该案例秦老师得出小结：早期稻作文化伴随着野生植物资源和淡水资源的综合利用；聚落的选址考虑其获得各种林地资源和淡水资源的平衡性；早期稻作文化近海但不依赖海洋资源，没有海洋贸易。对田螺山、草鞋山（马家浜文化晚期）和茅山（良渚文化晚期）遗址杂草和植硅体组合的研究则显示：在长江下游稻作农业的发展阶段，先民不再大量利用淡水和林地野生植物资源，而是转向单一作物的稻作农业模式。 另一个案例来自印度东部沿海地区。结合印度驯化稻属遗存的传播证据，植硅体组合反映出的该地区不同的稻作形态，以及植物大遗存显示的以稻作为主、小米类和豆类混合种植的结果，可以得出印度近海史前稻作农业模式同样不偏向于利用海洋资源。 两个案例均表明：近海史前稻农没有航海移民的意愿。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结果，秦老师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季风水田单产高且人均需利用的耕地少，属于劳动密集型农业。扩张和开辟更多的土地并不能提高水稻的产量，只有精耕细作可以增大产出。总而言之，水稻农业的作用是拉动“内需（pull）”而不是促进扩张（push）。稻作农业的发展不一定会成为新石器时代先民航海移民的原动力。 随后通过分析东北亚、福建-台湾和东南亚大陆的考古证据，秦老师就农业海路传播相关问题展开讨论：（1）稻作农业传播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目前看来是在已有的海洋适应性文化的既有交流通道上加入了稻作农业的经济/文化元素（rice as an add-on item）；（2）农业的传播扩散是多种作物的组合（cereals packages）；（3）稻作农业的扩散，传播的是旱稻还是水稻，仍然需要进一步论证；（4）农业文化的扩散可能不一定伴随人群的迁徙。在讲座的最后，秦老师点明“经济”不仅仅代表“生计”这一概念，引发大家的思考。 在互动环节中，秦老师与在座师生就环境因素对聚落及生业的影响，田地中各类杂草组合变化分析在不同遗址中的应用等问题进行了交流与探讨。 秦岭，博士，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新石器时代考古，尤其关注田野考古方法与技术、史前玉石器研究以及生业经济研究。近年来，在稻作农业起源、聚落资源等研究领域，提出并引领新的研究视角和方向，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秦岭副教授 讲座现场 文/郭珊瑞 图/边荣伟 (责任编辑：admin) |